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881-1936）是20世紀早期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在批判國民劣根性、推動白話文、新興木刻運動等方面做出了永垂青史的貢獻。以前，魯迅更多是作為一個革命者被紀念的，近年來，魯迅對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受到學界的關注。魯迅在《中國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魯迅無疑是中國的脊梁，也是我國思想文化戰(zhàn)線上一面光輝的旗幟。今年適逢魯迅誕辰140周年，通過對魯迅的新文化與中國古代金石傳統(tǒng)關系的梳理，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革命是繼承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革命，這對今天文藝工作者堅定文化自信、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中國古代金石傳統(tǒng)

本文所謂的中國古代金石傳統(tǒng)包括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金石本身的傳統(tǒng)，即青銅器及其銘文，石刻文字與畫像，其他文物如磚文、瓦當?shù)龋欢菍鹗奈锛捌湮淖謭D像著錄的傳統(tǒng)，即所謂的金石學。從現(xiàn)有資料看，魯迅先生更重視金石本身的傳統(tǒng)，對金石學有關注，但相對較少。

中國的青銅時代開始于3800年前的二里頭時代，在青銅器上鑄銘文則要晚到殷代，也就是傳統(tǒng)所謂的商代晚期，開始只是族徽、人名等簡單的圖案、文字，從西周開始才有記事的長篇銘文，如最早出現(xiàn)“中國”二字的何尊上的銘文，這些青銅器上的銘文即俗稱的“金文”。

如果把巖畫算作石刻，那么石刻出現(xiàn)的時代比金文要早得多，在新石器時代就出現(xiàn)了，如江蘇連云港將軍崖巖畫，據(jù)考證有7000年的歷史。而在石頭上刻字則要比金文晚得多。現(xiàn)今人們認可的較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年代雖有爭議，但多數(shù)人認為是東周時期的。石刻文字，尤其是碑刻、墓志繁榮起來是東漢以后的事。畫像石并不是巖畫的延續(xù)，它是漢代新興的、主要為喪葬禮俗服務的藝術，主要流行于東漢時期，后代仍有延續(xù)。南北朝以后，不僅碑刻、墓志大興，其他石刻文字，如造像記、經(jīng)幢等也十分豐富。

從西漢開始，金石文字受到人們普遍關注。歷史學家司馬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史記·太史公自序》）雖然文字中沒有提到他考察石刻的事，從他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對秦刻石文字的記錄看，司馬遷在四處訪古時考察當?shù)氐慕鹗淖质峭耆锌赡艿摹?/p>

酈道元《水經(jīng)注》是一部重要的歷史地理著作，也是現(xiàn)存最早的記錄石刻的著作之一。它對當時各條水道附近的名勝古跡，尤其是所存石刻的情況做了詳細的記錄，并且收集了各種傳說和史料，做了非常有價值的史實考證。書中收錄漢代石刻100多處，曹魏碑刻近20件，還有兩晉、劉宋、北魏等朝代的石刻。

北宋時期金石學興起，對前代金石文字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收集、著錄與研究。最早在書名中用“金石”的是曾鞏的《金石錄》，惜書已不存。宋代金石學著作留存于世的有王黼《宣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俅《嘯堂集古錄》、洪適《隸釋》《隸續(xù)》等。宋代金石學著作既有著錄金石目錄和跋尾的，也有著錄尺寸、形狀的，還有摹錄圖像、銘文的，也有略加考證的。

清代是金石學昌盛時期，王鳴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學”的命名。清初雖然只是初興，但卻有知名的代表作，如顧炎武的《金石文字記》和《石經(jīng)考》。乾隆年間金石學昌盛，有皇帝親任主編的《西清古鑒》《寧壽古鑒》《西清古鑒續(xù)鑒甲編》和《乙編》四書，收錄了清宮收藏的青銅器。據(jù)容媛《金石書錄目》統(tǒng)計，乾隆以后約200年的時間里，金石學著作有906種之多，由此可見金石學昌盛之一斑。不過，這些著作多是繼承宋代金石學的傳統(tǒng)，僅是著錄的量大增，尤以王昶《金石萃編》為最。真正在學科層面上有創(chuàng)新的要數(shù)清末葉昌熾的《語石》。該書是中國第一部通論古代石刻文字的專著。作者積二十年之功，搜集各種石刻8000余種。根據(jù)這些材料，參考其他著作，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寫成此書，宣統(tǒng)元年（1909）在蘇州府城刊刻問世。

清末民初，金石學研究范圍加入了新發(fā)現(xiàn)的甲骨、簡牘，甚至明器也納其中，范圍有了明顯擴大。出現(xiàn)了羅振玉和王國維等金石學研究大家，還有馬衡的《中國金石學概要》對金石學進行了較全面的總結。隨著近代考古學進入中國，傳統(tǒng)的金石學走到了盡頭，被新的考古學、文物學、古文字學、甲骨學、簡牘學等所取代，但它著錄的資料一直為今人所引用，一些學術觀點為今人所肯定，學術貢獻會長存于世。

魯迅的抄碑與收藏

1912年秋，魯迅任北京政府教育部僉事，從此時至1917年，魯迅在工作之余大量抄碑，輯錄金石碑帖。

抄碑的同時，魯迅開始收藏金石拓本，以石為主，還有磚文、瓦當?shù)取Ｗ詮?2歲得到胡孟樂贈送的十枚山東嘉祥漢代畫像石拓本后，魯迅對漢代畫像石拓本的興趣與日俱增，并且主動購買拓本。魯迅對每次購買的拓本都仔細記錄。如1915年5月1日從琉璃廠購得武梁祠畫像并題記拓本等五十一枚，這是他購買山東漢代畫像石拓本最早的記錄。就在這一個月，他后來又去了琉璃廠數(shù)次，其中四次購買了山東漢代畫像石拓本。

有些人知道魯迅在購買漢代畫像石拓本后，主動把拓本寄給或送給他，希望他能買。如1915年10月4日，富華閣送來嘉祥等漢畫像拓本137枚，出土地點分散在嘉祥、汶上、金鄉(xiāng)等地，魯迅認為拓本質(zhì)量不是很好，但還是買下了。魯迅還請人代購山東漢代畫像石拓本，對此，他同樣有仔細的記錄。1916年1月12日，汪書堂為魯迅代購山東金石保存所藏漢畫像十枚，嘉祥畫像十枚，漢畫像殘石二枚。

在收藏過程中，魯迅對拓片的優(yōu)劣也有要求。1934年6月9日，魯迅在給臺靜農(nóng)的信中說：“五六年前，所收不可謂少，而頗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畫象》《孝堂山畫象》《朱鮪石室畫象》等，雖具有，而不中用；后來出土之拓片，則皆無之，上海又是商場，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補收否？即一面收新拓，一面則覓舊拓（如上述之三種），雖重出不妨，可選其較精者付印也。”

對拓本的要求除了品質(zhì)之外，更重要的是真?zhèn)蔚蔫b定，魯迅也是如此。傳統(tǒng)的金石學家對石刻多重視有文字的碑刻和佛教造像題記，對漢代畫像石并不是很重視，因此，拓本市場上沒有假東西，但自晚清以后，隨著嘉祥武氏石室拓本在市場上越來越受歡迎，假貨也開始出現(xiàn)了。魯迅雖然在1913年才開始擁有漢代畫像石拓本，但很快就入了道，能夠鑒定偽刻了。1916年11月10日，魯迅從琉璃廠德古齋購得漢畫像拓本二種，原為托活洛氏舊藏，上有字，魯迅鑒定為偽刻。1934年6月18日和1935年5月14日在致臺靜農(nóng)的信中也都提到翻刻的事，后一封信這樣寫道：“至于拓片兩包，是都收到的，‘君車’畫象確系贗品，似用磚翻刻，連簠齋印也是假的。原刻之拓片，還要有神彩，而且必連碑陰，乃為全份。又包中之《曹望憘造象》，大約也是翻刻的，其與原刻不同之處，見《校碑隨筆》”。

除了記錄自己收藏的漢代畫像石拓本，魯迅還做了編書的準備，擬了《漢畫象集》目錄，編了漢畫像目錄、嘉祥雜畫像目錄、石刻目錄、石刻雜件、金石雜件、古物調(diào)查表抄、各縣金石錄摘抄等，這些文獻都收藏在北京魯迅博物館里，由這些文獻可見先生當年在漢代畫像石及古代碑刻上下的功夫是很大的。

魯迅收藏的漢代畫像石、瓦當、磚文拓本已由北京魯迅博物館編成《魯迅藏拓本全集·漢畫像卷》I、II，《魯迅藏拓本全集·瓦當卷》，《魯迅藏拓本全集·磚文卷》I、II，由西泠印社出版社于2014、2015、2016年出版。

魯迅倡導的新文化對中國古代金石傳統(tǒng)的繼承

魯迅對漢畫像藝術十分贊賞，在多個場合表達了他的觀點。魯迅在1935年2月4日給李樺的信中寫道：“倘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畫，并且留心民間所賞玩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融合起來，許能夠創(chuàng)出一種更好的版畫。”9月9日致李樺信中說：“我以為明木刻大有發(fā)揚，但大抵趨于超世間的，否則即有纖巧之感，惟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唐人線畫，流動如生，倘取于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

許壽裳在回憶魯迅的文章中曾記錄魯迅的話：“漢畫像的圖案，美妙無倫，為日本藝術家所采取。即使一鱗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贊許，說日本的圖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淵源固出于我國的漢畫呢。”（許壽裳：《魯迅回憶錄·亡友魯迅印象記》，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42頁。）

魯迅雖然沒有收藏，甚至也沒見過漢代畫像石，但他的上述評價不是憑空泛論，而是建立在他對漢代畫像石拓本觀察的基礎之上的。

魯迅在贊賞漢代畫像藝術的同時，還在一些文章中引用畫像資料作為證據(jù)。1914年，魯迅先生在考證中國傳統(tǒng)繪畫中的胡須時，引用的是山東嘉祥武梁祠的畫像。他在《墳·說胡須》中寫道：“清乾隆中，黃易掘出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來，男子胡須多翹上；我們現(xiàn)在所見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翹上，直到元明的畫像，則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

寫完《說胡須》不久，魯迅從北京琉璃廠購得武梁祠畫像并題記拓本等51枚，并在《朝花夕拾·后記》中寫到：“漢朝人在宮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歡繪畫或雕刻古來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類的圖。宮殿當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卻偶然還有，而最完全的是山東嘉祥縣的武氏石室。我仿佛記得那上面就刻著老萊子的故事。但現(xiàn)在手頭上既沒有拓本，也沒有《金石萃編》，不能查考了；否則，將現(xiàn)時的和約一千八百年前的圖畫比較起來，也是一種頗有趣味的事。”

這種作為資料使用的現(xiàn)象，還表現(xiàn)在他給友人的信中。1934年2月11日，魯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說：“關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蕩然無所知……生活狀態(tài)，則我以為不如看漢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畫象》，此象《金石萃編》及《金石索》中皆有復刻，較看拓本為便，漢時習俗，實與秦無大異，循覽之后，頗能得其仿佛也。”

魯迅不僅收藏、研究漢代畫像藝術，在推動新興木刻運動時，鼓勵年輕人參考借鑒漢代畫像藝術，還在自己的藝術實踐中帶頭繼承漢代畫像藝術。他給愛羅先珂《桃色的云》一書設計封面，所繪之云即來自山東嘉祥武氏前石室前坡西段畫像上的卷云。魯迅的書法更是他多年抄碑的成果。

專家們對魯迅收藏、研究漢代畫像石、抄碑有專門的研究，這些研究對我們深入了解魯迅的新文化與中國古代金石傳統(tǒng)是大有啟發(fā)的。楊義認為，魯迅收藏、研究漢畫像石是遙祭漢唐魄力，并從以下八個方面進行了論述：天地大美與精神皺褶中的本真；增加文化厚度和精神深度；直逼傳統(tǒng)學術與美術的精魂；重鑄剛健清新的民魂與國魂；進入古代生活史、精神史；在學術預流中溝通歷史與當代；形式性的繼承與點化；諦視詭異的心靈現(xiàn)實與遙祭漢唐魄力（《遙祭漢唐魄力——魯迅與漢畫像石》，《學術研究》2014年第2期。）。王芳認為與魯迅相關的金石傳統(tǒng)有三條不同的文化脈絡：一是辛亥革命前魯迅追慕顧炎武——章太炎獨特的民族主義思想、實踐以及生命狀態(tài)。二是辛亥革命之后復辟輪回，魯迅轉(zhuǎn)入以隱逸為姿態(tài)“鈔古碑”，接續(xù)并改造了金石傳統(tǒng)中學隱的文化脈絡。三是包括金石在內(nèi)的古美術資源，從1918年前將其視為凝聚“國魂”的遺物，到二三十年代，明確了對“中華民國”意義上“民魂”的探索和發(fā)展（《金石傳統(tǒng)與魯迅“鈔古碑”的多維向度》，《文學評論》2019年第3期。）。

魯迅先生收藏有5100余種歷代碑刻、畫像拓本，先生對這些拓本都做過一定程度的整理和研究，并且試圖由此寫出《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字體變遷史》，雖然最終都沒有完成，但由此，我們可以窺見他對傳統(tǒng)文化研究之深。因此，魯迅提倡的新文化，不是無根之水，無本之木，而是要融匯古今中外優(yōu)秀文化為一體，開辟一個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