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人和“五四”以來的每一代人一樣，深受魯迅先生偉大作品的教誨與啟迪。今年是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從青年一代的角度來看，140年這個數(shù)字別有一番歷史意味：

首先是“一百”這個數(shù)字。魯迅先生出生在1881年，是一百年前的“80后”。一百年前的“80后”，身處于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這一救亡圖存的歷史情境。無論是朱德總司令、蔡鍔將軍這樣的革命家，還是錢玄同、熊十力這樣的學者，一個共同點就是將自己的人生與民族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作為一百年前的“80后”的杰出代表，魯迅先生的文學事業(yè)，就是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的完美結合。

魯迅先生的寫作，首先全面地展現(xiàn)了“啟蒙文學”的憂憤深廣。在魯迅先生寫作的年代，首要面對的是“人的覺醒”，是如何打破這思想上的“鐵屋子”，從吃人的封建禮教、從形形色色的精神的奴役與創(chuàng)傷中、從愚弱的看客的狀態(tài)中解脫出來。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先生以《狂人日記》《阿Q正傳》《孔乙己》《祝福》等一系列名篇，深刻表現(xiàn)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國民的靈魂。

“五四”這一偉大的覺醒年代，既是個人的覺醒，也是民族的覺醒。二者是一個辯證統(tǒng)一的過程，正如魯迅先生講的：“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經由1920年代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尤其是1930年左聯(lián)的成立，作為“五四”文學運動的旗手與“左聯(lián)”的領袖，魯迅先生的文學，從人的文學發(fā)展到人民的文學。魯迅先生以他這一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尤其是藝術性與戰(zhàn)斗性高度統(tǒng)一的雜文寫作，投身到火熱的民族解放事業(yè)之中，“朝著他所經歷過來的腐敗的社會進攻，朝著帝國主義的惡勢力進攻。”（引自毛澤東《論魯迅》）。魯迅先生1936年去世后，他的靈柩上覆蓋著的大旗是“民族魂”，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對于魯迅先生至高的贊美與懷念。

其次是“四十”這個數(shù)字。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今天的“80后”，紛紛開始步入不惑之年。我就是出生在1981年，站在不惑之年的門檻上，已經不敢說自己還是青年評論者。“五四”一代的文壇前輩，對于我們是巨人一般的存在，是他們在紛亂的年代“肩住黑暗的閘門”，為了我們這些后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我們這代人的文學，一開始被稱呼為“青春文學”，很多作品關注內心世界，注重個人經驗。這些作品也涌現(xiàn)出一些佳作，取得一定成績。然而，站在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這樣的時間節(jié)點上，回望百年前開天辟地的青春文學，我們這一代也亟須迎頭趕上。我注意到，近年來在網(wǎng)絡上魯迅先生《這也是生活》中的這句名句愈發(fā)流行：“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們這一代，以及開始步入而立之年的“90后”一代，大概是越來越意識到：從來沒有純粹的個人，每個人的命運和其他人的命運息息相關，人類本身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時代對于年輕一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們的創(chuàng)作要走向更為廣闊的世界，文藝要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創(chuàng)作的源頭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創(chuàng)作才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始終保持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最可寶貴的品質。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誕生于危機沉重的時代，迎著敵人的炮火成長，和共和國同呼吸、共命運，推動著文學與文化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不斷前進。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發(fā)展歷程告訴我們：“五四”以來的文學從來不是孤芳自賞的文學，而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文學形式從來不是孤立的，而是歷史的產物。文學的藝術性，不是從作家到作家，不是從書本到書本，而是來自時代這座火熱的熔爐。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lián)十大、中國作協(xié)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引用了魯迅先生1925年的名句：“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fā)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這再一次提醒我們文學的位置與文學的責任。站在“新時代”回望“覺醒年代”，在兩個偉大的時代之間，從個人的覺醒到民族的覺醒，沉甸甸的文藝重任落在我們肩上。

奮進的中國青年，有一位永遠的同行者，他就是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在《熱風》中講到，“有一分熱，發(fā)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fā)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魯迅先生就是我們的炬火，這火焰陪伴了我們一百四十年，光熱無窮，長存不滅。

再一次向魯迅先生致敬，向“五四”以來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