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誕生一百四十周年了。

魯迅是怎樣誕生的？中國為什么出現(xiàn)了魯迅？一言以蔽之，歷史為什么選擇了魯迅？魯迅誕生的歷史邏輯是什么？

一

事實上，從19世紀開始，這個世界已經(jīng)趨向全球化了。地球上主要地方出現(xiàn)的偉大人物或重大事件，都不會是孤立的，必定與國際形勢和各國文化之間的交流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魯迅的誕生不是孤立的，他是在西方思潮流入、帝國列強侵入以及中國文化在種種沖擊下瓦解、變化和堅守的復雜融通中誕生的。這就是魯迅誕生的歷史邏輯。

要搞清這種歷史邏輯，就必須努力在“通”字上下功夫。

一是“縱通”，從縱深的世界歷史文化發(fā)展角度，搞通魯迅出現(xiàn)的緣由與承前啟后的作用。他是怎樣繼承和發(fā)展前人的思想、文學成果的，又是怎樣對后世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總之，縱通就是從縱深的歷史發(fā)展角度，透視魯迅出現(xiàn)的緣由與承前啟后的作用。

二是“橫通”，從橫聯(lián)的世界宏觀視野和當世的橫向比較上，通察魯迅是在怎樣的時代環(huán)境中出現(xiàn)的以及他與各國作家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總之，橫通就是從橫聯(lián)的世界宏觀視野，把握魯迅與各國作家的交流與獨立特色。

三是“點通”，從歷史縱橫的交叉點上“通析”人物成功與失誤交錯而形成的復雜的思想文化環(huán)境與家族傳統(tǒng)、個人秉賦、性格等等個性因素。必須承認天才。魯迅就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葉歷史縱橫交叉點上出現(xiàn)的偉大天才。魯迅從少年時期就開始“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青年時代就提出“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摩羅詩力說》）和“立人”思想（《文化偏至論》）；中年就寫出《狂人日記》《阿Q正傳》這樣的驚世駭俗之作；晚年更深入地思考歷史發(fā)展問題，成為“民族魂”。天才不是小聰明，而是一種大才，一種明通世事的大哲。魯迅就是這種大哲。

四是“打通”，從文學、哲學、歷史學及自然科學等跨學科視角，通視魯迅的綜合素養(yǎng)與貢獻。因為魯迅絕不是一個單一的文學家或學者，魯迅學也絕不能局限在文學研究領域或其他學科研究中，而是一種超越性的“通學”。打通就是從文學、哲學、歷史學及自然科學等跨學科視角，通透魯迅的綜合素養(yǎng)與貢獻。

研究的最高之道是融會貫通，只有做到以上四“通”，才能將對魯迅的認知提高到嶄新的境界。

二

魯迅出生在1881年9月25日，起名為樟壽。這時，中國正處于遭受列強侵占瓜分的水深火熱之中。魯迅就生長在這種氛圍中，學習東洋和西洋的科學知識，反省中國落后的原因，成為愛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成為魯迅一生的邏輯起點和終生不變的奮斗目標。

所以，青年魯迅1902年剛到日本弘文學院一結識終生摯友許壽裳，就和他討論中國的國民性的缺點，常常談到三個相連的問題：一是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許壽裳從此佩服周樹人的理想之高超，著眼點之遠大，看事物總比別人更深一層，也絕非一時之見。1903年，青年魯迅特別喜歡蔣百里撰寫的《發(fā)刊詞》：“忍將冷眼，睹亡國于生前，剩有雄魂，發(fā)大聲于海上。”看著《浙江潮》那潮水翻騰的封面，想起留日前看錢塘潮的壯闊場面。1906年看到當作俄奸的中國人被砍頭、別的中國人麻木觀看的幻燈片，而毅然告別藤野先生，棄醫(yī)從文，從仙臺到東京投入“善于改變精神”的文藝運動，呼喚“精神界之戰(zhàn)士”，樹立“立人”思想，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初辦刊物失敗后，沉郁默思十年之后，在1918年《狂人日記》之后一發(fā)而不可收，1922年初連載完《阿Q正傳》，實現(xiàn)了從文學上“立人”的目標，以后又完成一系列創(chuàng)作、翻譯和學術著作，進入世界級著作家行列，都是歷史邏輯使然。

每個人都生存在特定的歷史邏輯之中，是自身決定不了的，而由此成為怎樣的人，卻是個人的出身、經(jīng)歷、秉賦和努力所決定的。由于這樣的歷史與個人條件的集成，中國在精神文化轉折關頭選擇了魯迅作為旗手。

三

那么，日本、韓國的學者為什么說他們的國家出不了魯迅？這就要歸因于中國國土的遼闊、歷史的悠久、文化的深厚，和魯迅的出生地紹興——沉郁、激昂的東越文化集中地的孕育。

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養(yǎng)育了一代代人杰的紹興，是山水如畫、河汊成網(wǎng)的魚米之鄉(xiāng)，也是面臨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時的逃難之所，魯迅的周家祖先就可能是為躲避金兵，從河南汝南來到紹興落戶。周家人晚上外出點的大燈籠，熒熒的燭光照得燈殼上的三個黑色大字異常顯目：“汝南周”。那么，周氏家族已有700多年歷史了。但魯迅祖父周福清在會試的履歷上說，周家始祖是公元1017-1073年間的大學者廉溪先生，即曾封為汝南伯、寫過《愛蓮說》的周敦頤。

據(jù)周福清給后人留下的《恒訓》所說：周家到清乾隆時已有“田萬余畝，當鋪十余所，稱大族焉。”到19世紀已有興、文、誠、禮、義、信等十幾個房族，在紹興覆盆橋筑有貴族居住的老臺門之外，隨著人口的繁多，不夠住，又在西邊修了新臺門。魯迅往上三代屬興房，一直住在新臺門。但后代不事生計，賣田典屋，一步步敗落下來。

總之，是別國沒有的中國那樣的遼闊、悠久、深厚，和其東越文化集中地——紹興報仇雪恥的激昂之氣，成為誕生和養(yǎng)育魯迅的最佳條件。就是當時論敵用以攻擊魯迅的“紹興師爺”，也自有相當?shù)牡滋N。這種底蘊包括知識底蘊、歷史底蘊，文化的底蘊所起到的歷史作用是積極的。魯迅汲取了“師爺”的長處，把深刻的思想建立在深厚的底蘊之上，文筆尖刻而又縝密，毫無懼色而又善于保護自己，主張“壕塹戰(zhàn)”，絕不做心中無數(shù)、不計后果的魯莽漢。

四

偉大人物的誕生，與他個人的素質、經(jīng)歷、機遇等等，也密切相關。

1893年，魯迅的曾祖母九老太太去世，祖父周福清帶著潘姨太和次子伯升回鄉(xiāng)奔喪，丁憂在籍，因為科場行賄案，關押杭州監(jiān)獄，被光緒皇帝判“斬監(jiān)候”，家族從此敗落。祖父周福清確實給周家造成滅頂之災。但他的學養(yǎng)和個性對魯迅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周福清在江西時居官清廉，持正不阿，既不貪贓，又不枉法。他對自己孫子輩的學習非常關心，孩子入塾時，一般都是從讀《三字經(jīng)》《百家姓》開始，他卻主張開蒙先讀《鑒略》，除識字外，能對中國歷史有一個總的概念。還認為讀經(jīng)書沒啥用場，不如先看看《西游記》，特別是豬八戒的故事，使魯迅看到了慣常讀書人家子弟看不到的中國古典小說。世事坎坷難遂人愿，周福清因“科場案”墜入獄中，判“斬監(jiān)候”。秋斬決時，禁卒搞錯了，誤以為是周福清，進他的監(jiān)房說：請大老爺升天。周福清聽了，形色自若地換上公服，靴帽袍套照舊，只帽上無頂飾，改天青褂為元色褂不綴補服，靜坐待提。靜心閱讀向兒孫推薦的《唐宋詩醇》，待到禁卒進來更正時，又從容鎮(zhèn)定地脫去了公服，換上便裝，坐下來，依舊看他的書。這種面對生死的從容不迫，實在是千古少見。祖父這種臨危不懼、不受欺辱的性格，極大地影響了魯迅。

魯迅既接受了祖?zhèn)鞯奈膶W天賦和祖父剛直性格的影響，又受到家庭災禍的刺激。為避難，母親送魯迅和二弟到舅父家暫居，被人稱為“乞食者”，給他以極深刺傷，直到晚年還念念不忘。以后父親又病了，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久病的父親買藥。受盡冷眼和蔑視。但父親還是死了。在孤兒寡母的凄清苦境中，又受到家族分房會議的欺侮和“衍太太”之流的污言陷害。在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途路中，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感到家鄉(xiāng)已經(jīng)無法待下去，只能走異路，逃異地。終定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兼附設礦務鐵路學堂，學到了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看新書的風氣已經(jīng)流行起來，他看到了《天演論》，了解了“物競”“天擇”、蘇格拉底、柏拉圖、斯多葛等的學說。學堂里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匯編》。

還有一位對魯迅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過去很少有人注意，這就是第二年的總辦——新黨俞明震，魯迅在《瑣記》一文中說“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有的學者對這一細節(jié)提出過質疑，但青年魯迅以這位新黨總辦為精神楷模，卻是無疑的。俞明震學生成才者甚眾，后人也多名人英才。著名詩人、政治家陳三立是他的妹夫，現(xiàn)代大畫家陳衡恪、大學者陳寅恪是他外甥。樹人在《日記》中多次提到“恪士師”，就是俞明震。稱他為讓自己出國留學的“恩師”。

俞明震親自送青年魯迅等四位學生和他的外甥陳衡恪、陳寅恪赴日。在日期間，魯迅博覽群書，奮發(fā)努力，很早就寫了介紹最新科學發(fā)明的論文，又受到俄國果戈里、安特萊夫，日本夏目漱石、森歐外等多國優(yōu)秀作家的深刻影響，并把所喜愛的小說做成剪報，精心保存。同時，在王陽明“心學”基礎上，又接受了傳到日本的西方惟神思宗，融通為魯迅特有的精神學，成為具有廣博科學知識的思想家型文學家。

如沒有這樣的家族傳秉、個人素質、經(jīng)歷、機遇和在日本留學的經(jīng)驗，現(xiàn)代中國會出現(xiàn)魯迅嗎？

五

魯迅27歲就力排眾議，提出“立人”思想，呼喚“精神界之戰(zhàn)士”。反對“制造商估立憲國會之說”，“輇才小慧之徒”豈能可比？尤其是不同意“立憲國會之說”，斥之為“借眾以陵寡，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魯迅這時的思想有受到斯蒂納等人影響的無政府主義色彩，但也證明魯迅是真正懂得中國的——依據(jù)中國兩千年來中央集權又地域廣闊、民族眾多的國情，是不能無分析地接收西方民主制的，不能效法西方搞所謂國會民主當是魯迅懂得中國的重要依據(jù)。

據(jù)《魯迅日記》，1931年7月20日，魯迅在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中說：創(chuàng)造社一類人“對于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地運用了。”這話說于中國共產(chǎn)黨井岡山革命之后，更是魯迅懂得中國的有力證據(jù)。在這篇講演中魯迅又說：“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極堅實正確的人存在的。”那么，“極堅實正確的人”指誰呢？我想，應該是指毛澤東。在懂得中國、不能機械執(zhí)行共產(chǎn)國際指示這一根本點上魯迅與毛澤東是相通的。魯迅后期堅定地和中國共產(chǎn)黨站在一起，絕非一時沖動，而是在依靠廣大工農勞苦大眾救中國、根據(jù)中國實際情況行動絕不盲從任何外來勢力等方面有著共同思想基礎鑄成的。他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最信任的人，瞿秋白、方志敏就最信任魯迅。魯迅也是他們最忠實的朋友。

高爾基稱贊契訶夫的作品“能夠使人從現(xiàn)實性中抽象出來，達到哲學的概括”。哲學境界是文學作品最難達到的峰巔。魯迅寫《阿Q正傳》也正是“從現(xiàn)實性中抽象出來，達到哲學的概括”，塑造了阿Q的典型形象，提出了“精神上的勝利法”。使現(xiàn)代中國有了《阿Q正傳》這部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并列的世界級文學作品，在世界性的文學評比中，《阿Q正傳》和阿Q幾乎都榜上有名。

1908年2-3月，青年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呼喚“精神界之戰(zhàn)士”；8月又在《文化偏至論》中提出“立人”思想。經(jīng)過十年對于人的精神機制的思考和研究，1918年5月，思想文化意義上的魯迅誕生了，發(fā)出了第一篇文學宣言《狂人日記》，從史冊字縫里發(fā)現(xiàn)“吃人”二字，慨嘆“難見真的人！”“吃人”實質是精神上的相“吃”，是人對人的奴役，是主奴關系的象征。“吃人”意象是《狂人日記》的核心。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連載完畢《阿Q正傳》，從反面給人們塑造了阿Q這個精神反思的鏡像。按照魯迅一貫的逆反思維，以阿Q這個“末人”反襯“真的人”，用“精神上的勝利法”這種本能、顢頇的人類的普通弱點反照“真的人”自覺、理性、科學的精神。也用阿Q式的“革命”反諷動物性的造反，呼喚文明的政治。精神勝利法和阿Q式的“革命”表現(xiàn)形態(tài)不同，其實本質是一樣的，都是源自主奴關系，根系人壓迫人的專制制度，是《阿Q正傳》批判的核心。看不透精神勝利法和阿Q式“革命”的共同實質，就不會真正理解魯迅的本意。從《狂人日記》到《阿Q正傳》，是魯迅文學道路的一條主線。

魯迅晚年讀明代野史，對張獻忠和永樂皇帝殘酷、粗俗的批判和“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的判斷，實質上是沿著阿Q式的革命的惡果對如何改變依靠暴力改朝換代歷史惡性循環(huán)的繼續(xù)思考，是沿著“立人”主線朝著“相互主體性”的深化。以后直到辭世，魯迅都是為真正實現(xiàn)這個目標——人性的覺醒與政治的文明而苦斗。一百多年過去了，他的思想和話語依然那么酣暢淋漓，鏗鏘有力，有著長遠、強大的生命力。

魯迅的誕生，有他的必然性，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中國處于危難之刻，必會涌現(xiàn)一批愛國英雄，但像魯迅這樣全面、卓越、宏偉、堅韌并屢遭逆境的天才，最終成為舉世無雙的“民族魂”，又有其偶然性，不是每個民族在危難之刻都能出現(xiàn)魯迅這樣的天才和偉大人物的。

魯迅的誕生，是中華民族的幸運。中華民族應該珍惜自己的“民族魂”。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紹興文理學院魯迅研究院“鑒湖學者”特聘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