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藝術已經(jīng)成為人性的首要靈感源泉，因為故事在不斷地設法整治人生的混亂，挖掘人生的真諦。我們對故事的嗜好反映了人類對捕捉人生模式的深層的需求，這不僅是一種純粹的知識實踐，而且是一種非常個人化的、非常情感化的體驗。” ——羅伯特·麥基

“愛情就像雷電和它最初發(fā)射出的光芒；愛情是世界上頭等重要的，為了愛情所有其他的想法（尤其是物質(zhì)方面的要求）都可以被拋到腦后；不管所采取的行動對旁人來說多么夸張和荒唐，感情的全面投入都會倍受贊賞。”——勞倫斯·斯通

皇皇四卷本的《天圣令》以宋代章獻明肅劉皇后的個體成長和愛情故事為中心，兼及描繪出北宋王朝從太宗、真宗到仁宗三個朝代的政治風云和社會風情。《天圣令》與蔣勝男此前創(chuàng)作完成的《羋月傳》《燕云臺》等作品一樣，亦是以史書中實有的杰出女性為中心，在“補正史之闕”的寫作目的下，采用“紀傳體的敘事技巧”來描摹歷史上曾掌控江山社稷的女性政治家的生命故事。

作為一部雅正而宏闊的小說，《天圣令》可以探究和闡釋的空間多維而寬廣。諸如，作為大女主小說，其建構女性歷史的努力及性別意識的凸顯；作為歷史小說，其在歷史事實和想象虛構間的精心剪裁與敘事策略；作為家族小說，其對帝王家族人倫親情在權謀中的異化和扭曲的深度揭示；作為現(xiàn)實主義文學，小說對法理、歷史、政治、文化和人性的哲學化思考等方面均有可圈可點之處。尤為重要的是，《天圣令》倡揚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并彰顯出頗為穎異的英雄史觀。如認為吳越王錢外俶投降宋朝的行為是順應歷史潮流的仁善義舉，因為這一舉動可以使“吳越數(shù)十萬百姓免遭兵災，棄王位納土歸宋，這不是屈辱，而是勇敢”。凡此種種，均可說明小說可供闡釋和探討的地方非常之多。

但在諸多的闡釋維度中，筆者認為《天圣令》最令人感懷的是作者對愛情的篤定與浪漫化的書寫。誠然，在古今中外的文學史譜系中，愛情題材作品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在日新月異的21世紀，筆者通過個體的閱讀和觀察，發(fā)現(xiàn)無論是紙媒文學還是網(wǎng)絡文學，愛情早已被抽空或放逐，失去了直教人生死相許的魔幻力量。甚至，毫不夸張地說，古典主義的“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式的真摯愛情久已消失不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愛情題材在文學世界中消失了，恰恰相反，我們時代的愛情故事還是源源不斷甚至異常繁榮地被制造和書寫出來。然而在言情的框架和傳奇的故事中，作家們更愿意探討的是愛情的傷逝磨損或現(xiàn)實計較，認同的是理智大于情感的婚戀模式。時至今日，在絕大多數(shù)的網(wǎng)絡言情小說中，神圣的愛情被物質(zhì)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洪流所裹挾，曾經(jīng)純潔唯美的浪漫之愛和死生相依的纏綿愛戀已經(jīng)退隱。譬如隨處可見的各式“攻略”或“升職”式的婚戀，喻示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穿著愛情的馬甲肆意流布的現(xiàn)實。在這一理念認知下，盡管小說中的男女曾經(jīng)年少深情過，但在金錢實利的考量和歲月的遷變中也會走到相看兩厭的地步。這種書寫路徑折射出現(xiàn)代人的情感結構和生活實景：相愛容易相守難，恩愛不移成為極其困難的事情，男女兩性在大時代的時勢趨向中普遍衍生出無力感與幻滅感。于是，清逸的、短暫的、流動的兩性關系和情感結構普遍存在于當下“70后”“80后”的作品當中，這已然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

公允地說，愛情的趨于消散與時代轉(zhuǎn)型期道德、倫理、文化和社會結構的變動密切相關，倒不全然是青年作家的情感匱乏使然。然而，無論如何，文學是人學，愛情作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珍貴情感，不應該被棄置和貶損，更不應該被高度利益化和權謀化。文學作為星空和燈塔，必須保衛(wèi)情感，進而重鑄愛情的光芒和生命的意義。欣慰的是，蔣勝男的小說孜孜不倦地確證著愛情的美麗和恒久，并以近乎執(zhí)拗的方式書寫出至純之愛所具有的救贖力量。

《天圣令》開篇即交代了蜀地少女劉娥為了活命的逃荒之旅，她與半路結識的少年龔美經(jīng)歷重重的磨難，終于抵達了汴京城。為了更好地生活，劉娥從孫大娘的糕餅鋪“跳槽”到桑家瓦肆，從而與還是韓王的真宗相遇。在此后的交往和互動中，年紀相當?shù)纳倌猩倥殂簼u生并產(chǎn)生出真摯的愛戀。定情之后，他們矢志不渝地愛著對方，即便韓王成為皇帝后，對劉娥依然深情不移。這是一場雙向奔赴的愛情。在攜手共度人生的時日中，劉娥毫無保留地愛著韓王。當他初為天子經(jīng)受巨大壓力并陷于孤獨惶惑時，是劉娥的愛與鼓勵讓他找到了自信，從而不再自我懷疑，轉(zhuǎn)而以積極果敢的心態(tài)承擔起帝王的職責。而真宗對劉娥的愛，不僅讓她從大字不識的市井孤女成長為具有雄才大略的女性政治家，更賦予她篤定從容、正直坦蕩的氣質(zhì)稟賦與行事風格。由此可見，在《天圣令》中，至純至性的愛所具備的偉力不僅在于男女兩性的現(xiàn)世安好，而且使得他們在愛的過程中重新創(chuàng)造出新的自我——真宗從不知人間疾苦的貴公子變成體恤民生、推行厚生養(yǎng)民政策的仁厚帝王；而劉娥則從為溫飽苦苦掙扎的少女變成可以與皇帝共執(zhí)朝綱、治國理家的非凡女性。

蔣勝男以詩性的浪漫之筆濃墨重彩地書寫了愛的恒久與巨大魅力。在作者的重重鋪墊之下，將帝后的專情和癡戀寫得搖曳多姿而又令人感懷。從少年之愛到白頭偕老，這并非作者有意要書寫反人性常理的故事，而是她無法拒絕這樣一種充滿魅力的敘事召喚：在最不可能專情的人物身上去確證愛情的永不止息與巨大魔力。這樣的敘事選擇和信義倫理，其背后還凸顯出蔣勝男力圖建構歷史連續(xù)性、文化連續(xù)性和倫理連續(xù)性的努力。同時，通過真宗與劉娥互相成全的愛情故事，《天圣令》也貢獻了值得重視的兩性觀與人性論，強調(diào)了男女兩性間包容和諧的一面，重申了歷史是男性和女性共同締造的常識。

如果說劉娥與真宗的愛是理想的浪漫之愛，那么劉德妙和丁渭之間的情感則是愛情與陰謀的典型范例。劉德妙美麗而富有才情，她“不是不知道他聲名狼藉，不是不知道他奸險陰毒，不是不知道他與她地位懸殊，不是不知道他只是在利用她。可是，三年前的桃花春風里，那中年書生隱了身份，到她的庵堂里，下了三天三夜的棋，論了三天三夜的經(jīng)文道法，他為她親手制茶沏茶，他為她揮毫作畫，他與她琴簫合奏……”自此以后，劉德妙死心塌地地愛上了丁渭，甘愿成為他手中的一枚棋子。當丁渭失勢后，所有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之時，只有劉德妙挺身而出，即便付出生命的代價也絕不辜負丁渭。其實，在這段情感關系中，劉德妙自始至終是清醒而睿智的，她早已勘破了丁渭的虛情假意，更預見到她有可能面臨的滅頂之災。但她依然義無反顧地奔向丁渭布下的愛情陷阱，將理智甚至生命拋之腦后，似撲火的飛蛾，生動地詮釋出“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式的癡戀。至此，古典式的癡心女子負心漢的虐心愛情再次復現(xiàn)，然而身處其間的劉德妙卻不需要旁人的同情嘆惋，事實上，她無怨無悔，因為她確信她是愛他的，愛是她生命中的信仰，她只想單純地愛，不顧世俗法則和理性法則的轄制。

我們有理由認為，蔣勝男借著劉德妙的愛，表露出她對羅曼蒂克式的狂熱之愛的熱烈召喚。在作家看來，單方面的愛也是愛，甚至更為彌足珍貴，而且真正的愛本就是迷狂而執(zhí)拗的。所以，名利、陰謀、死亡都不能絞殺愛，在信仰者看來，愛如同風中獵獵作響的旗幟，亙古不變地挺立在生命的原野中。

宗白華認為，“晉人藝術境界造詣的高，不僅是基于他們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個性，生機活潑，更主要的還是他們的‘一往情深’！”（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熟悉蔣勝男作品的讀者可以發(fā)現(xiàn)其歷史寫作逐漸由前期的人性解放為中心轉(zhuǎn)向“一往情深”的愛情建構，只不過在熱切呼喚真愛的同時，并不拒絕對宏闊世代的哲理之思。《天圣令》中，蔣勝男以有情的眼光看待世間的一切，她以熾熱的情感和詩意的筆觸細細講述了紅塵男女或纏綿或悲壯的愛情故事。在爭權奪利而又復雜幽微的人性中，愛雖然充滿磨難和艱險，但這些癡情男女始終沒有放棄愛的能力與信仰。在作者看來，愛情與親情一樣，是根植于人性深處的普遍訴求，亦是涵養(yǎng)生命的源頭活水。因之，在文學的理想國中，愛情的中心位置是不可移易的，而在飽滿的靈魂深處，無不滿布愛的旖旎與恩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