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與存在主義的關(guān)系問題早已為學術(shù)界關(guān)注。1990年，解志熙率先撰寫了一篇題為《汪曾祺早期小說片論》的文章，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分析了薩特對其創(chuàng)作的影響，認為《落魄》批判了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代人生的“非人化”狀態(tài)，《禮拜天的早晨》揭示了人的“自欺”，而《復仇》則暴露了“為他的存在”的虛無本質(zhì)，肯定了自由選擇的重要性。（1）此后，《存在的自覺》（2）《中國的現(xiàn)代主義不徹底的旅程》（3）等論文沿襲了這一思路，對研究范圍有所拓展，但由于當時資料的限制，每推進一步都十分困難。近年來，隨著對汪曾祺早期佚文的相繼鉤沉，其創(chuàng)作與存在主義之間更為深廣的聯(lián)系漸次顯露，進一步探討總結(jié)的時機已然成熟。

汪曾祺

一、“身體—主體”的確認

1947年1月16日，汪曾祺在《大公報》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醒來》的小說，這篇作品涉及人的存在結(jié)構(gòu)問題。“我”與三個戰(zhàn)友在緬甸戰(zhàn)役失敗后僥幸逃到高黎貢山。大家焦渴欲死，掛在“我”脖子上的一壺水就成了大家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他們的神志已經(jīng)模糊，卻在本能驅(qū)使下爆發(fā)了一場搶水大戰(zhàn)。那一刻，榮譽、倫理、英雄主義乃至人道主義這些觀念蕩然無存，由此也證明人的所謂理性主體并非處于優(yōu)先位置。瀕死的身體喚起了生存意志，生存意志支配著身體的行動，處于優(yōu)先位置的應該是一個主客不分、含糊曖昧的“身體—主體”。“身體—主體”是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不僅蘊含著對理性主義的顛覆，而且意味著對感性生命的肯定。存在主義哲學從不漠視生命，如加繆就認為，上帝死后人就會產(chǎn)生荒謬感，荒謬來自意識，意識來自生命，因此生命構(gòu)成意義的源泉。

人對生命的直接體驗是情緒，存在主義哲學中的自我就建基于情緒。基爾凱戈爾認為，人是“孤獨個體”，在面對世界、人生時會處于恐懼之中。在薩特看來，情緒是人類把握世界的方式，虛無感、惡心感是存在的常態(tài)；自由總伴隨著情緒體驗，因為自由意味著選擇，選擇必然導致無依靠感、惶恐感和巨大的責任感。在海德格爾眼里，人的在世狀態(tài)無法脫離煩、畏、恐懼、焦慮等情緒。汪曾祺的早期作品非常重視生命體驗，浮動的情緒幾乎無處不在。有的情緒具有明確對象，如《磨滅》《落魄》中窘迫環(huán)境中的“恐懼”與“絕望”，《綠貓》中面對社會擠壓的“焦慮”。《瘋子》中探討的情緒雖有明確目標，卻情況特殊，似乎帶有集體無意識的性質(zhì)：“瘋子為什么可怕呢？這種恐懼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只是一種教育？懼怕瘋狂與懼怕黑暗，孤獨，時間，蛇或者軟體動物其原始的程度，強烈的程度有什么不同？在某一點上是否是相通的？它們是直接又深刻的撼蕩人的最初的生命意識么？”（4）很顯然，汪曾祺已經(jīng)關(guān)注到帶有原型性的人類情緒。有的情緒難以明確具體來源，如《禮拜天的早晨》中“我”所體驗到的“虛無”，就屬這種情況。在《匹夫》中，汪曾祺對莫名之“煩”進行勾畫：“……正如一個人忽然為了一樁什么事煩疼，也許是屋角一根蛛絲飄到他的腦膜上，也許是一個鼻子上的一點麻子閃的光苫了他的睫毛，于是乎煩了，但這些外在原因與煩的事實并沒有邏輯因果關(guān)系，即煩之后則只有煩而已矣。即使自己說，或者別人說出這原因，甚或除去了這原因，怕疼的人仍是煩，決不像小孩子跌了跟頭隨便打了附近的石頭幾下就完事的。”（5）

無論是對于自我的體驗，還是對于世界的感應，都會引發(fā)情緒。人們通過情緒感知自我，通過情緒連接世界，情緒就是生命的顯現(xiàn)。喪失了情緒體驗能力，就意味著生命干枯。《背東西的獸物》中的腳夫為了掙一點活命錢，成天背負沉重的貨物，過度勞累導致他們感覺遲鈍。他們沒有思想，沒有言語，甚至沒有情緒，對世界全然喪失了感受力。一次空襲警報響起，可他們竟不知恐懼，只木然地待在戶外，結(jié)果被日本飛機炸死了兩個。他們變成了“實心”之物，“他們是無內(nèi)外表里，無層次，無后先，無中偏，無小大，是整個的：一個整個的醉是什么樣子呢？”（6）如果按照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的標準劃分的話，這些喪失了情緒體驗能力的“獸物”幾乎處于自在狀態(tài)。

《文化視閾中的汪曾祺研究》，翟文鋮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

二、孤獨之惑

汪曾祺晚年回歸中國傳統(tǒng)的群體文化，對于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guān)系充滿了向往；早期創(chuàng)作則深受西方現(xiàn)代文化影響，對于探究人類的孤獨感及人際間的敵對狀態(tài)頗感興趣。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馬塞爾曾判定“人是不可認識的”。人類如此復雜，順暢溝通十分困難，不免會生出孤獨感。汪曾祺的《三葉蟲與劍蘭花》就此有所省思。西南聯(lián)大搬遷回京，“我”與徐留下來善后。隨著交往日深，“我”深感他做學問篤實懇切，為人深沉穩(wěn)重。離校的前一天，徐的一個瘋狂舉動讓“我”駭然：我們散步回來的路上，忽然，“坐在校醫(yī)室門口的一個鄉(xiāng)下女人一團火似的向他撲了過來”，（7）隨即他們進了寓所，關(guān)上房門，毫無忌憚地享受肉體的歡騰。這個鄉(xiāng)下女人是從哪里來的？他們之間有著怎樣的故事？往日熟悉的徐一下子變得陌生了，隔膜了，“我”的荒誕感油然而生。

人的孤獨處境，不僅來自彼此之間難于透徹認識的事實，而且源于人際間與生俱來的敵意。在《醒來》中，四個經(jīng)過戰(zhàn)火洗禮的戰(zhàn)友為了一壺水而陷入你死我活的爭奪。這個故事可以視為關(guān)于人類生存的寓言：在日常世界里，無論是職位還是財富都是有限的，一個人的獲得就意味著另一個人的喪失；即便以最為公平合理的手段獲得這些資源，在客觀上依然構(gòu)成了對他人機遇的剝奪。在此意義上，人與人之間存在敵對關(guān)系幾乎是必然的。《囚犯》則探討了敵對關(guān)系生成的另一種情形：兩名軍人正押解三個逃兵前行，他們原本是戰(zhàn)友，或許還曾生死與共，但現(xiàn)在卻變成了敵對關(guān)系——假如犯人試圖逃跑，押解者會毫不猶豫地開槍射擊。軍人與囚犯并無深仇大恨，但社會角色的差異賦予了他們敵對關(guān)系。馬塞爾認為，現(xiàn)代人所處的世界是一個功能世界，這個功能世界包含著無數(shù)個彼此交疊的功能組織，人們在不同的組織中執(zhí)行不同的功能，承擔不同的角色——社會賦予不同的角色以敵對關(guān)系是一種慣常狀態(tài)。那么，如何才能破除人的孤獨或敵對狀態(tài)呢？薩特探討“與他人的具體關(guān)系”問題時，是從語言與愛的角度切入的；（8）汪曾祺在探討本問題時亦由此入手。

溝通和交流無疑是破除孤獨的重要方式，但交流本身是一個極為艱難的過程。首先是語言先天不足，不能準確表達自我感受。荀（《匹夫》）有一首詩歌遲遲難以創(chuàng)作完成，“如一個小孩子在水缸里摸一尾魚，摸也摸不到，而且越是摸不到越知道這缸里一定有一尾魚的”。（9）——人類的感受無比豐富和復雜，語言無法真實地傳達出來。其次，即使表達出來，通過交流讓他人接受自己的思想依然是困難的。“人家沒有把你的心接受了去之前，費盡千言萬語來證明也還是徒然，寫文章者其庶幾乎”；（10）即使對方樂于溝通，他的理解與作者的原意常常存在錯位，“不是文章趕不上你，就是你落在文章的后面，讀者作者很少有站在一條水平線上的”。（11）實現(xiàn)交流存在語言羈絆，人類走出孤獨之路曲折而漫長。

在很多哲人眼里，破除孤獨又不喪失自我的完美方式是愛。弗洛姆曾說：“人身上只有一種感情能滿足人與世界結(jié)合的需要，同時還能使人獲得完整性和個性感，這種感情就是愛。愛就是在保持自我的獨立與完整的情況下，與自己之外的他人或他物結(jié)合為一體。”（12）問題是，什么性質(zhì)的愛才真正具有這種功能呢？

是愛情嗎？荀觀察過周圍各類人物的愛情。在他看來，大部分男女的所謂戀愛，不過是對社會慣例的順從，“不是你需要她，不是他不能沒有你，是她需要一個男的，你需要一個女的，不，不，連這個需要也沒有，是你們覺得在學校好像要成雙作對的一個朦朧而近乎糊涂的意識塞住你們的耳朵，于是你們，你們這些混蛋，來做侮辱愛字的工作了”。（13）深究起來，很多所謂的情侶之間其實并不存在真愛，愛情不過是依靠名義建立關(guān)系后的錯覺。在《結(jié)婚》中，汪曾祺就此問題做過更詳盡的探討。真正的愛情不是輕而易舉就可得到的，指望虛假的愛情打破人與人之間的壁壘無疑是緣木求魚。

是人道主義的“博愛”嗎？關(guān)于博愛的限度，汪曾祺在小說《囚犯》中做過靈魂拷問。在顛簸的公共汽車上，所有的人都在躲避囚犯，“我”克服了嫌惡，一任囚犯生滿疥瘡的手抓著自己的身軀；身前的一位女客拉住了“我”，她要借“我”遮擋她所嫌惡的犯人。于是，“我”又克服了厭惡情緒為她提供保護。“我”幫助犯人，保護婦女，儼然是英雄。但是，“我”接著反思：“借了這半點鐘你成了托爾斯泰之徒，覺得自己有資格活下去，但你這不是偷巧嗎？要是半點鐘延長為一輩子，且瞧你怎么樣吧。而且很重要的，這兩個犯人在你后面；面對面還能是一樣嗎？好小子，你能夠在他們之間睡下來嗎？”（14）在汪曾祺看來，博愛非常脆弱，既抵擋不住成見的扭曲，也對抗不了現(xiàn)實功利的誘惑，根本無力克服人與人之間的孤立、冷漠和敵對狀態(tài)。

是中國傳統(tǒng)的親情嗎？《囚犯》中，與人與人之間普遍的厭棄、敵對關(guān)系相對照，父親對于“我”的愛卻是理解的、寬容的和無條件的，“我”將其視為自己在這個“被拋入”的世界中最為可靠的港灣：“我非常喜慰于我有一個父親，一個這樣的父親。我覺得有了攀泊，有了依靠。”（15）在汪曾祺眼里，親情最為真實，值得信賴，是破除人與人之間孤獨與敵對狀態(tài)的有效途徑。

在汪曾祺看來，通過藝術(shù)建立起“我們意識”，亦可消除人的孤立狀態(tài)。《道具樹》描述了群體是如何在表演中實現(xiàn)融合的。“你在一個宏闊的舞臺之中，像潮水，一起向前；而每個人是一個象征。我惟在戲劇圈子里見識過真正的友誼。在每個人都站在戲劇之中的時候，真是和衷共濟，大家都能為別人想，都懇切。人是個什么樣的人在那種時候看得最清楚，而好多人在弄戲的時候，常跟在‘外頭’不一樣。于是坦易，于是脫俗，于是，快樂了。”（16）在這一刻，人與人呼應著，交流著，個體與群體高度和諧，絕對不會孤獨，絕對不感到冷漠。生命力被激發(fā)出來，“每一個時候你都覺得有所為，清清楚楚地知道你的存在的意義”。（17）在薩特的觀念中，人類自產(chǎn)生自由意識就存在自我意識與他人意識之間的沖突，存在著主體的對象化問題，而人被徹底對象化就等于被物化。當“我們意識”發(fā)生時，我與他人有了共同的關(guān)注對象，彼此之間就避免了把對方對象化，擺脫了彼此敵對的狀態(tài)，實現(xiàn)了相互交融。

儒家文化本質(zhì)上是一種倫理文化，“親親”之愛是倫理根基；儒家雖然重倫理問題，但認為“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要靠“游于藝”來助長和養(yǎng)成——“藝”的內(nèi)涵比較復雜，不僅包括藝術(shù)，也包括技能。對于“親親”之愛與“游于藝”，汪曾祺重視的似乎并非其倫理功能，而是它們在融合群體、消除孤獨方面的巨大功效。眾所周知，沉重的孤獨感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關(guān)系，已經(jīng)是困擾現(xiàn)代社會的文化癥結(jié)。在汪曾祺眼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或許就潛藏著化解這一困局的方案。由此可見，汪曾祺新時期回歸傳統(tǒng)絕非偶然。

汪曾祺的深刻之處在于，他并未全然排斥孤獨——閉鎖于孤獨之中人如走獸，陷入薩特所描述的“惡心”狀態(tài)，完全放棄孤獨則會被群體淹沒，導致自我迷失。《匹夫》中的荀就感受到了持守孤獨與融入群體之間的兩難。荀有不乏融入群體的能力，但是，“他以為和一個朋友在一塊時只能留三分之一的自己給自己，和兩個朋友在一塊至多只能留下四分之一”，融入朋友之中不過是“用犧牲自己來制造友情”。（18）人性中充滿了悖論，既有在孤獨中維護自我的訴求，亦有移情他人融入群體的需要。維護自我與融入群體的矛盾，是人性深處一對永恒的矛盾，只有二者達到平衡，人性才趨于完善。

《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

三、頹廢之虞

近代以來，隨著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外國工業(yè)產(chǎn)品不斷涌入，傳統(tǒng)生產(chǎn)方式日趨破產(chǎn)，經(jīng)濟日漸凋敝；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隨著日寇入侵，大批難民流離失所，餓殍滿地；而抗戰(zhàn)后國民黨挑起內(nèi)戰(zhàn)，民眾又在流血與饑餓中煎熬。汪曾祺雖然沒有從正面表現(xiàn)宏大深廣的社會歷史內(nèi)容，但他筆下的很多故事就被潛在地置于這樣的環(huán)境之中。戴車匠手藝精湛，卻在工業(yè)產(chǎn)品的沖擊下生意蕭條（《戴車匠》）；孟老板的炮仗店一度名震鄉(xiāng)里，卻在水旱兵燹的沖擊之下破產(chǎn)（《最響的炮仗》）；老魯嘗試以各種方式贏得財富，但在社會動蕩中總免不了失敗的結(jié)局（《老魯》）……可以說，時代急轉(zhuǎn)直下，下層社會普遍處于“落魄”狀態(tài)。

汪曾祺固然反復書寫普通民眾生活的“落魄”，但作為文學家，他更關(guān)注他們的精神世界。此時，他在集中思索這樣的問題：在極度貧窮的壓力之下，人們的精神狀況是否會發(fā)生變化？會在哪些可能的方向上產(chǎn)生變化？人們應該以何種精神狀態(tài)應對物質(zhì)壓力？1946年至1947年間汪曾祺先后發(fā)表了《磨滅》《綠貓》《落魄》《書〈寂寞〉后》等系列作品，從中大致可以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在物質(zhì)高度匱乏的環(huán)境下，屬于文化的那部分在人們的生活中被漸次剔除，物質(zhì)之外的精神需求遭到全面壓抑，意志力逐漸衰退，生存意義喪失，茍活中生命陷入頹廢——這可以算作汪曾祺眼中“落魄”之人精神軌跡的第一種可能性。

《磨滅》中敘述者以反諷的語氣描述打更者：自己食不果腹，卻養(yǎng)活一條大狗；明明到店里來乞食，卻以居高臨下的語氣對伙計說話。“荒謬從根本上講是一種離異。它不棲身于被比較的諸成分中的任何一個之中，它只產(chǎn)生于被比較成分之間的較量”，（19）打更者要保留自己的愛好，持守自己的尊嚴，這樣的精神姿態(tài)與赤貧的現(xiàn)實處境產(chǎn)生了離異，一種荒誕感便產(chǎn)生了。人如草芥，整個世界對他的訴求毫無理解與同情：客人們對他熟視無睹，店老板對他加以驅(qū)逐，挑水的、賣白糖糕的各自忙碌……他被世界遺棄，被同類漠視，沉重的多余感驅(qū)之不去。為獲得些許施舍，打更者不得不放下身段，低聲下氣地哀求，乞討“雜菜”，乞討茶水。希冀堂堂正正做人而不得的背后，隱藏的是一場精神劫難：“一種絕望的苦心，徒然的努力。你可以從下面看出難堪的折磨。無端的迫害與屈辱，一個逐漸疲老的靈魂不斷的忍受。一個愛好花，月亮，感傷的音樂，喜歡把小孩子騎在肩上而按拍子跳舞的靈魂。細致的，敏感的靈魂。孤寂的靈魂。”（20）汪曾祺已經(jīng)清醒地意識到，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進行的是一場有形的戮殺，物質(zhì)壓力正在人的精神世界展開一場無形的殺戮。這里面包含著汪曾祺的生命體驗——在西南聯(lián)大，汪曾祺的生活一度極為困頓，房租交不上，四處舉債，有一次甚至幾天都沒飯吃，靠好友朱德熙賣掉一本字典才幫他度過危機。饑餓對生命的嚴酷逼迫，對于精神世界的無情戕害，汪曾祺自有切膚之痛。饑餓感以碾壓一切的強大力量控制了行為，生命最低需求之外的任何精神追求瞬間無限貶值，自由、人格、個性、詩意甚至愛情變得微不足道。

《落魄》與《磨滅》的主題極為相近。揚州人經(jīng)營一個飯店，店內(nèi)擺設(shè)高雅。他本人穿著干凈儒雅，做菜考究道地，平日里養(yǎng)鳥、聽戲、品茶，一言一行盡顯士人氣息。文化屬于他人之為人的部分，承載著他的生命意義。可是，隨著戰(zhàn)爭的持續(xù)，西南聯(lián)大師生普遍陷入赤貧，飯店生意日漸蕭條。揚州人也隨之一蹶不振：衣著破舊，周身骯臟，體態(tài)佝僂蒼老，聲音空洞冷漠，精神極度萎靡。飯店里那個見風使舵、人格鄙陋、毫無人情味和書卷氣的南京人拋棄了奢侈的食譜，以成本低廉的包子維持著生意。他不僅成了新老板，而且侵占了揚州人的女人。這兩個人的沉浮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戰(zhàn)爭不僅帶來了秩序的混亂、物質(zhì)的匱乏，而且?guī)砹宋拿鞯臍纭Ｒ率匙⌒兄刑N含的文化成分全被剔除，屬于人的個性追求、審美趣味甚至基本尊嚴盡皆摧毀，滿足生命的基本需求成了最高目標。這個小說最令人驚愕的是人物旁觀者“我”的態(tài)度：“對這個揚州人，我沒有第二種感情，厭惡！我恨他，雖然沒有理由。”（21）那個揚州人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汪曾祺的精神自我，揚州人的人生狀態(tài)預示著汪曾祺生命的一種可能性：一旦喪失了向苦難生活挑戰(zhàn)的意志，不斷妥協(xié)，陷入頹廢，就不免淪為行尸走肉，生命意義蕩然無存。

在汪曾祺眼里，“落魄”之人的精神軌跡還有第二種可能性：為了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被迫無休止地從事機械勞動，任何精神追求都無從滿足，執(zhí)著于人生意義卻陷入虛無，最終導致自殺。《書〈寂寞〉后》是汪曾祺悼念薛瑞娟的一篇散文。薛瑞娟是西南聯(lián)大的學生，文學愛好者。戰(zhàn)亂時期，為了維持家庭的生活，她從事各種瑣屑卑微的工作。她機械地忙碌著，“她說的話，做的事或者全無意義，她自己有點恨她為什么不能深切地明白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可是她盡了她的心力”。（22）人與生活之間的意義關(guān)聯(lián)發(fā)生了斷裂，“這種人與他的生活之間的分離，就像演員與舞臺之間的分離，真正構(gòu)成荒謬感”。（23）汪曾祺清醒地意識到，這種狀況導致了深度精神危機。如果她能適應這種機械的生活，“覺得人生原來就是這個樣子，不必太追求意義而意義自然是有的，于是從而倒得到生活的力量與興趣”；（24）但是，“那些自殺的人又常常可能確信生活的意義”，（25）薛瑞娟一定是執(zhí)著于生活意義而不肯妥協(xié)，于是，生活意義喪失后的巨大荒謬感攫取了她，“荒謬支配死亡”。（26）她以自殺的方式對抗荒謬，卻陷入永恒的虛無之中。

在早期創(chuàng)作中，汪曾祺幾乎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注入了自己真實的生命體驗。在他眼里，面對生活的苦難，無論是選擇茍延殘喘的頹廢，還是選擇寧折不彎的自殺，根源都在于喪失了生命的興趣與熱望。他把這樣的故事寫出來，恐怕帶有反思生命、警示自己的意味。在他看來，人應該有另外的生命歷程，有另外的精神軌跡。《風景·人》可以看作汪曾祺激發(fā)生命意志與熱情的自勉之作。1946年，他與戀人施松卿結(jié)伴而行，離開云南回內(nèi)地，途經(jīng)香港。他自己打算由此去上海，為等船期，滯留數(shù)十天，“我在香港時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雞毛。沒有話說，我沾濕了，弄臟了，不成樣子。憂郁，一種毫無意義的憂郁。我一定非常丑，我臉上線條零亂蕪雜，我動作萎靡鄙陋，我不跟人說話，我若一開口一定不知所云！”（27）也正是在那里，施松卿與他道別，去福建謀職，這令他更加沮喪，“但我窮的不只是錢，我失去我的圓光了。我整天蹲在一家老舊的棧房里，感情麻木，思想昏鈍”。（28）孤獨、抑郁、冷漠、絕望，他隨時都可能沉入頹廢或輕生的深淵。可是，一個生命的奇跡鼓舞了他，“綠的葉子，芋頭，兩顆芋頭!居然在棧房屋頂平臺上有兩顆芋頭。在一個角落里，一堆煤屑上，兩顆芋頭，搖著厚重深沉的葉子，我在香港第一次看見風”。（29）貧瘠環(huán)境中芋頭堅韌的生命與不屈的意志感動了“我”，喚起了“我”的生命熱情和不屈意志，促進“我”穿越人生的陰霾。

戰(zhàn)爭、暗殺、饑餓，整個民族都在受難。個人生活也乏善可陳：失戀，延期畢業(yè)卻依然拿不到大學畢業(yè)證，無法找到穩(wěn)定的工作，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在這段最為陰暗的歲月里，汪曾祺覺得自己就站在沉淪或輕生的邊緣，稍稍后退，萬劫不復。他不斷地告誡自己要守住生存的欲望和生命的熱情。創(chuàng)作中，他反復批判喪失生命熱力的麻木狀態(tài)：《歌聲》寫兩個孩子不斷練習唱歌，但毫無激情，由此“我”推測教他們的老師缺乏活力，“孩子的爸爸媽媽（尤其是媽媽）更對她們唱歌沒有興趣，冷淡，而且厭煩”；（30）《風景·堂倌》中的堂倌，“他對世界一切不感興趣”，（31）走路是機械的運動，說話是語言的堆砌，沒有任何嗜好，甚至對于自己的孩子也喪失父愛。借助寫作，汪曾祺不斷地暗示與警醒自己，守住生命的熱力，好好生存下去。海德格爾讓人“向死而在”，把死亡先行納入生命籌劃之中，為的就是激發(fā)人的生命活力；薩特主張“存在先于本質(zhì)”，希望人們能夠振作起來，依靠自己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自由選擇、勇敢行動；在加繆看來，世界充滿荒謬，需要我們以積極的、創(chuàng)造性的態(tài)度對待生活，賦予生命以價值。

在討論汪曾祺作品的時候，人們總是慣于拿他的那句“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來說明問題，潛臺詞無非是說他的作品并無深刻思想。他們有意無意地忽視了下面緊跟著的一句：“但是我不排斥、不否認對世界進行冷峻思考的作品。”（32）更何況他說這句話的時間是1988年，時移世易，未必可以概括他早期的文學觀念。從他20世紀40年代創(chuàng)作的那些關(guān)于存在之思的作品看，他著力追求的首先是深刻，其次才是和諧。事實上，他的作品所達到的思想深度在他同代作家中恐怕是少有企及的。

注釋：

（1）見解志熙：《汪曾祺早期小說片論》，《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第3期。

（2）楊志勇：《存在的自覺》，《求索》1996年第1期。

（3）郭春林：《中國的現(xiàn)代主義不徹底的旅程》，《文藝理論研究》2006年第1期。

（4）汪曾祺：《禮拜天的早晨·瘋子》，《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8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5）汪曾祺：《匹夫》，《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5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6）汪曾祺：《背東西的獸物》，《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7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7）汪曾祺：《三葉蟲與劍蘭花》，《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29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8）〔法〕薩特：《存在與虛無》，第455-458頁，陳宣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

（9）（10）（11）（13）汪曾祺：《匹夫》，《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53、53、53、55-5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12）〔美〕弗洛姆：《健全的社會》，第24頁，孫愷祥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14）（15）汪曾祺：《囚犯》，《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263、26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16）（17）汪曾祺：《道具樹》，《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95、9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18）汪曾祺：《匹夫》，《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5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19）（23）（24）〔法〕加繆：《西西弗的神話》，第37、7、8頁，杜小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7。

（20）汪曾祺：《磨滅》，《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15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21）汪曾祺：《落魄》，《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21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22）（25）解志熙：《考文敘事錄》，第269、269頁，北京，中華書局，2009。

（26）〔法〕加繆：《西西弗的神話》，第8頁，杜小真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27）（28）（29）汪曾祺：《風景·人》，《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40、40、4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30）汪曾祺：《歌聲》，《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6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31）汪曾祺：《風景·堂倌》，《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3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32）汪曾祺：《社會性·小說技巧》，《汪曾祺全集》第10卷，第45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