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晚些時候，時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的范用得到一本俄羅斯出版家的傳記，蘇聯(lián)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60年版，系“俄羅斯圖書史和出版史叢刊”之一。他先請懂俄文的朋友幫忙看了一下，了解大概后即寄往上海，請與三聯(lián)書店有多年合作關系的葉冬心審閱并翻譯。葉冬心看后于1962年3月17日回信說：

……這部圖書出版家的自傳體回憶錄我已看完，感到非常有趣。我覺得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值得把它譯出來。這本書雖然寫在四十年前，但在蘇聯(lián)刊印出來也是不多幾年前的事情，看書上的《代序言》，知道（對）它的評價是很高的。作者將他畢生的精力都貢獻在出版事業(yè)方面，我們讀后不但對他本人的身世感到有趣，同時獲得不少有關俄國出版業(yè)發(fā)展的歷史（知識），知道了許多文壇上的掌故。有許多東西，看來像是瑣碎的，但是在研究俄國文學史的人看來，可能都是很珍貴的資料，同時作者綏青對出版事業(yè)的經(jīng)驗、見解，做出的努力，采取的方法，也未嘗不可以供我們做一些參考。像這樣的外文書，在我國介紹出來的的確還不太多。

這本書大體可以分為兩部分，前面是作者的回憶錄、俄國書報業(yè)的歷史，以及作者對一些名作家的印象和描寫，摘譯比較困難，因為前后的事往往是有一些貫串性的；后面第二部（約占全書篇幅六分之一）是同時代的一些作家們給綏青的信，以及有關綏青的回憶等，這些信和回憶錄，有的是可以略去的。

假定這本書全部譯出的話，估計有二十萬字。由于內容涉及的面比較廣，譯時要多有一些參考書，可能就要多用一些時間來譯。我打算把手頭的一本書譯完后，在7月里即開始譯這本書，預計可以在今年12月內全部交稿。不知這樣能否配合您的出版計劃，尚希便中告知。

書名擬暫譯為《書業(yè)春秋》，候全書譯完后再定名，請您斟酌。

收到葉冬心的信以后，范用決定以三聯(lián)書店名義出版這本書（當時三聯(lián)書店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簽約后，葉冬心于當年7月開譯，1963年1月譯畢。接讀譯稿后，1月29日，正月初五剛上班，范用就給葉冬心寫了一封信：

春節(jié)以前，收到您寄來的綏青回憶錄的譯稿，我們一口氣讀完了它。它真是一部很有趣的書。今天上班，我們就把它發(fā)排了，打算早一點印出來，因為我們出版界里也已經(jīng)有很多人知道這部書了，都想讀它。

對您在這部譯稿上所做的認真仔細的工作，我們很滿意。謝謝您的幫助！

在發(fā)排以前，我們還刪去了幾章（講他見沙皇、維特的）以及最后的兩篇附錄。這些，我們將照樣付給您稿費。

信中范用還請葉冬心補譯一篇附錄，內容是關于出版柯羅連科的《馬卡爾的夢》的插圖的。他強調說：“盡可能把書籍裝潢得漂亮一些，是綏青的工作特色。現(xiàn)在我們在出版工作上，對書籍的插圖也還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因此，把這篇譯出來給大家看看，可能是有意義的。”

信剛發(fā)走，范用又給葉冬心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昨天寄上一信，有個問題忘了寫，就是書名用哪一個？現(xiàn)有三種意見：

《把生命獻給書》

《為書籍而生活》

《為書籍的一生》

我們打算采用最后一個，即《為書籍的一生》。您所擬譯的《把生命獻給書》，似乎說得過重了一點。您的意見如何？

插圖盡可能都采用了，幾幅彩色的也照樣復制。

葉冬心欣然接受了范用關于書名的意見。此書于1963年7月出版，上市后，得到讀者極大好評。

俄羅斯出版家綏青生于1851年，他只在鄉(xiāng)村小學讀過三年書，不會寫嚴格的自傳，只是晚年記下的一些往事的片段。蘇聯(lián)作家富爾曼諾夫(小說《恰巴耶夫》的作者)當時在出版社做編輯，他讀了這些片段后說： “它的內容太有趣了，哪怕是用來寫一部小說都行。”書稿1922年交給蘇維埃出版局，但后來找不到了，直到三十多年后才由綏青的兒子在他的遺稿中發(fā)現(xiàn)，從而得以出版，而此時綏青已去世多年了。

為書籍度過一生并非綏青個人的選擇。他十五歲從鄉(xiāng)下來到莫斯科，原打算到皮貨商那兒學生意，因無位置，暫且到一家書鋪打雜幫工。這家書鋪主要經(jīng)營印制粗劣的宗教或倫理內容的木版年畫，供鄉(xiāng)下人在年節(jié)時掛；再就是一些市場寫手拼湊的驚險故事、恐怖小說以及圓夢書、尺牘大全、歌曲本，也有一些傳統(tǒng)童話，供窮人消遣。

小綏青一邊做擦鞋、洗碗、挑水、買菜的雜務，一邊跟著師傅們學做書畫販賣業(yè)務。他勤快肯干，機靈忠厚，很得老板喜歡，幾年后成為書鋪的骨干。到他二十五歲，已經(jīng)不滿足別人供給的書畫質量，自己投資開辦了一家石印廠，印刷大畫家瓦斯涅佐夫等的畫；他可以自由選購市場寫手們拿來的稿子，要求他們將普希金、果戈理的小說改編為通俗故事。他的印刷品印得漂亮，內容新穎，銷路大開。他不滿足已有的成果，聘請最優(yōu)秀的畫師和第一流的匠人， “從來不跟他們講什么價錢，只是向他們要求最高的質量”。1883年，他與另外三人一起組建了“綏青圖書出版股份公司”。他總結十七年圖書出版的經(jīng)營之道是：“它們是非常有趣的”， “它們是非常便宜的”。有了這兩條，就能在市場站住腳。

事業(yè)成功的同時，綏青也深知圖書市場上的種種缺陷，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離真正的文學很遠”。1884年底，列夫·托爾斯泰的追隨者們成立了一家“媒介出版社”，目的是面向平民，用有益且價格便宜的書籍取代流行的、有害的讀物。他們動員了作家列斯科夫、迦爾洵、奧斯特洛夫斯基、謝德林、柯羅連科、契訶夫和畫家克拉姆斯科依、列賓、蘇里科夫一起工作。出版社的負責人希望找一家可信賴、負責任、印制質量高的出版商合作，而綏青圖書出版股份公司是當時聲望最著的出版商。綏青和“媒介”出版社整整合作了十五年，從而使他的圖書從市場寫手的通俗故事一步跨到列夫·托爾斯泰，進入主流文化和時代前沿。其間，列夫·托爾斯泰常常指導編輯、印刷和銷售工作。他喜歡到書鋪里看望綏青，喜歡和聚集在那兒的各地來的書販子們談話。他穿著農民的衣服，書販子們不知道是在和誰談話，當聽到他問生意如何時，就回答說：“怎么著，你也要學這一行嗎？你老了，老大爺，太晚了……”列夫·托爾斯泰聽了哈哈大笑。綏青特辟了一個部門，專門推銷列夫·托爾斯泰的著作。劇本《黑暗的勢力》一年竟銷了一百多萬冊。

除了在書鋪接待列夫·托爾斯泰，綏青還常與其他作家交往。他和契訶夫、高爾基成了好朋友。在與這些作家交往的過程中，他漸漸懂得了，出版不僅關乎“生意”，而且關乎“文化”；書鋪不僅是為“讀者”服務，而主要是為“平民”服務——“讀者”是現(xiàn)成的， “平民”卻需要出版人去造就成“讀者”。他的眼界寬了、見識高了。

綏青幾乎在所有的圖書門類出版中都是開創(chuàng)者。他編輯出版新的歷書和年歷，里面有各種各樣新鮮的文化和生活知識，是包羅萬象的參考咨詢手冊和百科全書。他改革兒童讀物，將普希金的童話配以精彩的插圖出版，將世界公認的經(jīng)典童話引進到俄國，低價銷售；他以巨大的熱情出版十九卷本的《軍事百科全書》，有上百人參加了撰寫、編輯和出版工作，為此在彼得堡設立了專門的編輯部、排字車間、繪畫室和制版工廠，前后用了五年時間，投入巨資。他還編印了《平民百科全書》 《兒童百科全書》；列夫·托爾斯泰去世后，他接受了出版《列夫·托爾斯泰全集》的工作，廉價銷售了一萬套精裝本，十萬套平裝本，從中沒有賺錢。他說： “我們都受到了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的好處，如果現(xiàn)在不響應遺產(chǎn)繼承人的呼吁，那可是一種忘恩負義的行為。”

在俄國近世出版史上，綏青無疑是個大人物。高爾基評價綏青出版的書是“對俄國社會的重大貢獻”……

范用非常喜歡這本書。他不但以出版了這本書而滿意，還深受這本書的影響，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綏青的影子。可以說他念念不忘這本書。1982年初，上海出版局局長宋原放給范用來信，說上海新成立了學林出版社，這個社打算著重出版有關出版史、出版工作的書籍，希望三聯(lián)書店把1963年版的《為書籍的一生》轉交他們再版。范用批了一個意見給本社出版部：

此書我原擬列入再版書目，考慮到彩色圖版費事，遲疑未定。請出版部表示一個意見，如果我們任務很多，這種再版書排不上，彩色制版太麻煩，是否可讓上海去再版？

出版部回復的意見是： “如果編輯部能找來原書插圖頁，我們仍能設法復制的。至于是否轉給上海，仍請范用同志決定。”

1983年8月，三聯(lián)書店依據(jù)1963年版重印《為書籍的一生》，印數(shù)一萬冊。不知為什么，部分彩色插頁變成了黑白的。范用看到樣書，很不滿意，當即給出版部寫了一封信：

我見重版本《為書籍的一生》刪去了其中的彩色插圖，不知何故？是找不到版子、原稿，還是偷工減料？為此，我在數(shù)月前將《為書籍的一生》原文書送給你社，供你們將彩色版拍攝底片存檔，以備再印時恢復原貌。現(xiàn)在不知道此書是否已到出版部，如已到，請盡速拍攝，將原書退還我保存。如未到，請即查一查。

一本書的插圖，再版時隨意刪除，這不是一個嚴肅的出版社（而非書商）所應當做的。須知，書的插圖是一本書的不可少的部分，當初編入是有道理的。買書的人絕不愿意自己買到的書是殘缺的……

可惜的是，1983年重印后， 《為書籍的一生》一直未能再版。20世紀90年代，三聯(lián)書店總經(jīng)理沈昌文退休后協(xié)助遼寧教育出版社策劃選題，將這本書的版權簽走，但最終也未見出版，直到2005年才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北京貝貝特出版顧問有限公司再版，作為“影響過一代人的書”系列的一種，但彩色插圖仍未得到恢復。這本不起眼的小書，由于范用的努力，跨越幾個時代，至今仍為中國出版人、讀書人所愛。這恐怕是綏青萬萬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