無論是從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整體來看，還是從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范疇來說，新世紀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一直處于上升的狀態(tài)，已經(jīng)無可爭辯地成為中國兒童文學中極其重要、無可替代的組成部分。

1、動物文學

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的題材優(yōu)勢，最明顯地體現(xiàn)在寫動物、寫大自然的 作品上。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大都聚居于邊地的山林、草 原，或是大江大河、荒漠荒野的邊緣。崇山峻嶺、湖川溪泉，是他們生息傳承的天地，駿馬義犬、馴鹿青羊，是他們生死相依的親朋，雜草野花、胡楊白樺是他們生存與共的伙伴。而其中，與他們交往最密切、交談最頻繁、交流最深入的，就是能奔跑、能鳴叫、有表情、能干活的動物們。正由于此，少數(shù)民族動物文學在新世紀中強勢崛起。

蒙古族青年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創(chuàng)作在動物文學中最具代表性。他的主要作品有動物小說集《老班兄弟》、《重返草原》，長篇動物小說《黑焰》，中篇小說《美麗世界的孤兒》，短篇小說《靜靜的白樺林》、《住在窗子里的麻雀》等。

長篇小說《黑焰》中，作品以母獒勇斗雪豹開篇，心靈震撼之中，令人驚訝于它的忠貞、溫情與剛烈，驚詫于它的勇氣、智性與魄力。結(jié)尾時寫它在呼倫貝爾草原大雪災中全力救護四個蒙古族小學生的過程，更驚嘆于它的忠誠忠實與多情多義。作家賦予這只黑獒以靈性和情性，寫出它像一團黑色火焰似的生命活力和生活熱情，也讓人們體味、體悟到古老的游牧民族的強悍和淳樸，以及現(xiàn)代社會中這一精神的缺失。作品既開創(chuàng)了寫動物的鮮明習性和鮮活情感相統(tǒng)一、樸實無華的民族土話和精致華美的文學語言相融合的獨特風格，又開拓了刻畫動物形象的審美視野，更開啟了人們心底珍藏著真善美的那扇門扉。可貴的是，作家對新一代蒙古族少年兒童的摯愛洇漫在字里行間；對當下社會上物欲橫流、漠視生態(tài)的現(xiàn)象，持堅決批判的態(tài)度。這就使動物小說除了具有深厚的地域性之外，更有了一種嶄新的當代性，使動物小說創(chuàng)作的意義超越了自身，也超越了兒童文學領域。

黑鶴的創(chuàng)作在2005年以后進入一個亢奮期。接連出版了長篇小說《鬼狗》、中短篇小說集《狼獾河》、長篇散文《羅杰、阿雅我的狗》《高加索牧羊犬哈拉和扁頭》。并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時，繼續(xù)出版 長篇小說《黑狗哈拉諾亥》，中短篇集《狼谷的孩子》，系列中篇小說《狼谷炊煙》《狼血》《獅童》，以及長篇散文《生命的季節(jié)》《王者的血脈》。與此同時，還發(fā)表短篇小說《冰層之下》《從狼谷來》《黃昏夜鷹》，散文《一個人的奔跑》《暴風雪中的馬群》等。這些作品，既延續(xù)了他的創(chuàng)作風格，又有所變化、深化。他，一次次飽含深情地描述那些巨大無比、兇悍無敵、堅韌無餒的蒙古牧羊犬，描寫那些與草地相依存、與巨犬共朝夕、與萬物同呼吸的蒙古族少年，描繪那些曠遠而神奧、美麗而神奇、幽深而神秘的與異國相連的大草原和大森林。這固然是為了優(yōu)雅地、美妙地呈現(xiàn)人與自然共生共處所特有的美，為了精湛地、藝術地表現(xiàn)蒙古族一代代人在特定的地域環(huán)境中所形成的獨特的民族心理素質(zhì)的美，為了真實地、深切地展現(xiàn)我們祖國疆域遼闊廣大、山水風光無限的說不盡道不完的美，恰更是為了切實地、深層地揭示草原文化的意蘊、意義和弘揚民族精神的氣勢、氣概；并由此使人們自然而然地理解中華文化的豐富、豐厚，認知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寧死不屈精神的堅貞、堅韌。如《鬼狗》，寫一只名字叫“鬼”卻一身純白，像傳說中的雪狼似的巨猛獒犬的野性、蠻性，更用詩性的語言抒寫獒犬對蒙古族小男孩阿爾斯楞的溫情與順從，使作品具有了象征的、哲理的意義。可以看出，黑鶴在動物小說中越來越注重對草原少年形象的描寫和刻畫。他寫動物，寫自然，卻正是在寫人，寫現(xiàn)實。他，想要通過文學，把那種原生態(tài)的生命觀帶給生活在今天的本民族及他民族的兒童們；想要讓生活在新時代的蒙古族及其他各民族兒童們看到生命的另一種絢麗和輝煌。

新世紀黑鶴創(chuàng)作的獨到還在于，在現(xiàn)代化突飛猛進、生態(tài)危機日益凸顯、民族精神家園逐漸破敗的現(xiàn)實情境中，切實地描寫了人與動物共同生存其中的廣闊的原野、豐沛的草地；描寫了人與動物和諧共處的詩意的生存、美妙的情誼；鄉(xiāng)土的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情感色彩、寓意色彩通過藝術表現(xiàn)得到了最為生動的展示。它的審美價值就在于使兒童從作品氤氳的自然崇拜、動植物崇拜的無限情思中，重新找到民族精神的原鄉(xiāng)。作品的民族性融于地域性之中，具有生態(tài)美學性質(zhì)。可以說，這是當下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在秉承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同時所生發(fā)、裂變的新質(zhì)，它使兒童文學民族性更顯充盈、更為豐富。

顯然，黑鶴動物文學的獨到，正展示出新世紀少數(shù)民族動物文學的豐富和厚重。

另一位蒙古族作家許廷旺，近幾年連續(xù)出版了11部長篇動物小說：《馬王》《頭羊》《草原犬》《狼犬赤那》《罕山雪狼》《狼道》《火狐》《絕境馬王》《怒雪蒼狼》《烈火靈狍》《黃羊北歸》。他和黑鶴，幾乎寫遍了草原上最具靈性的動物，他們作品中所描述、所表現(xiàn)的，同是生態(tài)文明、生態(tài)理念中的核心問題。但黑鶴作品彌漫著荒野氣息，更具原始的野性和天生的霸氣；許廷旺作品則營造了溫馨氛圍，洋溢著一種民間的淳樸和天然的憨厚。讀這些作品，除了記住種種的動物和動物的種種，也會由此想到不同草原上民族兒童特有的情感、情思、情趣，想到兒童與草原犬背后的歷史與現(xiàn)實，并產(chǎn)生內(nèi)心的共鳴。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紀中，南方北方不同民族的老一輩作家們，從不同的角度寫了不同類型的動物文學作品。

重慶市的土家族作家孫因的中篇小說《雪虎》，寫活了一只名叫“雪虎”的中國軍犬。它彪悍而機敏，在抗擊日本鬼子的戰(zhàn)斗中，無論東洋狼犬怎樣高大兇殘，它總能險中取勝。但它卻在主人犧牲、寡不敵眾時不幸被俘。歷經(jīng)磨難之后，最終率領百余只被俘的中國軍犬一齊暴動。在激烈的戰(zhàn)斗中，中國軍犬全部犧牲。但雪虎和它伙伴們的寧死不屈，令日本鬼子膽戰(zhàn)心驚；它們的臨危不懼，更使全中國各民族的大人小孩精神振奮、熱血沸騰。可以看到，作家努力穿越傳統(tǒng)的擬人化層面，向更深更廣的民族精神的層面凸入。

青海省蒙古族作家察森敖拉的長篇小說《天敵》，巧妙地講述了打狼英雄、老牧人達爾吉爺爺?shù)膶O子把全身白色、嘴巴黑色的狼崽當作狗崽來馴養(yǎng)的故事，令人回味思索著人與動物、人與自然之間的諸多問題。

云南省彝族作家張昆華的長篇小說《白浪鴿》，寫了一只可愛的、猶如潔白浪花的小鴿子從出生、試飛、春游、起舞，到捎信件、被囚禁、遭謀害的生命狀態(tài)，折射出當下社會中人性人情的真假善惡。寫鴿子行為的美，也是寫兒童心靈的美。

顯然，在時代進步中，老一輩作家們與青年作家一道，寫狗寫狼寫鳥，但寫來各有其趣味，各有其歷史內(nèi)涵和現(xiàn)實意義。這就使作品中的動物們無比生動起來靈性起來；動物文學中的情味和意味因此也就無比悠長起來深遠起來。

更需要關注的，是新人新作的出現(xiàn)。

如柯爾克孜族阿依別爾地·阿克驕勒的短篇小說《三條腿的野山羊》，描述大山里的一只野山羊，被獵人的夾子夾著了，為去救與自己一起被夾住的小山羊，就掙斷了那條腿，用三條腿蹦跳著前行著。作者刻意描寫三條腿野山羊無助中絕望、凄涼的慘叫和小野山羊掙扎中痛楚、凄厲的嚎叫，令人心靈震顫。與此同時，作者又全力刻畫了一個獵人家的孩子、已經(jīng)上了學的柯爾克孜族少年努爾別克的形象。他自小與山里小動物們一起奔跑、一起長大，在父親生病時，在風雪交加中，上山放走了那只已被夾住的小野山羊。努爾別克的這一舉動決不是一時沖動，而是他的本性、真心的表現(xiàn)。作品結(jié)尾時，小努爾別克卻因雪中迷路而死亡。作者似乎想以巨大的情感沖擊來引起全社會對生態(tài)維護的深入認識，并由此引發(fā)關于生活在大山中的民族生產(chǎn)、生活方式變革的思索。

又如侗族龍章輝的短篇小說《絕版牛王》，雖然只有萬余字的篇幅，卻極細膩地寫出了農(nóng)耕文明和民族精神。在社會轉(zhuǎn)型的時期里，商品經(jīng)濟大潮也涌進了僻遠的侗族山寨。強烈的金錢欲念，淡化了侗族人對牛王、對耕牛的情感。結(jié)局撼人心弦。作品中，侗族少年天運和他的妹妹阿月，令人難忘；他們對牛王的真情和深情，激人反思。這樣的作品，并不是早早地設定了傾向和目的，而是自然地拓寬了人們的文化視野，成功地解構(gòu)了當下一窩蜂的某些動物小說模式；無論從取材、立意、文字，都執(zhí)拗地追求和堅持一種文學理想和審美價值。

其他短篇小說，如哈薩克族加海·阿合買提的《瘸腿鹿的故事》、拉祜族李夢薇的《闖入者》，散文如鄂溫克族德柯麗的《小馴鹿的故事》、哈薩克族阿吾列罕·哈里的《天鵝回來了》、回族涇河的《宰牲節(jié)》，都寫了少數(shù)民族兒童與動物相處相依的感人故事，作品的題旨各有側(cè)重，寫活了這些生存于人世間的動物，作品中傷感的意味促人深思。顯然，這些動物文學作品，都沒有停留在生活的表層，而是由此探索民族生活的底蘊。

應當專門提到的是，吉林省滿族作家胡冬林，長期扎根長白山，寫出了許多關于動物、關于森林中萬般生靈的作品，受到少年讀者的喜愛。他近年寫出的長篇動物散文《山貓河谷》，足足用了五年時間，在山林中觀察、跟蹤山貓，到民間去尋訪、探究山貓的生活奧秘，然后用散發(fā)著林間清新氣息的優(yōu)美的文學語言書寫出來，所以每個細節(jié)、每個場面，都很打動人。更為出色的是，作家總是巧妙地寫到了林間萬物與山貓的種種關聯(lián)和關系，又總是機智地插進了諸多活潑有趣的小故事，使生態(tài)意識完完全全地滲進知識性；又使知識性自自然然地融入文學性。更為難得的是，由于他有長期在森林生活的經(jīng)驗，對林間的動物、植物，有一種別人不能感覺到的衷心的熱忱、傾心的熱愛，也就有了一種非凡的、甚至帶一點神秘色彩的文學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他因此寫出的獨具一格的長篇兒童文學《巨蟲公園》，通過寫實與夸張、變形的藝術手法，使大自然中的每一樣昆蟲都有了一種像模像樣、有緊有慢的平常日子，有了一種有價值、有尊嚴的生命狀態(tài)，有了一種活潑潑、興沖沖的思想情感，巧妙地寄寓了天人合一的傳統(tǒng)文化觀念和自然保護的現(xiàn)代文明理念。

也有一些回憶童年的散文涉及動物題材，如維吾爾族艾貝保·熱合曼的《放羊的日子》，納西族人狼格的《世界的細節(jié)》，寫童年放羊的“苦”，養(yǎng)狗的“樂”，寫動物們的遭遇，就寫出了時代的變化。還有的生態(tài)散文寫動物的命運，表現(xiàn)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如哈薩克族艾則孜·薩吾提的《熊的厄運》。

可見，因民族作家藝術個性的差異，使動物文學多姿多彩、各式各樣；而在相互的比較、比照中，恰正凸顯出動物文學的當代發(fā)展。顯然，濃郁的民族地域文化韻味，深厚的生命家園意識，鮮活的民族少年形象，強烈的理性和藝術沖擊力，構(gòu)成了新世紀動物文學發(fā)展中的特色。

2、探險文學

現(xiàn)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時代改變著整整一代人。兒童文學精神的內(nèi)在變化不可忽視。可以看到，新一代少數(shù)民族作家，以培育本民族、他民族兒童活躍的想象力、堅韌的意志力、非凡的創(chuàng)造力為己任，大膽地、果敢地打開兒童文學中久被封閉的思想空間，潛心于寫探險、冒險、驚險的兒童文學作品。

新世紀以來，最早寫這類作品，并堅持探索、不斷開拓的，是土家族“80后”兒童文學作家彭緒洛。

彭緒洛，出生于湖北長陽土家山寨，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所形成的體驗世界的方式與人生價值觀，自然不同于前輩作家。他一向主張少年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最早倡導探險勵志，并身體力行，也由此開拓出了屬于他自己的文學道路。彭緒洛連續(xù)出版“少年冒險王”系列、“少年奇幻冒險”系列、“時光定位鐘”系列、“兵馬俑復活”系列等少兒探險文學作品三十余部。書中敘寫的探險，卻都是去了地圖上能找到的地方。說是冒險，陳述的也幾乎全是現(xiàn)實中會遇到的事情。說是驚險，描繪的又正是課本里總講到的自然萬物。當然，書中所著意表現(xiàn)的，也包括日常較少涉及到的土家族聚居的高山大川和極少人去過的荒原漠野，其中許多遠方的鳥獸蟲魚和古跡中的奇事異說，是少年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或者是完全想象不到的，從而使這些書既具親切感又有一種神秘感。

彭緒洛寫的每一座山、每一條河，都不是客觀地記游和獵奇，也不是單純地探幽和冒險，而是以土家族作家的擔當，書寫本民族和他民族人們的現(xiàn)實生活與內(nèi)心情感，追尋先人所創(chuàng)造、所遺存的歷代古跡與民族文化，表現(xiàn)當代少年兒童身上所透露的新的心理狀態(tài)和精神氣質(zhì)。他的筆游走于現(xiàn)實與歷史之間，穿行于少兒與長者心中。他的書中，雖是現(xiàn)實與幻想交錯、交融，卻始終彌漫著濃濃的民族文化氣氛，散發(fā)著釅釅的民族生活氣息。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少年冒險王：追蹤叢林魅影》和《少年冒險王：險護巴國廩君劍》。前者寫四個少年因聽到了清江附近有怪物的傳聞，結(jié)伴前往探究。先來到湖北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境內(nèi)的清江。這條發(fā)源于利川市龍洞溝的清江，清涼清澈，是土家族的母親河，是古代巴人的發(fā)源地。而山下四面環(huán)水、山上五峰錯落的武落鐘離山，正是土家族祖先聚居之地。作家由此所描述的凌空高懸、祀奉巴人首領的向王廟，印記著古代巴族生殖崇拜的石神臺，表現(xiàn)著巴人誕生之地的赤穴、黑穴，以及顯現(xiàn)巴人首領廩君英靈的白虎石、白虎堂，傳說是廩君妻子化身的鹽女巖，標志著土家族白虎圖騰的白虎亭等等勝景，再加上途中所嘗土家族的飲食，所見土家族的服飾，所遇土家族的婚俗，正可以說是，每一段故事，每一個細節(jié)，都滲漫了土家族的文化和理念；每一則傳說，每一個人物，都濃縮了土家族的歷史變遷和社會變動。那不是藝術加工的結(jié)果，更不是刻意表達的列舉，而是眼前活潑潑的民族風情，是土家族人真的性情、善的愿望、美的追求、巧的構(gòu)想的活生生的表達。后者，則是源于歷史傳說的一種尋覓和探究，是當代少年對于文化傳統(tǒng)的一次尋根和探險。有根有據(jù)的驚險和傳奇，合情合理的夸張和幻象，使作品充滿了想象，充滿了趣味，充滿了歷史感和現(xiàn)實感的交織，也充滿了行動力和知識的張力；更使這一類作品在所展示的奇異、幻化的“冒險”中，張揚了好奇心、自強精神、助人品格，從而使優(yōu)秀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得以傳承、發(fā)揚，使高尚的民族道德觀念得以傳播、光大。顯然，對特定地域風貌、風物特點的表征描寫，恰恰是巧妙而又含蓄地寄寓了對某一民族心理、心性的深層揭示。

少年探險小說，在十九世紀前西方兒童文學中就已出現(xiàn)，之后在蘇聯(lián)兒童文學中也曾占據(jù)重要位置，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彭緒洛的作品，從大的文化背景看，內(nèi)涵是十分博大的。顯然，彭緒洛善于借鑒、汲取，他這方面的創(chuàng)作，既是本土的又是超越本土的，別開生面，自成一家，在中國兒童文學中具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

云南省哈尼族作家存文學的長篇探險小說《黑蟒橋》，則著力于寫實。作家寫南疆山寨里名叫大崗、二楞子的兩個男孩和從省城來的女孩小李弦，帶著一條名叫黑閃的獵狗，闖進了荒蕪人煙、野獸出沒的峽谷。寫少年們驚喜地看到了美麗參天的攀枝花樹，看到了荒涼深邃的峽谷里藏匿著的萬物生長的蓬勃和自然呈現(xiàn)的熱烈；新奇的發(fā)現(xiàn)和新穎的感覺，倏然間征服了三個少年的心，他們心中那一點點恐懼即刻化作了美妙的希冀和美好的期待。之后，他們碰到了各式各樣從未見過的飛禽走獸，經(jīng)受了花腳蚊子的叮咬、日眼蟲的騷擾。驚詫慌亂之中，還聽到妖的故事。更令人驚愕的是，他們竟走上了由大蟒搭住兩岸的“黑蟒橋”！橋動得蹊蹺，人掉下深澗，奇與險就在一剎那間。

他們又在巖壁下的樹林間遇到了住在草屋里的抗日老人，看到了一架保存下來的戰(zhàn)斗機。作品寫得驚天動地、驚心動魄，讓我們真切地領悟到，作品中鮮明的地域特色和生動的時代特征，怎樣凸現(xiàn)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在新一代兒童身上的承揚、發(fā)展，又怎樣豐富、發(fā)展了兒童文學民族性的內(nèi)涵與外延。

還有一種少年探險文學，民族色彩、地域色調(diào)極為濃郁，但由于用悲劇的方式來表現(xiàn)，使作品具有一種深沉、深刻的警示和啟示的意義。

如新疆維吾爾族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的中篇小說《心山》，寫了三個年齡相仿，向往美好，卻家境各異、性格相殊的維吾爾族少年，因為被村子里流傳的“心山”的傳說所吸引，被傳說中用鮮血挽救樓蘭孩子的拜格庫勒拜格和使心臟變成了“心山”的“漂亮母親”所感動，竟自作主張，去探察、探尋那座天天被日頭映照得像是剛被掏出來的心一樣鮮紅的“心山”。整部作品都在描繪他們走向“心山”歷程中的心境和困境；都在描述當下的社會現(xiàn)實、生活環(huán)境對他們每個人的具體影響，以及他們崇拜民族英雄、創(chuàng)造自身奇跡的情結(jié)；都在描寫他們每個人心中希望獲取新的知識、展示別樣才能的情思，以及對實現(xiàn)這一希望、這一展示的切盼。作品中，寫到沙漠在陽光下的金光閃閃，寫到大沙漠的壯觀煥麗；卻更真切地寫出沙漠中鋪天蓋地的黑夜帶著突如其來的饑餓和孤寂、帶著滲進骨髓的寒冷和恐怖壓過來。寫到沙塵在暴烈狂風中吼叫和張揚，又更強烈地寫出沙山從遠處無可遮擋地移過來。寫到身處荒漠的三個少年，無力進退，無處躲避，猶如飛蓬之于沙地，眨眼間被吹飛、被埋沒后的死寂與悲涼。巨大的情感沖擊，將“險”凸顯到極點，將悲劇的緣由凸現(xiàn)到極度。這樣的作品，明顯地超越了以往的游歷小說和驚悚故事。

顯然，新世紀的探險文學中寫了民族少年特有的理想沖動、生命熱情，寫了他們離奇而真實、驚險又平常的經(jīng)歷，寫出了兒童成長中的實際歷練和性格養(yǎng)成，寫出了少年人生中的獨立意識和吃苦精神，也寫出了博大祖國從南到北迥然不同的地域文化風情、文化積淀，以及多民族祖國的生機和希望。作家自己的地域體驗和民族氣質(zhì)，極大地拓展了作品的知識內(nèi)涵和情感意蘊，也使兒童文學的民族性在多元開放中或多姿多彩，個性獨到，或交匯貫通，融鑄一體。作品中，作家們也賦予了少年人物以特有的當代氣息和詩性氣質(zhì)，可以看到，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世界觀、民族觀必然地影響到作品民族性的程度和容度。

另有一些作品，近似上世紀五十年代前蘇聯(lián)的驚險小說。作品中，伸張正義，鞭撻邪行；展示光明，驅(qū)除黑暗；頌揚善良，貶斥惡濁；并將現(xiàn)實和想象、成人世界和兒童世界融合起來，是兒童探險小說的一個分支。

如黑龍江省赫哲族作家孫玉民的短篇小說《神秘的依爾嘎》，是一曲驚險交加、曲折有致的赫哲族少年英雄精神的頌歌。依爾嘎，是嚴寒的黑龍江畔得勒乞山上盛開的鮮紅花朵，也是作品中這個12歲赫哲少女的名字。作家粗筆勾勒，又細筆描寫她對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卻又總在寫到緊要關頭時戛然而止，使依爾嘎美妙而神異的抗日情節(jié)在跳躍式發(fā)展中愈顯蘊藉離奇，跌宕起伏中更為讀者開拓十分闊大的想象空間。在誘人入圍、引人入勝之中，激發(fā)一種探求、探究的志趣，從而大大增強作品的吸引力和震撼力。

與這篇小說異曲同工的是湖南省回族青年作家于懷岸的短篇小說《祖上的戰(zhàn)利品》。作品寫山里的善心老獵人麻子帕旺，在人跡罕至的青云嶺遇到了老虎，還救下一個人。沒有想到的是，他救的這個人是日本鬼子的特工。鬼子特工認出帕旺用來劈柴的刀是“天皇陛下御賜軍刀”，而這正是帕旺祖上打倭寇的戰(zhàn)利品。他就把軍用刺刀喂進帕旺肚子里。帕旺才明白過來，即刻用抓破過虎喉的五指抓住了對方的喉嚨。作品中，層層設置懸疑，又處處點破疑題，寫出一種對敵斗爭中的驚悚、一種善惡較量中的驚險，又激發(fā)一種警惕、警覺的心智和心思。作家采用繞彎的表現(xiàn)方式，從人們很容易忽略的民族生活側(cè)面展示了國家和民族的精神。

這兩篇小說，都寫抗日，都有驚有險，有壯有烈，但民族地域背景、小說主人公的狀況、抗擊敵人的場面等等，又都迥然相異，各有千秋，從而使少數(shù)民族抗日少年形象更顯活脫，使驚險題材的民族兒童小說中躍動著童心，熠耀著人性之光，而又顯現(xiàn)著不同民族作家各自的藝術個性。

3、鄉(xiāng)土文學

在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中，鄉(xiāng)土文學的概念是比較寬泛的。因為南北方不同民族聚居的地區(qū)相距很遠，他們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也相差很大，少數(shù)民族作家們以不同的視角，從不同的層面，較為廣闊地展現(xiàn)了本鄉(xiāng)本土少數(shù)民族兒童在時代進程中的生活現(xiàn)實，使作品既有歷史背景和現(xiàn)實場景的展現(xiàn)，又有時代氣息和文化氣氛的洇滲，它的思想內(nèi)涵就會包括了民族、歷史、社會、文化等等方面，它的藝術方式也會延伸到各種各樣的體裁。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范疇中，鄉(xiāng)土文學具有無限的豐富性和深刻的民族性。它在新世紀的發(fā)展也更加自由、多樣。

鄉(xiāng)土的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十分明顯地在兩條路徑上大幅度拓展：一是童年小說，一是鄉(xiāng)野散文。這兩者看似十分統(tǒng)一，卻常常各行其道，彰顯著鄉(xiāng)土文學的美麗美妙、活潑活泛。

云南省回族女作家白山的長篇小說《戴勛章的八公》，是鄉(xiāng)土童年小說中的佳作之一。

白山，滇西騰沖人，長期在云南省交通運輸部門工作。這本書正是寫了她熟知的生活，寫了少數(shù)民族前輩的童年。書中寫一個大名叫姜石頭、小名叫八公的十六歲的云南山地少年，在民國二十六年的冬天知道了日本人霸占東三省，橫行大半個中國。他隨即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洪流之中——與云南各族人民一道，幾個月內(nèi)，修筑出一條跨越崇山峻嶺、直達仰光出海口的汽車路：滇緬路，以承運大量國際援華軍用物資，打破日本侵略者的封鎖。八公的少年人生就這樣與這條路連在了一起。工地上的男女老少說八公是個“英雄”。福舉用手桿粗的樹枝鋸成一個薄薄的、里面有紅的白的細紋年輪的圓片，用小刀削上一些狗牙邊，上下各打一個眼，上面拴根草編細繩，下面掛三根狗尾巴草，制成了一枚地道的勛章。工地“頭兒”杜阿壯就把這家鄉(xiāng)人用家鄉(xiāng)樹木制成的勛章輕輕地戴在八公的胸前。

不可忽略的是，這部作品雖一直寫八人民，漢、回、白、彝、傣、景頗……我們要一條心，擰成一股繩，修出這條救國路，把娃娃們從日本人的刺刀下救出來……”作家通過一種巧妙的角度直接切入當時云南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呈現(xiàn)出滇西山民在國家存亡緊急關頭的一種原生態(tài)的淳樸和篤厚，讀來感人肺腑！白山在將滇西山地滇西山民融入進中華民族抗日洪流的同時，也將中華民族全民抗日的偉大精神融入了作品中。顯然，在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的發(fā)展中，民族作家更賦予鄉(xiāng)土以現(xiàn)實和歷史的厚度，他們不僅僅從地域的獨一、民族的生息來寫鄉(xiāng)土，而是將一種特定的鄉(xiāng)土書寫變成了一種文化審視，并將作家對生命與生活、信仰與信念的思考寄寓其中。也因此，民族作家的鄉(xiāng)土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價值，絕不只是在于體現(xiàn)出了在全球化語境中進行鄉(xiāng)土書寫的獨特性，更在于作品中所展現(xiàn)的歷史縱深感、博大的民族情懷所具有的深長的情味和深遠的意義。

其他如拉祜族女作家李夢薇的《扎拉木》，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琥珀色的彎月石》，也都是寫不同鄉(xiāng)土上少數(shù)民族兒童心靈世界的好作品。

吉林省蒙古族作家陳曉雷（圖特戈）的美文集《我的興安我的草原》，是作家于新世紀創(chuàng)作的適于兒童閱讀的鄉(xiāng)野散文集，清新優(yōu)美，質(zhì)樸淳厚，從中可以看到鄉(xiāng)野散文在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范疇中的美學品位和價值。

陳曉雷，出生于大興安嶺甘河小鎮(zhèn)，在高高興安嶺的坡地上、山林間度過童年和少年。在他的創(chuàng)作人生中，山嶺、森林里的日日夜夜，童年、少年時的辛辛苦苦，是永遠無可磨滅的記憶。那是他志向、志氣的火種，長久地埋藏在心底，無論是熱愛生活的熾熱真情，還是珍愛青春的熾烈激情，都會即刻點燃他內(nèi)心的心志之火、心氣之火。這就使他童年、少年時的一段段經(jīng)歷、一次次感觸、一回回體悟，化進了這本被列入“中國美文名家名作典藏書系”的散文集。

在這本集子里，陳曉雷以天然、淳真的筆調(diào)描述出內(nèi)蒙古呼倫貝爾地區(qū)大小興安嶺原生態(tài)的山林風光及居住在這里的蒙古族、漢族、鄂溫克族的小孩子們?nèi)粘Ｉ畹狞c滴情趣；以家鄉(xiāng)人最熟悉、最順耳的聲氣講述著內(nèi)蒙古高原上那山那河那樹那草，以及山嶺上的神靈、河岸邊的神樹，和樹林傳達出的大自然的聲音、草叢呈現(xiàn)出的大自然的色彩。他面對遼遠寬廣的山野草原，書寫著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塊土地，寫出不一樣的，洇滲著他內(nèi)心熱愛這塊土地的情感的鮮活的文字。如《大嶺高粱果》中寫大嶺上長出的酸得讓人流口水的山杏，甜得像葡萄的都柿，澀得讓人拉不動舌頭的稠李子，以及上白下紅、鮮亮綿甜的高粱果，寫得讓人饞涎欲滴。又如《爬犁小記》中寫爬犁像蹦跳狂跑的鹿，在雪坡上起伏馳騁；像翱翔的飛機快速輕盈，只一兩分鐘就把大山大樹甩得老遠的感覺，讓人快樂無比。這些文字里，夾帶著卷了雪粒、裹了雪霧的怒吼的狂風，以及勇往直前、銳不可當?shù)陌簱P的朝氣，流淌著人與自然相依存、相幫助的生命氣息，都活生生，活潑潑，給人以激勵和鼓舞。

應該特別提到的是，陳曉雷新世紀的鄉(xiāng)土散文，不只是寫了家鄉(xiāng)土地上令人難忘的心思和心儀，寫了回味無窮的心智和心氣；他的筆下，還寫了“八歲的我”嚴冬時隨母親上山砍柴，險些把腳凍掉，仗著爬犁才得救的危難場景；寫了“十二歲的我領著八歲的弟弟”進東山，找到一棵又粗又高、身子傾斜的枯柞樹，我狠勁地鋸著，卻在大風中被倒下的干炸樹壓住了右腳的危重情景。他筆下的貧窮、艱難、危險、禍患，都呈現(xiàn)著一種精神——一種壓不倒、擊不垮的堅韌不拔的精神，一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自強不息的精神。陳曉雷始終在寫蒙古高原的壯觀和酷寒，始終在寫蒙古族兒童秉性的慓悍和不屈，始終在寫那一年代童年的被摧殘和被損害；而讀者正是從這種獨特的地域環(huán)境、獨特的生存際遇的具象描繪中，感受到了歷史變遷對民族命運、兒童生存的巨大影響，感悟到了自然情懷與人文關懷的緊密關聯(lián)。

回族作家阮殿文的鄉(xiāng)野散文，則寫回族少年心中珍藏的鄉(xiāng)情、親情，呈現(xiàn)出回族新一代人的情愫、情思，充滿了穆斯林生活氣息，也由此透示回民族的善良情懷和闊大胸襟，既具別樣風采，又顯示出中華兒童文學的多姿多彩、豐富豐厚。

阮殿文出生在云南省東北部的魯?shù)闉碁程铩Ｔ谒淖髌分校旰蜕倌陼r期的生活，不只是一個題材，一次追憶，一種向往，而是一個民族心靈的、精神的抒寫——抒寫恪守信仰的、稚真天真純真的心靈；抒寫追求美好的、向?qū)W向善向上的精神。童年、少年，在他的作品中，也不只是一個符號，一次激動，一種靈感，而是一個民族審美的、詩性的呈現(xiàn)——呈現(xiàn)回族人特有的洇漫了濃重宗教色彩的高潔、單純的審美趣味；呈現(xiàn)穆斯林獨具的滲透了厚重普世價值的簡潔、平易的詩性表達。2010年出版的《像大地一樣》，正是他的散文精選集。

阮殿文新世紀的鄉(xiāng)野散文可歸為三類。一是以少年人的心神目光，寫心間最珍貴的親情，如《父親挑書》《母親的菜花》；二是以兒童的心靈感應，寫鄉(xiāng)間最美妙的自然情愫，如《大地和她的守衛(wèi)者》《像頭頂?shù)男枪馕桂B(yǎng)著夜空》（還有未收進集子的《兩只小麻雀》等）；三是以少兒的心情直覺，寫人間最樸質(zhì)的兒時情懷，如《河堤上的少年》《火把》（未收入集子的《小街少年》也屬這類）。所有這些作品，似乎都只是在寫一些人們并不很在意的東西，卻都有著鮮亮的地域、民族色彩，有著鮮明的倫理、道德傾向。

這些作品又都與眾不同。那就是作家總能把似乎看不見、摸不著的民族文化心理、內(nèi)心情感，通過細節(jié)刻畫，讓兒童領悟；總能把深藏于人們言行的民族傳統(tǒng)美德、思想觀念，通過形象描繪，使兒童曉得。比如，《母親的菜花》中，寫回族家庭里母親的勤勞與對家人的愛，《大地和她的守衛(wèi)者》中，寫孩子對鳥兒、對天空的觀察與感悟，《河堤上的少年》中，寫面對冬天田野的少年的感觸與幻覺，都寫得細膩而實在、細致而優(yōu)美，活脫脫的，無論哪個民族讀者讀了，內(nèi)心即刻引起共鳴。

還如，擅長寫鄉(xiāng)野自然的遼寧省滿族作家佟希仁，近年間，更以生長在東北山地的滿族少年的獨特視角，使抒寫鄉(xiāng)野自然與描述民族人文相融合，《祖母》《泥火盆》《鞋子》《放爬犁》《家鄉(xiāng)的火炕》《放鷹》等，都凸現(xiàn)滿族的風情習俗、道德風尚，凸顯滿族人的思想風貌、性格內(nèi)涵。

《故土情深》12篇，以童稚目光看大東北的粗獷大氣，寫滿族少年的淳樸向上，凝聚著滿族文化特征，折射著滿族人的價值取向。另一位滿族作家西風的散文，也總是鄉(xiāng)情深深，鄉(xiāng)思濃濃，清新通透的田野氣息和溫馨質(zhì)樸的鄉(xiāng)間情味同在。《莊稼的贊美》，在用擬人化的藝術方式贊美莊稼的同時，也贊美了滿族人的勤勞、儉樸、干練。

其他，如東鄉(xiāng)族鐘翔的《包谷·麻雀·村莊里的路》，回族楊漢立的《我的山寨》，蒙古族唐新運的《一棵柳樹》，達斡爾族安菁罳的《莫力達瓦的原野》，藏族白瑪玉珍的《牧場四季》，土家族向迅的《鄉(xiāng)村筆記》，傈傈族密英文的《翻犁春天》、哈尼族陸劍輝的《梯田之上》，普米族熊貴華的《山村散記》，苗族朗溪的《寫一節(jié)故鄉(xiāng)》，黎族李天斌的《夏天的秘密》等等，這些鄉(xiāng)野散文，因不同民族的地域、歷史、文化的殊異，以及作品中所運用的充滿了民族生活情味的獨特而美妙的藝術方式和文學語言而格外豐富多彩。在物質(zhì)化、科技化越來越嚴密的今天，邊遠的民族地區(qū)也正在被卷進城市化的洪流中，對本民族世代生息的地域風土、地勢風光的詩性描寫，正體現(xiàn)著不同民族的精神向度，體現(xiàn)著少數(shù)民族在歷史中形成的崇尚樸實、向往樸厚、喜愛樸素的民族文化心理。而這一點，也正呈現(xiàn)出當下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中回歸自然的潮起，緣于少數(shù)民族兒童審美意識中的“鄉(xiāng)土家園”的存在，是對“民族故地”的尋根情愫，對“自然鄉(xiāng)土”的眷戀情思在新的時代中的重新展現(xiàn)。這是當下民族兒童文學中鄉(xiāng)野散文創(chuàng)作的一種無可替代的人文魅性，鮮明地顯示其獨具的美學品格。

4、奇幻文學

新世紀奇幻文學在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領域里的發(fā)展，并不著重在“奇”得怎樣詭異，“幻”得怎樣玄虛，而是使“奇幻”浸漬于生命、生活的汁液之中，亦奇亦實，亦幻亦真，使“奇幻”的精神空間隨時跳轉(zhuǎn)，充滿張力，更使“奇幻”的故事情節(jié)流暢自如，激情洋溢。“奇幻”本身是有魅力的，在兒童心目中，“奇幻”也是美麗的。但它真正打動人的，是它在華麗的筆法、隱晦的筆調(diào)中所包涵的對萬事萬物的可能性的探索，以及由此蔓延開來的豐富的想象和自由的幻想。因為，這里所包涵的，也正是對生活前進、對兒童成長、對民族未來的熱切希冀。

新世紀奇幻文學一直在使它的奇幻性融合于兒童文學的民族性、當代性之中。

遼寧省滿族女詩人王立春是奇幻文學創(chuàng)作的佼佼者。

2002年以來，王立春陸續(xù)出版了《騎扁馬的扁人》《鄉(xiāng)下老鼠》《寫給老菜園子的信》《偷蛋賊》《光著腳丫的小路》《貪吃的月光》等詩集。她像是家鄉(xiāng)廣袤草場上一名出色的馭手，駕馭著自由的想象，縱橫馳騁于詩歌的曠野，對居住在農(nóng)牧交雜地區(qū)的滿、蒙、漢不同民族的孩子，做出美妙而奇異的回應。或巧妙地運用兒童最喜愛的使萬物人格化的擬人手法，構(gòu)建順乎情理又異乎事理的奇譎的意象；或以極度夸張的、怪誕的方式，造出各種靜的姿態(tài)和動的感覺，構(gòu)成一種近在眼前遠在天邊、明明真實恰恰奇幻的神妙意境；既越出人們習慣的思維定勢，又奇幻得一點不落俗套。如《糊涂老玉米》《蛐蛐風》《整天裝病的草》等，詩中寫老玉米、蛐蛐、百草，與以往這類詩中的描寫迥然不同，有著鮮活的民族、地域的印記，也明顯地洇浸了新時代、新生活中涌動著的生態(tài)意識，是奇幻文學中一種全新的藝術方式，大大開拓少兒讀者的想象空間。

王立春詩作之所以能夠以奇制勝，還在于她把獨一無二的生動性融進了變化莫測的奇幻性。詩中，不僅意象、意境都亦奇亦妙，遣詞造句的奇婉，取譬設喻的奇詭，也都非同一般。小小的事物因此以一個個奇特的生命形式、生命故事，展露一種人性本色，展現(xiàn)一種道德意蘊，展示一種民族文化。如《毛毛蟲回姥姥家》，恰似遼河平原上一則活脫脫的奇幻的民間童話；《螞蟻士兵》更是夸張而生動地寫小小螞蟻士兵的大陣勢、大氣概，使人人見過的毛毛蟲和小螞蟻們，在奇異幻想中詩化為靈妙、奇異的意象，又由此營造出有點神妙又有些神奇的意境。有聲有色，奇幻至極。而《狗牙根兒》《狗尾草出嫁》《螳螂大哥》《冬天咬人》等等，也都奇巧地運用兒童視角，幻化地展示出現(xiàn)實社會中兒童天地里那一個有趣又無奈的情感世界；并在簡潔的描繪中，把帶有滿族聚居地區(qū)生活特色的氛圍奇譎地渲染出來，從而使日常與奇異同在，哲理與奇妙共生。

新世紀中，瑤族詩人唐德亮的飽含少數(shù)民族兒童情愫的詩歌，也體現(xiàn)出奇幻藝術的審美意蘊和意義。作品中的奇異幻想，都源于對少數(shù)民族兒童所熟悉和關注的物、事的理解和發(fā)現(xiàn)，源于詩人對少數(shù)民族兒童心靈的敏感和深悟。維吾爾族艾爾西丁·塔提勒克還寫了《聰明的母雞》，通過奇妙的幻想，使以往被人認定蠢笨的母雞聰明了，機靈了。在土族詩人張懷存的詩中，大自然的每一樣季節(jié)、每一個日子、每一株花草，都紅紅火火，都蓬蓬勃勃，都蹦蹦跳跳。激情在奇異幻想中燃燒，大愛在奇妙幻想中熾烈，詩意在奇麗幻想中升華。

奇幻文學中的小說，無論是長篇、短篇，都能夠很好地反映現(xiàn)實，反映深刻的命題。在少數(shù)民族作家看來，奇得出格，幻得荒唐，正是跟現(xiàn)實保持著特別緊密聯(lián)系的一種極妙的藝術方式，在奇幻中，往往能夠更加美妙地反映現(xiàn)實生活中最令人糾結(jié)的尖銳問題，從而使這種作品具有了獨特的意義。

回族女作家白山的長篇小說《猩猩語錄》是一部極具特色的奇幻小說。

《猩猩語錄》的主人公，是一只健壯的、有著豐富生存經(jīng)驗還會思考問題的黑猩猩。它是本市第一位參與“與人類握手”的生態(tài)試驗，對人類和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文明，包括他們的生存方式、生活現(xiàn)狀進行了親身體驗的動物。書中，它一一地講述：它是怎么“與人類握手”的，以及它對人類的看法和對這次“握手”的看法；又逐步地說到了它與人們的接觸、親近，說到了它學會閱讀、思考，還引用專家的話來表述自己的見解。更為吸引人的是，書中奇特的幻想境界，是在挪開層層屏蔽、撥開重重懸疑、打開連連謎團之中，不斷地衍伸、深入的。既平中出奇、引人入勝，又美妙神奇、激人大悟。

可以看出，作品既源于當下中國的現(xiàn)實生活，又承揚了中國歷代傳奇文學的傳統(tǒng)，并對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有所采取。而最重要、最關鍵的一點，是少數(shù)民族作家對幻想藝術的創(chuàng)造性的運用。作品中，白山通過夸張、比擬、暗示、象征等手法，敘述和描畫黑猩猩進入人類社區(qū)的生活情況，使它所經(jīng)歷的稀奇古怪、光怪陸離的一切，都像真實情況下的生活一樣活脫、一樣生動，而且更覺典型，更富情感色彩，也就更具一種無可比擬的藝術魅力。

顯然，這是白山在新世紀的一次精心的藝術創(chuàng)造。理想的情懷，浪漫的精神，幽邃的意境，深奧的蘊含，在奇幻至極的悠長故事里，縱橫交錯，交相輝映，使小小的“猩猩語錄”有當下生活的質(zhì)感，有大氣派，有很強的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

短篇奇幻小說中，哈薩克族合爾巴克·努爾阿肯的《靈羊》（阿依努爾·毛吾力提 譯）頗具代表性。作品寫一個曾因殺害巖羊而致右眼外翻的老獵人，再三阻攔小兒子葉熱篾克帶著他的另一個孫子賽力克去捕殺巖羊，葉熱篾克不聽。他射殺了母巖羊后，竟誤射了自己的侄子，也使自己口鼻歪斜，挪不動半步。看似神奇的靈異感應，卻

洋溢著新的時代氣息。葉熱篾克的遭遇，是哈薩克人心中認定的一種報應，卻也正是生態(tài)意識的一種覺醒。其他，如布依族作家夢亦非的《布布和他的寨》、瑤族馮昱的《拔草的女孩》，作家的藝術構(gòu)思，作品的情節(jié)發(fā)展，也明顯地烙印著少數(shù)民族民間文學的痕跡。前者寫布依族山寨里十二歲男孩布布與七歲女孩小麥丫一起造無窮無盡高的芭茅桿棒棒梯，小麥丫與小狗一同升天的故事；寫布布在魔蕨叢中迷路、小麥丫帶布布走進奇異森林的故事；寫布布在月明的夜晚坐進

一段枯楓香樹里劃向銀河的故事；構(gòu)筑了一個極獨特奇異的表現(xiàn)特定民族兒童生活、情感的藝術空間。藝術的陌生感與思想的深邃感兼具。后者寫一個勤勞、勤儉卻又命苦、命短的女孩亞蓮，因她喜歡拔草而寫到了班主任周老師，因她是為別人家拔草而寫到了有錢人劉勝富，從而在奇特的幻想空間里展示出廣闊無限的現(xiàn)實。藝術的生動性與思想的深刻性兼具。兩篇作品中，極度夸張與非凡表達，構(gòu)成了奇幻兒童文學特有的神秘氛圍和神奇魅力。應該說，這是兩位作家的精湛的藝術創(chuàng)造，是兒童奇幻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一次次新的探索。

在奇幻兒童文學中，童話得天獨厚。但少數(shù)民族作家寫童話的很少。進入新世紀以后，童話創(chuàng)作有了一點變化：一是注意到兒童這個廣大而弱小、卻又非常重要的讀者群；二是超越以往、超越自身，使童話奇幻得完全出乎意外而又更加貼近當下；三是愈奇幻愈理性，使哲理變得有意趣。

滿族女作家肇夕2006年出版了短篇童話集《繞樹一小圈兒》。篇篇都奇幻空靈，又都有一個畫面在眼前定格。作家在這些畫面的延續(xù)、連接中，使奇幻的情節(jié)或延伸或跳躍，充滿著幻想的超常性和幽默感。如《油菜籽歷險記》，寫一粒外出迷路的油菜籽的遭遇，故事場景令人稱奇，天真爛漫的童情和異想天開的童趣洇透了每一個畫面，清新的地域氣息撲面而來，不鄙棄細微、不忽視細小的民族文化中的傳統(tǒng)意識在現(xiàn)代童話的詮釋中更加光大。這種似傳統(tǒng)非傳統(tǒng)、似現(xiàn)代非現(xiàn)代的奇幻的童話方式，令人感到新鮮新穎，而且生動地表現(xiàn)出她對于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審視和批判，以及對當下一些社會現(xiàn)象的體察和思考。

2009年出版的《小東西簡史》中，作家以幼兒的特定視角、幼兒特有的不確定的想象方式，從人們常見事物中生發(fā)出奇異幻想并編織成故事，構(gòu)建了幼兒們想得出、見得到、有感覺、能感悟的奇妙的童話境界，寫出一種幼兒心靈的真實。肇夕在描寫生動的細節(jié)和深厚的情感的同時，使作品在盡情地呈現(xiàn)著魔幻的神奇、變幻的新奇時更具真切感。可貴的是，肇夕未被幼兒天地所拘囿，她的創(chuàng)作總是在奇異幻想的有限天地里展示生活的無限豐富性——把一個個關于人生的美妙的哲學命題，藏進每一則關于小東西的小童話中。這種豐富性，涵蓋了現(xiàn)實社會的方方面面，不僅使作品色彩斑斕，也揭示了小東西們成長歷程中獨特的民族文化意蘊。這本《小東西簡史》因此被稱為幼兒哲學童話。

2011年夏天，回族作家白冰出版了幼兒童話《小老鼠稀里嘩啦》系列：《稀里嘩啦愛幫忙》、《稀里嘩啦變變變》、《稀里嘩啦和大噴嚏》。那是一套三本裝幀精美、內(nèi)容精湛、圖文并茂、妙趣橫生的書：雖然每一本每一頁都洇漫了魔幻色彩，卻每一篇每一處都表露著現(xiàn)代意味，都以對幼兒稚拙幻想的奇妙呈現(xiàn)、天真情感的精彩表達和對民族傳統(tǒng)美德的當下觀照取勝。

5、成長文學

成長文學，它的內(nèi)涵涉及校園內(nèi)外，是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中一個敏銳多樣，又富于童情童趣的部分。它的優(yōu)勢在于順應兒童成長中有所變化的審美心理，不斷地從民族文化發(fā)展的新的層面進入當下更寬廣的兒童天地。可以看到，為兒童寫作的作家們，更多地從發(fā)展的、理想的視角，生動、淺顯而又精到、深沉地展現(xiàn)和表現(xiàn)當下少數(shù)民族兒童成長的現(xiàn)狀和現(xiàn)實。他們注重強調(diào)文學創(chuàng)造中的獨一無二和撼人心弦，但以推崇、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揭示、傳承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為前提，在創(chuàng)作中熔鑄民族性、兒童性，顯現(xiàn)民族作家的本性、個性的同時，凸現(xiàn)兒童文學固有的思想性、哲學性，并由此使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得到進一步承揚。

隨著國家現(xiàn)代化的歷史進程，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創(chuàng)作視野愈來愈廣闊。他們不再用過去那種單一的、狹窄的眼光去觀照少數(shù)民族兒童的成長了。不少作家從新的時代高度來關注、關懷已經(jīng)在城市里的少數(shù)民族兒童的思想、情感，并在這方面的創(chuàng)作中作出探索和努力。

蒙古族女作家韓靜慧的校園小說是新世紀民族兒童成長文學中有代表性的作品。

2003年出版的長篇《M4青春事》，寫北方某城市一所私立學校里幾個新入學的蒙、漢族富家子女的性格碰撞與思想變化。小說中，班長韓林，是一個愛憎分明、敢作敢為、很自信的蒙古族男孩。他的正義感和新一代人的使命感，滲透著蒙古民族血統(tǒng)中那種豪爽、那份智慧、那股勇氣。既有著新時代新生活的烙印，又體現(xiàn)著民族精神、民族氣質(zhì)的延續(xù)與光大；非常鮮活地顯示出漫長歲月中蒙古民族上層在城市定居、接受現(xiàn)代文明、與漢民族和睦共處相互影響的歷史流程和生活軌跡，也顯示出祖國這個民族大家庭的生動內(nèi)涵。作者還著力寫了一個名叫卓子的蒙古族女生，寫她的刻苦努力、熱情善良怎樣感動、感化著周圍那些有錢不上進、花錢不在乎的富家子弟們：寫她的不屈不撓和過五關斬六將當上班干、說服校長的大智大勇，令人感受到在她身上所蘊含的蒙古民族的堅韌、智慧、驃悍、勇猛的精神。作家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切入蒙古族少年生活，力圖探索民族傳統(tǒng)文化對于早已在城市社會中

與漢族同學朝夕相處的蒙古族少年的影響，以及在他們心靈上留下的痕跡。這是最難表現(xiàn)的一點，卻深刻的透示著新世紀新時代中民族兒童文學的新的民族特色。

之后，出版了“神秘女生”系列中篇（《咱不和女生斗氣》《拯救懶女泡泡》《外國來的小女生》和《羅比這樣長大》系列中篇（《羅比這樣長大》《父子較量》《不該知道的秘密》）。從作品中所寫蒙古族男生女生，可以看到現(xiàn)代文明的影響雖是必然，祖輩傳下來的民族心理狀態(tài)卻是抹不去的，而這一切體現(xiàn)在他們身上又都是實在的、生動的。作品雖然是徹徹底底的“成長”系列，卻有著濃濃的“問題小說”的味道。但，無論寫什么樣的大問題，都寓托在有趣的、真切的、現(xiàn)實的校園生活之中。

2012年出版的長篇《一樹幽蘭花落盡》，又寫出在一個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年代里，校園中不同民族不同家庭少男少女的生活、思想、情感、并由此輻射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思考、思辨重大的社會倫理和道德問題；深層地關注當下民族少年的精神境況；從而把她多年對本民族少年從草原走進城市的思索繼續(xù)往前推進。使人們從中讀出了民族性格的現(xiàn)代發(fā)展。

用蒙古文創(chuàng)作的蒙古族老一輩作家力格登，2013年譯成漢文出版的長篇小說《饅頭巴特爾歷險記》（策·布仁巴雅爾譯）也是這一類作品。作品寫一個會幫父母放牧卻又頑皮淘氣的牧區(qū)蒙古族兒童巴特爾，因愛吃能吃饅頭，得了“饅頭”的綽號。他失學、外出、被騙、得救的經(jīng)歷，似乎沒有新意，而小說實際上不是簡單的寫實，而是對剛剛逝去的牧區(qū)歲月和兒童遭遇的感慨，是犀利而又智慧地揭示少數(shù)民族兒童問題、展望少數(shù)民族兒童未來。

這類題材的短篇小說大都寫少數(shù)民族兒童校內(nèi)校外的日常生活和尋常日子。在看似最普通不過的民族兒童生活里，顯示出作家的銳利和鋒芒，顯示出不同民族作家的藝術個性。瑤族陶永燦的《陀螺轉(zhuǎn)溜溜》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寫村寨里一心想當陀羅王的男孩大勇，準備了最好的鞭子，卻打不敗陀螺王后代樹生。于是偷砍了樹生家那棵最大的茶子樹，做了一個大陀螺。當他終于在大塘冰面上得勝時，冰裂了，人掉進了塘里。圍觀的孩子一下子散了，還是樹生用打陀螺的鞭子把他拉上冰面。作品篇幅不長，卻波瀾起伏，驚心動魄。讓人們觸摸到了似曾經(jīng)歷卻未曾注意的人性的隱蔽處，以及被濡染、被遮擋的童心的背面。在滿含稚氣的敘述中，不露痕跡地顯示出作家對少數(shù)民族兒童生活的洞察力。其他如蒙古族烏云畢力格的《選班長》、回族馬笑泉的《淚珠滾動的鮮花》，李棟林的《生意》，對兒童的描寫都不過是寥寥幾筆，卻在微瑣、微妙的描述中，透示著童心的無邪與扭曲，透露著對少數(shù)民族兒童的生存陷于物化困境的憂慮。另有一類作品，則常用奇巧的結(jié)構(gòu)、智巧的表述，正面而又全面地書寫少數(shù)民族兒童當下的生活、思想、情感，傳播真善美，傳遞正能量。如維吾爾族青年女作家阿依努爾·多里坤的中篇小說《伊爾法的日記》。

維吾爾族兒童第一人稱的使用，使小說顯示出一種率性傾訴的味道。率性傾訴，使小說變得親人書信一般，變成童心、真心、愛心的詩性結(jié)晶，變?yōu)樯贁?shù)民族兒童成長史中的一個篇章。巧妙的是，作品看似局限于一個維吾爾族兒童的訴說，恰正好涉及到家庭、學校和整個社會環(huán)境，牽連到民族意識、文化和歷史傳統(tǒng)。民族性、地域性中蘊涵著極大豐富性。又如藏族意西澤仁的中篇小說《白云行動》，細心地描述11歲藏族少年洛爾布與同學劉強、娜措一起，因追問《跑馬溜溜的山》這首歌的作者而有了一次探究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白云行動”。反映出藏族少年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表現(xiàn)出一種天然的民族意識、民族情懷。

最具特色、最有新意的，是回族女作家鄭春華的低幼兒童故事系列《奇妙學校》（一套10本：《玻璃絲小馬》《爸爸的夢想》《大龍和龍大》《掛滿孩子的“樹”》《光頭校長》《蝴蝶結(jié)發(fā)卡》《三國女孩》《最愛足球》《小不點的大行動》《我們都是肌肉男》）。說這套書最具特色，是因為：（一）文字淺近，圖文關聯(lián)天衣無縫；內(nèi)容有趣，內(nèi)蘊深藏水乳交融；裝幀素雅，裝飾平實崇尚質(zhì)樸；是剛上學和將上學的“小不點”自己就能看得懂、讀得出的校園故事。（二）情思真摯，故事奇妙卻真實感觸熱忱，人物奇妙卻熱情；視野廣闊，畫面奇妙卻廣博；是最貼近幼兒心靈、最適合年輕父母與子女溝通的文學讀本。（三）表現(xiàn)別致、自然，似連環(huán)畫卻不是連環(huán)畫；風格幽默、熱鬧，像童話并不是童話；是從古今中外幼兒文學中廣泛借鑒汲取、又具真正中國氣派的原創(chuàng)圖畫故事書。說這套書最具新意，是因為讀每一本書都是作品中的孩子與小讀者的一次率真的心靈交流和真誠的相互激勵，每一個比喻都是小孩子能夠聯(lián)想到的，每一處描寫都是小孩子能夠體驗到的，每一樣表現(xiàn)都是小孩子可以感受到的。這套書真切地鋪展了低幼兒童懷抱夢想、心有靈犀的豐富想象。如《小不點的大行動》寫幾個小女孩為了不讓高年級同學叫她們“小不點”，就不再抱玩具上學；她們發(fā)現(xiàn)中高年級同學常常丟三落四，丟了領帶、帽子，還會丟校服，就把這些物品撿回來，把失主的名字記下來，然后在周五學校“晨會”上，她們手拉手上臺做了“你們才是小不點”的演講；在學校一年一次的二手市場活動中，她們又學高年級同學的樣，開了家“小不點超市”。這樣，她們的行動慢慢擴展，她們也就漸漸長大了。

不過，鄭春華長年居住在大都市，她寫的是都市兒童的生活。但對于至今還住在鄉(xiāng)野林地、沙漠草原的少數(shù)民族兒童來說，也會因陌生而感到新鮮，因距離遙遠而心馳神往，起到開闊視野、樹立大志的導引作用。彝族作家普飛一直堅持為低幼兒童寫作。他寫的《甜甜的課本》、《金子換哨子》等故事，都寫了彝族地區(qū)的風情習俗，寫出彝族兒童熱愛勞動、渴望上學的品性和熱愛學校、渴求知識的情思。奇妙的少數(shù)民族生活情趣與鮮明的嶄新時代精神，使兒童文學民族性凸顯出來。

不少作家的視線都在那些至今居住在僻遠、貧困的小村里、盼望著上學讀書的本民族貧窮兒童的身上。土家族苦金的短篇小說《六千娃》、《聽夕陽》是這方面創(chuàng)作的代表作。前者寫一個失學的土家族男孩六千娃想要養(yǎng)魚賺錢來上學。他隨同小伙伴劃一條破舊的小船去小學校看電影隊放映的鰱魚養(yǎng)殖的電影，卻偏偏遇著了暴風雨。這樣，平常的故事經(jīng)作家的精心構(gòu)思和著意渲染，變得驚心動魄、非同尋常，活脫脫地寫出兩個一心要改變命運的土家族孩子的思想和情感。后者寫山寨里的土家族兒童鐘二娃，星期五天沒亮、覺沒醒時就被媽媽叫起來上山打柴；寫跛腳媽媽上山來找到他，母子倆一前一后挑著柴聽夕陽。當讀者感受到二娃稚嫩的肩上擔著沉重的責任，人人都會為之動心。作家不僅揭示出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最需要關注的教育問題，也透視出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現(xiàn)代化進程任重而道遠。而兒童文學的民族性，也因滲透了時代性、地域性而更加豐富和充實。

少數(shù)民族少兒的成長，是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永恒主題。但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每個時期都有不同的熱點話題。新世紀以來，在迅猛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農(nóng)民進城務工形成熱潮。為了擺脫貧窮，少數(shù)民族村寨的青壯年也都卷入了這股熱潮中。這樣，就有了長年沒有父母管束和關愛的不同民族的留守兒童。近年間，不少作家寫了“留守兒童”題材的作品，引發(fā)了廣泛的社會反響。

毛南族作家孟學祥散文集《守望》中專寫“留守兒童”的篇章，是這方面創(chuàng)作的代表性作品。這樣的作品，不僅是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題材上的一種拓展，而且，在非虛構(gòu)文學中對少數(shù)民族兒童少年人物的描述手法上，在藝術陌生化的布局方式上，都有新的呈現(xiàn)和表達。如《家長》，寫的是在深溝中學讀初三的十六歲少女劉竹平。這個劉竹平，從讀初一開始，就帶著妹妹和她兩個叔叔的四個孩子，在深溝場壩租房讀書。除了管好幾個孩子，還要時時回家去看望年邁有病的奶奶。父母給她買了一輛摩托車。每天，她就騎著這輛沒有任何遮擋的摩托車，在高高低低的山路上來回顛簸。她是五個孩子的“家長”，也是奶奶的“家長”。對這樣一個小小年紀擔著大大責任的女孩，作家并沒有一一地記述她的種種經(jīng)歷、種種酸楚，只是寫了她身子過于瘦弱矮小，寫她和五個孩子睡覺的那間屋子里凌亂不堪，寫劉竹平因為被人看見了屋里的“亂”而一直紅著臉，兩只手不停地絞動著，寫劉竹平盡管忙亂，卻為客人煮了飯，并一再邀客人一起吃午飯，等等，都著眼于劉竹平外形的“小”、內(nèi)心的“大”，著力于她言語的“少”、想到的“多”，著意于她實際的“弱”、做事的“強”。作家平實地記事，深情地寫人，就使種種不平衡聚于劉竹平一身的狀態(tài)真切地凸顯出來。唯其真切，才令讀者產(chǎn)生現(xiàn)場感；作品也因此具有了難以形容的藝術震撼力。其他如《無法兌現(xiàn)的承諾》《山路難行》，寫的都是爸爸媽媽外出打工、小孩子撐著家的凄涼情景，都寫得含蓄深沉，有著一種深深的憂患意識、一種沉沉的社會責任感。

還如藏族作家覺乃·云才讓的短篇小說《森林溝的陽光》，寫出生在森林溝的藏族兒童“我”，父親因砍木頭賣錢而被森林公安抓進監(jiān)獄，“我”與阿媽相依為命。作家全力寫“我”在生活艱難、心理壓抑的境況下的堅忍、自強；寫“我”對阿媽、叔叔的體諒、親愛，對母牛蘇尕、寫對牛犢的呵護、憐愛；寫出一個有血有肉的藏族兒童的形象。作者把成年人犯罪對兒童成長的負面影響隱匿其間，讓讀者在被感動的同時體會頗深。

顯然，成長小說呈多元化趨勢，思想更顯深沉，藝術更覺靈動，豐富豐厚，多姿多彩。

以上五個方面，概括了中國少數(shù)民族兒童文學在新世紀的發(fā)展概況和審美趨向，但也只是一種初步地、概略地觀察、梳理和思考。在新世紀里，少數(shù)民族兒童生活是這樣地鮮活、多樣，是如此地精彩、生動，在時代發(fā)展中我將持續(xù)關注和書寫，期待其面貌更加豐厚多姿。

原文刊載于《民族文學》2016年第6期，注釋及參考文獻詳見原文。

作者簡介

張錦貽，原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有《兒童文學的體裁及其特征》《民族兒童文學新論》《發(fā)展中的內(nèi)蒙古兒童文學》等數(shù)十部專著。作品曾獲內(nèi)蒙古第一、三、五屆索龍嘎獎理論獎及第四屆社科優(yōu)秀成果獎，1996年度及2001年第7屆內(nèi)蒙古五個一工程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