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面的第一句話，邱領說想改名字。“邱領”要變成“邱嶺”，名里見山，她想離自然近些。原本的“領”是領袖、領導力的“領”，像她以往生活的關鍵詞。

這個29歲的北京姑娘很多年一直像“領跑者”，小學時是大隊長，保送清華附中的初中，做樂隊首席，成績很好，又保送本校的高中，高考前能進全市前二十。大學去了美國著名的私立女校史密斯學院，她依舊活躍，愛張羅事兒，組織社團和校內(nèi)活動，“一路上來都是圈子里面的佼佼者和焦點”。

畢業(yè)進知名銀行，成為首批中國管培生。她聰明，斗志昂揚，被同事叫做“小豹子”。

但她身上同時又寄居著恐懼、焦慮和對未來的茫然。工作到第5個年頭，她經(jīng)歷情緒的失控：在北京街頭崩潰哭泣、對路人無法抑制地發(fā)火。她最終決定裸辭。

辭職后，邱領見了一些朋友。她驚訝地發(fā)現(xiàn)，在精英圈子，裸辭者不在少數(shù)。她說，那所美國女校幾乎每年都有一兩位中國學生因為嚴重的心理問題而輟學。如一位美國校長所言，“我們的年輕一代似乎‘被一場抑郁的流行病所包圍’”。

“我恍然大悟，這不是個體現(xiàn)象，這是群體現(xiàn)象”，邱領戴著銀色的大耳環(huán)，頭發(fā)高高盤起，語速很快，“這個群體的標簽非常清晰，基本都是家境中等收入以上，從小就是別人口中的好孩子。”但當他們內(nèi)心意識覺醒，往往陷入舊行為方式與新觀念的掙扎。

他們非常擅長解決手頭的問題，卻不知道為什么要解決這些問題。現(xiàn)在，是尋找答案的時候了。

崩潰

邱領大學里學的是藝術史，聽了爸媽的話，又修了一門“實用的”經(jīng)濟學。畢業(yè)進入一家服務科創(chuàng)型企業(yè)的銀行。“當時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去搶案子，找到創(chuàng)業(yè)公司，說我們要給你們錢，然后跟他們談條款。”

邱領和另一位管培生剛回國工作時，級別更高的同事也常向她們?nèi)〗?jīng)。一位VP（經(jīng)理）級別的同事說，太羨慕她們了，年紀輕輕就被招來做管培生，而且是第一屆，升職會很順利，“他說他40多歲，才做到VP，我們這樣做下去，估計三五年就升到VP了，之后案子獎金什么的，就不愁了。”

未來看上去平步青云。回到北京工作后，組里的氛圍融洽，老板是美籍華人，待她很好，他工作的思路、習慣以及工作態(tài)度深深影響了她。“他是work hard play hard的典型代表，讓我們帶著電腦去夜店加班。”

一家公司剛剛注冊，邱領最好第二天就“殺”到那里，告訴他們她可以提供何種服務、未來有哪些合作，“把我們的餅扔給他，看他吃不吃，他最好吃，如果不吃，我就一直塞。”

以前辦公室有一張長桌，大家圍著坐，老板抽一根煙，一圈一圈地轉(zhuǎn)，轉(zhuǎn)到誰那里，喜歡湊上去問，“剛才就是這一頁紙，怎么還沒好，你這太慢了。”

邱領愛做計劃，24小時被一個一個事務小格填滿。工作之初，考核KPI的方式是一年要加兩三百個微信好友，以及當上10個群的群主。“其實這在創(chuàng)投圈很平常，一年參加五六十場活動，每次接觸幾個項目方，每個項目里有創(chuàng)始人、合伙人、CFO……我工作的5年里，每年都新增兩三百好友。”

她的目標就是一步步積累，成為這個圈子小有影響力的人。夢想在能力積累到一定程度時，跳到一個更好的美元基金、投資圈里的大廠。

她每天最早來到公司，走得又晚。“一直到去年2月份，我都很享受我的工作”。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創(chuàng)業(yè)公司普遍缺錢，邱領的業(yè)務量暴增，早上起床刷牙時都在開會，一直開到夜里12點。她不斷接到創(chuàng)業(yè)公司打來的電話，請求合作，“條件苛刻一點沒問題”。

微信上幾百條未讀消息，各種群都被設置了勿擾。“之前我覺得每條東西都需要去回復，太看重自己了，渴望建立一個比較愿意溝通的社會人的形象，快速塑造一個社會地位。”但這些東西太多，就變成了對自我的消耗，消耗了與家人、朋友溝通的能力，回家什么都不想說，因為沒力氣。

疫情期間，她不能去公司，一個人在家里埋頭苦干，感覺非常孤獨。“那種孤獨和壓力瞬間增加了我對自己人生狀態(tài)的懷疑。”

她暴飲暴食，從樓下超市抱三大桶冰激凌回家。運動的習慣也被打亂，她開始長胖，繞著馬路跑步，在冬天的街頭，她一邊跑，一邊哭。

她想到工作的意義，對于自己，對于他人，想完愈加失望。“每天就是跟別人撕，比如這個條款他要改，我說不行，我們兩個就開始列舉各自的原因，實在不行就各退一步，他改一條，我改一條。這種工作不是在自我滿足。”“我很迷茫的點在于我不知道為什么要做那件事，我的工作、我的交友，以及我穿著光鮮亮麗去市場中，我到底圖個啥？”

以前市場好，老板也好，因為外部因素，她忽略了內(nèi)心對于這份工作的真正評價和感受。當她不得不一個人面對工作時，她發(fā)現(xiàn)自己一點也不享受它，“我真的在心里一直罵，公司死了就死了，現(xiàn)金流斷了就斷了，不要來找我。”

狀態(tài)最不好的時候，邱領走在路上，路人動了下自己的手臂，她都能拉著人家吵，指責他走路怎么搖頭晃腦。她在外租房，有一次晚上回家沒帶鑰匙，業(yè)主可以刷臉，租戶不行，她把門禁砸了。

當她能回到辦公室時，老板一瞧見她的狀態(tài)，第一句話就是“You look like a shit.”

那段時間，她拒絕回父母家，也不想跟爸媽溝通，家里還在催婚。有一次母親給她發(fā)了一條信息，她看完直接崩潰。

“邱領，我不知道為什么，你接受了這么好的教育，又出國留學，你永遠想到的都是你自己，你只是一味地照顧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卻回避你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責任

問題的關鍵恰恰是她一直在談論責任，邱領想。長期以來，當好學生的責任、做好職員的責任，壓抑了真實的自我需求。

她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從小反復聽到“責任和義務是第一要義”。林零是她童年玩伴，兩家父母交好多年。她記得邱領家教嚴格，要強的基因?qū)懺诠亲永铩！八r候穿的鞋比腳小一點，我們問她為什么這么頂腳還穿，她說因為媽媽覺得不要讓腳長得太大，不好看。”

邱領上學時的“責任”是做一名好學生，甚至連文娛活動都屬于履行責任——那是為了成為更好的人，是發(fā)展自我的一個步驟。

小時候她拉小提琴，父母選的，大人每周騎車帶她去老師家里，回家逼她練琴。她不喜歡，把琴摔了。家人要求她必須學一件樂器，她挑了竹笛，考到了十級。“這東西是我自己選的，相當于跟我媽做了一個交易，我絕對不能放棄。”

有一年寒假，快過年了，邱領還在做作業(yè)，“我就特別崩潰，在院子里面轉(zhuǎn)圈，轉(zhuǎn)著轉(zhuǎn)著就很生氣，一下就把手機砸到地上了，當時還是翻蓋手機。”

母親看到了，說“你這樣做真的非常沒有禮貌”。邱領對那個瞬間記憶深刻——家人關心的居然不是自己為什么砸手機，而是這樣做有沒有禮貌。

去年確診抑郁癥后，邱領去做心理咨詢，哭得不能自已。她原打算用兩三個月快速解決情緒問題，回到正軌，卻發(fā)現(xiàn)了許多之前從未被當成問題的問題，“我才發(fā)現(xiàn)自己對于父母有很多怨氣，原因在于我沒辦法展示真實的想法和情緒。”

從小到大，當她展露真實需求的時候，總會被反駁和否定。“我周圍的很多家庭都有這種溝通問題。”

她有一個小本，里面記錄了自己以后當父母要怎么樣做。其中有一條是“我會非常尊重我的孩子是什么樣的一個人”。

邱領雖然不認同父母的做法，但也理解他們。她的父母是“非常努力向上沖的人”，是她從小的模板。他們最初受惠于體制，又在轉(zhuǎn)向市場的波動中完成階層跨越，他們身上既有不服輸?shù)臎_勁，又有對規(guī)矩的尊重，“對于責任和義務的強調(diào)在他們身上是混合的”。

到了下一代，子女擁有更多選擇，他們在國外接受大學教育，強調(diào)個體的感受。

邱領就讀的史密斯學院，坐落在美國東北部，在一片叫先鋒谷的地方，校友有兩位前第一夫人、《飄》的作者瑪格麗特·米切爾、“教會美國人做飯”的美食家茱莉亞·查爾德等名人。

冬日暴雪，學生們窩在宿舍里烤火，或是去圖書館搞論文，守著學校的天堂湖，“我們從未懷疑過天堂里的生活。”

漫長的歷史里，這所女校曾教淑女如何在火車上優(yōu)雅地放行李箱，如今在油畫課上，一位女生用經(jīng)血作畫，大受好評。“老師不教你畫畫的技巧，只說主題，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自我表達。”

入學前，學校的推薦書目是《天空的另一半》，講述亞非拉國家女性的生存困境。課堂上，哲學、政治學、腦科學三門課火爆，雖然它們讀起來很累。有一年暑假，邱領想學法語，學校出錢把她送到巴黎學習。

“學校給我樹立了美學價值和人文價值，我知道這世界上有很多灰色地帶，但是關于知識和靈魂的需求還是有好壞之分。”邱領說。

回國后，每次跟女校的朋友相聚，她們給的精神上的支持能幫她“頂住一個又一個生活中的膿包”。

邱領裸辭后，見了十幾位好友，包括校友，發(fā)現(xiàn)許多人都面臨情緒問題以及跟原生家庭的關系問題，在傾訴中彼此消解痛苦。

危機最常出現(xiàn)在即將30歲時，第一份工作和第二份工作的交接期也是一個重災區(qū)。這兩個節(jié)點，很多人選擇裸辭或是把老板炒了，去一個陌生的環(huán)境，像放飛關久了的鳥。“高度相似的人生經(jīng)歷，在我朋友圈里面，在過去這一年被重復。”

邱領說自己內(nèi)心孵化出兩個小人，一個白小人很閃亮，是“爸媽說、社會說”的正確答案；一個黑小人代表自我意識，是小時候的調(diào)皮、是沖破束縛，也是反抗。

一個同屆校友，學戲劇，畢業(yè)后回到家鄉(xiāng)上海，在一家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做字幕組，今年4月份辭職，去了云南；一位北京的同行做FA（財務顧問），辭職搬到了廣東的漁村；一個在上海做英語培訓海外市場的朋友，裸辭去云南待了3個月，現(xiàn)在去了一個義工平臺……

發(fā)小兒林零也從一家教育機構裸辭。她在德國和澳洲讀完高中，又在澳洲讀了大學和研究生。

教育行業(yè)當初熱火朝天，同行廣告打到春晚上，舍得花三四千元獲得一位新客。超速的發(fā)展有時違背了教育的規(guī)律，林零感覺偏離了自己的初衷。

林零在家賦閑一年多，她練瑜伽，“白天去上瑜伽課的人和晚上去的人，狀態(tài)不一樣。”白天的人通常比較淡定；晚上來上課的，下班火急火燎地趕來，說話動作都快。

那段時間，兩位父親聚在一起愁眉苦臉，說這兩個姑娘又不上班又不談戀愛，她倆到底想干嗎。

兩人相見時，邱領說自己腦中的白小人和黑小人打得不可開交了，“我對黑小人說，‘你可以去嘗試’，但它從小沒被鍛煉過，也沒占過主導，甚至你都不知道要讓它怎么去行動，就賊怕。”

但黑小人最終勝利，“它要帶我去放蕩一段時間。”林零聽后哭了，說“我真替你高興”。

自然

當她嘗試卸下負擔，邱領好奇，黑小人究竟能讓她走多遠？

心理咨詢師跟邱領說過這樣一句話：任性是最被忽略的一種美德。她早早被迫學會了假裝是個大人，卻從來沒有被教過怎么去好好做一個小孩。

她想看看任性到底會帶她到哪里，造成什么后果。她也清楚，如果走不動了，她還能回來，她還有白小人的身份。

辭職后，她第一站去了大理，在云南生活了4個月，之后去貴州待了兩個月，又開車去新疆。旅途的大部分時間，只有自己和一輛租來的車，她覺得這是一個遲來的青春期。

林零說，很多人的想法只會停留在腦子里，但邱領“挺豁得出去”。路上常碰到人問，“你一個女孩子為什么自己出來？”邱領很反感，懶得解釋，就回答“我失戀了”。

剛出門時，她秉承上班時的習慣，嚴謹做計劃并嚴格執(zhí)行，預計住幾天就住幾天。后來就放飛了，想住幾天住幾天，到了貴州，基本沒有計劃了。

她不特意準備衣服，也不帶化妝品。行李箱里有一套運動衣、一雙跑步鞋、一個筆記本。她每天中午和晚上看一次手機，回復家人朋友的信息，不玩游戲不刷視頻，把眼睛和腦子都留給身在的那個地方。

在云南，紅河谷、無量山、獨龍江、高黎貢山，自然給她上了一課。“我原本內(nèi)心破碎，不能承擔任何工作。在沒有人的環(huán)境下，我仍然感到非常強的自我存在感。我就像這世間的樹風山河，我存在本身就是讓人震撼的事。”

她順著國道每天開300公里，有一次住在一個叫老姆登村的地方。村子依山而建，有個教堂。晚上，人們穿著民族服飾，在教堂前唱歌跳舞。周圍漆黑一片，只有這個畫面亮著燈。

她突然感覺自己之前生活在一片虛假里，“我的工作、工作換來的工資、工資換來的物質(zhì)條件、所謂的事業(yè)上進心，這些真的那么重要嗎？你不過是吃一口飯，種一畝地，一口一口地呼吸。”

在她看來，北京的投資圈許多投資人像她一樣年輕，對行業(yè)缺乏理解，談到對一家公司的判斷，大家說的話大同小異，“可能都在引用最近某篇很火的文章，甚至舉的例子都一樣。”他們沒有時間做深入研究，在飯局上交換著同質(zhì)的信息。與之對比的是，美國的投資人大多比較資深，言論可以像論文一樣被別人引證。

年輕人源源不斷地涌進來。來公司實習的基本都是國內(nèi)名校的大學生，他們“完美”的簡歷很相似，幾乎每個寒暑假都有實習，囊括了時下最火的行業(yè)和風口：金融打底，投資和咨詢加碼，最后互聯(lián)網(wǎng)是皇冠上的寶石。稍微有些膽量的人會去創(chuàng)業(yè)公司，但大部分人不這么做，他們認為去創(chuàng)業(yè)公司是浪費時間，因為它沒辦法跟任何地方銜接。

很多實習生努力想讓別人認識自己并得到內(nèi)推機會。許多大學生認為，一份工作至少要解決房子、戶口、工資和社交圈四項中的一個。

相比于CBD的一張辦公桌，邱領覺得自己適合偏遠地區(qū)的一個小院子，外面是山、樹、天空、河流，是進入現(xiàn)代社會前，人們世代生活的景色。

她愈發(fā)喜歡山。之前周末一有時間，她就往北京周邊的山上跑，她喜歡上升時心跳加速、乳酸堆積、跟腱發(fā)力和出汗的感覺。她要求自己達到什么樣的速度和心跳值，穿專業(yè)的裝備，像個圣斗士一樣，恨不得從山腳立刻發(fā)射到山頂。

但這次旅行，她對山的喜愛換了一種角度。既不去挑戰(zhàn)它，也不刻意借助它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是把自己放得渺小，靜靜融為山的一員。她常把車停在路邊，爬上山坡，坐著看天，直到黃昏。自己是環(huán)境中的一個小因子，不承擔太多壓力。

她以前爬山不帶別人，嫌耽誤時間；現(xiàn)在她爬山總是慢慢悠悠。她不僅要把山放在新名字里，還在身上文下山的影子。

她在大理參加越野跑，出發(fā)時經(jīng)過三塔，看到很多人停下來拜山，安靜地默念。“對于不遠萬里來到這兒的人，讓山海聽到自己的聲音，就是意義。”

在路上，成塊的思考時間也多了起來。在一間客棧，她遇到了一位同行，40多歲，在銀行工作，正經(jīng)歷嚴重的抑郁。一個人開著一輛紅色敞篷車，從昆明一路來大理放空。邱領見她時，她頭發(fā)亂蓬蓬的，兩眼無神，抱著一杯茶蜷縮在沙發(fā)里。

她們一起做飯、聊天，在自然里行走，狀態(tài)漸漸好起來。

“我們都是樹，都要找到自己需要的土，而每個人需要的健康土壤不一樣。我很羨慕能長時間待在城市并且享受鋼筋水泥的人，因為我的土在山里、在海里。當我不得不在混凝土中的時候，我很痛苦。”

邱嶺認為，她的很多問題可能在于出生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里。這里是許多外鄉(xiāng)人拼命留下來的地方，也是邱領想要逃離的地方。

“雖然我從小生長在北京，但是我現(xiàn)在跟這里的溝通和聯(lián)系非常弱，沒有辦法感受到滋養(yǎng)，甚至覺得這里在消耗我，它奪走了我的快樂、我的感受能力，把我變成那樣一種人。”

在新疆，她開車到中巴邊境紅其拉甫，這個常出現(xiàn)在春晚的邊境之地條件艱苦。周圍一片高原戈壁，還有茫茫雪山，其中一座是中國第二高峰，遠遠等在那。邱領一路開過去，一半是水泥路，一半是石子路，塵土飛揚。在那樣一種荒無人煙的狀態(tài)中，邱領生出一種渴望離開人世的狀態(tài)，“你希望被自然帶走，在那里閉上眼一點都不遺憾，這就是我應該歸屬的地方。”

當飛機落地北京，大興機場人聲鼎沸。邱領瞬間被拉回城市生活。恍惚間想起不久前讀過的《鄉(xiāng)土中國》，里面說鄉(xiāng)村是變化極慢的地方，不用人去適應，一切都靠經(jīng)驗習得。但城市是追求效率的地方，人要適應，要把自己變成促進效率的工具。

清醒

“最好的旅行在打壓自大的同時打碎幻想。它讓人放棄向外的追求，開始向內(nèi)探索。它幫人看到生活的真相，而后又拉著人前進。”邱領在日記里寫下這句話。

路上，她喜歡做一項性格實驗，有時外向熱情，有時拒人千里。她記錄每天的對話，然后重新感受自己。結果發(fā)現(xiàn)周圍反饋的差異微乎其微，沒有人那么在意自己，也就不必多費心思偽裝。

以前，她在微信上有事說事，很少發(fā)表情，后來弄了一套張飛的表情。有天老板就說“你怎么能給客戶發(fā)張飛的表情”，他轉(zhuǎn)來許多“小貓咪拜托了”之類的表情，說以后就發(fā)這一套。

她曾經(jīng)糾結于該如何處理跟人的關系，到底要不要把某人留在朋友圈里，三天可見還是一個月可見。她有許多分組，一屏都裝不下。現(xiàn)在看來，這些都顯得多余。

以前，她在城市看不到城鎮(zhèn)的劇本，在城鎮(zhèn)看不到鄉(xiāng)村的劇本。旅行途中，邱領80%的時間在縣城和以下行政區(qū)域，延伸自己向上向下的觸及度和理解度。

“向上不難，但向下總是很難，要謙卑、耐心、共情，還要能抵御痛苦。把每個接觸到的人做為獨立人格去尊重和給予時間，無關對方的身份地位處境，順其自然地交流。”

車盤旋在蜿蜒的山路上，進到村莊里、田埂間，晚上回到鄉(xiāng)鎮(zhèn)和縣城休息，第二天繼續(xù)。她和老鄉(xiāng)溝通，看到他們的心思，理解背后的渴望、無奈、局限和改變。邱領很少去交門票的景點，如果非要去就拉上當?shù)厝艘黄穑驯臼怯慰偷慕?jīng)歷變成盡可能豐富的體驗。

她從小習慣了電、車、衛(wèi)星、網(wǎng)絡。時常忽略甚至想不到，對有的人來說，這些不過是近幾年才有的改善。“我們和他們，因為出生家庭的不同，導致了一些前期無法選擇的不公平。住在客棧里的我們有電熱毯，但旁邊的人家還要燒牛糞取暖。我要喝瓶裝水，而他們只有存在水缸里的水。”

“如此我們還時常不開心不滿足。所以可能是我們要的東西不對。我們要溫暖，卻誤把它當成了大房子；我們要健康，卻誤把它當成了藥品和健身卡；我們要快樂，卻誤把它當成了金錢；我們要自我，卻誤把它當成了衣服和化妝品。”

以前她的生活里，投資圈的大佬吃過許多高檔餐廳，去過許多五星酒店，業(yè)余生活是蹦迪，抽電子煙，周五晚上能瞬間叫來20人組局，“我不知道是我的嫉妒還是偏見，我總覺得這種生活沒有那么真實和吸引人。”

相反，所謂的鄉(xiāng)村生活沾滿煙火氣。邱領在貴州的村子里遇到了張姐，一個做蠟染的非遺傳承人，“她不會跟你聊文化保護，她只關心自己的蠟染能賺多少錢，政府能給多少補貼。”

張姐的丈夫常年臥病在床，有兩個兒子要讀書。她把自己逼得越來越像個成功的女性商人。那些高大上的商業(yè)邏輯，她從沒想過，但她知道怎么把事情做起來。她開了民宿，辦蠟染課程，接待外國人，因為他們往往更愿意花錢。

張姐說自己以前很高傲，不喜歡跟別人溝通，縣領導來了，人家都去敬酒，她不去。她后來覺得這樣不對，為了打開名聲，張姐學著過年過節(jié)的時候給縣上領導發(fā)祝福和問候。

跟張姐比，邱領覺得自己像個井底之蛙。她在美國的藝術史課堂上，學習把展品從原始環(huán)境中抽離出來，如何在博物館被架空的環(huán)境下再次重生。“我的這些經(jīng)歷，在張姐面前不值一提。”

邱領知道村里的人也會坑人訛錢，但她理解他們的動因。無論是在貴州的村子還是北京的CBD寫字樓，大家都一樣。

她想留在云南，但朋友勸誡，不能這樣“懶下去”，得回去做些事，做好了再來。遠方是需要門票的，而且門票很厚。“他們給我種種建議和靈性的想法，幫我把未來拼得既現(xiàn)實，又夠明亮。”

6月，邱領回到北京，繼續(xù)“搞錢搞事業(yè)”，積累“門票”。“我希望能在5-8年之內(nèi)做一些簡單的財富積累。之后盡快搬到云南去，找一個山水為主的地方，做一個遠程工作。”

方向也選好了。她決定給那些初入職場的人，做早期的事業(yè)輔導。因為很多人都經(jīng)歷了她這樣痛苦的過程，尤其是和她背景相似的人，她要幫他們一步一步發(fā)現(xiàn)自我需求。

現(xiàn)在，邱領每一天過得充實，她正在準備年底的考研，想讀一個在職的應用心理學。同時準備CFA（特許金融分析師）的考試，找一份金融相關的工作，賺遠方的“門票”。

從貴州回來，邱領跟母親長談了一天，關于戀愛和婚姻。她之前甚少跟父母分享感情生活，這一次她解釋“享受戀愛狀態(tài)的理論”。

邱領知道，沒有離開大都市的人有很多理由，“他可能有房貸、有家庭，必須背負這些負擔。”

低頭撿六便士的人那種按部就班的人生，邱領以前看不上，現(xiàn)在覺得無可厚非，“這給了在意的人最大的安全感”。她也給自己留了后路，攢錢爭取早日在北京買房。至于未來在大理，房價不低，她準備租一間。

邱領很喜歡一句話：“我不得不走了很遠的路，才實現(xiàn)這孤身一人的狀態(tài)。”每每看到，都要流淚。“我真的走了好遠的路，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邱領戴著云南的銀鐲子，站在國貿(mào)繁華的寫字樓里，才離開一年，這里已恍如隔世。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林零為化名。實習生倪雨曈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