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觀點和方法雖然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但近些年的確被一些研究者淡忘了，所以重提一下，也就多少有一些新意。我這樣講，絕不是自認為我的研究成果中，立場、觀點和方法全都正確，而只是希望用這個話題跟大家共勉罷了。

任何人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和社會科學研究，都回避不了“立場”問題。恩格斯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一文中轉述過歌德的名言：“既然連屁股也沒有，騎士又怎樣騎馬呢？”屁股坐在哪一邊的問題，也就是立場問題。

在我的印象中，魯迅這個人是很強調立場的。比如在《論現(xiàn)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篇訪談記錄中，魯迅就談到建立文藝界統(tǒng)一戰(zhàn)線，革命文學不能放棄這一階級的領導責任，而是將責任擴大到全民族，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魯迅本人一貫堅持什么立場？在民族矛盾面前，他堅持的是中國人的民族立場。在國內的階級矛盾面前，他堅持的是平民立場，下等人、卑賤者的立場。魯迅跟孔夫子都是偉人，他們的區(qū)別就在于立場：孔夫子治國平天下的方略都是為權勢者著想，而魯迅是為中國勞苦大眾的生存、溫飽和發(fā)展吶喊。如果有人誤認為北洋時期一切都好，因段祺瑞的吃齋念佛而忽略他的“整頓學風”，屠殺民眾，這怎能體會《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表達的悲憤之情呢？如果有人認為，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的中國是“黃金時代”，他又如何能跟魯迅的《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產生共鳴呢？

觀點問題同樣重要。觀點就是觀察事物時所處的位置或采取的態(tài)度。魯迅之所以成為偉大的文學家，因為他同時是一位思想家。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許多鮮明而正確的觀點。特別是魯迅后期，他觀察社會問題更具有鮮明的階級觀點，能夠嫻熟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分析中國國情，得出了很多深刻精警的結論。比如他把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劃分為“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指出那時統(tǒng)治者實行的“王道”和“霸道”，看起來是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有人之所以謳歌“王道”，無非是希望“霸道”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寥寥數(shù)語概括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這是其他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都未曾達到的高度。這正顯示出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強大的理論力量。

研究方法同樣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做任何事情都要講究方法。方法對頭才能事半功倍，否則就會南轅北轍。但采用什么方法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唯物史觀既是正確看待和分析問題的觀點，同時也涵蓋著正確解決問題的辯證方法，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有機統(tǒng)一。

1928年7月22日，魯迅在致韋素園信中說得最明確：“以史底唯物論批評文藝的書，我也曾看了一點，以為那是極直捷爽快的，有許多昧曖難解的問題，都可說明。”20年前，我編過一套六卷本的魯迅語錄，由開明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五卷書名就叫《明快的哲學》，其中又分為“人的辯證法”“歷史辯證法”“倫理辯證法”“文藝辯證法”四大類，表明魯迅的辯證法運用得相當嫻熟。我從中感到，唯物辯證法的確是一門智慧學。

令人遺憾的是，當下在魯研界有一種盲目套用、生吞活剝西方某些時髦理論的現(xiàn)象。先是照搬西方某種流行文論的框架，而后再從浩瀚的魯迅著作中找出自以為能吻合的例子，于是就完成了一篇洋洋灑灑的學術論文。需要說明的是，我不是全盤否定西方當代文論，相反，正確運用其中的某些方法能夠擴大研究視野，形成新的學術生長點，不斷完善魯迅學的科學體系。不過所用方法是否正確，取決于是否符合魯迅文本的實際。脫離文本或借題發(fā)揮可能也是一種闡釋方法，可以汪洋恣肆地發(fā)表闡釋者個人的思想，不過恐怕就跟原著脫離干系了。

（作者系北京魯迅博物館前副館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原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