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至18日，第28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BIBF）舉辦。在中國和巴基斯坦建交70周年之際，巴基斯坦擔任本屆BIBF主賓國。中華讀書報特約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亞學系副教授張嘉妹撰文介紹巴基斯坦的文學、歷史及中巴文化交流的狀況。

1947年春夏，英殖民者在二戰(zhàn)的殘局與民族主義的浪潮中，最終決定撤離印度次大陸。3月底上任的印度總督、副王——路易斯·蒙巴頓在履職后兩個月內(nèi)提出了《蒙巴頓方案》，歷史性大事件“印巴分治”依此誕生。巴基斯坦，意為“圣潔的土地”，第一次出現(xiàn)在世界地圖上。獨立之初巴基斯坦由東、西兩部分組成，1972年東巴基斯坦獨立，成為孟加拉人民共和國。

在印度次大陸百余年民族覺醒的征程中，宗教身份被推到了群體特征的首要標識位置，一邊爭奪政治權益，一邊凝聚泱泱民眾。由此可見，這里的社會歷史、文化文學，與宗教息息相關。

巴基斯坦這個名稱被創(chuàng)造于1928-1933年之間。彼時，在劍橋讀書的巴基斯坦青年喬杜里·萊赫瑪?shù)隆ぐ⒗铮–haudhry Rehmat Ali）積極倡議用該類結構名詞為南亞次大陸地區(qū)的穆斯林群體命名，并爭取政治獨立。該詞在英屬印度爭取獨立的1930、1940年代逐步被接受，并最終成為獨立自治的伊斯蘭國家的名稱，其字母分別代表了巴基斯坦領土的各個組成部分。

疆域有界，歷史文明卻不會停下腳步。生活在新生國度內(nèi)的民眾，延續(xù)著祖輩的生活，表達著自己的理解，追尋著內(nèi)心的渴望。今日的樣貌，由層層疊疊的過往點滴匯成。恰如巴基斯坦人類學家烏克西·穆夫迪（Uxi Mufti）博士在田野調(diào)查資料中所顯示，如今走入巴基斯坦的鄉(xiāng)村人家，院墻下耕犁的材質也許有些許變化，但樣貌可能與千百年前沒什么不同；廚房中水罐上面的圖案，好像和考古發(fā)掘出器具上的圖案并無二致；織布的方法，甚至今天也還在延用。雖然人盡皆知這是以穆斯林為主的伊斯蘭國度，但這里延續(xù)的本地文明，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從未在禮拜贊念的聲音中銷聲匿跡。

文 學

巴基斯坦雖然建國不到百年，但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從未間斷地創(chuàng)造并延續(xù)著這里的文學與文化。從語言來分類，巴基斯坦文學主要包括烏爾都語文學、旁遮普語文學、普什圖語文學、信德語文學、塞萊基語文學、克什米爾語文學等。另外還有英語文學和波斯語文學。從體裁上講，詩歌是巴基斯坦最為悠久、主流的文學形式，詩會至今仍是文人雅士主要的娛樂形式。與其同樣源遠流長的民間故事傳說，是構成大眾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伴隨著多宗教、多地區(qū)人員的往來交流，周邊文化故事中的角色、情節(jié)在這里悄然轉變，既可以窺覷外來文化的影響，又可以感受本土文化的魅力。在近現(xiàn)代殖民時期，在西方文學的影響下，小說、散文、戲劇等等體裁形式也都進入到巴基斯坦文學中，豐富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途徑手法，促進了思想感受的交流與傳播。

雖然分類繁多，但是以享有國語和官方用語地位的烏爾都語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當仁不讓是巴基斯坦的主流文學。烏爾都語自身的發(fā)展與文學的發(fā)展也互為映照，彼此成就。烏爾都語原是印度次大陸德里附近的方言，誕生初期主要流行在德里、木爾坦、勒克瑙等地。詞匯中生活詞匯多數(shù)來自印度俗語，宗教詞匯來自阿拉伯語，文學詞匯主要來自波斯語，詩歌體裁也來自波斯語。南亞波斯語和烏爾都語詩歌史上有三位詩人分別代表著古代、近代和現(xiàn)代南亞波斯語和烏爾都語詩歌創(chuàng)作的最高水平，并在文學史上獲得了公認的突出地位。他們依次是：阿米爾·胡斯魯、迦利布和伊克巴爾。

烏爾都語文學隨同南亞穆斯林王朝的興起而出現(xiàn)，并在宮廷中得到發(fā)展，在繼承了梵語古典文學傳統(tǒng)的同時，又以印度北方各地的方言文學和民間文學傳統(tǒng)豐富自己。同時，它又與波斯語文學傳統(tǒng)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烏爾都語文學幾乎不加變動就將波斯文學許多藝術手法全部移植過來，使自己從一開始就處于很高的起點。它的題材、內(nèi)容和藝術形式豐富多彩，是印度文化與波斯-阿拉伯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結晶。從宏觀上看，直至14世紀，烏爾都語作為文學語言，尚處在演變、發(fā)展、融合、逐步走向成熟的成長階段。它在以德里為中心的印度北方廣大地域內(nèi)，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認和推廣。這一歷史階段，可以看作是烏爾都語文學的幼年時期，即發(fā)展初期。

烏爾都語文學的發(fā)展初期，即德里蘇丹國成立后的13、14世紀，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以德里為中心的印度次大陸北部和中部地區(qū)。在這一時期，“萊赫達”被公認為最早的烏爾都語詩歌，阿米爾·胡斯魯也被譽為最早的烏爾都語詩人。他的“萊赫達”詩歌給印度詩歌創(chuàng)作帶來了新趨勢，很快為人爭相模仿。另外，他用早期烏爾都語（也稱作“混合語”）創(chuàng)作的抒情詩、頌詩、敘事詩、隱喻詩、謎語詩、雙行詩和歌謠等，洗煉，清晰，典雅，含蓄，他也由此獲得了“印度鸚鵡”和“烏爾都語文學之父”的美譽。（季羨林主編：《印度古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85頁）據(jù)說，南亞次大陸的蘇非詩人也繼承了阿米爾·胡斯魯所創(chuàng)作的“萊赫達”風格，應用到蘇非派詩歌創(chuàng)作及伊斯蘭教傳播的書寫中。創(chuàng)作人員主要是蘇非傳教士和宮廷詩人。

15至17世紀，烏爾都語文學在印度次大陸中北部持續(xù)發(fā)展的同時，在南部德干地區(qū)也迎來了興盛發(fā)展期。一方面，這與南部穆斯林政權的獨立發(fā)展同步，主要體現(xiàn)為巴赫曼尼王朝時期的古吉拉特烏爾都語文學、阿迪爾王朝時期的比賈普爾烏爾都語文學、顧杜卜王朝時期的戈爾康達烏爾都語文學等；另一方面，也與莫臥兒王朝不斷地向南征服相關，例如，奧朗則布時期在南部建立的都城奧朗伽巴德的烏爾都語文學發(fā)展。

18世紀初，伴隨著莫臥兒王朝政權走向衰落，宮廷文學走向尾聲，現(xiàn)代文學萌芽。值得注意的是，新舊時代的交替與跨越時空思想的碰撞，舊體文學中涌入了新思想，發(fā)出了時代之聲，迎來了末期的新高潮。18至19世紀中葉，德里詩派的代表人物有密爾·特基·密爾、米爾扎·穆罕默德·勒菲·索達、密爾·哈森、米爾扎·迦利布、莫明·汗·莫明、謝赫·穆罕默德·易卜拉欣·邵格等等；作為帝王沒落的挽歌，勒克瑙詩派在對舊體詩和王朝體系的留戀與回味中，用艷情詩和挽詩敲響了帝國的晚鐘。當然，在這一時期，并不是所有偉大的詩人都被歸屬到這兩個主流流派中，例如被稱為“人民的詩人”的納吉爾·阿克巴·阿巴迪，創(chuàng)作詩歌描述人間百態(tài)，觀察細致，表述生動，通俗易懂，也被定義為“無派別詩人”。

1857年之后，英女王正式接管治理印度，印度次大陸進入英印帝國時期，徹底淪為殖民地，帝國領地與土邦并立，后者為附庸，不具備獨立的外交、軍事等政治權力。隨著世界范圍內(nèi)民族主義的興起與英宗主國對第一代英屬殖民地精英人才思想培養(yǎng)的完成，南亞啟蒙運動中的精英一邊鼓勵對當代科技發(fā)展的學習，一邊在本土自身的歷史文化中探尋發(fā)展的根基。他們開放思想、反躬自省，行動上積極向前，思想上成熟回歸。這一時期，身份構建在各個群體中濫觴，文學作品不僅在體裁上還是題材上，百花齊放。在此階段，英殖民統(tǒng)治正式廢除了波斯語的官方用語地位，為烏爾都語文學的發(fā)展，以及穆斯林群體身份語言的確立，推波助瀾。

進入20世紀，南亞本土的有識之士開始用一切可行的方式發(fā)出爭取民族權益，喚醒自身群體意識的聲音。為現(xiàn)代烏爾都語文學奠定基礎的“烏爾都語五賢”有：賽義德·艾哈邁德·汗、哈迦·阿爾塔夫·侯賽因·哈利、毛拉納·穆罕默德·侯賽因·阿扎德、納齊爾·艾哈邁德和毛拉納·希伯利·努馬尼。尤其是著名詩人穆罕默德·伊克巴爾（1877-1938）、喬什·馬利哈巴迪（1898-1982）等的作品對現(xiàn)代烏爾都文學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1936年，以普列姆昌德為代表的南亞作家成立全印進步作家協(xié)會，關注民間疾苦的小說、戲劇等創(chuàng)作大放異彩。在獨立后的巴基斯坦，代表人物有費茲·艾哈邁德·費茲（1911-1984）、薩達特·哈桑·門都（1912-1955)、米爾扎·阿迪布（1914-1997）、克里山·錢達爾（1914-1977）、艾哈邁德·納迪姆·卡斯米（1916-2006）、顧德拉德·烏拉·施哈布（1917-1986）、賽義德·扎米爾·賈弗里（1918-1999）、格迪爾·沙法依（1919-2001）、伊施法格·艾哈邁德（1925-2004）、巴奴·古德希婭（1928-）、阿姆杰德·伊斯拉姆·阿姆杰德（1944年-）、米爾扎·哈米德·貝格（1949-）、穆茲赫魯爾·伊斯拉姆（1949-）等等享譽文壇的作家、文學家。

巴基斯坦英語作品在本國內(nèi)外也有一定的讀者群。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巴基斯坦的英語文學開始獲得國家和官方的認可，當時巴基斯坦文學院(Pakistan Academy of Letters)將最初用英語寫作的作品納入其年度文學獎。第一位獲得這一國家榮譽的英文創(chuàng)作作家是阿拉姆吉爾·哈什米。隨后，在過去的30年里，其他一些英文作家，包括巴普西·西德瓦和納迪姆·阿斯拉姆，也獲得了相關獎項。在21世紀初，許多巴基斯坦英文小說家獲得或入圍國際獎項。莫辛·哈米德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說《蛾煙》(Moth Smoke, 2000)，獲得貝蒂·查斯克獎(Betty Trask Award)，并入圍海明威獎(PEN/Hemingway Award)；之后，他又出版了第二部小說《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2007)，入圍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納迪姆·阿斯拉姆憑借《失散愛人的地圖》(Maps for Lost Lovers，2004)獲得了桐山獎（Kiriyama，即桐山環(huán)太平洋文學獎）。穆罕默德·哈尼夫的小說《爆炸芒果》(A Case of Exploding mango, 2008)入圍2008年《衛(wèi)報》圖書獎。

歷 史

當今的巴基斯坦地處印度次大陸西北部地區(qū)，是北部連綿山脈邊緣延伸區(qū)，有平原、有高地，也有沙漠，生態(tài)多樣，以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為主，人口稠密。有史可依的索安河文化、俾路支文化和印度河流域文明，都位于今天這片土地上。其中代表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城市遺址哈拉帕和莫亨焦達羅分別位于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由于西鄰伊朗、北鄰中亞，東北為中國，東南為印度，因此，巴基斯坦這片土地，自古便是東西、南北往來的中樞要道，豐富的語言、文化匯聚于此，這也意味著，政權爭奪的廝殺、博弈也發(fā)生于此。

公元前1750至1500年間，雅利安人的一支進入了南亞次大陸，由于擁有相對先進的武器和強大的戰(zhàn)斗力，他們在這里定居下來；由于具有知識、武力的相對優(yōu)勢，他們成為掌控知識與權力的社會金字塔的上層。南亞次大陸中北部地區(qū)的人文社會，開始踏進種姓階層模式。不僅是雅利安人，通過山口和海岸進入南亞次大陸的外來人口從未間斷。波斯大流士時期，將信德省和旁遮普省地區(qū)納入波斯帝國版圖內(nèi)，成為第20個行政區(qū)/省。公元前6世紀下半葉，位于今日白沙瓦附近的犍陀羅國也被納入波斯版圖。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東征，途徑今日巴基斯坦境內(nèi)的巴焦兒、斯瓦特等地，傳說還娶了當?shù)匾晃煌豕呐畠海⑴c塔克西拉王公相談甚歡。之后亞歷山大班師回朝途中染病離世，其手下大將在被征服地區(qū)稱王治理。

斯瓦特某小鎮(zhèn)街道

亞歷山大離開后，恒河流域的孔雀王朝興起，據(jù)說國師考底利耶就曾在塔克西拉講學（也有求學之說）。到阿育王時期，佛教盛行，極大地影響了塔克西拉、白沙瓦、斯瓦特等地的文學、藝術。公元前175年，這片地區(qū)被南下的希臘-巴克特里亞人征服，塔克西拉成為舉世聞名的文化藝術中心，影響一直延續(xù)到后來犍陀羅佛像雕塑藝術的誕生。

焦利安佛教遺址佛像

藝術流傳綿延不斷，政權卻沒有那么幸運了。不久，塞種人打敗了希臘-巴克特里亞人，然后好景不長，公元1世紀，貴霜人又取代了塞種人，以喀布爾河谷為基地，南下進入次大陸。貴霜王迦膩色伽時期，定都布路沙布爾（今白沙瓦地區(qū)），此處成為佛教藝術中心，促進了佛教向漢地和中亞的傳播。公元3世紀，波斯第二帝國薩珊王朝興起，今巴基斯坦西部俾路支等地區(qū)歸入波斯版圖，北部還在貴霜王朝的控制之下。5世紀，白匈奴入侵，來勢洶洶，橫掃克什米爾和旁遮普地區(qū)。東邊以恒河流域為中心的眾多小國中，4世紀崛起了笈多王朝，也正是東晉高僧法顯西行求法時所處的時期。笈多帝國勢衰分裂后，于7世紀初又誕生了曇花一現(xiàn)的戒日帝國，北印度多數(shù)地區(qū)被納入版圖。唐高僧玄奘西行訪學時受到戒日王的友好禮遇。戒日王去世后北印度又陷入小國林立的局面。

8世紀初，信德木爾坦被哈里發(fā)派兵征服，成為阿巴斯王朝的東緣。11世紀初，伽茲尼王朝的馬茂德一再南下印度掠奪財富。而在這漫長的幾個世紀內(nèi)，匈奴和突厥游牧族群在小亞細亞和波斯帝國之間游蕩，導致原本的絲綢之路難得安寧，東西商貿(mào)往來大受影響，阿拉伯商人通過海路來到印度次大陸。在經(jīng)商往來中，這里的人知道了伊斯蘭教的存在，但對生活并沒有產(chǎn)生大的影響。與伽茲尼的馬茂德屢屢南下?lián)屄拥年犖橐黄穑衼喌貐^(qū)的伊斯蘭教蘇非也進入到了南亞次大陸，開始在民間傳播伊斯蘭教信仰。

13世紀，突厥穆斯林以德里為中心建立了一連串短暫的家族政權，合稱德里蘇丹國。雖然其范圍大致集中在德里及周邊地區(qū)，但是，卻標志著穆斯林以統(tǒng)治者身份開啟了在南亞次大陸的歷史，并且從此影響了次大陸的社會結構。如巴基斯坦學者所言，“南亞的伊斯蘭教是范圍更廣泛的穆斯林傳統(tǒng)的一部分，但在許多領域同時反映了其自身的印度化，使得互動很復雜，但大都是建設性的。伊斯蘭教并未將印度伊斯蘭化，印度也沒有壓制伊斯蘭教自身的獨特性。但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相似性和競爭性是南亞這種多元文化互相交流的特性。” （參見：［巴］伊夫提哈爾·H.馬里克著，張文濤譯：《巴基斯坦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第52頁。）

15世紀末，帖木兒后裔巴布爾繼承費爾干納的王位，后被烏茲別克人驅逐出中亞。失去國土的巴布爾1504年在喀布爾登上王位。1526年4月21日，巴尼巴德（Panipat，又譯帕尼帕特）戰(zhàn)役大捷，德里蘇丹國洛蒂王朝終結。巴布爾乘勝追擊，4月24日攻占德里，5月4日攻占阿格拉并立都于此，標志著巴布爾在印度正式建立政權，即莫臥兒王朝的開端。莫臥兒帝國與當時的波斯薩法維帝國、奧斯曼帝國在伊斯蘭世界三分天下，為當代南亞穆斯林群體以宗教身份爭取獨立建國打下了根基。

17世紀，歐洲各國東印度公司染指南亞次大陸，主要在港口海岸租地經(jīng)商建廠。18世紀中葉，英國全面贏得七年戰(zhàn)爭，法國簽署《巴黎和約》，在印度只保留5個市鎮(zhèn)，英國成為印度次大陸殖民霸主。1707年莫臥兒王朝奧朗則布大帝去世后，帝國基本走向衰落，后來的君王無一可以與東印度公司抗衡。1857年印度大起義失敗后，英女王正式接管殖民地，次大陸納入英印帝國版圖，莫臥兒王朝正式宣告結束。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南亞穆斯林啟蒙運動中，在賽義德·艾哈邁德汗早期提出的“兩個民族”理論基礎上，1906年全印穆斯林聯(lián)盟成立。伊克巴爾在為南亞穆斯林群體爭取自治的漫長斗爭及談判過程中，在1930年前后明確了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不屬于同一個民族的觀點，引領穆斯林群體走向獨立建國的目標。穆罕默德·阿里·真納在伊克巴爾去世后繼續(xù)全力爭取穆斯林群體的政治權益，在1947年印巴分治后成為第一任總督，被巴基斯坦奉為“國父”。

中巴文化交流

作為有著563公里邊界線的鄰國，巴基斯坦是中國的友好鄰邦、鐵桿哥們兒，是戰(zhàn)略合作伙伴。兩國間的交流往來，自古有之。無論是帶動了物質文化交流的絲路商隊，還是推動了精神文化交流的佛教傳播，都是兩國深入往來的鑒證。中國和巴基斯坦自1951年5月21日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以來，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持續(xù)發(fā)展出睦鄰友好、互信合作的緊密關系。

巴基斯坦是伊斯蘭教國家，去過巴基斯坦的中國人都能體會到，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屬于溫和派，對中國人尤其熱情友好，以誠相待。我國的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區(qū)，寧夏、甘肅、青海、新疆等地伊斯蘭文化氛圍濃厚，來華的巴基斯坦人通常也會造訪西北地區(qū)，會更適應當?shù)氐娘嬍沉晳T、更方便到清真寺進行禮拜。除此之外，新疆地區(qū)的音樂歌舞等藝術形式與巴基斯坦的藝術表演形式也更為接近，在兩國間存在巨大文化差異的前提下，穆斯林間的交流是中間平穩(wěn)過渡的橋梁。

前文中提到的巴基斯坦塔克西拉、斯瓦特、白沙瓦等地，是印度次大陸佛教造像藝術的發(fā)源地、佛教東傳的必經(jīng)之地。這里不僅有阿育王時期的佛教遺址，有我國高僧宋云、法顯、玄奘等學習修行的寺院遺址，更有塔克西拉博物館、拉合爾博物館、白沙瓦博物館、卡拉奇博物館、迪爾博物館等珍藏了大量佛教雕塑的著名博物館。對我國的佛教徒及佛教研究者來說，是取之不盡的寶庫。因此，佛教文化、佛教藝術等方面的交流，也是兩國民間交流的一個重要部分。

藝術無國界，藝術文化的交流通過展覽、演出等多種形式，不定期在兩國以首都為主的城市成功舉辦。兩國在繪畫、音樂、圖書、影像等領域皆有合作互介，巴基斯坦各地的手工藝術與中國的傳統(tǒng)手工藝術也在逐漸推廣中，既弘揚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又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

教育文化的交流是實現(xiàn)年輕一代加深了解、尋求合作、傳承友誼的必要途徑。目前來華的巴基斯坦留學生主要學習科技工程、醫(yī)學醫(yī)藥、電子、物理、化學、漢語語言等，商務政經(jīng)方向的人數(shù)并不占主要比例。國家留學基金委（CSC）與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員會（HEC）合作安排巴基斯坦政府獎學金項目，資助來華攻讀研究生的巴基斯坦留學生，共錄取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員會研究生獎學金項目博士生數(shù)百人。目前在華的巴基斯坦學生分別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大連、深圳、西安、杭州、長春等地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據(jù)2017年中國教育部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的官方統(tǒng)計，當年新增來華留學生人數(shù)為2500人，至2018年為止，共計來華留學生2萬2千余人。留學生的切身學習經(jīng)歷和生活體驗，可以加深兩國民間的相互了解，延續(xù)互信友好的情誼。

回顧重要節(jié)點，1965年3月，中巴兩國政府代表在拉瓦爾品第簽訂了文化協(xié)定，并于該年第一次簽署了年度文化交流執(zhí)行計劃。依據(jù)文化交流協(xié)議，同年9月，中國派出首批留學生，赴巴基斯坦卡拉奇學習烏爾都語。1965、1966年間，兩國簽署廣播電訊協(xié)議，增進對彼此的關注與了解，并向對方開放本國的港口，開通海上航線。在當時的國際環(huán)境中，與巴基斯坦的諸多合作，為打破中國被孤立的局面提供了重要機會。步入21世紀后，兩國文化交流合作有了長足進展。在科技、教育等合作領域，發(fā)展雖然緩慢，但卻不曾間斷。隨著兩國友好關系的持續(xù)發(fā)展，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中巴科技合作也不斷走向深入，從較為分散的單項交流發(fā)展到科技聯(lián)委會等規(guī)模性的政府間科技合作。

總體而言，在“一帶一路”旗艦項目“中巴經(jīng)濟走廊”展開經(jīng)濟合作的良好前景下，雙方也不會忽視全方位的配合工作。文化交流，尤其是民間文化交流的發(fā)展是增進彼此了解、消除誤會、促進實質合作的必經(jīng)之路。實踐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徑之一，便是著眼于“挖掘異質文化中的優(yōu)點，弱化經(jīng)濟上的不平等”。這也為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的中國提供了一次反躬自省的機會：至少現(xiàn)在，從巴基斯坦這位老朋友眼中，我們已經(jīng)看到了自身文化實力、影響力的不足。我們在嘗試深入了解彼此的道路上，既可以展現(xiàn)本國文化中的精華，又可以從對方眼中發(fā)現(xiàn)自身的不足。長遠來看，可以在政、商、學等不同領域都嘗試建立起有效的對話機制，在打造命運共同體的道路上穩(wěn)步向前。

（作者系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亞學系副教授，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