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修真四萬年》的寫作倫理和文本內容，呈現(xiàn)了一個從爽文到“反爽文”寫作的過程；《修四》以“時間化結構”、復調書寫和對叢林價值觀的超越，構建了其“反爽文”的美學范式；而《修四》的讀者接受亦主要圍繞“爽文”展開，體現(xiàn)了網(wǎng)絡文學審美價值和市場價值的復雜關系。

關鍵詞：反爽文寫作；倫理；復調；時間

自網(wǎng)絡文學誕生以來，追求閱讀快感的“爽文化觀”就是其揮之不去的標簽。總體來看，“爽文”書寫首先是作為一種市場化寫作倫理而呈現(xiàn)，即網(wǎng)絡文學被定位成一種提供快感的文化商品。“成功的商業(yè)網(wǎng)絡小說也被稱為‘爽文’，作家的寫作目的就是調動一切文學手段讓其服務的核心讀者群（粉絲群）感到爽。”[1]從這一寫作倫理出發(fā)，類型文也被視為提供不同“爽感”的文本。不過，伴隨著網(wǎng)絡文學整體審美層次的進步和提高，網(wǎng)絡幻想小說亦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從寫作和價值層面都超越了“爽文”模式的作品，《修真四萬年》即是其典型范例。[2]

一、寫作倫理：爽文的自我超越

在作為文本伊始的第一部分“天元篇”當中，臥牛真人進行了世界觀的勾勒。其最大的創(chuàng)新，就在于對于修真?zhèn)惱淼闹匦聵嫿āＴ趥鹘y(tǒng)玄幻修仙文中，修仙世界是一個沒有凡人的世界，修仙過程與普通人沒有任何倫理關系。與之相對，我行我素，不受束縛的“龍傲天”式主角乃是“爽文”特質的重要方面；即使是在相對嚴謹克制的《凡人修仙傳》中，韓立所奉行的，也不過是趨利避害，明哲保身的價值觀。而在《修四》中，“修真”卻是由國家和社會所推動引領的普遍事業(yè)，在國家范圍之內，“修真者”作為社會中的強者，具有保護普通人的倫理義務。故而，相比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玄幻修仙小說，《修四》中的修真者具有了超級英雄式的“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倫理意涵。在這里，作為一種束縛，修真者的倫理義務就構成了對于“爽文”的反撥。

這一點在故事中有著鮮明的呈現(xiàn)：作為被粉絲和書評者津津樂道的“名場面”，主人公李耀去修仙學府報道時遭遇了獸潮襲擊，危機時刻，大量修真者們放棄逃生的機會為凡人而戰(zhàn)并最終犧牲，貫徹了“強者的鮮血，要為弱者而流”的精神。在此，僅僅從追求快感的爽文模式來說，對于弱者的奉獻和犧牲顯然具有了某種背離“爽文”氣質的特征。而臥牛真人對此顯然也心懷忐忑。只有當作品在上架后取得了不俗成績時，臥牛真人才確定了這種價值觀書寫的可行性：“有些東西會過時，有些東西永爽文特質。離奇地吸收古代煉器大師歐冶子的殘魂是李耀快速成長的“金手指”，戰(zhàn)勝世家遠不會。主題會過時，創(chuàng)意會過時，寫作風格會過時，套路會過時，打臉的方式會過時，金手指會過時。但熱血不會過時，友情不會過時，堅持不會過時，夢想也不會過時。”[3]在臥牛真人的表述中，“過時的東西”主要指文本形式層面的東西，尤其是圍繞‘爽感’而建立的類型文書寫傳統(tǒng)和規(guī)范；而不會過時的東西則是文本內蘊的價值表達，盡管這一價值觀表達還停留在比較淺顯的層面。可以說，在全新的修真世界觀的建構中，臥牛真人初步彰顯了從價值觀層面背離爽文寫作倫理的可能性。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修四》成為了“反爽文”的作品，“天元篇”的價值觀建構并未深入到文本當中，李耀在天元界的成長依然具有鮮明的公子郝連烈乃是典型的“打臉”文風，此后一路逆襲，戰(zhàn)勝各種高級別的對手更是典型的“爽文”套路。在這一部分的結尾，李耀借助火花號消滅骸骨龍魔成為聯(lián)邦的救世英雄，更是將這種“爽文”模式推到了巔峰。臥牛真人在總結天元篇時，也意識到了其鮮明的爽文風格：“天元篇是比較直線的升級刷怪裝逼，反正人就是好的，妖就是壞的，好的打壞的，簡單明了，輕輕松松。”[4]總體來看，相對于傳統(tǒng)修仙文來說，“天元篇”雖然有著世界觀的拔高，但依然遵循了爽文的創(chuàng)作邏輯和模式。

從第二部分飛星篇開始，故事的矛盾主線開始從人族和妖族之爭，轉變?yōu)樾拚嬲吆托尴烧叩臎_突。修仙者高高在上，視凡人如草芥，擁有鮮明的自利價值觀。有趣的是，臥牛真人此處對于修仙者的設定，可以窺見諸多早期修仙文的主人公氣質。由此，故事逐漸從技術層面的爭斗，轉入到兩種價值觀的爭鋒，這大大拓展了文本的思想內涵。而臥牛真人對于劉慈欣“黑暗森林理論”的反撥，更是深化了圍繞修真者而展開的價值觀建構。在對飛星篇的總結中，臥牛真人認為：“第二部分增加了一些比較復雜，有些糾結，偏陰暗面的東西……”[5]這表明臥牛真人已經(jīng)意識到了思想深度的拓展使得文本在逐漸走向一條“反爽文”的道路。不過，市場的反饋給予了臥牛真人延續(xù)這一思路的信心。

從第三篇“血妖篇”開始，臥牛真人豐富和深化了其龐大的世界觀，其文本的“反爽文”特性也愈發(fā)深刻。在“血妖篇”中，臥牛真人一改“天元篇”中妖族的邪惡形象，展現(xiàn)了人妖兩族各自的立場和復雜心態(tài)。比起爽文中常見的暴力壓制，主人公李耀歷經(jīng)千難萬險，試圖推動人妖兩族和解和平權，雖然是艱難得多的選擇，卻體現(xiàn)了更為豐富的價值意涵。在“古圣篇”中，臥牛真人從李耀的視角考察了古圣界大乾王朝的社會形態(tài)，深刻呈現(xiàn)了整體社會“內卷”所帶來的危害。這些對于種族、國家的深入思考都超出了爽文的范疇，彰顯了一定的思想深度。更為重要的是，臥牛真人筆下的李耀和修仙者們始終具有自己的有限性。例如，李耀在試圖使人妖兩族議和時遭到人族主戰(zhàn)派的迫害，危機時刻是群眾的力量使他化險為夷，這是對于“人民”力量的確證；而古圣界的元嬰高手面對糜爛社會的窘迫，亦體現(xiàn)了個體面對社會問題的無力。這一頗具馬克思主義英雄史觀的書寫，完全顛覆了爽文模式中的個體力量的無限性這一核心“爽點”。

臥牛真人的這種“反爽文”書寫乃是一種“無意識”和“有意識”的集合。一方面，其筆下的人物和故事情節(jié)，有著自身的邏輯和發(fā)展線索，這使得《修四》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了其內在的邏輯。最為典型的，是頗具“歷史考古”性質的“古圣篇”，從構思中的小片段發(fā)展為一個大章節(jié)。按照臥牛真人的說法，是“筆下的一切都不受控制，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呈現(xiàn)出了自己的意志。” [6]這里臥牛真人對于寫作審美規(guī)律的尊重，是其書寫方式超越爽文模式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臥牛真人認同網(wǎng)文的娛樂本質，認為網(wǎng)文是一種繁雜生活之外的“心理按摩”，亦清晰地認識到了第二篇以后小說風格的“反爽文”特性。他說：“當老牛決定本書從第一卷《天元篇》的簡單直接爽快，大幅逆轉到第二卷《飛星篇》以及之后的風格時，是做好訂閱和收入跌掉一半的心理準備的。”[7] 然而，網(wǎng)友們對于《修四》的歡迎以及對文本的嚴肅探討，不僅令臥牛真人感到驚訝，亦彰顯了“反爽文”寫作在市場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正是出于這種認知，臥牛真人的“反爽文”寫作意識愈發(fā)清晰，并貫穿到文本的最終。這集中體現(xiàn)在文本后半部分對于爽文模式的“天元篇”的“反寫”當中。例如，在“天元篇”中，作為爽文模式中經(jīng)典的絆腳石形象，被李耀“打臉”的郝連烈，在星耀聯(lián)邦與黑風艦隊的大戰(zhàn)中力挽狂瀾并且英勇犧牲，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嚴。“天元篇”中邪惡的妖族形象在“血妖篇”中也得到了更為辯證的刻畫，并塑造了巴彥直這樣一位反抗壓迫的妖族英雄形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故事在結尾出現(xiàn)了反轉，李耀融匯的古修歐冶子殘魂這一“金手指”，乃是“洪潮”的刻意安排。這樣一來，“天元篇”的爽文模式從根本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修四》第一章的“爽文”氣質也得到了消解。當然，比起從故事層面消解不合理的“金手指”，這一“反寫”前文，重構寫作倫理的“反爽文”意識，才真正體現(xiàn)了《修四》寫作倫理的內在嬗變。

二、寫作范式：“反爽文”的美學建構

對于《修四》寫作倫理的考察，可以看到一個從“爽文”模式走向“反爽文”寫作的進程。作為取得了一定成功的文學實踐，《修四》不僅表明了“反爽文”模式亦有可能取得商業(yè)成功，亦彰顯了一個廣泛的超越爽文模式的網(wǎng)絡文學全新寫作倫理。在《修四》從爽文走向“反爽文”的進程之中，對其“反爽文”模式的深入發(fā)掘，就成為了考察這一美學嬗變的重要方面。

首先，當代玄幻修仙小說乃至網(wǎng)絡文學往往具有一個“空間化”的文本結構。早有論者注意到了這一點，并將其稱之為當代文學的“空間轉向”：“從審美特質這個角度來考察場景書寫的審美變革，我們發(fā)現(xiàn)，文學發(fā)生了從時間性向空間性的轉變。”[8]筆者認為，這種轉變來自于基于技術理念而帶來的認知方式，即“技術化世界觀”的形成。當代社會乃是一個技術化社會，在日趨專業(yè)化的語境中，個體的行為表現(xiàn)為一系列技術性操演：“在日常概念中，技術被理解為一種合目的的手段以及一種人類行為。”[9]所謂技術化世界觀，即是將生活理解為通過技術手段實現(xiàn)目的的過程。當代居于網(wǎng)絡小說主流地位的修仙小說、官場小說、宮斗小說，都展現(xiàn)了這樣的技術化世界觀。而在技術——目的的視野之中，時間——歷史意識被取消了，主體呈現(xiàn)出圍繞技術而展開的層級遷躍，從而也就生成了基于空間的總體想象。網(wǎng)絡文學的爽文特質往往是基于這種技術性上升來呈現(xiàn)的；故而，“空間化”的文本結構乃是“爽文”的重要世界觀基礎。

《修四》世界觀具有典型的“時間化”樣態(tài)，這是構筑“反爽文”書寫的重要結構特質。《修四》的時間呈現(xiàn)并沒有局限在李耀的修煉過程之中，而是著眼于整體的修真文明來進行敘事。文本中的重要時間觀念“四萬年”指涉的是人類修真歷史的進程，《修四》正是基于這一時間視野探討了人類文明的走向。在空間化的修仙小說中，時間被局限在個體視角的目的論視野之中；而在《修四》中，從盤古文明到人類文明的傳承，從古代修真到現(xiàn)代修真的變遷，時間展現(xiàn)了一種通向未來的可能性，也就真正建構了一種基于文明視角的歷史感受。在故事的結尾，李耀和“洪潮”的對抗所體現(xiàn)的，正是李耀對于這種歷史可能性的執(zhí)著追求。整體來看，在將“空間化”書寫轉為“時間化”書寫之后，《修四》超越了技術化世界觀中狹隘的個人修煉視角和“成仙”的目的論敘事，從而避免了文本落入單線條的“打怪升級”的爽文窠臼之中。

如果說技術化世界觀是爽文模式的世界觀框架，那么主體的膨脹就是其核心“爽點”。按照齊格蒙特·鮑曼的說法，當代個體經(jīng)歷了從“生產(chǎn)者社會”到“消費者社會”的轉型。“消費者社會”抽空了工作的倫理內涵，使得其成為一種單純的技術化操演；而消費則成為個體進行意義建構和身份表征的場域。這不僅意味著，工作本身成為一個繁冗的、缺乏意義的空間，使得個體喪失了精神維度；更為重要的是，彌散在生活中的技術破壞了個體的完整性：“技術意味著將生活打碎成一系列的問題，將自我打碎成一個生產(chǎn)問題的多面體，每一個問題都要求單獨的技術和單獨的大量專門知識。”[10]故而，技術本身對于個體的自我建構產(chǎn)生了深刻的壓抑，對于技術的依賴和沉溺意味著主體性的付之闕如。

作為在電子烏托邦這一虛擬空間建構的文化形態(tài)，網(wǎng)絡文學有著鮮明的對于現(xiàn)實語境的文化代償功能。從形式上說，消費主義語境中個體無法充分實現(xiàn)的欲望，在網(wǎng)絡爽文所賦予的快感當中得到了彌補；而從內容上來說，恰恰是對于技術的絕對掌控，使得個體克服了技術化語境中個體的彌散性，建構了絕對的主體形象。與之相應的，則是爽文中的所有對立者，都成為了技術視野中有待征服的客體對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網(wǎng)絡爽文、尤其是玄幻小說中的爽文模式，源自于現(xiàn)代性視野中的主體哲學在社會視域中的進一步膨脹；即主體從對自然的征服進一步上升到對于所有客體對象的征服。顯然，是技術向著社會語境的深入以及對于個體的深刻壓抑導致了這一反向的“異托邦”想象。

巴赫金評價歐洲文學時曾經(jīng)認為，傳統(tǒng)小說的作者地位至高無上，主人公和所有人物的主體性被這一至高無上的作者意識所吞沒；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打破了這一模式，其小說中的主人公具有了自我意識，能夠進行獨立的思考和表達。故而，這一小說打破了絕對的真理，呈現(xiàn)出鮮明的“對話”特征，這就是巴赫金著名的復調理論。

網(wǎng)絡爽文的“主體膨脹”，決定了爽文中本質上只有主角的聲音和話語，其他人物已經(jīng)被充分“對象化”而缺乏自身的表達。從這個角度出發(fā)，網(wǎng)絡爽文模式恰恰具有這樣一種“絕對化”的主人公（主體）意識；而對于網(wǎng)絡爽文模式的突破，亦在于使得其他人物從絕對的主體“暴政”中解放出來，建構真正的自我形象乃至形成巴赫金式的“復調”結構。

《修四》的反爽文特質體現(xiàn)在對于其不自覺的“復調”書寫之中。首先，《修四》彰顯了個體本身的局限性，避免了那種技術層面上的絕對主體形象。例如，在“血妖篇”中，李耀落入人族主戰(zhàn)派的陰謀，陷入孤軍奮戰(zhàn)的境地；在關鍵時刻他終于進行了自我反思，認為自己過度倚仗自身的能力而脫離了與大眾的聯(lián)系。最終，李耀在群眾的幫助下挽回敗局。其次，臥牛真人塑造了很多各具特色的反派形象。他們不僅在能力上與主人公一時瑜亮，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有著堅定的立場和價值觀，不斷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正如某些讀者所評價，這些人物已經(jīng)超出了“反派”范疇，而只是擁有和李耀不同的立場。有趣的是，在文本的后半部分有著大量的對話書寫，李耀常常和各種人物進行長篇大論的價值觀交鋒。臥牛真人也并未使李耀的價值觀和意志能夠凌駕于他人，而是凸顯了不同理念各自的復雜性與合理性。這一嚴重偏離爽文模式的書寫，恰恰構成了巴赫金“復調”模式的典型呈現(xiàn)。

在反爽文的世界觀建構和人物塑造的基礎上，《修四》在價值取向上對于爽文的超越也顯得水到渠成。在爽文模式中，其倫理觀可以從主人公和故事語境這兩個視角來進行理解。從技術化世界觀所建構的技術—目的這一主人公操持方式來看，工具理性顯然構成了爽文主人公的核心價值取向。無論是《甄嬛傳》中一眾人物進行宮斗的腹黑隱忍，亦或是《凡人修仙傳》中韓立的謹慎克制，都深刻詮釋了這一工具理性的運用。而從故事語境來看，宮斗文“步步驚心”“各懷鬼胎”的環(huán)境，玄幻修仙文殘酷血腥、大道無情的爭奪，都在彰顯著一個適者生存的叢林價值觀。這一價值形態(tài)正是對于當代倫理樣貌的反映：新自由主義所塑造的市場至上的準則塑造了廣泛的“風險社會”樣貌，充滿危機和不確定性的日常生活又造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泛濫。殘酷的社會競爭不僅影響著個體的倫理取向，同樣亦體現(xiàn)在對于國家乃至文明的想象中。劉慈欣的《三體》所描繪的“黑暗森林法則”，就是對這一倫理焦慮的深刻表達。

在倫理層面上，《修四》所試圖克服的，正是從個體層面上的工具理性到總體視野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爽文所依托的價值基礎。在全文的開篇，《修四》就頗有新意地提出了“修真者”和“修仙者”的對立，以修真者守護人類文明的集體價值觀對比了修仙者的個體化倫理，展現(xiàn)了“修真”這一技術化操持的全新可能性：“當作品探討‘修真’（照顧弱者的普遍倫理道德）和修仙（追求自我強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之間的‘大道之爭’時，本作品已卓然成峰。”[11]而從整體層面上，臥牛真人通過主人公李耀，鮮明地表達了試圖超越“黑暗森林法則”的倫理取向。在人族與妖族、現(xiàn)代修真者與古修，星耀聯(lián)邦與真人類帝國等基于種族、社會發(fā)展階段、政治模式的各種深刻的“文明沖突”之中，李耀始終都在尋求一種協(xié)調、合作、發(fā)展的可能性，從而避免“黑暗森林”式的文明爭斗與毀滅。可以說，在充斥著倫理淡漠的爽文寫作中，《修四》展現(xiàn)了其頗具理想主義的價值超越性，這是其“反爽文”寫作在文本內蘊層面的呈現(xiàn)。

（本文作者系西北大學文學院講師，大眾文化與網(wǎng)絡文學研究方向。）

注釋：

[1] 邵燕君.從烏托邦到異托邦——網(wǎng)絡文學的“爽文化觀”對精英文學觀的“他者化”[J].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8）.

[2] 為了使用方便，下文統(tǒng)一使用《修四》來指代《修真四萬年》這部作品。

[3] 《修真四萬年》“天元篇”：老牛與麒麟臂。

[4] 《修真四萬年》“飛星篇”：飛星篇完結感言。

[5] 同上。

[6] 《修真四萬年》“古圣篇”：第四卷卷末感言：無盡延伸的迷宮。

[7] 同上。

[8] 韓模永.增強現(xiàn)實與空間轉向——網(wǎng)絡文學的場景書寫及其審美變革[J].文藝理論研究，2019（4）。

[9] 胡翌霖.海德格爾是技術悲觀論者嗎？[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4（1）。

[10] [英]齊格蒙特·鮑曼著，張成崗譯.后現(xiàn)代倫理學[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11] 邵燕君，高寒凝主編.中國網(wǎng)絡文學二十年好文集[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