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36個教師節(jié)。1988年，趙冬梅從河北以優(yōu)異的高考成績考上北京大學歷史系。本科、碩士、博士，在北大歷史系讀書十年后，1998年趙冬梅博士畢業(yè)留校任教，在北大歷史系教書23年。

上周，趙冬梅與筆者在大學附近的咖啡廳聊了近四個小時，有關歷史、有關人生。坐在面前的趙冬梅身著剪裁挺括新潮的白襯衫，眼鏡腿上垂下精致的玫瑰金色鏈子，一笑露出兩個梨窩兒，然而慢慢聊天中筆者發(fā)現，這位“愛較真兒”的教授，不僅有趣、犀利，更有她對歷史的熱愛和對教育的認真。

“其實學歷史，和我最初的想象很不一樣。”如今已經是北大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的趙冬梅，不僅在北大校內給系內外的學生講中國古代史相關課程，更在百家講壇、“冬梅講國史”等節(jié)目收獲了更廣泛的讀者。不過，在趙冬梅1988年考入北大歷史系時，她今天的學生們甚至還沒有出生。

文學女孩報了歷史系

趙冬梅的研究方向按斷代區(qū)分是宋史，但她更愿意將自己的研究看作制度史。趙冬梅對制度最初的敏感來源于戶籍：趙冬梅1971年出生于河北唐山，1976年唐山大地震，母親牽一個、抱一個，帶著趙冬梅姐妹倆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去投奔當兵的父親。那年她該上小學了，可是沒有戶口，無法入學。班主任好心收留了她，附加條件是“學不好就不要了”——趙冬梅此后一直成績優(yōu)異，這句話是第一推動力。

當年高考先填報志愿，后出分，第一志愿里，趙冬梅三個全部填了歷史專業(yè)——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山大學歷史系，蘭州大學歷史系。估分結果和高考成績只差一分，趙冬梅如愿進入名家輩出的北大歷史系念書。但這位“學霸”發(fā)現，學歷史和想象中完全不同。“我的歷史夢是依托在一個更庸俗的夢里面——我想寫歷史小說。”趙冬梅說，自己這一代1965到1975年生人，在上世紀80年代經歷了青少年的一代，許多都懷有一個文學夢，“我們那時候沒有什么可以‘攀比’的東西，就是讀小說，每個人都是文學愛好者。”除了當代文學作品，趙冬梅從小就讀許多歷史小說，尤其喜歡高陽、金庸，甚至對半文言的明清小說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等都如數家珍。

“如果我的文學夢特別堅定的話，可能在歷史系會碰得鼻青臉腫吧。”趙冬梅笑說，幸虧自己是個好學生，也是個聽話溫和的人，慢慢適應了，也逐漸明白了什么是歷史學。

如今，學史三十多年，教書二十多年的積累，也讓趙冬梅很負責任地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學歷史：“其實有很多大學不是學歷史的歷史愛好者去考歷史系的研究生，可能會在特別專業(yè)的核心領域碰得很疼，導師也疼，學生也疼，有的時候擰兩下就擰過來了，有時候就擰不過來。”

趙冬梅在考博士時，整個北京地區(qū)沒有可帶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導師，她報考了研究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學家祝總斌先生的研究生。“祝先生很大度地收下了我，但他并不規(guī)定我一定要跟他研究魏晉，而是允許我做宋史，其實他壓力是很大的，但直到我1998年博士論文答辯，我都不知道他壓力很大。”趙冬梅說，當時北大歷史系博士并不多，有一個博士就做一場答辯，答辯委員會七八位導師，全是專家，但她完全不緊張。趙冬梅記得，當時答辯委員會主席現場追問了她七個問題，她很誠懇，有一說一，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她順利通過了答辯并留校任教。直到后來某一天聊起這件事，祝總斌先生才告訴她，當時他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數著，“我才意識到他當時有多緊張”。

學術是在未知領域進行探索，發(fā)現新問題，尋找答案，所以“不會”是很正常的，要允許“不會”，不知道就說不知道，一定要誠實。 ——趙冬梅

在北大教中國古代史

做學問和教書有著很大不同。趙冬梅的本科、碩士、博士論文內容全是關于宋史的，也就是說，她是一個專門研究宋史領域的學者，她的日常工作就是寫論文。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課程按照斷代，以隋朝為界，分為上、下兩段，隋朝以前是一位老師教，宋史方向的老師教后半段，即從隋朝到1840年的歷史。趙冬梅在新作《法度與人心——帝制時期人與制度的互動》中寫到自己“論文一路寫下來，始終在960年到1279年之間打轉……我留校的時候，‘只有博士才能在大學教書’已經成為硬性規(guī)定，教書需要‘通人’，知識面應當寬，而‘博士’其實是小領域的專家。”趙冬梅看來，博士在成為專家的過程中受到過系統的學科體系的扎實訓練，對學科的理解是超出一般人的，但在講課的時候，必須把自己從專家的狀態(tài)中解放出來。

網絡曾流行過一種言論——當代難出“大家”。的確，趙冬梅所說的“通人”所指的通史人才，甚至通識人才，在如今越來越細分的學術研究領域中似乎漸行漸遠。但給北大學生們講授中國古代史，又確實需要博覽群書、博聞古今、中西貫通的人才。“這就好比我剛成為一個‘針鼻兒上的專家’，又忽然要面對整個世界。”趙冬梅從此開始“讀書”，讀各類書，這可能不會增加論文的產出，但可以大大增加講課的自由度和自信心。

“剛畢業(yè)的博士講課不太好是正常的，我以前以為講課是靠天分的，只要口才好就行了，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講課的經驗增多，我發(fā)現要面對這些沒有專業(yè)知識的孩子們講課，其實有個學習和歷練的過程，是一個跟學生不斷對話的過程。”趙冬梅有時上課前跟學生開玩笑，大家“趁熱”學啊，意思是她花了很多時間去備課，直到走上講臺前一刻還在備課。“其實用不了那么多，但我只有備了足夠多，才敢站在那個講臺上。”

目前，趙冬梅開著幾門課：給研究生的“唐宋官制史料研讀”，給歷史系本科生的“宋史專題”、“中國史學史”，和其他院系學生也可以來聽的“社會生活史”，這對一名博士生導師來說是并不輕松的教學任務。在北大，“績點”非常重要，學生們往往會打聽哪個老師“手松”，課程“水”，能花少量的精力拿個高分數。但趙冬梅絕不算是這樣的老師，她會給真正好的作業(yè)高分，但真的差，也不會手下留情。沒錯，北大也有考不及格的學生，有的補考也不合格，來找趙冬梅求情，趙冬梅就直接質問：我憑什么要給你降低標準？這樣對用功的同學公平嗎？你可以基礎差，但一定要用功，因為我不愿意拿任何一門課開玩笑，也不想讓學生隨便“混”過去。趙冬梅起初還有點內疚，但很快她找到了與學生的默契，她會在第一節(jié)課把“丑話”說在前頭：“我會‘嚇唬’他們，老師可以給你提供很多幫助，但你如果不用功，平時也不來上課，補考也不及格，就不要向我求情，我不會給你兜底的。我能為學生做的，就是不斷質疑，提最嚴苛的問題。”

守住歷史學的魂

北大歷史系星光熠熠，傳承更替，趙冬梅初入北大時，宋史大家鄧廣銘先生、周一良先生等雖因年事過高而不再講課，但仍在帶博士生。鄧先生們培養(yǎng)了一批史學人才，如后來的“七八級”如鄧小南、閻步克、榮新江等成為如今北大歷史系執(zhí)牛耳的一批學者（后來他們也都留在北大歷史系教課，筆者在北大讀書時，閻步克講授的全校通選課“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曾多次成為北大學生們最熱門的課程之一，有時階梯教室的臺階上都坐滿了人）。在之后的十幾年里，北大歷史系又陸續(xù)培養(yǎng)出的張帆、羅新等，及趙冬梅的同級同學何晉、牛可、李維等，都成為了當下歷史研究的中堅力量。

趙冬梅的導師祝總斌先生今年91歲，他的學生、學生的學生已經成為教授、博導，培養(yǎng)下一代史學人才。趙冬梅還記得，祝先生板書相當漂亮，吸引了許多隔壁中文系的學生旁聽，就是為了看他的板書。趙冬梅略顯傷感地說，先生一輩子買了很多書，本來是準備退休之后讀的，但如今他身體狀況不太好，眼睛也不太好，“他大概五年前就意識到自己可能永遠也讀不完這些書了，就開始為它們（這些書）尋找一處安頓”。祝先生想要把這些書獎勵給他認為真正有心向學的，尤其是喜歡制度史的學生們。“我們現代人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準可能是能不能住上大房子，祝先生至今住的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學校的房子，他自己也沒有買房，祝先生工資不低，但他沒買房子，所有收入都用來買書、買材料、做研究。但他真的是幸福的。”趙冬梅說。

“我作為一個曾經的北大學生，現在的老師，還是特別想跟我的學生說一句，如果真的要做學問，這是一場‘長跑’。”趙冬梅看來，今天的學生“從幼兒園就開始競爭，直到上大學還是繃得緊緊的”，盡管今天與三十年前相比，不管是老師的教學水平，還是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其實都是更加優(yōu)秀的，但是學生需要自己去判斷什么是真正好的東西。

大學歷史的學習方法也不同。“我其實進了北大以后，大一大二的成績不太理想，因為高中歷史學習更多靠記憶力，但大學不一樣。”趙冬梅說，很多人對北大學生的印象就是成績好、分數高，但大學學習其實面臨的很大一個轉變是，“你從前被管得那么緊，現在你就是自己的，不必跟著別人走。北大也有不及格的學生，也有延期畢業(yè)的，當然也有很多狀元，什么是好學生，我覺得真正的‘好’，是把用功變成習慣。”成績好可能并不是“好學生”最大的挑戰(zhàn)，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并且有獨立思考和優(yōu)秀的鑒別能力，才是學習中更重要的素質。北大優(yōu)秀的學生很多，但確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學歷史。趙冬梅告訴筆者，她就曾“勸退”過一些希望跟她讀研究生的學生，“歷史是個笨學科，很難‘忽悠’的，有些孩子不舍得下功夫，我跟他說，你要花時間讀史料，他說他沒有時間”，趙冬梅說，有些學生有時間參加社會活動，其他方面也很優(yōu)秀，“但確實不是適合做歷史的性格”。好在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歷史，僅僅是因為熱愛歷史。

北大歷史系實力雄厚，但“歷史”本身并不是今天的“熱門”學科，相反，研究歷史可能更像坐冷板凳。從趙冬梅進入北大的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北大歷史系招收的學生人數并沒有劇烈擴增。“我覺得有些東西是一定要‘守’的，是守住屬于靈魂的東西，‘抱殘守缺’。”趙冬梅說，“守”不是不創(chuàng)新，不是不開放，而是堅守住歷史學本身最核心的東西：一切從史料出發(fā)，實事求是，是扎扎實實一步一步走出來的，這是歷史學的魂；“守”住了的人，一定有顆很硬的“核”，一定是能慢下來、愿意下笨功夫的。

歷史學的工作是努力去接近過去發(fā)生的事實。完全的真實獲取永遠也無法抵達，但我們會努力從各個角度接近它。——趙冬梅

歷史學者是“砸場子”的

祝總斌先生的代表作《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給了趙冬梅關于“歷史學是什么”的思考。祝先生通過觀察宰相制度的發(fā)展變化，寫出了數千年來中國古代皇帝和宰相是如何相互合作進行統治的。趙冬梅看來，沖突對立的歷史觀影響很大，我們在觀察一對關系的時候，往往容易看到對立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相互依存、利益與共的一面。祝先生提供了一種更加溫和理性也更符合真實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的掉轉，對我來說，比具體知識更重要”。

趙冬梅第一次聽到這些觀點，是在北大“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課堂上，她“當時一下被打蒙了”，因為“這跟我們以前學的都不一樣啊”！但她仔細一想，或許這才是事情應該有的真實面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死磕史料，挖掘細節(jié)，才能見得真實。這是祝先生教我的歷史學解題思路。”趙冬梅在新作《法度與人心》中這樣寫道。

歷史需要嚴謹，但歷史學者是充滿個性的，趙冬梅便是位個性十足的學者，她的很多觀點都具有鮮明的個人色彩。在我們的交談中，她毫不回避一些與大眾認知存在差異的觀點，在她看來，如果發(fā)現一些證據與前輩專家學者研究結論相左，第一反應不應是畏懼，而是興奮。對于趙冬梅來說，發(fā)現問題，產生疑惑，查看此前有沒有此類研究，如果沒有，“那么這就是我們研究開始的地方”。

趙冬梅在《法度與人心》最后推薦了一些歷史作品，其中有一本是學者楊訥先生的《丘處機“一言止殺”考》，她認為楊先生做了“我一直以來在做，卻沒做得那么好的工作”，就是“掰謊”。她看來，在以往的小說、影視、戲曲等文藝作品中，存在著不少對歷史的錯誤敘述或以訛傳訛的民間故事，這些“民間記憶”往往比嚴肅的歷史更有市場，流傳更廣。但是一細究，其中不少邏輯混亂、不符合史實，而“歷史學者走出象牙塔，與莽莽紅塵接觸的第一件事，就是‘掰謊’”。

趙冬梅看來，歷史要區(qū)分事實陳述和價值判斷，有些人對歷史完全不了解，或者只有模糊的了解，這種判斷是毫無意義的：我們不要評判不了解的東西，歷史是教人思考的，不是教人死記硬背的，真正想學歷史的人，要在觀念上先打開這些毛孔，不要再去想有人能給你一個標準答案，不要再去固守教條。“首先你要打開，準備接納，我們一起思考，其次，現在的主流學者的一些觀點和你以前印象中的那些歷史可能是不一樣的，換句話說，你一直被教的東西可能是錯的。第三你要思考它是根據什么史料論述，推導的過程是否立得住。”趙冬梅說，這就是歷史學的思考方法。

趙冬梅看來，說謊必有緣由，有時是因為利益，有時是因為粉飾，有時是后世故事增補潤色，歷史學者的“掰謊”就是要用嚴肅的文本分析告訴讀者謊言是如何形成以及真相究竟是什么。“嚴肅的歷史學者常常是砸場子的”，趙冬梅說，如果讀者不同意學者的結論，可以也從史料考辨入手，與歷史學家們一較高下。

“非典型”司馬光背后

趙冬梅有時是位“非典型”的歷史學者——一本書寫七八年，一篇論文在電腦里放兩三年。“可以比較自豪地說，我到今天為止，沒有寫過不合自己心意的文字”。趙冬梅近日出版的幾部作品《法度與人心——帝制時期人與制度的互動》《人間煙火——掩埋在歷史里的日常與人生》《大宋之變，1063-1086》，包括她此前的作品《司馬光和他的時代》《千秋是非話寇準》等都不是典型的歷史作品，她早期的作品《武道彷徨——中國古代的武舉與武學》《文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寫法各不相同，卻精彩紛呈。

《大宋之變，1063-1086》就是一本“掰謊”的作品，這本書從宋英宗即位開始，講到神宗時王安石變法，再到哲宗初司馬光含恨離世，北宋中期名臣一一登臺亮相，司馬光、王安石、蘇軾、歐陽修、韓琦、文彥博、范鎮(zhèn)……趙冬梅表面上講述的是士大夫輝煌的時代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群像，實際上寫出了宋代是如何由君臣共治、百年太平陷入了惡性分裂、衰亡敗落，皇帝與大臣是如何集體迷失方向，言論自由如何破壞殆盡，祖宗之法如何分崩離析——宋朝是如何從一個豐富的、具有活力的時代一步一步變?yōu)槌惺芰酥T多屈辱的時代，這段歷史，很可能和我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這本書連同此前講述仁宗朝的《司馬光和他的時代》一起，刻畫了一個意料之外的司馬光形象。趙冬梅看來，后世對司馬光的評價兩極分化，大眾對他的認知比較簡單——小時候“砸缸”，老了反對王安石變法，中間寫了部《資治通鑒》。但真實的司馬光無疑是更復雜也更具人格魅力的，趙冬梅筆下的司馬光個人命運與時代變化互相糾纏，成為了一個在大多數時候拼盡全力卻無能為力的失敗的英雄。書出版后有人反對，認為趙冬梅“太偏袒司馬光了”，對此她報以苦笑。趙冬梅在《大宋之變，1063-1086》中寫道，歷史事件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人盡皆知，實際上人們了解的只是一個從開頭到結尾的簡單輪廓，甚至特定開頭是如何走向特定結尾，中間過程“各方勢力”如何選擇，彼此如何互動，我們所知甚少，而現代歷史研究者的任務，就是盡可能地揭露細節(jié)，通過細節(jié)展現過程，因為唯有進入細節(jié)，才能“看見”。在作為證據的各方史料中，其實也不盡真實，不能隨意相信，因為前人“字面上記錄的”和“實際所發(fā)生的”甚至可能南轅北轍。趙冬梅舉了個例子，蘇軾、蘇轍曾為司馬光和王安石寫過一些文字，但這些文字的“建構”背后都一定程度偏離了真實，有創(chuàng)作者的私心，但為什么有私心，背后的邏輯是什么，這是趙冬梅在書中想要講明白的。在發(fā)現各種互相矛盾的材料時，正是歷史學家“掰謊”的好時機——只有勘破文字的謊言，排除書寫的偏見，才能接近真實。

歷史學有時被認為是一個“沒什么用”的學問，因為它不能“變現”。但我常常覺得自己很幸運，學歷史意味著追求真理，我一直在做喜歡的事情。——趙冬梅

歷史寫作難在哪？

什么是好的歷史作品？趙冬梅同意另一位歷史學者楊奎松的觀點：一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撐和出處清晰的引證，二是對歷史的復雜性及各個方面要有充分的同情與理解，三是要能夠給今人以啟發(fā)和深入思考的空間。趙冬梅說：“我始終相信，一本好書，應該啟發(fā)而不是終結思考”，因為“肯讀歷史的人，肯把時間交給歷史閱讀的人，一定是極有思考力和聰明的人，他會拿到他想要的東西”。

歷史的有趣之處在于偶然，趙冬梅看來，我們有時候難免感慨“偶然”對歷史發(fā)展的塑造力。比如在《大宋之變，1063-1086》中趙冬梅寫到一個大眾不太熟悉的人物張方平，他也是位理財專家，是宋神宗最初選定的改革人選，而偏巧他在最接近權力之時父親去世，他只能回家守孝，神宗也只得另尋人才，這才注意到王安石。趙冬梅不禁寫道：倘若張方平的父親不是那么長壽，或是不是偏偏在他兒子被任命為副宰相之后離世，那么王安石還會得到神宗的重用嗎？然而研究制度史的趙冬梅顯然不會只注意到“偶然”，寫歷史更見功力的，是寫出“偶然”背后的制度性、結構性因素，這便是制度與文化。北宋政治的如何從寬容走向專制的，這是司馬光、王安石、蘇軾們故事背后更重要的事。

趙冬梅寫歷史跌宕起伏，峰回路轉，共情能力很強，也很擅長還原歷史場景，讓讀者身臨其境，投入感情，這種“通俗歷史的寫作能力”可遇不可求。趙冬梅看來，“很多史料本身既不缺乏場面，也不缺乏情感，各種小心思都有”，歷史本來是很好看的。

趙冬梅的許多觀點與大眾對歷史的認知并不相同，而在互聯網時代，似乎無法忍住不看讀者的評論。趙冬梅會看，她還很平靜地刷，念出來，比如：“這人誰啊，什么北大教授”，然后有點無奈地說：“我已經被‘噴’了N多次了。”對于網絡上的言論攻擊，趙冬梅很仔細地解釋：“我不需要你完全接受我的觀點，但是我這么掰開揉碎地去論證一件事，你要是反駁，起碼要看我看過的材料，指出其中有沒有用錯，還要再找新材料論證你的觀點，要有一個科學的態(tài)度，而不是立刻就罵，對嗎？”

對于面向大眾講課，在趙冬梅看來，“比給北大學生講課難得多”，因為“大眾的問題是最難回答的”。她看來，這既要守住歷史學者的底線和專業(yè)水平，給公眾真正靠譜的知識，又要用大眾聽得懂的語言，深入淺出地傳播知識。不過趙冬梅已經是自信和成熟的學者，她在談到曾經影響很大的歷史作品《萬歷十五年》時這樣說：“它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史學界還無法貢獻出如此細節(jié)豐富、思想自由的作品……作為《萬歷十五年》的一名粉絲、黃仁宇的后輩歷史學者，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大家，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經過三十多年的研究，歷史學界已經可以為大家提供比《萬歷十五年》更豐富的知識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