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于魯迅作品，人們相對重視《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編》五種創(chuàng)作和大量雜文，學術(shù)著作《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和新舊體詩也有相當?shù)淖x者。此外魯迅還寫過若干論文，收錄在他的雜文集子里，往往被視為雜文。按其實，這些文章乃是論文，無非不是常見的學院派論文，而是可讀性很強的“輕性論文”。

魯迅也寫過學院派論文，如研究小說史問題的《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后來》，討論古籍版本的《〈嵇康集〉考》等，但為數(shù)甚少。魯迅在北京大學等高校開講中國小說史之前，學術(shù)積累較多的是先唐古小說和唐代傳奇文，宋及其以后的話本、擬話本相對薄弱，于是下大力氣研究，《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后來》就是這方面的成果之一，先發(fā)表于《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后收入《墳》。拿這篇論文同《中國小說史略》的初稿本與修訂本之有關(guān)部分對讀，可以清晰地看出這是一篇為增補小說史講義撰寫的的前期成果。《〈嵇康集〉考》則是魯迅1926年在廈門大學教書時，為該校行將推出的《國學季刊》而作，大抵是利用了過去從事《嵇康集》校本時搜集的材料，他在1926年11月4日致許廣平的信中說是“將先前弄過的東西東抄西撮，到半夜，并今天一上午，做好了，有四千字，并不吃力”。此文澄清了《嵇康集》許多文獻上的問題。后因《國學季刊》未能出版，這篇文章也就沒有發(fā)表，直到1954年公諸于世，今已收入《古籍序跋集》（按此文宜乎編入《集外集拾遺補編》）。

像這樣正規(guī)的論文，魯迅寫得不多，他的論文大部分是類乎學術(shù)隨筆的輕性論文。“輕性論文”是魯迅本人創(chuàng)造的一個提法，他在1933年11月12日致杜衡信中說：輕性的論文實在比做引經(jīng)據(jù)典的論文難，我于評論素無修養(yǎng)，又因病而被醫(yī)生禁多看書者已半年，實在怕敢動筆。

學院派論文一般非要引經(jīng)據(jù)典不可，重材料和論證，從中可見學問，但對于可讀性一般不甚介意。輕性論文則是寫給廣大讀者看的，發(fā)表在報紙或非專業(yè)刊物上，講究深入淺出、由博返約、生動活潑、通俗易懂，有時也可稱為學術(shù)隨筆。當然，兩者也并沒有明確邊界。

隨筆是魯迅樂于從事的文體，在《墳》《三閑集》《二心集》中已有若干，到《南腔北調(diào)集》和三本且介亭雜文集里，就更多一些。所謂隨筆，一方面來源于中國古代的筆記；另一方面則受英國的essay的影響，寫法極自由，可敘事，可議論，可抒情，篇幅不拘，當然一般來說比短評要長一點。魯迅的隨筆可分為議論性隨筆和敘事性隨筆兩種，以敘事為主的文章同他先前的回憶散文基本為一路（參見拙作《〈朝花夕拾〉后續(xù)諸文》，《文藝報》2019年5月15日第7版）；而更多的作品以議論為主，寫法雍容，侃侃而談。《且介亭雜文》中的《看圖識字》《阿金》《病后雜談》諸篇是魯迅本人明確指為隨筆的，準此以推，他的《拿來主義》《說面子》《臉譜臆測》等也應(yīng)當算是隨筆。議論性隨筆中大談學術(shù)問題的一般說成是學術(shù)隨筆，而魯迅則稱為“輕性論文”。

包括輕性論文在內(nèi)的隨筆，在魯迅晚年文章中比重明顯增加，這固然可以說他為文之道更上層樓，也與其時發(fā)表不易大有關(guān)系。魯迅感嘆過：“要做得含蓄，又要不十分無聊，這正如帶了鐐銬的進軍。”（1935年6月7日致蕭軍）在這種情況下，峭拔犀利的短評遠不如從容舒緩的隨筆便于發(fā)表。

輕性論文的通俗是就表達而言，并非沒有深度和思想。須義理、考據(jù)、辭章全都在行，考證又不能是迂夫子式的純述證，而往往多有略一點醒即令人眼前一亮的辯證。引文當然總會有一點，但很有控制，講究空靈蘊藉，舉重若輕。總之，輕性論文對作者的要求相當高，而魯迅卻因難見巧，為后來者樹立了榜樣。

在魯迅的用語體系中，“雜文”指編年體文集中的各種文章，不管其文體如何，都夾雜地編在一起（詳見《且介亭雜文·序言》），可見“雜文”是一個集合概念，而非文體的一種，也不能用來指稱某一篇具體的作品。魯迅雜文集子里的文章，占主要部分的除了雜感、記敘性隨筆，就是輕性論文。雜感即文藝性短評，最能代表魯迅的特點，于是人們有時就把這種雜感稱為“雜文”——這種文體意義上的“雜文”后來流行甚廣，沿用至今。在魯迅的《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而已集》《三閑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這八本書中，大部分文章都是雜感，這些文章是魯迅雜文中的大宗，瞿秋白編選魯迅雜文，書名就叫做《魯迅雜感選集》。近人對魯迅雜文進行藝術(shù)上的分析，也往往多以雜感作為討論對象。學魯迅的路子寫文章的人，也多半寫雜感，亦即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針對性和某種藝術(shù)性的短篇評論。

魯迅的記敘性隨筆和輕性論文，則不那么受人重視。魯迅自己是多次提到過的，例如他說收在《墳》這本集子的是“論文和隨筆”（《三閑集·魯迅譯著書目》），又說《二心集》中也有論文。魯迅在《三閑集·序言》中寫道：“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此后的雜感。”這里的意思是將《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而已集》視為雜感集，而以《三閑集》為其第五種。這種提法，就是把《墳》那種收錄論文和隨筆的集子排除在外的。

《三閑集》中有兩篇“夜記”——《怎么寫》和《在鐘樓上》，應(yīng)當算是隨筆。魯迅在《三閑集·序言》中說：從寫作時間上來說，這兩篇“夜記”本應(yīng)收入《而已集》，但當時想“另成一書”，所以沒有編入，而后來那樣的隨筆未及多寫，現(xiàn)在就將它們收在這里了。可見魯迅在編集子的時候，本來很有些文體方面的考慮，后來因為形勢不容許他太多地顧及文體，只好采用編年的方法，“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起”（《且介亭雜文·序言》），《二心集》《南腔北調(diào)集》和晚年的三本且介亭集，都是這樣編成的。

二

從后來的情況看，沒有得到充分重視的是魯迅的輕性論文。事實上這里有許多重要文章，例如前期的《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論“他媽的”》和《破〈唐人說薈〉》等篇。后期魯迅的輕性論文尤多，《門外文談》《隱士》《論諷刺》《從“別字”說開去》《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qū)別？》，無一不是絕妙好辭。魯迅晚年尤喜作讀史新論，對史事作意味深長的分析和評議，行文委婉老辣，無學究氣，亦無火氣，談言微中，例如《且介亭雜文》中的《儒術(shù)》《隔膜》《買〈小學大全〉記》《病后雜談》等文，皆為此中名篇，略舉幾例稍加分析。

其一，《儒術(shù)》。此文研究元好問的歷史舊案，最后一轉(zhuǎn)而聯(lián)系當下，加以發(fā)揮，譏諷時事，為輕性論文的路徑樹立了樣板。文章開頭即道：

元遺山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愿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將崔立頌德者，是否確實與他無關(guān)，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國將領(lǐng)崔立當時任首都洛陽的西門元帥，天興二年（1233）蒙古軍隊圍城，皇帝金哀宗已先行逃走，而這位崔元帥遂自立為王，同時向元人投降。其時一幫群小擬為之立功德碑，后因種種原因，碑并未樹起來，而碑文操刀者已經(jīng)存在一個節(jié)操問題，后來彼此推諉，形成一個疑案。魯迅在文章中引用了一段《金史·王若虛傳》，然后寫道：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已經(jīng)發(fā)生了“名節(jié)”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作，文證具在清凌廷堪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經(jīng)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jù)元好問《內(nèi)翰王公墓表》，后半?yún)s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志》，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凌氏辯之云：“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嘗決死若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諉，以致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而問題在于，為崔立作的功德碑雖由劉祁（字京叔，1203—1250）屬草，但元好問仍然脫不了干系，因為劉祁只是一介太學生，要講究文辭之工，還得請文章高手元好問來過目把關(guān)，甚或重寫。元好問本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名節(jié)，后來竭力否認自己與此事有關(guān)，而凌廷堪為愛護元好問起見，更大力為他開脫，但只是這么一句“非必取文辭之工”卻遠不足以解決問題，功德碑如果文辭水平更高，自應(yīng)更合崔立的心意。魯迅不完全采信凌廷堪的結(jié)論，而以“疑案”了之，體現(xiàn)了嚴謹?shù)膶W者態(tài)度。

魯迅文章中又提到的元好問的另一舊案，更進而說到“儒術(shù)”這個主題上來。金朝滅亡之后，他與張德輝等人“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詳見《元史·張德輝傳》）。由此又可見元好問的圓滑世故，以及中國士人欲以儒家的一套來約束規(guī)范新興之統(tǒng)治者的努力。魯迅接著寫道：

以拓跋魏的后人（按指元好問，他是北魏皇室拓跋氏的后裔）與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兒”的“儒教大宗師”，在現(xiàn)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在當時卻并無訾議。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于士，利益既沾，雖已將“儒教”呈獻，也不想再來開口了。

此事同樣顯得元好問為人圓滑，但是他奉送元世祖加一頂“儒教大宗師”的高帽子，促進他實施一些仁政，對于“儒戶”有益無害。把這個事關(guān)“儒術(shù)”的道理想通，對于讀通中國歷史包括儒學史都是大有啟發(fā)的。

其二，《隔膜》。這是一篇分析清代文字獄的妙文。三十年代前半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陸續(xù)編印了九輯《清代文字獄檔》（1931.5—1934.4），引起學術(shù)界讀書界的高度關(guān)注，魯迅也十分注意，就此寫了好幾篇文章。其中筆墨最為集中的是《隔膜》和《買〈小學大全〉記》二文。《隔膜》分析的是《清代文字獄檔》第八輯中的《馮起炎注解〈易〉〈詩〉二經(jīng)欲行投呈案》，《買〈小學大全〉記》依據(jù)的則是第六輯中的《尹嘉銓為父請謚并從祀文廟案》。

魯迅不僅分析個案，還進而對整個文字獄以至清朝的文化政策發(fā)表意見。其中一個結(jié)論是：“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于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并非反動的還不少，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fā)瘋，有的是鄉(xiāng)曲迂儒，真的不識忌諱；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guān)心皇家”（《隔膜》），凡此諸人之被卷入文字獄，皆為冤案。在清朝皇帝看來，即使說的話本身不一定錯，但由你妄自跑出來言說，就是犯了罪。清代文字獄大部分是冤獄，冤就冤在“隔膜”。

魯迅還根據(jù)《清代文字獄檔》的記載，買過一部曾經(jīng)是禁書的蔡顯《閑漁閑閑錄》，也做了簡明深刻的分析，其意見見于他另一篇輕性論文《病后雜談》。蔡顯案的有關(guān)檔案在《清代文字獄檔》第二輯中。此案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冤案。乾隆三十二年（1767），松江府華亭縣七十一歲的老舉人蔡顯（字笠夫，號閑漁）把自己的雜著編印成一部《閑漁閑閑錄》，分送學生和友人；當?shù)赜腥藢懩涿沤野l(fā)他，蔡老不服氣，帶了一部自己的著作到府里去“呈首”，主動交上著作請求審查，以便消弭誹謗。不料松江府知府審查以后，卻認為“書內(nèi)所載多有不法之語”，于是逐層上報給江蘇巡撫明德和兩江總督高晉；兩位高官更查出其中問題甚多，迅即采取嚴厲措施，將蔡顯“提解到省，并于該犯家中搜查不法書籍，并究明有無黨羽，及其家屬逐一押解來省”（《高晉等奏查蔡顯呈首審擬折》），參與校字的門生、寫序的朋友也都一并抓來，分別判以重刑。稍后由高晉領(lǐng)銜、明德同署，將有關(guān)情況書面呈報給乾隆皇帝。表明政績，大有邀功之意。

不料這些材料送上去不久，立即遭到嚴厲的譴責，乾隆在上諭中指出：“蔡顯身系舉人，輒敢造作書詞恣行怨誹，情罪重大，實為天理國法所難容”，而大小官員“略摭無關(guān)緊要之文巧為塞責，而于吃緊關(guān)鍵不肯復加指摘，高晉等使若輩得售其術(shù)，朕則豈能依樣葫蘆漫然不為審視乎？”這份圣旨到了江蘇，高晉、明德“跪讀之下惶愧無地”，高度緊張，立刻上奏折請罪，說“惟有仰懇圣恩將臣等交部嚴加議處，以為辦事率忽者戒”（《高晉等奏請交部議處折》）。但乾隆對此又批道：“覽。若應(yīng)議處早交部矣。”地方官本以為已經(jīng)十足賣勁，一味從重從快了，不料結(jié)果沒有抓住要害，有假批判的嫌疑，遂遭嚴譴。從此各地官員再來查辦文字獄的案子，一定是更加重得可怕了。

魯迅買到嘉業(yè)堂本《閑漁閑閑錄》以后，“細看了一遍，卻又尋不出什么忌諱”。聯(lián)系《隔膜》一文來看，這里他雖然只說了這么一句話，卻也已經(jīng)把清代文字獄的奧妙點破了。

如果要用八個字來講“輕性論文”的特色，大約可以說是簡明扼要，舉重若輕。當今有些學術(shù)論文冗長散緩到連業(yè)內(nèi)人士也不大高興拜讀，如能參考借鑒一點魯迅的論文，或者是一副可補可瀉的良藥吧。

（作者為紹興文理學院魯迅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揚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