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的話

循著這條文脈，領略遼寧文藝最鮮活的樣子

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九一八”事變90周年。于此之際，回望歷史，100年前和90年前的這兩次大事件，對遼寧文藝而言，正是一個篇章的開端。

遼寧是文化大省、文藝大省，藝術門類豐富，創(chuàng)作資源豐厚，自上世紀以來，各藝術門類均涌現(xiàn)出眾多優(yōu)秀作品、優(yōu)秀人才，在全國有影響力的文藝群體、文藝流派，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文藝現(xiàn)象和文藝思潮。

所有這些成就的敘事原點，肇始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帶來的思想啟蒙，醞釀于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觸發(fā)于“九一八”事變后的國仇家恨。

從那時起，東北作家群崛起，在延安的大熔爐中淬火新生。再次回到故土的文藝工作者，讓革命文藝的種子遍撒遼寧大地，讓現(xiàn)實主義精神這條血脈，貫穿于遼寧文學藝術事業(yè)發(fā)展的70余年歷程，成就了遼寧文藝深具地域文化精神、現(xiàn)實主義精神、大工業(yè)精神等鮮明特征。

沿著這條遼寧文藝史的發(fā)展脈絡，梳理和總結成就，提煉遼寧文藝的獨特氣質，著眼點仍在當下，讓今天的文藝創(chuàng)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增強文化自信中，更好地打造和傳播新時代遼寧文化形象。

我們采用了重回文藝現(xiàn)場的方式，與幾十年里那些歷久彌新的優(yōu)秀作品、德藝雙馨的藝術家，有影響力的文藝群體、文藝現(xiàn)象、文藝思潮、藝術流派再次相遇。這現(xiàn)場，或是文藝家們的創(chuàng)作靈感來源地，或是已故藝術家的故居、紀念館，更可能是他們正生活于其中的火熱當下。在現(xiàn)場，很容易與他們產生時空交匯，可以想象自己也是這里的主人，在書房里、在田野里、在歷史里，用他們的視角去看彼時的風景。

循著這條文脈，讓我們跟著文藝家和他們的作品回“故鄉(xiāng)”，領略文藝最初最鮮活的樣子。

上世紀30年代，在中國東北有一群年輕的作家，他們大多經(jīng)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同時也經(jīng)歷了“九一八”事變，目睹了國土淪喪的過程。他們無法接受當亡國奴的命運，紛紛流亡到關內。

“九一八”不僅改變了東北的歷史和命運，也改變了這些青年作家的創(chuàng)作道路，他們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融入社會劇變的洪流中，紛紛拿起筆，書寫在故鄉(xiāng)的土地上所發(fā)生的一切。

他們，就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寫下重要一筆的東北作家群。他們是由五四新文學過渡到全國抗戰(zhàn)文學的橋梁。他們的創(chuàng)作，以鮮明的時代性、民族性和革命性，預告著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也給東北文學和遼寧文學注入了關注現(xiàn)實、書寫現(xiàn)實的基因。

剛毅雄健磊落的地域精神塑造了東北作家群的文化品格

“成群或是孤飛的老鴉，掠過人們的頂空，掠過白樺林的高梢，飛向天的一邊去。那邊是一片寧靜的田野，田野的盡處是一帶無綿盡的遠山……”這段文字出自東北作家蕭軍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xiāng)村》的開篇。

驅車從錦州市內一路向西北，熱鬧漸行漸遠。當喧囂的城鄉(xiāng)接合部也被車輪甩在身后，大片大片裸露的缺乏水分滋養(yǎng)的土地開始闖進眼簾。遠處，青山連綿。

隨著車子漸漸駛近蕭軍的故鄉(xiāng)——錦州凌海市沈家臺鎮(zhèn)下碾盤溝村，《八月的鄉(xiāng)村》中所描寫的田野、遠山、樹林等元素越發(fā)多起來。

淹沒在村里民宅之中的蕭軍故居既普通又獨特。說其普通，是因為經(jīng)過修葺后的故居仍然保留著當年遼西民宅的格局、特征與風貌；說其獨特，則是因為經(jīng)過近百年的歲月變遷，村里的大多數(shù)民宅已經(jīng)多次翻新，越來越趨于現(xiàn)代氣派，唯有這座故居修舊如舊。

在歲月長河中，蕭軍故居的建筑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東北作家群”的坐標意義——淹沒在眾多群體之中，但又因為具備時代特征、地域特色而獨樹一幟。

幼年喪母，再加之父親暴戾，如此的成長環(huán)境讓蕭軍形成了直率剛勁、敢于反抗的個性。在蕭軍故居的展廳里，懸掛著蕭軍青年時期的照片，那時的蕭軍，眼神凌厲，棱角分明的臉上，寫滿了不馴與反抗。

“廚房間的邊緣釘著一圈狗皮，為的是遮風，因為北方的冬季，就是門縫一隙空，那風吹進來，也會使一天燒三十斤煤的火爐失去熱力。”在《混沌》中，駱賓基寥寥數(shù)語，就寫出了數(shù)九寒天里的東北生活的與眾不同，以及寒風的野蠻與威力。

東北，幅員遼闊，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交錯聚集的區(qū)域，在這片白山黑水的廣袤大地上，漁獵、游牧、農耕文化相互交織。尤其是不少遠古少數(shù)民族誕生在這里，他們的彪悍與果敢，既源自這片土地，又反過來對東北文化進行了漸進改造。

如果說遠古歷史文化成就了東北人文化性格的主色調，那么從晚清至近代，這片沃土慘遭列強蹂躪，這樣的大環(huán)境，則錘煉出了東北人執(zhí)著剛毅、雄健磊落、不屈不撓的地域精神。這樣的文化品格與地域精神，已經(jīng)融匯在東北作家群每一位作家的血脈與基因中，也呈現(xiàn)在作家們的文字里。

東北作家群帶給文壇全新的場面

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史，百轉千回，總有一條幽徑，通向這里，北京市西城區(qū)阜成門內大街宮門口二條19號——昔日的魯迅故居，今天的魯迅博物館。

“劉軍、悄吟兄：

一日信收到。我的選小說，昨夜交卷了，還欠一篇序，期限還寬，已約葉定一個日期，我們可以談談。他定出后，會來通知你們的。

悄吟太太的一個短篇，我寄給《太白》去了，回信說就可以登出來。那篇《搭客》，其實比《職業(yè)》做得好（活潑而不單調），上月送到 《東方雜志》，還是托熟人拿去的，不久卻就給我一封官式的信。今附上，可以看看大書店的派勢……”

這是我們在魯迅博物館中讀到的1935年3月1日魯迅寫給蕭軍、蕭紅的信。博物館內，收藏著魯迅致104位親友的1140封書信，其中致東北作家蕭軍、蕭紅的信函有53封。這些書信，寫于1935年初至1936年10月魯迅去世前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文采熠熠、辭趣翩翩的珍貴手跡，飽含著魯迅先生與東北作家之間深厚的情誼。

“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流亡作家陸續(xù)到達關內，大致活躍于南北兩邊。集中于上海的有蕭紅、蕭軍、李輝英、穆木天、舒群、高蘭、羅烽、白朗、駱賓基、孔羅菰、林玨、耶林等。而北邊活躍于北平（今北京）的有端木蕻良、馬加、楊晦、于毅夫、丘琴、師田手、劉澍德等。

1932年，李輝英在丁玲主持的左聯(lián)刊物《北斗》上發(fā)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同時也是流亡關內的東北作家第一篇描寫東北抗日救亡的小說《最后一課》。其后數(shù)年，作家蕭軍、蕭紅寫出了《八月的鄉(xiāng)村》和《生死場》；舒群寫出了《沒有祖國的孩子》；羅烽寫出了以淪陷后的沈陽為背景的短篇小說《第七個坑》；駱賓基寫出了表現(xiàn)東北早期抗日游擊隊生活的小說《邊陲線上》；馬加寫出了《登基前后》；端木蕻良寫出了《科爾沁旗草原》等等。他們的作品具有粗獷宏大的風格，寫出了東北的風俗民情，顯示了濃郁的地方色彩，帶給關內文壇一個“全新的場面，新的題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令國人為之震動，引起文壇的矚目。特別是在當時作為全國進步文化活動中心的上海，他們感受到了上海左聯(lián)作家們的呵護與關愛，更得到了魯迅先生的大力提攜。

魯迅提煉出東北作家群的共有特質和意義

1934年冬，蕭紅、蕭軍逃離青島，來到上海，從此和魯迅開始了長達近兩年的交往。魯迅在重病之中，放下自己手中的譯稿，看“二蕭”小說初稿，改錯字，向報刊推薦，為兩位無名青年的新著作序。

1935年12月，魯迅自己出錢，將《生死場》和《八月的鄉(xiāng)村》納入“奴隸叢書”系列出版。有人說這是“魯迅偉大的心與東北文學之心從此建立了偉大而直接的聯(lián)結”。魯迅于“二蕭”的意義，自然不止于為新著作序和出版，魯迅對他們的創(chuàng)作還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鼓勵。敏銳的魯迅用寥寥數(shù)語便捕捉到他們作品的閃光和可貴之處，對于尚處創(chuàng)作起步階段的“二蕭”而言，是極大的肯定。魯迅不僅奠定了“二蕭”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也為東北文學入關搭建了橋梁，促進了東北文學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意義的生成。

今人品讀蕭紅的文學作品，會沉迷于她獨有的詩化氣質，這種敢于打破傳統(tǒng)障壁的精神氣質，投射在文學作品上，或許就是魯迅所說的“越軌的筆致”。魯迅一直所稱頌的，便是要敢于直面生活的慘烈。魯迅在《蕭紅作〈生死場〉序》一文中，稱贊蕭紅刻畫了“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和掙扎的力氣”。

在為蕭軍《八月的鄉(xiāng)村》所寫的序中，他預言：“如果事實證明了我的推測并沒有錯，那也就證明了這是一部很好的書。”“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xù)，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毀滅》，然而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面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xiàn)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

蕭紅與蕭軍的抗爭精神，反映到創(chuàng)作上，便是從生活真實出發(fā)，不加粉飾、無所顧忌的姿態(tài)，不加雕琢、隨心而至的文字，把殘酷、冷漠的場景畫面，鋪展到讀者眼前，這讓魯迅視為知音。魯迅在兩篇序中的文字不僅是對“二蕭”作品藝術特質的勾勒，更是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東北作家群乃至東北現(xiàn)代文學的某些共有特質和意義，第一次準確、系統(tǒng)地提煉出東北文學的精神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