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記住他們
一
小時候,村子里的小學沒有五六年級,需要到鄰村讀“高小”,上學來回走過京(北京)大(大名)公路。路南面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圓形溝壕,溝壕里面是同樣圓形的土墻遺址,那是當年日本鬼子的炮樓。老人們說,就在炮樓西面不遠處,八路軍打過一次非常漂亮的伏擊戰(zhàn),消滅了一百多個日本鬼子,指揮戰(zhàn)斗的是八路軍的趙司令。
這個地方原本是沒有炮樓的,因為趙司令指揮的伏擊戰(zhàn)把鬼子打怕了,鬼子才在這個地方修了一座炮樓。
放學時,每當走到炮樓附近,我總要停下來,以我從電影里、課本上和連環(huán)畫中看到的抗日戰(zhàn)爭的情景,想象著那次伏擊戰(zhàn)。久而久之,我甚至懊悔自己出生太晚,沒有趕上抗日戰(zhàn)爭。如果生在那個年代,我一定會從敵人手里奪一支槍,隱蔽在公路旁邊,只要有鬼子走過,一槍消滅一個……說不定還能動員小伙伴們成立一個游擊隊,然后一起去投奔趙司令。
成年之后才知道,趙司令叫趙義京,是八路軍冀南軍區(qū)第五軍分區(qū)司令員。發(fā)生在我們村口的那次伏擊戰(zhàn),是在1940年6月。八路軍發(fā)動百團大戰(zhàn)前夕,日偽軍加緊修筑德(州)石(家莊)鐵路,企圖以此切斷冀中與冀南抗日根據(jù)地的聯(lián)系。7月初,抗日軍民在7日之內,將景縣南部青蘭附近的路基全部破壞,同時還破壞了5條公路。敵人為保護修路,并報復抗日軍民的破路行動,出動了大量兵力進行“掃蕩”。趙義京接到內線的相關情報后,于7月25日夜,率分區(qū)武裝會同軍區(qū)第25團,埋伏于武邑、衡水間的蘇正、蘇義地區(qū)。次日凌晨,駐衡水日軍川井大隊100余人來犯。敵人全部進入伏擊圈后,遭到劈頭蓋臉的猛烈打擊,沒等醒悟過來,即全部被殲。戰(zhàn)斗中,趙義京與25團團長李林,身先士卒,揮舞著戰(zhàn)刀沖到馬拉的火炮前,連連砍倒敵人,奪得大炮。戰(zhàn)斗僅用9分鐘便告結束,繳獲戰(zhàn)馬9匹、火炮一門、機槍兩挺。這次戰(zhàn)斗被第129師評價為“創(chuàng)造了在平原地區(qū)迅速、干凈消滅敵人的伏擊戰(zhàn)的范例”,并受到八路軍總部通令嘉獎。
我也是成年之后才知道,戰(zhàn)爭并不是童年時想象的那樣好玩,那樣簡單,那樣可以隨意自我表現(xiàn)。它比任何殘酷的描寫都更加殘酷,隨時隨地都在發(fā)生流血和犧牲。
1943年,冀南的抗日斗爭形勢空前嚴峻。遵照上級指示,第五軍分區(qū)的主力部隊暫時撤到了太行山區(qū)。趙義京和副司令員陳耀元帶領少數(shù)部隊留下來,繼續(xù)堅持敵后斗爭。8月27日,第五軍分區(qū)和地委在武邑縣城東律寨村召開會議,研究、部署反“掃蕩”工作。參加會議的有第五軍分區(qū)政委兼地委書記李爾重、專員任仲夷、司令員趙義京、副司令員陳耀元、參謀長陳明義、武裝科長牟海秀等200多人。日軍從辛集、故城、棗強、龍華等地,通過火車、汽車調運來日偽軍2000多人,對五分區(qū)與會人員實施合圍。為了避免被敵人發(fā)現(xiàn),會議當天晚上,全體人員即轉移到石德路南的小白莊;29日晚又轉移到棗強縣霍楊莊,還是未能跳出敵人的包圍圈。與敵人交火后,趙義京沉著指揮大家突圍。30日下午2點左右,突出重圍的趙義京、陳耀元與地委書記李爾重等十幾名同志沖到江官村北、清涼江南岸時,再次遇到了日軍騎兵,當即與敵人展開了肉搏戰(zhàn)。趙義京奪了一把東洋刀,一口氣砍殺了六七個日軍,但自己也被刺傷。警衛(wèi)員要背他后撤,他把文件包遞給警衛(wèi)員:“不要管我,快把文件帶出去!”警衛(wèi)員只好含淚離開。趙義京在指揮重新突圍時,被敵人的機槍射中,壯烈殉國。
和趙義京一起犧牲的還有副司令員陳耀元。為了紀念兩位烈士,經上級批準,棗北縣改名為“趙陳縣”。
二
整整40年之后,我在衡水地區(qū)做共青團工作。棗強縣的團員、青年自動捐資,在當年趙義京和陳耀元烈士殉難之地,修建紀念碑。也是在這時,我搜集所有能找到的趙義京烈士的資料,追尋他短暫一生的腳步。
他是湖北省黃陂縣(今武漢市黃陂區(qū))人,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征到達陜北時,他已是一名優(yōu)秀的紅軍營長,被選送到抗日軍政大學深造。畢業(yè)后,他隨八路軍第129師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1938年8月,第129師東進縱隊在衡水、武邑、景縣一帶,收編了以華北人民抗日聯(lián)軍3個支隊為骨干的群眾自發(fā)組成的抗日武裝,建立了冀南軍區(qū)第五軍分區(qū),并任命其中最大的一個支隊首領葛貴齋為司令員。第五軍分區(qū)能否鞏固并打開抗戰(zhàn)局面,關鍵看能否盡快改造好這支武裝力量。為此,冀南軍區(qū)請求師部派一位得力干部前來。這時,剛隨劉伯承師長來到冀南的第129師師部作戰(zhàn)科科長趙義京,成為最佳人選。
那是一個烽火遍地、“諸侯”蜂起的時期。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們南逃了,日本鬼子還沒有完全占領冀南。所以,一些有民族正義感或者沒有正義感,但手里有桿槍甚至連桿槍也沒有,只是企圖渾水摸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紛紛樹起招兵旗,自稱“司令”或“縣長”。我們那個不足20萬人的小縣,最多時居然有5個司令、3個縣長。
景縣人葛貴齋就是那個背景下的一個司令。與其他地方武裝不同的是,不僅葛貴齋本人有正義感,他的軍師劉甦更是很早就受到了我黨的影響,要求進步,真心抗日。另外,當時共產黨人劉建章受組織委派,以“華北人民抗日自衛(wèi)委員會冀南特派員”名義回到冀南開展抗日活動。葛貴齋的隊伍在被冀南軍區(qū)收編之前,就已經接受了劉建章領導的改組。盡管如此,他們的政治素質、思想作風,特別是舊習慣,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徹底改變的,這一點趙義京心里非常清楚。當時五分區(qū)機關駐在武邑縣縣城南關,他帶了一個警衛(wèi)連走馬上任。到任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五分區(qū)干部、戰(zhàn)士的伙食不一樣,干部吃白面,戰(zhàn)士吃小米。趙義京當即宣布:“隨我來的這些干部戰(zhàn)士,不分等級,一律吃小米!”
上任伊始,趙義京就用實際行動告訴部隊,什么是八路軍的作風。而且他始終嚴于律己。他犧牲的那一年正是冀南大旱,不僅戰(zhàn)爭環(huán)境空前殘酷,生存環(huán)境也到了餓殍遍野的地步。從春到秋8個月沒有下雨,顆粒無收,他和戰(zhàn)士、群眾一樣吃糠咽菜,甚至用樹葉充饑。由于工作繁忙,又缺乏營養(yǎng),趙義京身體虛弱,渾身浮腫。同志們心疼他,用6斤小米換了一只雞,要他補補身子。他堅決不肯,硬是把雞退了回去。
趙義京知道,要想讓這支隊伍脫胎換骨,最根本的還是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用紅軍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改造部隊。為此,趙義京首先在分區(qū)領導層統(tǒng)一了認識,然后著手建立各級政工組織。政工人員深入到連隊,把思想政治工作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他還親自給干部、戰(zhàn)士講課。這位抗大畢業(yè)生才識過人,視野開闊。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線、全國抗戰(zhàn)形勢、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等重大問題,被他講得幽默風趣、深入淺出。一腔熱血的戰(zhàn)士們,過去哪里聽過這么深刻的道理,而這些道理從趙義京口里講出來,他們聽得入耳入腦,部隊的政治面貌日新月異。
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在劉建章同志的家鄉(xiāng)擔任縣委書記。這位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過鐵道部部長的老共產黨員,當年單槍匹馬回冀南,成功地改組了葛貴齋的隊伍后,出任冀南五專署專員。我去看望他的時候,老人幾乎每一次都談到趙義京。他說:趙義京同志非常優(yōu)秀。因為他腳很大,開始戰(zhàn)士們叫他“趙大腳”。聽他講過課之后,一致管他叫“大學教授”。
1939年夏天,正是麥收時節(jié),敵人十分猖狂,肆無忌憚,頻繁出動搶糧,趙義京決心要教訓一下敵人。面對敵強我弱的情況,他深知這一仗必須巧打。他率4個連隊預先埋伏好,然后派縣大隊前去誘敵,敵人果然尾隨而至。待敵人全部進入伏擊部隊的射程,趙義京一聲令下,4個連隊和縣大隊一起開火,敵人丟盔棄甲,狼狽逃竄。這一仗不僅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保衛(wèi)了夏收,而且證明五分區(qū)的部隊已經成為一支拉得出、打得贏的人民子弟兵。這支隊伍在血與火的考驗中越戰(zhàn)越勇,不僅成為五分區(qū)軍民的主心骨,還先后5次成建制向上級正規(guī)部隊輸送力量。
趙義京率領第五軍分區(qū)的指戰(zhàn)員打了許多惡仗、勝仗,粉碎了敵人的一次又一次“掃蕩”。戰(zhàn)士們信服他,愿意跟著他打仗。老百姓贊頌他,到處傳說著他的英雄事跡。直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每到夏天的夜晚,家鄉(xiāng)街頭乘涼的人群中,趙司令依舊是久說不衰的話題。
三
青年朋友們捐資修建的紀念碑落成那天,我參加了他們的集會。許多應邀參加集會的八路軍老戰(zhàn)士,撫摸著紀念碑熱淚盈眶,他們不停地念叨:司令員,后人還記得你們!
2000年冬天,我到廣州拜訪廣東省委原第一書記任仲夷同志,請他為新建的衡水烈士陵園題詞。談話時,我提到了趙義京。他說:我們是老戰(zhàn)友,那次我突出來了,他沒有突出來,犧牲了,現(xiàn)在我們和他愛人還有聯(lián)系。老人對于趙義京的事跡如數(shù)家珍,他告訴我:趙義京初到五分區(qū)時,先后任參謀長、副司令員,若論資歷和工作能力,司令員葛貴齋自然不能和他相比。但他絲毫不計較這些,真心實意地協(xié)助葛貴齋工作。直到葛貴齋脫離革命隊伍,趙義京才擔任了司令員。1940年8月,新編第9旅旅長桂干生兼五分區(qū)司令員,趙義京改任副司令員,他依舊心甘情愿給桂干生當助手。后來新9旅撤銷,趙義京重新?lián)瘟怂玖顔T。1942年12月,范朝利調任第五分區(qū)司令員,趙義京再次改任副司令員,他仍舊踏踏實實地工作,沒有一句怨言,沒有一句牢騷。1943年8月,范朝利離開根據(jù)地,趙義京是第3次擔任司令員了。老人感慨地說:能這樣豁達地對待個人職務的升降,不是誰都能做到的。
我作為新中國成立以后出生的干部,不僅知道趙義京,而且熟悉他的事跡,任仲夷同志對此非常高興。他慈祥地看著我,認真地說:應該記住他們。
趙義京、陳耀元烈士紀念碑建成35年之后,我再次來到江官村,第一眼看到的是進村街道的街牌上,醒目地寫著“趙陳路”。
因為當年青年們捐資修建的水泥紀念碑已經殘破,棗強縣對趙義京、陳耀元烈士墓進行重新修葺時,復建了紀念碑。草白玉的基座上,聳立著青石碑體,古樸莊重。紀念碑周圍栽種的32棵塔松,代表了同時犧牲的32名烈士。他們還建成了“趙義京、陳耀元烈士紀念堂”,以豐富翔實的圖片、資料,展示了烈士光輝的一生和不朽的抗戰(zhàn)精神。我懷著崇敬的心情走進紀念堂,發(fā)現(xiàn)在展牌上面掛起了一大塊紅布,上面寫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入黨誓詞,紅底金字,格外顯眼。鄉(xiāng)里的領導告訴我,經常有單位組織黨員到這里來參觀,并重溫入黨誓詞。一邊是烈士不怕犧牲、艱苦奮斗的畫面,一邊是入黨誓詞,在這樣的氛圍中更加理解了黨的初心,更加明晰了以什么樣的精神去踐行初心。烈士的英名和烈士的精神,在每一位參觀者心里也更加鮮活。
京大公路改為瀝青路面時,路線遷移了,原來的公路變成了田間小道,炮樓的遺址早已蕩然無存。但每次回老家,我都沿著小路去當年伏擊戰(zhàn)的地點看看,那里承載著我童年時的敬仰和夢想。雖然先前的地形地貌全部消失,可我依舊能夠準確地找到我要找的地方。當年伏擊戰(zhàn)的兩名指揮員,趙義京和冀南軍區(qū)第25團團長李林,血灑抗日戰(zhàn)場。趙義京犧牲時29歲,李林犧牲時26歲。兩個人的名字一同鐫刻在國家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的名錄中。
我登上一處舊的磚瓦窯,放眼祥和安寧的村莊和豐收在望的田野,耳邊情不自禁地響起小時候熟悉的電影插曲: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開鮮花。
我們確實應該記住每一位烈士,記住他們,他們就活著,“烈士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就不是一句空話。
記住,就是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