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頒給“冷門”作家,意外嗎?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確實讓多數(shù)人沒有預料到。這位現(xiàn)居英國的坦桑尼亞小說家,不僅不屬于多數(shù)讀者知道的作家,即便是專業(yè)的文學研究者,對他熟悉的人也不多。目前,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的書還沒有中文譯本,這在近幾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以下簡稱諾獎)得主中,也是非常罕見的情況。對外國作家作品的譯介,當然跟其知名度有一定關系,或者已經(jīng)成名,或者獲得了某些知名的國際文學獎項,才有可能被國內譯者熟知。因此,在不少讀者看來,說今年諾獎得主“爆冷”,既是一個事實,也是很耐人尋味的事情。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
“爆冷”都是相對而言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歷屆諾獎得主在輿論的認知中都是比較冷門的,很少有知名度很高的、暢銷書作者獲獎。但是,“爆冷”都是相對而言的,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諾獎得主都是冷門作家,否則預測諾獎得主將沒有任何科學性與現(xiàn)實意義,而從文壇內部的實際情況來看,多數(shù)作家在獲得諾獎前,都獲得過一些有分量的文學獎項,比如布克獎、卡夫卡文學獎、龔古爾文學獎等等。莫言在獲得諾獎之前,也拿到了國內的茅盾文學獎,其作品在西方世界也早就有了一定的影響力。
所謂的“爆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純文學本身的受眾就越來越小,但這不意味著在文學圈內部,獲獎作家沒有名氣。瑞典文學院的老先生們,選定何人獲獎,基本上還是考慮作家在純文學領域的成就和影響力,因此才出現(xiàn)了“輿論每年猜諾獎,年年猜不中”的情況,專業(yè)認知與大眾認知的區(qū)別,由此可見一斑。
即便是諾獎得主名單內部,其影響力也有較大差異。一些作家即便獲得諾獎,也未必能成為文學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這并不是說他們的水平不高,而是因為多數(shù)人是從文學的接受性來理解諾獎的,而不同體裁與題材的作品,在接受性上存在天然的差異。
比如,獲得諾獎者以小說家居多,能被選定的詩人顯然造詣很高,但詩歌的知名度一般低于小說,與之相應的作家的影響力也會受影響。2011年的諾獎得主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是一位瑞典詩人,諾獎評委給予他很高的評價:“因為通過他那簡練、半透明的意象,讓我們對現(xiàn)實世界有嶄新的體驗。”但是,即便在獲獎之后,特朗斯特羅姆的作品也算是不溫不火的狀態(tài),相比前一年獲獎的秘魯小說家略薩,還有此后獲獎的莫言、愛麗絲·門羅等人,其影響力并不算高。這是詩歌在文學接受性上存在的天然不足所致,不能因此就說獲獎詩人的水平有問題。因此,這種情況下的諾獎“爆冷”,與作家實力本身無關。
還有一些書寫現(xiàn)實、具有理想主義情懷的作家更容易獲獎,比如作品很有紀實風格的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她在2015年獲獎,至于更早的作家,比如羅曼·羅蘭、海明威、帕斯捷爾納克等人,也都是十分關懷現(xiàn)實的作家,因為具有較強的現(xiàn)實沖擊力與反思精神,其作品也更容易被大眾熟知。
“冷門性”與文學史演進的關系
瑞典文學院選定獲獎作家,其實還十分看重其對文學的發(fā)展價值。這里有個有趣的問題:文學存在發(fā)展性嗎?換言之,不同時代的文學難道還有高低之分?當然,我們不能說“唐詩比宋詞要強”、“現(xiàn)代主義文學比現(xiàn)實主義文學更好”之類的話,但在一定時間范圍內的文學史,確實存在創(chuàng)新價值的高低,而判斷作家是否超越前人的一個標志,就是其作品是否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存在思想、文學形式等方面的創(chuàng)新。顯然,優(yōu)秀的作家可以引領未來的文學潮流,其作品也不會落入前人的套路,能走出不同的文學發(fā)展路徑,是判斷作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志,而諾獎得主則更容易具備上述特點。
正因為很多諾獎得主的寫作具有較強的創(chuàng)新性與前瞻性,才會讓人覺得“冷門”或“不熟悉”,但專業(yè)的文學批評家有獨特的眼光、出色的判斷力,能將代表未來的作家作品選出來。從一百多年的諾獎歷史來看,評委基本上不會“看走眼”,甚至一些獲獎者成為時代文學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們也因此進入文學史的“萬神殿”,成為后世不斷研究的經(jīng)典作家。
比如,福克納與馬爾克斯在諾獎得主中屬于基本沒有爭議性的,但諾獎絕非他們最高的文學榮譽,即便沒有諾獎也無法撼動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其中,福克納的意識流寫作手法,對文學史的影響基本是宗師級別的,而馬爾克斯在魔幻現(xiàn)實主義上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現(xiàn),影響力延續(xù)至今,學習馬爾克斯風格的作家及其作品也容易獲得各種文學獎項。甚至可以說,正是這些現(xiàn)代主義文學譜系上的大師級作家,開創(chuàng)了某些流派,影響了文學史的走向,不是他們要被諾獎來認可,而是諾獎要依靠他們獲得必要的公信力。
但是,在一種新的文學路徑引領潮流之前,它往往顯得怪異,甚至令人難以接受。在大眾視角來看,這就是所謂的“冷門”了。而暢銷書作家之所以很難獲得諾獎,不僅是因為其過度的商業(yè)性,更在于其缺乏對純文學的開創(chuàng)性探索,甚至具有先鋒氣息與實驗風格的作品,也比老套的路徑更容易獲得評委的青睞。因此,諾獎得主看起來“冷門”的背后,正是純文學的專業(yè)性與文學的大眾性的區(qū)別,而其中的差異也體現(xiàn)為大眾輿論與專業(yè)視角下文學評價標準的不同。
諾獎的“冷門性”在拓展著文學的邊界
雖然美國民謠藝術家鮑勃·迪倫在2016年獲得諾獎的時候,很多人驚呼“歌手也能得文學獎”,但實際上,諾獎對文學的定義一直在拓展,并不局限于傳統(tǒng)的小說、詩歌、戲劇等經(jīng)典門類。
這首先就是文體與創(chuàng)作門類的拓展。1915年,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獲得諾獎,他以人物傳記寫作而著稱,有《貝多芬傳》《米開朗基羅傳》《托爾斯泰傳》等代表作。雖然我們普遍認為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長篇巨著讓他獲得諾獎評委的賞識,但實際上,諾獎更像是“終身創(chuàng)作成就”的認可,作家不太可能僅憑一部作品就被選中。對羅曼·羅蘭的認可,實際上也是諾獎對人物傳記寫作的認可,在此之后,一些專注于非虛構或歷史寫作的作家,也得到了諾獎或其他重要的國際文學獎項的青睞。
歷史寫作或者說是紀實類的回憶錄創(chuàng)作,也被納入諾獎的范疇。1953年,曾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獲得諾獎,獲獎理由是“由于他在描述歷史與傳記方面的造詣,同時由于他那捍衛(wèi)崇高的人的價值的光輝演說”。把諾獎頒給一個政治家,在后世也一直存在爭議,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回憶錄》《不需要的戰(zhàn)爭》這類作品對二戰(zhàn)史有不同常人的親歷視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難得的文本,尤其是在二戰(zhàn)剛結束的時代背景下,頒獎給丘吉爾似乎也并非是很奇怪的事。
諾獎雖然主要考慮純文學層面的因素,但的確也很看重時代背景,像賽珍珠、肖洛霍夫、庫切這類作品中時代性較強的作家,也被諾獎看重。不過,文學有時代背景與現(xiàn)實關懷本身就是合理的,只是現(xiàn)實批判的意味不應該凌駕于純文學層面上的表達,文學的外部因素不能壓倒文學本身,這是文學發(fā)展基本邏輯,而諾獎在這一點上,態(tài)度一直也是明確的。
即便將思考與表達的形式訴諸哲學,也不能讓諾獎的理想主義氣質被損害,堅守藝術性與人文關懷的底線邏輯,成為諾獎作品的一條“金線”。比如,哲學家柏格森、薩特都曾獲得諾獎。從他們的獲獎理由來看,相比寫作的形式,諾獎評委更看重表達的精神性層面的問題。
柏格森(“因為他那豐富的且充滿生命力的思想,以及所表現(xiàn)出來的光輝燦爛的技巧”)和薩特(“因為他那思想豐富、充滿自由氣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對我們時代發(fā)生了深遠影響”)兩位哲學家的獲獎理由十分相似,對人類思想的深入探索,對精神世界的豐富表達,是其作品的共同點,這幾乎也是所有能在人文研究與創(chuàng)作領域上留名的大師都具備的特點——諾獎看重寫作者在精神層面的純粹性與探索的深度性,而那些被權力或資本綁架的、被世俗性過度包裹的寫作者,很難獲得諾獎的青睞。
更加重要的是,諾獎對文學邊界的拓展,更在于寫作者表達方式的創(chuàng)新與思想的延展性,甚至那些具有一定叛逆姿態(tài)的作品更容易被認可。前文所述的鮑勃·迪倫就是很典型的代表,他年輕時創(chuàng)作的歌曲,與美國上世紀的反戰(zhàn)運動背景相契合,對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種族偏見的傷害,有十分直接的批判。或許鮑勃·迪倫的創(chuàng)作存在一定的激進色彩,但這在藝術的層面并不是什么問題,從諾獎的歷史上看,很多作家相比前人都有很強的創(chuàng)新性與叛逆色彩。
最早的諾獎得主基本上還是19世紀歐洲經(jīng)典文學的老路子,但此后的作家展現(xiàn)的風格,更像是對未來的指引或預言,而非對過去文學經(jīng)驗的簡單總結。比如,蕭伯納在1925年獲得諾獎的理由是“由于他那些充滿理想主義及人情味的作品——它們那種激動性諷刺,常蘊涵著一種高度的詩意美”,其中絕妙的諷刺批判,與詩意的藝術表達,其實缺一不可。蕭伯納絕不是對易卜生等經(jīng)典劇作家文學路徑的簡單延伸,而是有自己獨創(chuàng)性的一面,他對現(xiàn)代劇作在形式與內涵上的開拓,足以讓他獲得諾獎的青睞。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諾獎的“冷門性”才增加了世界文學的豐富性與多元性,今年非洲作家再次獲獎,其實也意味著非歐美文化中的文學表達的可能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諾獎對文學邊界的拓展還將持續(xù),或許會出現(xiàn)更多的“冷門”或“陪跑”現(xiàn)象,而不確定性本來就是文學世界中常見的概念,不論是專業(yè)的文學批評家還是大眾讀者,都不必反應過于敏感,這本來也是文學的趣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