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隔數(shù)年，我們都會隆重集會，紀念魯迅先生，像面對所有尊敬的長輩那樣表達我們的敬意和思念。今天也不例外。我們從四面八方來到這里，又一次向魯迅先生，表達敬意，訴說我們這些年來自己的所思所想。

魯迅先生誕生在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文化奇跡。此前沒有這樣的人物，此后也很少有了，他的同時代人中，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學家，他與他們并肩協(xié)作，創(chuàng)造了中國新文學的輝煌業(yè)績。但他與他們又不一樣，魯迅先生沒有像他的很多文壇朋友那樣見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也沒有經(jīng)歷此后的風云歲月。但他55歲的生命歷程，在中國文學領域鑄就了最堅強燦爛的文學坐標。如果說其他先生們在20世紀中國文學長河中像激流，像浪花，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他們的經(jīng)歷無比曲折、無比精彩、無比豐富，那么，魯迅先生更像是激流險灘中的中流砥柱。他堅強有力，無所畏懼，面對狂風惡浪，從不退縮。他像高山峽谷，引導著中國文學的大江大河，百轉千回，流向大海；他像星辰，給那些至暗時刻尋求援助的廣大讀者以信心和希望，他像大地，滋養(yǎng)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的精神世界。他的寫作，深沉博大，有一種超越文字之上的力量和溫暖。他是作家，是文人，是創(chuàng)造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新形式的圣手，但人們喜歡稱他為“大先生”。所謂大者，“得其大者而兼其小”。他有巨大的胸懷。早年“走異路，逃異地”，脫離了江南小鎮(zhèn)的狹小天地，告別了“讀書應舉”的傳統(tǒng)道路，赴金陵求學，后東渡日本學醫(yī)。一路走來，他的眼界越來越開闊，人生的內涵越來越豐富。他遇到了章太炎、藤野先生這樣的精神導師，結交了許壽裳這樣志同道合的同學。回國后，他加入《新青年》陣營，發(fā)表《狂人日記》，與陳獨秀、李大釗等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由此在文學道路上一發(fā)而不可收。魯迅是文學家，但他不是吟風弄月的文學家，也不是謀求高雅地位的成功人士，而是一生致力于用文學來改良社會的文學踐行者。他說自己小說的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對病態(tài)社會的批判毫不留情，盡顯文學家的敏感和現(xiàn)代眼光。像《狂人日記》中對狂人變態(tài)心理的描寫，像《祝福》中對祥林嫂經(jīng)歷了巨大的人生變故后的神態(tài)的捕捉，像《故鄉(xiāng)》中對少年閏土和成年閏土的對照，像《孔乙己》中對跌入社會底層的讀書人的同情和悲哀，這些文學上的探索都顯示出魯迅在社會批判上的自覺意識。它不僅構成了中國新文學最強大的思想傳統(tǒng)和藝術亮點，也大大提升了新文學的文化品格和社會影響。在魯迅作品的影響下，小說不再是“雕蟲小技”，人們也不再把“小說”當作“閑書”，而是視為人生的教科書，是“為人生”的文學，是“經(jīng)國之大業(yè)”，值得人們花費畢生精力去從事的偉大事業(yè)。

我們無法想象，在那個風雨飄搖、萬馬齊喑的舊中國，竟會誕生像魯迅這樣舉世無雙、影響深遠的文化巨匠。這是令很多人贊嘆不已的現(xiàn)代文化奇觀，也是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文化中最值得驕傲的地方。1937年10月，在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大會上，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公學發(fā)表演講，他將魯迅與孔子相比擬，稱頌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是“現(xiàn)代中國的圣人”。魯迅“看得遠，看得真”，有政治上的遠見、毫不妥協(xié)的斗爭精神和像戰(zhàn)士那樣的犧牲精神，這三大特點構成了毛澤東心目中的“魯迅精神”。1940年發(fā)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再一次談到了魯迅，將魯迅作為中國新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他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zhàn)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shù)，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有關“魯迅精神”和“魯迅方向”的提法，幾乎成為評價魯迅的定論，影響著此后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包括文學的發(fā)展。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多次引用魯迅的話，并贊同“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的提法。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茅盾等當年與魯迅并肩戰(zhàn)斗過的文學巨匠，在紀念魯迅的各種會議上，都強調“魯迅方向”的重要性，從各方面闡釋和豐富“魯迅精神”，不斷賦予“魯迅精神”“魯迅方向”以時代內涵。1981年9月，在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大會上，周揚同志代表黨中央發(fā)表了《堅持魯迅的文化方向，發(fā)揚魯迅的戰(zhàn)斗傳統(tǒng)》的講話。他強調魯迅這樣的偉大人物，“是大變革時代產(chǎn)生出來的，是革命斗爭造就出來的”。在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時代，魯迅的名字又一次被人們呼喚，大家不約而同地將重讀魯迅與思考中國社會變革的現(xiàn)實問題緊緊地聯(lián)系起來。

魯迅的話題，總會給我們帶來深刻的思想內容。1980年，在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籌備大會上，中央負責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胡喬木同志提出了一個至今仍然值得人們不斷思考的問題。在《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來紀念魯迅》的講話中，他認為紀念魯迅構成了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現(xiàn)象，我們時常懷念魯迅，不斷強調魯迅精神，但我們拿出來的研究成果是否能與魯迅的文學史、文化史、思想史地位相匹配呢？他以一個讀者的身份，希望魯迅研究的視野更開闊一點，研究的方法更科學嚴謹一些，不要把魯迅與時代割裂，不要把魯迅與同時代人割裂，不要把魯迅的文學事業(yè)視為到魯迅為止就終止了。他認為魯迅留下了許多難以企及的成就，但“所謂難以企及，不是說不可以企及，也不是說不可以逾越。如果是那樣的話，那么對于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就要得到一個非常悲觀的結論。魯迅自己就不這樣看”。事實上，在學習、研究魯迅方面，改革開放以來，解放思想，突破禁區(qū)，誕生了不少優(yōu)秀的學術成果。以上海為例，1980年代出版的趙景深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旁證》，豐富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材料，從而在魯迅的小說史研究的基礎上，將中國小說史研究推進了一步。王元化先生對魯迅的思考，貫穿了他晚年的思想，他發(fā)表的《關于魯迅研究的若干設想》《魯迅與太炎》《再談魯迅與太炎》《魯迅與周作人》《魯迅的曲折歷程》等，從思想史、文學史角度，梳理了魯迅思想的來源，包含了很多理論新見。錢谷融先生在《談〈傷逝〉》中，對魯迅小說《傷逝》的文本解讀，有新的體會和感受。《收獲》雜志發(fā)表馮驥才、章培恒先生圍繞魯迅對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問題而展開的辯駁文章，激發(fā)新世紀文學愛好者對魯迅的反傳統(tǒng)態(tài)度重新評價。在上海的戲劇舞臺上，新世紀以來展演過不少魯迅作品改編的舞臺劇，如肢體劇《鑄劍》和波蘭導演陸帕根據(jù)魯迅小說改編的《狂人日記》。在語文教學上，魯迅作品始終伴隨著中國的語文教育，盡管對于選錄魯迅作品的數(shù)量問題曾在語文教育領域引發(fā)討論，但對于一代又一代中國的青少年讀者來說，魯迅的名字并不陌生。

魯迅先生批判過“國民性”，但這種批判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而是思想上的揚棄和自我更新。他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始終充滿自信，對中國文化的未來，始終抱有熱忱。在《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嗎？》等文章中，魯迅不僅對中國人埋頭苦干的務實精神予以禮贊，更對“中國脊梁”充滿自信和希望。新世紀以來，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的文化建設中魯迅精神和魯迅傳統(tǒng)得到高度重視。習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曾到魯迅紀念館參觀訪問，擔任總書記后，在多種重要會議的講話中，經(jīng)常引用魯迅的作品。最近這些年，對魯迅等現(xiàn)代作家的宣傳，較之以往有所加強，特別是中小學語文課本中，魯迅等作家的作品入選數(shù)量有了保證。因此，在今天這個海量信息四處漫溢的世界里，魯迅并沒有淡出人們的視野，相反，我們因為接近魯迅而感到精神充實，因為閱讀魯迅而感到文學的有力。

在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之際，我們有很多話想跟魯迅先生說，有很多感觸，想跟魯迅先生交流。我想這應該就是魯迅的精神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