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時候，村子里的小學沒有五六年級，需要到鄰村讀“高小”，上學來回走過京（北京）大（大名）公路。路南面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圓形溝壕，溝壕里面是同樣圓形的土墻遺址，那是當年日本鬼子的炮樓。老人們說，就在炮樓西面不遠處，八路軍打過一次非常漂亮的伏擊戰(zhàn)，消滅了一百多個日本鬼子，指揮戰(zhàn)斗的是八路軍的趙司令。

這個地方原本是沒有炮樓的，因為趙司令指揮的伏擊戰(zhàn)把鬼子打怕了，鬼子才在這個地方修了一座炮樓。

放學時，每當走到炮樓附近，我總要停下來，以我從電影里、課本上和連環(huán)畫中看到的抗日戰(zhàn)爭的情景，想象著那次伏擊戰(zhàn)。久而久之，我甚至懊悔自己出生太晚，沒有趕上抗日戰(zhàn)爭。如果生在那個年代，我一定會從敵人手里奪一支槍，隱蔽在公路旁邊，只要有鬼子走過，一槍消滅一個……說不定還能動員小伙伴們成立一個游擊隊，然后一起去投奔趙司令。

成年之后才知道，趙司令叫趙義京，是八路軍冀南軍區(qū)第五軍分區(qū)司令員。發(fā)生在我們村口的那次伏擊戰(zhàn)，是在1940年6月。八路軍發(fā)動百團大戰(zhàn)前夕，日偽軍加緊修筑德（州）石（家莊）鐵路，企圖以此切斷冀中與冀南抗日根據(jù)地的聯(lián)系。7月初，抗日軍民在7日之內，將景縣南部青蘭附近的路基全部破壞，同時還破壞了5條公路。敵人為保護修路，并報復抗日軍民的破路行動，出動了大量兵力進行“掃蕩”。趙義京接到內線的相關情報后，于7月25日夜，率分區(qū)武裝會同軍區(qū)第25團，埋伏于武邑、衡水間的蘇正、蘇義地區(qū)。次日凌晨，駐衡水日軍川井大隊100余人來犯。敵人全部進入伏擊圈后，遭到劈頭蓋臉的猛烈打擊，沒等醒悟過來，即全部被殲。戰(zhàn)斗中，趙義京與25團團長李林，身先士卒，揮舞著戰(zhàn)刀沖到馬拉的火炮前，連連砍倒敵人，奪得大炮。戰(zhàn)斗僅用9分鐘便告結束，繳獲戰(zhàn)馬9匹、火炮一門、機槍兩挺。這次戰(zhàn)斗被第129師評價為“創(chuàng)造了在平原地區(qū)迅速、干凈消滅敵人的伏擊戰(zhàn)的范例”，并受到八路軍總部通令嘉獎。

我也是成年之后才知道，戰(zhàn)爭并不是童年時想象的那樣好玩，那樣簡單，那樣可以隨意自我表現(xiàn)。它比任何殘酷的描寫都更加殘酷，隨時隨地都在發(fā)生流血和犧牲。

1943年，冀南的抗日斗爭形勢空前嚴峻。遵照上級指示，第五軍分區(qū)的主力部隊暫時撤到了太行山區(qū)。趙義京和副司令員陳耀元帶領少數(shù)部隊留下來，繼續(xù)堅持敵后斗爭。8月27日，第五軍分區(qū)和地委在武邑縣城東律寨村召開會議，研究、部署反“掃蕩”工作。參加會議的有第五軍分區(qū)政委兼地委書記李爾重、專員任仲夷、司令員趙義京、副司令員陳耀元、參謀長陳明義、武裝科長牟海秀等200多人。日軍從辛集、故城、棗強、龍華等地，通過火車、汽車調運來日偽軍2000多人，對五分區(qū)與會人員實施合圍。為了避免被敵人發(fā)現(xiàn)，會議當天晚上，全體人員即轉移到石德路南的小白莊；29日晚又轉移到棗強縣霍楊莊，還是未能跳出敵人的包圍圈。與敵人交火后，趙義京沉著指揮大家突圍。30日下午2點左右，突出重圍的趙義京、陳耀元與地委書記李爾重等十幾名同志沖到江官村北、清涼江南岸時，再次遇到了日軍騎兵，當即與敵人展開了肉搏戰(zhàn)。趙義京奪了一把東洋刀，一口氣砍殺了六七個日軍，但自己也被刺傷。警衛(wèi)員要背他后撤，他把文件包遞給警衛(wèi)員：“不要管我，快把文件帶出去！”警衛(wèi)員只好含淚離開。趙義京在指揮重新突圍時，被敵人的機槍射中，壯烈殉國。

和趙義京一起犧牲的還有副司令員陳耀元。為了紀念兩位烈士，經上級批準，棗北縣改名為“趙陳縣”。

二

整整40年之后，我在衡水地區(qū)做共青團工作。棗強縣的團員、青年自動捐資，在當年趙義京和陳耀元烈士殉難之地，修建紀念碑。也是在這時，我搜集所有能找到的趙義京烈士的資料，追尋他短暫一生的腳步。

他是湖北省黃陂縣（今武漢市黃陂區(qū)）人，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征到達陜北時，他已是一名優(yōu)秀的紅軍營長，被選送到抗日軍政大學深造。畢業(yè)后，他隨八路軍第129師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1938年8月，第129師東進縱隊在衡水、武邑、景縣一帶，收編了以華北人民抗日聯(lián)軍3個支隊為骨干的群眾自發(fā)組成的抗日武裝，建立了冀南軍區(qū)第五軍分區(qū)，并任命其中最大的一個支隊首領葛貴齋為司令員。第五軍分區(qū)能否鞏固并打開抗戰(zhàn)局面，關鍵看能否盡快改造好這支武裝力量。為此，冀南軍區(qū)請求師部派一位得力干部前來。這時，剛隨劉伯承師長來到冀南的第129師師部作戰(zhàn)科科長趙義京，成為最佳人選。

那是一個烽火遍地、“諸侯”蜂起的時期。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們南逃了，日本鬼子還沒有完全占領冀南。所以，一些有民族正義感或者沒有正義感，但手里有桿槍甚至連桿槍也沒有，只是企圖渾水摸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紛紛樹起招兵旗，自稱“司令”或“縣長”。我們那個不足20萬人的小縣，最多時居然有5個司令、3個縣長。

景縣人葛貴齋就是那個背景下的一個司令。與其他地方武裝不同的是，不僅葛貴齋本人有正義感，他的軍師劉甦更是很早就受到了我黨的影響，要求進步，真心抗日。另外，當時共產黨人劉建章受組織委派，以“華北人民抗日自衛(wèi)委員會冀南特派員”名義回到冀南開展抗日活動。葛貴齋的隊伍在被冀南軍區(qū)收編之前，就已經接受了劉建章領導的改組。盡管如此，他們的政治素質、思想作風，特別是舊習慣，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徹底改變的，這一點趙義京心里非常清楚。當時五分區(qū)機關駐在武邑縣縣城南關，他帶了一個警衛(wèi)連走馬上任。到任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五分區(qū)干部、戰(zhàn)士的伙食不一樣，干部吃白面，戰(zhàn)士吃小米。趙義京當即宣布：“隨我來的這些干部戰(zhàn)士，不分等級，一律吃小米！”

上任伊始，趙義京就用實際行動告訴部隊，什么是八路軍的作風。而且他始終嚴于律己。他犧牲的那一年正是冀南大旱，不僅戰(zhàn)爭環(huán)境空前殘酷，生存環(huán)境也到了餓殍遍野的地步。從春到秋8個月沒有下雨，顆粒無收，他和戰(zhàn)士、群眾一樣吃糠咽菜，甚至用樹葉充饑。由于工作繁忙，又缺乏營養(yǎng)，趙義京身體虛弱，渾身浮腫。同志們心疼他，用6斤小米換了一只雞，要他補補身子。他堅決不肯，硬是把雞退了回去。

趙義京知道，要想讓這支隊伍脫胎換骨，最根本的還是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用紅軍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改造部隊。為此，趙義京首先在分區(qū)領導層統(tǒng)一了認識，然后著手建立各級政工組織。政工人員深入到連隊，把思想政治工作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他還親自給干部、戰(zhàn)士講課。這位抗大畢業(yè)生才識過人，視野開闊。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線、全國抗戰(zhàn)形勢、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等重大問題，被他講得幽默風趣、深入淺出。一腔熱血的戰(zhàn)士們，過去哪里聽過這么深刻的道理，而這些道理從趙義京口里講出來，他們聽得入耳入腦，部隊的政治面貌日新月異。

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在劉建章同志的家鄉(xiāng)擔任縣委書記。這位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過鐵道部部長的老共產黨員，當年單槍匹馬回冀南，成功地改組了葛貴齋的隊伍后，出任冀南五專署專員。我去看望他的時候，老人幾乎每一次都談到趙義京。他說：趙義京同志非常優(yōu)秀。因為他腳很大，開始戰(zhàn)士們叫他“趙大腳”。聽他講過課之后，一致管他叫“大學教授”。

1939年夏天，正是麥收時節(jié)，敵人十分猖狂，肆無忌憚，頻繁出動搶糧，趙義京決心要教訓一下敵人。面對敵強我弱的情況，他深知這一仗必須巧打。他率4個連隊預先埋伏好，然后派縣大隊前去誘敵，敵人果然尾隨而至。待敵人全部進入伏擊部隊的射程，趙義京一聲令下，4個連隊和縣大隊一起開火，敵人丟盔棄甲，狼狽逃竄。這一仗不僅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保衛(wèi)了夏收，而且證明五分區(qū)的部隊已經成為一支拉得出、打得贏的人民子弟兵。這支隊伍在血與火的考驗中越戰(zhàn)越勇，不僅成為五分區(qū)軍民的主心骨，還先后5次成建制向上級正規(guī)部隊輸送力量。

趙義京率領第五軍分區(qū)的指戰(zhàn)員打了許多惡仗、勝仗，粉碎了敵人的一次又一次“掃蕩”。戰(zhàn)士們信服他，愿意跟著他打仗。老百姓贊頌他，到處傳說著他的英雄事跡。直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每到夏天的夜晚，家鄉(xiāng)街頭乘涼的人群中，趙司令依舊是久說不衰的話題。

三

青年朋友們捐資修建的紀念碑落成那天，我參加了他們的集會。許多應邀參加集會的八路軍老戰(zhàn)士，撫摸著紀念碑熱淚盈眶，他們不停地念叨：司令員，后人還記得你們！

2000年冬天，我到廣州拜訪廣東省委原第一書記任仲夷同志，請他為新建的衡水烈士陵園題詞。談話時，我提到了趙義京。他說：我們是老戰(zhàn)友，那次我突出來了，他沒有突出來，犧牲了，現(xiàn)在我們和他愛人還有聯(lián)系。老人對于趙義京的事跡如數(shù)家珍，他告訴我：趙義京初到五分區(qū)時，先后任參謀長、副司令員，若論資歷和工作能力，司令員葛貴齋自然不能和他相比。但他絲毫不計較這些，真心實意地協(xié)助葛貴齋工作。直到葛貴齋脫離革命隊伍，趙義京才擔任了司令員。1940年8月，新編第9旅旅長桂干生兼五分區(qū)司令員，趙義京改任副司令員，他依舊心甘情愿給桂干生當助手。后來新9旅撤銷，趙義京重新?lián)瘟怂玖顔T。1942年12月，范朝利調任第五分區(qū)司令員，趙義京再次改任副司令員，他仍舊踏踏實實地工作，沒有一句怨言，沒有一句牢騷。1943年8月，范朝利離開根據(jù)地，趙義京是第3次擔任司令員了。老人感慨地說：能這樣豁達地對待個人職務的升降，不是誰都能做到的。

我作為新中國成立以后出生的干部，不僅知道趙義京，而且熟悉他的事跡，任仲夷同志對此非常高興。他慈祥地看著我，認真地說：應該記住他們。

趙義京、陳耀元烈士紀念碑建成35年之后，我再次來到江官村，第一眼看到的是進村街道的街牌上，醒目地寫著“趙陳路”。

因為當年青年們捐資修建的水泥紀念碑已經殘破，棗強縣對趙義京、陳耀元烈士墓進行重新修葺時，復建了紀念碑。草白玉的基座上，聳立著青石碑體，古樸莊重。紀念碑周圍栽種的32棵塔松，代表了同時犧牲的32名烈士。他們還建成了“趙義京、陳耀元烈士紀念堂”，以豐富翔實的圖片、資料，展示了烈士光輝的一生和不朽的抗戰(zhàn)精神。我懷著崇敬的心情走進紀念堂，發(fā)現(xiàn)在展牌上面掛起了一大塊紅布，上面寫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入黨誓詞，紅底金字，格外顯眼。鄉(xiāng)里的領導告訴我，經常有單位組織黨員到這里來參觀，并重溫入黨誓詞。一邊是烈士不怕犧牲、艱苦奮斗的畫面，一邊是入黨誓詞，在這樣的氛圍中更加理解了黨的初心，更加明晰了以什么樣的精神去踐行初心。烈士的英名和烈士的精神，在每一位參觀者心里也更加鮮活。

京大公路改為瀝青路面時，路線遷移了，原來的公路變成了田間小道，炮樓的遺址早已蕩然無存。但每次回老家，我都沿著小路去當年伏擊戰(zhàn)的地點看看，那里承載著我童年時的敬仰和夢想。雖然先前的地形地貌全部消失，可我依舊能夠準確地找到我要找的地方。當年伏擊戰(zhàn)的兩名指揮員，趙義京和冀南軍區(qū)第25團團長李林，血灑抗日戰(zhàn)場。趙義京犧牲時29歲，李林犧牲時26歲。兩個人的名字一同鐫刻在國家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的名錄中。

我登上一處舊的磚瓦窯，放眼祥和安寧的村莊和豐收在望的田野，耳邊情不自禁地響起小時候熟悉的電影插曲：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開鮮花。

我們確實應該記住每一位烈士，記住他們，他們就活著，“烈士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就不是一句空話。

記住，就是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