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筆記本：拉美四詩人詩抄》書影

《綠色筆記本》是一本罕見的詩集，凸顯了切·格瓦拉這個20世紀最著名的革命者作為詩人、詩歌讀者的身份，這除了使他離我們更近，更了解他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之外，也使他離我們更遠了，似乎還有很多我們無法想象能夠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的天賦，都在切的身上被證實了。《綠色筆記本》表明，他除了高尚的情操、英勇的精神、敏銳的頭腦之外，還有可觀的文學修養(yǎng)。這本由他親自抄錄的詩集，伴隨著他最后的日子，里面有情詩，有借鑒了黑人民歌的富有節(jié)奏感的作品，也有富有戰(zhàn)斗性的篇什。也許正是這些詩篇，幫助他度過了在玻利維亞山中受困的日子。

其中第一首《黑色使者》，我第一次接觸是在胡旭東老師的世界詩歌課上。那門課程的時間是在周二下午，十幾個人用整整兩個小時翻譯和細讀一兩首詩，每個同學都會花很長的時間去準備，以弄懂每一個詞在原文中的意思。印象中，塞薩爾·巴列霍是與法國詩人雅克·普雷維爾放在一起討論的，構成沉重與輕盈的奇妙組合。此外，我們還選譯了尼卡諾爾·帕拉等拉美詩人。我也是在那門課上第一次見到《綠色筆記本》的譯者陳黎老師，而袁婧則是那門課全程參與的同學。

在切·格瓦拉選取的四個詩人中，塞薩爾·巴列霍、巴勃羅·聶魯達、尼古拉斯·紀廉都已為人所知，只有萊昂·費利佩在中文世界欠缺相應的名聲。聶魯達在這幾個人中流傳最廣，他的詩有一氣呵成的氣質和盡量接近大眾的語言，奇幻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騰挪跌宕的感官愉悅，創(chuàng)造了一種把拉丁美洲的土地和海洋母性化、神圣化的修辭范式。切對聶魯達作品的選擇方式，則是頗為讓人意外的，就像編選者指出的，他沒有選擇《獻給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卻選擇了《二十首情詩與絕望的歌》中的多首作品，包括《女體，白色小山》《我們甚至失去了》《今夜我可以寫出》《絕望的歌》，這是聶魯達20歲時寫作的情詩的一部分。此外，像《我雙腿的儀式》以對男性身體的古希臘式的贊頌，肯定了人自身的美感和價值。這些詩表明，切并不是從純政治性的角度選取作品的。

與聶魯達原始的、帶有雄性荷爾蒙的爆發(fā)力相比，巴列霍則具有一種質地完全不同的激情，就像在地殼下穿透巖石的巖漿，他的力量是內省的、私密的、不可見的，但是也讓人目眩，甚至帶著毀滅性和可怕的洞察力。在聶魯達那里，悲傷是令人愉悅的，而在巴列霍這里，快樂也隱隱讓人不安。巴列霍的《同志愛》的正文，就字面而言沒有什么明確的主旨，但是閱讀的過程讓人想到基督式的博愛：“今天沒有人來問我問題；/今天下午，沒有人來向我問任何東西。//我一朵墳頭的花也沒看到，/在這樣快樂的光的行列里。/原諒我，上帝：我死得多么少啊。”這首詩和里爾克的《嚴重的時刻》構成隱含的對比。里爾克的詩有一個最終把注意力轉向抒情主人公“我”的結構，“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哭，無緣無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死，無緣無故在世上死，望著我”，里爾克這首詩寫作的重點，是世界上的人的哭、笑、生、死與“我”的相關。而在巴列霍的詩中，也涉及人與人之間隱微的、心靈感應式的聯(lián)結，但是其指向在某種意義上是反過來的，“原諒我，上帝：我死得多么少啊”，它不是里爾克那里現(xiàn)象學式的凝視，而是一種對于“我”而言切切實實的“承擔”，敏感的詩人甚至隱約把這份“承擔”轉換成了罪愆意識，詩人認為，與形形色色的死亡和墳墓相比，自己感知到的快樂是可疑的。《給我的哥哥米蓋》也是一首杰作，它敘述孩子世界里的捉迷藏和成人世界理解的死亡（消失）之間的關聯(lián)，讓人想到威廉·華茲華斯不朽的《我們是七個》，尤其是結尾的部分，“啊哥哥，不要讓大家等得太久，/快出來啊，好嗎？媽媽說不定在擔心了”，寓深沉于童稚，用捉迷藏的口吻表達了對哥哥的追悼和懷念。

尼古拉斯·紀廉的詩從1959年就被翻譯到中國，成為和聶魯達一起被中文世界接受的拉美人民詩人。《黑白混血女郎》以帶有“大男子氣”的詩人視角，寫自己追求一個“混血女郎”而不得，以至于要氣急敗壞咒罵對方長得“難看”，“我知道，黑白混血女郎啊，/黑白混血女郎，我知道你說/我的鼻子/扁平得像領帶結。//啊，看看你自己/也沒好到哪里去——/大大的嘴巴，/紅通通的卷發(fā)”。情緒轉折過程中的諷刺與自得感溢于紙上。尤其是最后一節(jié)，“但愿你啊，黑白混血女郎，/能了解真相，/我已經(jīng)有我的黑女郎，/我一點也不愛你！”這種求愛失敗后略顯“尷尬”的自找臺階下的過程，很少能在之前的經(jīng)典詩人那里讀到，它展現(xiàn)的情詩范式也不再是忠貞、騎士之愛抑或是波德萊爾式的“擦肩而過的女人”，而是用調侃的語調表露了“詩人”尖酸、刻薄、羞于認輸?shù)囊幻妗?/p>

切也在紀廉戰(zhàn)斗性的作品中選了一些抒情性的詩，比如《蒙特羅老爹的葬禮晚會》《記憶之水》《爐中石》。盡管《蒙特羅老爹的葬禮晚會》的主題涉及對一個黑膚老人的悼念，但是結尾幾行卻留下唯美的記憶，譯詩也遵循了美妙的節(jié)拍：“今天在我家院中/拂曉時出現(xiàn)月亮；/她以彎鉤鑿開大地，/牢牢地嵌入土壤。/孩子們將她捧起/為她洗凈臉龐，/今晚我把她帶來/請你枕在這輪白月上。”紀廉的詩是這幾個詩人中突出處理拉丁美洲混血文化，尤其是黑人文化的，比如《兩個祖父之歌》，把兩位“祖父”分別取名為費德里科和法昆多，根據(jù)譯者注釋，這兩個名字分別來自西班牙詩人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迦和阿根廷作家、政治家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也象征著西班牙文化和拉丁美洲文化的融合，這無疑也表明了切的精神追求。

萊昂·費利佩是一個在中文中還比較陌生的名字，跟洛爾迦、維森特·阿萊桑德雷同為西班牙著名文學流派“二七年一代”的成員，但同時他又是一個無法歸類的詩人。這不僅因為他的風格多變，而且因為他作為藥劑師、翻譯家以及生活于墨西哥的西班牙流亡群體領袖的身份。雖然《綠色筆記本》選他的詩最少，只有9首，但是其中的《大冒險》這首長詩長達30多頁，行數(shù)比聶魯達的《馬祖匹祖高地》還要多。切只抄錄了《馬祖匹祖高地》中的第八、第九部分，對《大冒險》則抄錄了全文（除了最后兩行，進行了切詩人式的改寫——省略），因此總體上，費利佩在筆記本中占據(jù)的比重并不低。費利佩的詩歌是四人中歐洲背景最強的，其他三人都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qū)的土地和文化有很深的認同，雖然費利佩1938年就作為共和黨激進分子被西班牙驅逐，流亡到墨西哥，且晚年長期在墨西哥生活，但他的詩中頻繁引用塞萬提斯等西班牙人的作品，而且充滿來自《圣經(jīng)》的宗教隱喻，具有很明顯的歐洲文化色彩。在切的筆記本所選的詩中，有好幾首都指向與《傳道書》的作者所羅門王（在詩中是“大司鐸”）的對話。不過，在形式和內容上，費利佩的詩是富有先鋒派色彩的，很多長短不一的、口語化的自由詩，在意象跳躍的幅度上很接近聶魯達最晦暗時期的《地上的居住》，一定程度上，這些詩也具有超現(xiàn)實主義色彩。在《大冒險》中，他還流暢地使用了元詩策略，跳出來就自己的寫作方式進行辯護，并多次向讀者、譯者發(fā)言。比如，“另外，我認為這種修辭/最容易翻譯成所有語言。/如若一句詩需要飛行很遠/——這首詩就會飛行很遠——/這雙翅膀是最合適的。”這首長詩以熱情的理想主義歌頌堂吉訶德和桑丘的“盲目”行為，也許切即是被詩中人物身上的這種精神所感染。

在四人的作品中，紀廉和聶魯達都涉及西班牙內戰(zhàn)以及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迦的遇害，比如在《我述說一些事情》《哀歌第四》中。除此之外，詩中還有玻利瓦爾、蒙特羅老爹、埃米特·提爾等或杰出或平凡的名字。這些名字也許構成了除了四位作者之外的補充信息，告訴我們切的生活受到哪些歷史人物的影響。不僅編選者和譯者，想必這本書的每個讀者，都感知到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也是一個令人興奮的解謎過程。畢竟我們對切的一切都如此感興趣，不會放過能夠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他的任何細節(jié)。切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者，求不可能之事”的英雄，一個有詩人和文學家眼光的革命者，在他的日記和《論游擊戰(zhàn)》等作品中，我們看到理想主義是如何通過物質性細節(jié)落實的，其中有很多對革命行動所作的純粹技術性的指導：如何搭帳篷，如何收集食物，如何破壞敵人的基礎設施……他像是一個不厭其煩的“管家”，把一個普通士兵所需要考慮的饑寒、體能問題當作頭等大事。其所有論述的前提是，游擊隊的弱勢地位和物質匱乏，以及政府力量的強大，因此需要用最小的損失、最高的效率來完成最有爆發(fā)力的行動，需要分散兵力、化整為零，這幾乎使游擊戰(zhàn)術變成了一種意象主義詩歌原則的對等物。埃茲拉·龐德強調，詩歌要用“凝縮”表達情感的復合體，不要使用過多形容詞，而要多使用動詞。切的文體也跟意象主義的觀點具有同構性，他的文風經(jīng)濟、簡約，詞匯密集、富有效率，不作過多的修辭，內容平實、可靠又高屋建瓴，富有實踐性。這也反映在他對詩歌的認知中。在編者序中，我們讀到：

切從未將《走吧，預言黎明的熾熱先知》這首詩送給菲德爾。顯然，他并不認為這是一首好詩，只想把它留作紀念。

幾年后，《綠色橄欖樹》雜志的主編萊昂內爾·索托發(fā)表了這首詩，切憤慨萬分，傳信警告他不應該未經(jīng)允許發(fā)表任何作品，更何況是‘這些糟糕透頂?shù)脑娋洹Ｇ袑⑺脑姼枰曌麟[私。

從這個細節(jié)，可以看出切務實、誠懇、接近完美主義者的自我約束的態(tài)度。他明確地知道自己的局限，就此而言，他無疑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者”。這些詩也從側面?zhèn)鬟f了切自己對革命的認識：革命不僅是一種武裝斗爭的實踐過程，而且也涉及“新人”“新文化”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的創(chuàng)生過程。弗蘭茨·法農(nóng)等60年代的左翼知識分子也頗有先見之明地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切攜帶著一本詩集去鬧革命，并隨身帶著自己的手抄詩集死去，這個細節(jié)本身也是一個象征，是理解他留給我們的遺產(chǎn)的重要參數(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