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書人這個群體中，有這樣一些藏書成癖之人。平常說慣“藏書”，以為買書存書就是藏書。其實不然，所謂“藏書”，其所集的書籍，它們的出版時間、內(nèi)容、版式等均有長期保存的價值與意義。

私人藏書，終究會是文化史上的一個組成部分。

今年的書展因為疫情防控形勢需要延期舉辦了。但愛書人對書的“癡”是永恒的。

——編者按

給6萬冊書安一個家

家里有個“現(xiàn)代文學藏館”，是瞿永發(fā)這輩子最得意也最在意的事業(yè)。瞿永發(fā)的藏書目前為止有6萬多冊，其中民國時期的出版物占了絕大部分，約有4萬冊。這些藏書安置在瞿永發(fā)靜安的新家，15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塞得滿滿當當，用汗牛充棟來形容，一點不為過。

瞿永發(fā)，1951年生人，68屆中學讀了半年，到了1969年就下鄉(xiāng)了。1979年回上海，先是在里弄生產(chǎn)組里干，直到1986年，才調(diào)到上海染化二廠上班。買書一直是瞿永發(fā)的愛好，1980年代回到上海，生活簡單，手里有點閑錢就買書。瞿永發(fā)說自己是一個喜歡書的人，幾十年來一直買書。瞿永發(fā)最早住在虹口的虹鎮(zhèn)老街，是家里的私房，原來是一層樓。1980年代，老瞿把它翻成了兩層樓，到了2000年，又加蓋了兩層，變四層。原因就是書太多，放不下了。瞿永發(fā)家里的書是越積越多，梳妝臺、衣櫥柜一點點地被舊書籍侵占著位置，甚至女兒婚后的新房也迅速被舊書占領(lǐng)。據(jù)說有客人去虹鎮(zhèn)老街找瞿永發(fā)，瞿太太總會忍不住抓著客人說：“全是書，你想看看我們家在哪里放衣服嗎？”客人跟她進臥室，她打開衣櫥，里面也是堆滿了書。房子被書侵占倒還是其次，買書要花錢，瞿永發(fā)這幾萬本書，前后花了不下300多萬元。瞿太太自然有怨言：“早十幾年，不要說300多萬，100萬就可以買好幾套房了……”但說歸說，對于瞿永發(fā)的藏書愛好，瞿太太一貫是默默地在背后支持。

終于等到虹鎮(zhèn)老街拆遷，瞿永發(fā)分到的房子在朱家角，他覺得不方便，先是在廈門路租了房子，還是有很多書放不下，瞿永發(fā)便在貴州路又租了套房子用于存書。因為都是老房子，瞿永發(fā)怕老鼠咬壞書籍，只能一天到晚門窗緊閉，家里還放著十幾個老鼠夾。老房子潮濕，書容易生蠹蟲。瞿永發(fā)只能每天不停地翻檢擦拭藏書，然后通風晾干。對有些重要的書籍，瞿永發(fā)就會套上塑料包裝袋進行封裝。買房，成了一段時間瞿永發(fā)和朋友們之間最重要的話題。瞿永發(fā)對房子的要求很簡單也很明確，預算內(nèi)，在地段能接受的范圍里，力求面積最大化。于是便有了如今位于靜安不夜城區(qū)域的新居。

瞿永發(fā)的藏書搬家出乎意料得成為了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大新聞。瞿永發(fā)說光是貴州路一處藏書地就打包了三百多箱書。對于特別珍貴的圖書，老瞿采取的策略是“螞蟻搬家”，每次自個兒帶個一些去新居，而剩下的，則發(fā)動全家編號打包后，請搬家公司幫忙。

新家的地板是單價略高的實木板，瞿永發(fā)說保證一屋子書放進來，地板可以承受。新家的書柜也是訂制的，有專門的放畫報、雜志的格擋，還有專門訂制的大型“文件夾”，可以收納各種文件材料和手稿地圖等。從瞿永發(fā)搬家這件事上，大致可以看出一個愛書人的不容易。其實，他們守護著很多有價值的文獻材料。比如瞿永發(fā)目前在手里有1萬多冊1949年前出版的舊期刊，其中大概有100多套是完整的，這是很多省級圖書館都難以企及的。

買書讀書 學問天成

樊東偉愛買書的習慣起始于在華師大二附中念書那段青蔥歲月。他舊時的同學中不乏有像陳引馳、林在勇這樣的名教授，可惜當年高考樊東偉放棄了自己喜愛的文學，選擇了一所理工科大學，之后更是投身于商海沉浮。對于樊東偉來說，生意終究是謀生的手段，只有當捧起一本書來慢慢品讀時，自己才覺得渾身自在。于是，在算算財務可以“自由”后，樊東偉果斷放下手里的生意，把自己的書房間搬到了早年間居住的嘉興社區(qū)瑞康里。用樊東偉的話說，看著石灰粉刷的磚木外墻、木窗里不時橫出幾根晾衣桿、“灶頭間”內(nèi)專注燒飯的老人，書卷氣與百年里弄的煙火氣相互交織，這讓對里弄文化和城區(qū)歷史難以割舍的自己過得極其舒坦。

樊東偉把自己的藏書重點放在了1949年前出版的新文學上，而后又把目光鎖定到了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世界書局的相關(guān)圖書史料的收集上。對于為什么要把自己藏書的方向鎖定在一家早已倒閉的出版機構(gòu)世界書局上，樊東偉聊起來便興致勃勃。他說，首先在1949年之前，世界書局是排名僅次于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第三大出版機構(gòu)，其創(chuàng)辦人沈知方大膽創(chuàng)新、任人唯賢、氣魄過人。其次，在1920至1930年代集中出現(xiàn)的受市民群體歡迎的通俗文學期刊中，辦刊時間最長，市場份額最高的暢銷雜志當屬世界書局出版的《快活》《紅》《紅玫瑰》《偵探世界》和《家庭月刊》。此外，據(jù)樊東偉研究考證，世界書局也是當時中國教材出版的NO.1，世界書局薄薄的一本小學教材，居然印刷了一百多版。更讓人出乎意料的是，現(xiàn)在“連環(huán)畫”的提法，也是起源于世界書局的出版物。

樊東偉收集了世界書局出版的數(shù)千冊圖書，可謂費勁心力。當年世界書局曾花費500大洋聘用復旦大學教師徐蔚南擔當“ABC叢書”主編，前后共出版了150余種，且出版時間上早于商務印書館那套出名的《萬有文庫》。樊東偉花了十多年的功夫，收齊了這套叢書。樊東偉說，出版的現(xiàn)實意義，是讓老百姓了解社會，理解生活，思考人生。

2012年的夏天，樊東偉還特意去美國拜訪了世界書局創(chuàng)辦人沈知方的孫子沈柏宏。年逾八旬的沈柏宏住在美國洛杉磯近郊一個寧靜的小城克萊門特的別墅里。樊東偉給老人帶去了一本1932年10月在上海出版的《物權(quán)法要論》。這是沈柏宏的父親沈志明當年就讀復旦大學法律系時寫的畢業(yè)論文。這是一本外觀略顯破舊，書脊用紙條修補過的普通法律書。然而這又是本不同尋常的簽贈書，扉頁上沈志明用工整的字體寫著：“石曾世伯指正，晚志明敬贈”。沈志明的這本書，由他的父親沈知方的世界書局出版后，其中的一本送給了自己熟知的長輩，大學問家也是故宮博物院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李石曾。更值得一說的是，沈志明之后也子承父業(yè)，同妻子應文蟬在1936年共同創(chuàng)辦了啟明書局。啟明書局彼時出版了大量文藝主題的翻譯文學，其中100多種世界文學名著最為著名。沈柏宏看到樊東偉相贈其父年輕時的遺物，很是激動，他也提供給樊東偉眾多沈氏家族相關(guān)的資料。

這幾年，樊東偉在其收藏的文獻資料的支持下，發(fā)表了不少學術(shù)成果。比如他整理的《世界書局大事年表（1917—1931）》收入了《世界書局文獻史料匯編》一書，這讓老樊十分驕傲，也使他更有信心在買書讀書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搜求古籍 保存文獻

其實上海很多藏書人本身就從事的就是文化教育出版領(lǐng)域的工作，買書藏書已經(jīng)成為了他們工作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姜慶共，這個屢屢設計出最美圖書的設計師，他淘書的標準就是要有“好看的字體”。記得有一年和姜慶共在文廟購書，他看到一本1949年前的手繪菜譜，每本編號，且紙質(zhì)印工都算一流。雖貴，姜慶共還是毫不猶豫買了下來。我知道姜慶共對燒菜做飯興趣不大，但看到全書百多頁文字和插圖都是手寫手繪，裝幀考究，想都不想就收入囊中。我們戲稱姜慶共是藏書圈的“外貌協(xié)會成員”。的確是，對姜慶共來說，一本書的封面、封底和書脊設計，自然不可馬虎，特別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字體、線條顏色更為重要。

楊柏偉，上海書店出版社的副總編。老楊被很多藏書人稱作福州路上“舊書殺手”，他的辦公室就在福州路上，有近水樓臺之便利，被他逛過的舊書店，好書幾乎罄盡。于是有很多書友走進舊書店前總要問一下：“老楊是否來過”？若來過，能買到心儀之書的預期就得大打折扣。楊夫人對老楊買書這件事有怨言，但先生是吃這碗飯的，實際行動上還得支持。前段時間楊柏偉家里鬧白螞蟻，楊夫人提出要重新裝修，而裝修的重中之重，便是如何安頓老楊的藏書。當然也有家里內(nèi)人極力反對其買書的，老楊的同事熊君便是。但愛書之深的熊編輯，不能不想辦法應付“內(nèi)憂”，不時地勸太太出門旅行，勸太太請朋友們出去吃飯等等。太太不在家的那些時間里，他正好把平日里買了存在單位或者書店的書給搬回家。

湯惟杰，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身為學者，湯惟杰長期致力于電影史及近現(xiàn)代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從單純地被故事迷住，過渡到深入的思考與研究，促使湯惟杰熟稔于電影門類特定的語言，慢慢超越普通觀眾的眼光，以某種專業(yè)的角度去欣賞。老湯的藏書方向便是電影。湯惟杰拿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舉例。最初，鴛鴦蝴蝶派的一部分作家，密集地參與到以上海為主的電影實踐中。緊接著，以穆時英、劉吶鷗、施蟄存為代表的新感覺派，開始在寫作中鮮明地借用蒙太奇技巧、運動的視點、節(jié)奏化的“剪輯”風格等，透出一股“電影感”。湯惟杰說，電影與文學都是上海這座現(xiàn)代都市的底色，這也與都市現(xiàn)代性的塑造密不可分。和湯惟杰有相同愛好的是上海圖書館的研究員張偉，幾年前他把自己在電影方面的圖書收藏集結(jié)成《紙上觀影錄》，而這段時間張偉的壯舉是以重金購入了一批極為罕見的早期電影雜志。

余一睿，碩士，畢業(yè)于上海社科院古代文學專業(yè)。平日里著迷于善本書初版書，還有不少作者題款、名家品題的書，夢想是“為國家搜求古籍，保存民族文獻”。其師復旦大學傅杰教授也知道自己學生的愛好，便推薦他去上海圖書公司從事古籍文獻整理工作。余一睿給自己的書房喚作“執(zhí)今堂”，曰：“博古而不執(zhí)古，所執(zhí)者惟在今而已。”“執(zhí)今之道”語出自帛書《老子》，意在“以今例古，古始道紀，以今御今”。《老子》通行本作“執(zhí)古之道”，有頑固不化之嫌。而出土帛書本《老子》作“執(zhí)今之道”，文從字順，倒還真是符合這個時代的愛書人以今例古，關(guān)注當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