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太浦河，濃濃三地情，更是父輩們流血流汗奉獻自己建設祖國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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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已經走了十六年……離世時那一幕令兒撕心裂肺：他每時每刻在疼痛，全身的疼痛，無法翻身，又無法躺久。他吟呻著乞求用藥或幫他翻身，但每每觸及肢體的任何地方他都喊“疼”，即使裹著床單給他翻身也說“吃不消”“吃不消”，無奈。最后我想了一個絕招：到他的病榻上，弓著身子，與他背對背地坐著，讓他斜躺在我的背上，勉強讓他睡著了……當聽到他最后的均勻的鼾聲時，我的淚水再也無法忍住。

父親患的是肺癌，他說這是“當年在太浦河挑河”時落下的傷痛。他說那個時候太苦，吃不飽飯，勞動又特別繁重，所以胃餓壞了、肺又受寒太多。一直以來，我并不真切地能夠理解父親所說。近日，因為其他事去訪問當年參加太浦河水利工程開鑿的那些老民兵和“老水利”時，才知道了父親所說的全是真真實實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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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上海人多數人可能并不知道太浦河對黃浦江、對上海是何等重要的一條人工河流！它西起東太湖的時家港，經蘇州吳江區(qū)有40余公里，經浙江嘉善2公里，后經上海青浦近15公里，再入松江的泖河，最后流入滔滔不絕的黃浦江，全長57公里多。它毫無疑問是黃浦江最重要的源流與主流，其源皆為太湖之水。

太浦河始建于1958年，共分為三期工程。第一期為1958至1961年；第二期為1970年至1979年；第三期在1991年開工，全線貫通則到本世紀初。開鑿太浦河之所以分三期工程，除了受條件和財力影響，后兩期主要因為行政劃區(qū)發(fā)生了變化，青浦、松江等原先都隸屬江蘇省蘇州地區(qū)管轄，后劃歸上海市。

今天的上海是大海與太湖“交媾”而生成的驕子，沒有大海就沒有沖積而成的如今我們所見的江南蘇滬平原，而倘若沒有太湖的溫良恭儉也不可能讓上海灘如此固若金湯。在太浦河沒有開鑿之前，上海和杭嘉湖一帶的水患時有發(fā)生，俗話說：太湖一噎，上海沒頭。早先太湖的泄洪依靠的是吳淞江即蘇州河，而吳淞江泄洪能力遠遠不足，解放前的上海和周邊受過的水淹，次數過百。僅1949年，吳江一縣就被大水淹死的達371人。故1949年之后，中央十分重視太湖治理和它的泄洪功能建設。1954年、1956年和1957年連續(xù)三年大水，再次讓上海、蘇州和嘉興一帶飽受“一片汪洋”之苦，其情其景，上了些年歲的人仍然記憶猶新。“不能再淹了上海！”“不能再傷了江南魚米之鄉(xiāng)的筋骨！”中央決策，開鑿一條最近、最直接的太湖泄洪通道，于是便有了“太浦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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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鑿如此一條大河，即便在今天也非易事，而當年尤其是第一、第二期工程時，我們國力尚弱，加之天災人禍，奮斗者們在艱難與困苦中戰(zhàn)斗的情景，讓今天的我們看來簡直不可思議，然而它是我父親他們那一輩人實實在在干的事情——

上陣的人都是從蘇州和上海各縣抽調的青壯年，來自吳江、吳縣、常熟、江陰等4縣的人員負責吳江段的挖掘，青浦、松江等上海縣的人員負責上海段。第一期工程主要集中在近靠太湖的近40公里主道上。蘇州地區(qū)動員7.8萬名民兵奔赴河段工地，分為7個民工團，團下面再設營、連、排編制，完全軍事化的戰(zhàn)斗隊。當年我父親25歲，任常熟民工團一營營長，麾下600多名青壯年民工。那時我剛出生不久，所以沒有印象。只聽父親后來講，他們在工地上不分白天黑夜，僅靠一根扁擔、兩只竹筐，實行“三班倒”戰(zhàn)斗。“華西的吳仁寶厲害，他帶領的一個營，也是‘三班倒’，但跟我們不一樣，他們是三個人一張草鋪，沒有一個懶人，個個生龍活虎，拼命急上游、當先鋒……”父親說，他所帶領的常熟團一營民工也不含糊，要求必須“擔不少百五，日不少十時”，就是每挑一擔必須不能少于150斤，每天必須干滿10個小時。

開鑿工地上的場景，父親曾這樣描繪過：天蒙蒙亮，勞動的號子聲早已響徹云霄，“哎喲！吆喲”聲喊醒了早晨的太陽；早工干一個小時，吃早飯用一小會兒，然后再實干上午三小時半，中午吃飯加休息一個半小時，下午又是三小時半。晚上挑燈夜戰(zhàn)兩小時……一天十個小時是雷打不動的。“工地上經常開展勞動競賽，而且班與班、排與排、連與連、營與營，還有團與團之間都有比賽，一些落后的單位為了趕上任務，在十個小時之外還有加班加點。不光是落后的單位要加班加點，趕在前頭的也要幫助落后的單位一起往前趕任務。”

“那時候的干部不是光動動嘴的人，營連團干部都得挑擔在最前面，而且筐里的泥巴份量要比別人多一點才像個樣！我這樣的營長除了勞動時一樣跟班戰(zhàn)斗，別人下班后還要到工地上走一遍，如果有落后的單位就要催他們往前趕。有些單位確實力不從心，你當營長團長的還要幫著他們一起多挑幾十擔……”父親說。

“你不覺得累嗎？”我曾這樣傻問過。

“怎能不累！可當干部的再累也不好說，你一說累就會影響他們的戰(zhàn)斗力嘛！”父親說。“晚上查夜，到民工的宿舍，遠遠就能聽到打雷一樣的鼾聲，要不就是殺豬一樣的叫嚎聲……查夜哨最要看一看的是民工宿舍到野地里的廁所之間那一百米、幾十米的路途上……那個時候沒有電燈，黑乎乎的，有些民工半夜起來尿尿，不小心倒在坑坑洼洼的田埂邊或泥堆旁，倒下去后就睡在那里，這樣很危險，也容易得病，我們干部的責任之一就是要認真查崗，注意民工們的生產安全和人身安全。”

“又要干活，又要管這些事，不累死嘛！”我不無感嘆。

“我們那時有句話叫做：干部干部，就是吃苦！不比別人多吃苦，誰還要你啥干部！”父親絲毫沒有覺得不公平。他一生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父親以前常跟我說一件事：參加施工的民工十有八九后來都患上了這樣那樣的胃病。我知道，他那一代人中不少人后來由初期的一般性胃病，轉化為胃癌等絕癥而過早地離世了。我還知道，父親那一代中抽煙喝酒的人也格外多些。

“勞動強度大，又在冬季，天寒地凍，所以工地上會釀些米酒，一周供應一次，大家喝了暖暖身子，活躍活躍氣氛；抽煙也可以解解悶、暖暖身子骨，但又沒錢買卷煙，抽的都是自制的土煙，是用樹葉和蘆葉等制作的，這些煙烈味重，影響身體的毒素更厲害……”父親說他也不例外，肚子實在餓得不行，就只能喝幾碗涼水緩解暫時的饑餓，然后再踏入你追我趕的挑河工地上。

在我離開家鄉(xiāng)去部隊當兵之后，再回鄉(xiāng)探親時，聽聞有好幾位阿伯阿叔在五六十歲甚至更年輕的年齡就過早地離世了，患的病也都是“胃病”或“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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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浦河的開鑿至貫通，并不一帆風順，前后三期工程花了幾十年時間。第二期工程前后拖了十余年，蘇州段發(fā)動了總計13萬民工，主要集中在1978年冬季的時間段中苦戰(zhàn)了40余天。1983年，太浦閘首次開閘試泄洪水。

由于后來的行政區(qū)劃與最初規(guī)劃時發(fā)生了變化，上海地段的十幾公里一直處在停工狀態(tài)，因此太浦河仍不具備全線疏通泄洪和調節(jié)水源的作用。1991年，太湖地區(qū)再次發(fā)生雨水洪澇，上海一度處在危急之中，中央領導親臨太湖視察洪情，在吳江平望鎮(zhèn)召集了蘇浙滬三地主要負責人開現(xiàn)場辦公會，根據洪水危情，下令炸開浙江、上海境內的錢盛蕩、紅旗蕩、沙墩港等處的攔河壩，開啟了太浦河第一次全線疏通洪水的先例，第一次讓太湖洪流直接進入黃浦江而后滾滾涌入大海……為了確保上海和太湖流域的安全，中央要求重啟太浦河加寬、加深和全線疏通工程。這也就有了太浦河的第三期工程。

從此這條被稱為“第二蘇州河”的人工河徹底替代了吳淞江原來的作用，成為太湖最大的泄洪河道。而隨著大上海的蓬勃發(fā)展，太浦河不再是簡單承擔泄洪的任務，更多的是為上海提供源源不斷的生活用水。太浦河的一部分作為銜接，將太湖水導入到青浦境內的上海水源地——淀山湖和金澤水庫；太浦河的主水源則經兩公里多長的浙江嘉善河段，流入松江的泖河后，直接涌入黃浦江……

太浦河全線開通給蘇浙滬三地融合出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途徑，比如我最近去的蘇州吳江的平望鎮(zhèn)，僅一個小鎮(zhèn)上，就有上海的縫紉機分廠、醬油廠、紅雙喜乒乓球廠等著名企業(yè)在此。而為了確保給大上海提供源源不斷的優(yōu)質水源，吳江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愛護著太浦河的環(huán)境。近日，我沿太浦河的水陸兩路走了一遍，左右兩岸皆是郁郁蔥蔥的樹林和綠化地帶，河道上的保護措施也十分到位，尤其是太湖口和大閘之間的水面，絕對禁止船只通行和漁業(yè)捕撈。上海在太浦河的太湖源頭還直接建起了生活用水的泵站。

當我們一起在奔向民族偉大復興之時，歡游江河湖川的美景時，不免想起曾經在太浦河工地上，冒著烈烈朔風、忍著刺骨冰冷、流過血淌滿汗的那些與我父親一起的老哥們、姐妹們，讓我不禁想問一聲他們現(xiàn)在可安好？我的父親和許多并肩戰(zhàn)斗的民兵們包括華西的吳仁寶等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第一批在太浦河上留下勞動印痕的人如今也都在八九十歲了，他們可安好？

幸運的是，中秋節(jié)前一天，我到了吳江的平望鎮(zhèn)，在沿太浦河近靠太浦閘不遠的龍南村見到了幾位當年的“老太浦人”。其中一位91歲、一位84歲。91歲的老翁名叫袁世慶，生于1931年，我見到老人時，他赤著膊在廚房里自己煮飯吃。看上去家境并不富足，與我三四十年前見到的村民家沒有多大差別。老人家氣色不錯，手腳靈敏，只是耳有些聾，他笑呵呵地說：像他這樣幾乎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太浦河邊的人，已經不在乎生活是不是富裕了，看著子女們比自己過得好就行。當我問起當年太浦河開發(fā)挖掘的戰(zhàn)斗時，老人家的臉上突然興奮起來，說：“我是民兵。還有紅本本，一直保存著……”

民兵這個詞現(xiàn)在已經很少聽到了，可在老一代農民中，它是一種值得驕傲的身份。

“你們要看嗎？”老人說。

“要要！”我立即應聲。

他便三步并兩步走地到幾十米外的另一間舊平房去了。片刻，老人拿著“紅本本”走到我身邊，然后遞上那個用紅綢面做的《兵役證》。我打開一看，令我吃驚的是這本“預備役軍士和兵證明書”，竟然還印有時任國防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彭德懷的簽字！

仔細一看，發(fā)證的時間是1956年7月。也就是說，老人家已經將這本小小的“證書”存放了整整65年了。

“太浦河是我們挖的，它就在我家鄉(xiāng)。我這輩子做得最光榮的事就是參加了太浦河的挑河工程，我們就是有這個《兵役證》，才在前兩次的工程中有資格去勞動……”袁世慶老人說到這兒哈哈大笑起來。那神情讓人感覺是一位老英雄談起他的戰(zhàn)場經歷一般，心頭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當年那些為太浦河流血流汗的三十余萬民兵中，許多人或許都像袁世慶老人那樣，把那張“兵役證”當作一生唯一值得紀念之物。那天，離開太浦河時，我特意來到岸邊，靜靜地觀賞著奔涌的河水，又雙手掬起一泓清清的太湖水，輕輕地拂在臉上，頓時感覺到一股異樣的親切，似乎感到父親和他的數十萬“太浦河水利大軍”的戰(zhàn)友們在與我說話……

他們這樣說：我們雖然走了，但我們流下的汗水已經融在江河之中，它們一直在奔騰，一直在看著今天的大地和越來越美麗的大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