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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尋找“女辛德勒” ——二戰(zhàn)中拯救上百比利時人的錢秀玲女士
    來源:北京日報 | 董少東  2021年08月13日08:17

    以二戰(zhàn)為背景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讓挽救了一千兩百余名猶太人的辛德勒,成為了黑暗中彰顯人性之光的象征。猶太人為辛德勒打造了一枚戒指,上面寫道: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同樣在二戰(zhàn)中,旅居比利時的中國女士——錢秀玲,也曾做過和辛德勒類似的義舉:屢次勇闖德國侵略軍總部,求助于一位有正義感的德國軍官,救下上百名比利時青年。

    錢秀玲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個接受過比利時國家英雄勛章的中國人。在她救人最多的小城艾克興,有她的紀念碑,還有一條以她名字命名的路。

    錢秀玲的名字在中國本該早已家喻戶曉,十多年前,就有以她為原型的電視劇《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上映。但這位偉大的中國女性并不自認“英雄”,認為自己只是出于良心,做了一個正常人應該做的事。按照女主人公本人意愿,電視劇隱去了真名。甚至在電視劇熱映后,媒體紛至沓來時,錢秀玲還專門寫信給劇組,要求停止對她個人的宣傳。

    2018年,錢秀玲故去十年后,她的家鄉(xiāng)人、宜興籍作家徐風踏上赴比利時的旅程。此行原是為了十多年前和錢秀玲的一個約定,沒想到,他從異鄉(xiāng)帶回了更多意想不到的故事,還原出最真實的錢秀玲的傳奇人生。

    徐風追尋錢秀玲的故事歷時十六年,凝結成書,書名取自錢秀玲生前一次講演后的話:“忘記我。”但正如徐風所言,忘記她,何曾容易?那段歷史,何堪忘記?

    “中國的居里夫人”

    2002年,《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在央視熱播,電視劇原著作者張雅文將到宜興訪問。時任宜興電視臺副臺長的徐風接待張雅文時獲知,劇中“金鈴”原型正是宜興人,本名叫錢秀玲。

    徐風大感意外。作為土生土長的宜興人,又是消息靈通的媒體人,他居然不知道宜興有這樣一位女英雄。徐風是紀錄片導演出身,當即萌生了給錢秀玲拍攝一部紀錄片的想法。

    徐風至今清楚地記得,2002年深秋,他算好時差,在北京時間下午四點,布魯塞爾時間上午十點,撥通了打給錢秀玲的越洋電話。

    聽筒里傳來的,是一口毫不走樣的宜興話:“您好,我是錢秀玲。”

    當時錢秀玲已經(jīng)90歲了,聽到熟悉的鄉(xiāng)音,老人十分高興,“年紀大了,走不動了,我非常想念家鄉(xiāng),你們以后有機會到比利時來。”聽到徐風拍紀錄片的想法,她非常爽快地答應說,“好呀,我在布魯塞爾等你們。”但之后的發(fā)展卻不順利,第一步就受阻了——徐風的出國申請未被單位批準。

    紀錄片最后還是拍了,但都是取自國內(nèi)的影像,第一手資料,只有幾分鐘的錢秀玲電話錄音同期聲。沒能到比利時采訪錢秀玲本人,讓徐風深感抱憾。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持續(xù)關注著錢秀玲這個名字,完了一個未了的心愿,用了整整十六年。”徐風說。

    而這個遺憾,再也無法彌補。2008年,錢秀玲在布魯塞爾溘然長逝,帶走了所有的故事。一次失約,成了永遠欠下的賬,這成了徐風心里縈繞不去的一個結。

    電視劇雖有原型,畢竟是藝術化的作品,在光輝的藝術形象背后,真實的錢秀玲本人仍然模糊。當時雖有大量媒體報道,但大多集中于錢秀玲救人的過程,有太多歷史細節(jié)沒有答案。

    “比如錢秀玲早年為何從江南水鄉(xiāng)遠涉重洋求學?身逢亂世如何安身?獲得魯汶大學雙博士學位為何隱居村落行醫(yī)謀生?一個中國弱女子如何說動德國將軍營救人質(zhì)?當榮譽紛至沓來,她留給世間的遺言為什么是‘忘記我’?”徐風說。

    其實何止徐風,即便是宜興的錢氏后人,也幾乎無法把《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中的女主人公和他們的“細伯伯”(宜興人對“小姑姑”的稱呼)聯(lián)系起來。

    錢秀玲曾四次回國探親,從未提起二戰(zhàn)中救人的經(jīng)歷。故鄉(xiāng)親屬只知道她后來在那邊開中餐廳,生意不錯,還把一些在中國的侄子帶了過去。只有幾位與錢秀玲年紀相仿的老人,還依稀記得,她年輕時要做“中國的居里夫人”的夢想。

    1913年,錢秀玲出生于宜興城東門外王婆橋錢墅村。村里的錢姓一族是宜興名門,錢秀玲家又是錢墅村首屈一指的大戶。據(jù)說,錢墅村的名字,就來自于錢家大宅。

    錢秀玲的父輩兄弟三人,父親錢熙勛排行老三,他有五個子女,錢秀玲排行老四。錢秀玲這一代出過錢卓倫等兩名國民黨將軍,錢秀玲、錢卓儒、錢憲人等八位博士。尤其是錢秀玲,自小聰明過人,十一歲考上蘇州女子師范學校附中,中學沒念完又跳級到上海大同大學讀預科。

    還是在蘇州女子中學時,年長錢秀玲23歲的堂兄錢卓倫,送給她一本畫報,里面介紹了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女科學家居里夫人。本就對化學興趣濃厚的錢秀玲,從此有了堅定的人生方向——成為“中國的居里夫人”。

    讀書、結婚、生子,錢秀玲的人生早已被家人安排得妥妥當當。可誰想,這樣的“完美計劃”被錢秀玲的一個決定突然打破。

    當聽到家里安排哥哥前往比利時留學時,錢秀玲發(fā)現(xiàn)契機。她不斷懇求父親,讓自己也一同前去,甚至不惜絕食相逼。

    家里老人不忍她受罪,便同意了。就這樣,她進入自己夢寐以求的魯汶大學,比利時最好的學校,那一年她16歲,是班里年紀最小的學生。一年預科之后,她以優(yōu)異成績考進了比利時著名的魯汶大學化學系,全系只有兩名女生,錢秀玲是其中之一。1933年她大學畢業(yè),留校任助教,同時攻讀博士。三年后,年僅二十三歲的她,獲得了魯汶大學化學博士學位。

    徐風在尋訪中,還獲知了這樣一段逸聞。錢秀玲年僅三歲時,家里曾給她訂了一門娃娃親,對象是其父親一位朋友的兒子。1929年父親之所以同意讓二哥錢卓儒帶著17歲的她去比利時,就是因為其“小未婚夫”當時在那里。但錢秀玲與對方見了一次面,就認定他不是自己喜歡的人而拒絕嫁給他。父親知道她“悔婚”后勃然大怒,威脅女兒說不再寄學費。但少女時代的錢秀玲已是一個極有主見和意志堅強的人,她考上了庚子賠款資助的公費生,不再需要父親的經(jīng)濟資助。父母只好作罷,不再強迫她。而后她與醫(yī)學專業(yè)的同學格列高利·德·佩令吉有了長達六十多年相濡以沫的幸福婚姻。

    比利時與法國接壤,錢秀玲攻讀博士期間,曾兩次前往巴黎拜望心目中的偶像居里夫人,可惜兩次居里夫人都沒有在。不然,以錢秀玲的成績,得到居里夫人指教,乃至得到一個在居里夫人身邊工作的機會都不是難事。

    待到完成學業(yè),錢秀玲本已說服丈夫,一起回中國,以所學報效祖國。臨近啟程,偏趕上日本侵華,戰(zhàn)火涂炭,錢秀玲只能和丈夫暫居比利時。不久之后,二戰(zhàn)烽火在歐洲燃起。戰(zhàn)爭徹底改變了夢想中“中國的居里夫人”的人生軌跡,戰(zhàn)亂之中,科學與這位女博士漸行漸遠,暫居比利時,最終變成了定居。

    唯一在世的獲救者

    在2018年之前,徐風雖然關注了錢秀玲十余年,但所獲的資料并沒有比此前媒體的報道更深入。錢秀玲的侄女、侄孫等后輩都在宜興,也有親戚在上海。徐風和他們都建立了聯(lián)系,但也只是能勾勒出錢秀玲出國留學前的生平。

    “突破口是錢秀玲的長孫杰羅姆的出現(xiàn),他是錢秀玲最偏愛的一個孫輩,是一個攝影家,第一臺相機也是錢秀玲送的。他生在比利時,從小錢秀玲教他中國文化,四歲時就會用筷子吃中國菜,到中國來過很多次。”徐風說。

    2018年初秋,杰羅姆到中國參加一次攝影活動,徐風通過錢家后人與杰羅姆聯(lián)系上,并到上海當面拜會了他。這是徐風了解錢秀玲海外生活的真正開始。事后,錢家后人都說徐風幸運,錢秀玲的兒孫輩中,杰羅姆是對中國感情最深的。

    而徐風的幸運還不止于此。就在杰羅姆的那次中國之行后不久,他給上海的親戚發(fā)了一封郵件:“請告知祖母家鄉(xiāng)的那位徐先生,我給他找到了祖母當年拯救人質(zhì)的唯一幸存者,他已經(jīng)一百零三歲。”

    杰羅姆工作生活都在美國,那次是因為處理一些遺產(chǎn)上的事情,臨時返回比利時,卻有了如此重要的發(fā)現(xiàn)。而這位攝影家的生活非常天馬行空,他甚至不用手機,更不要說中國人更習慣的微信、短信了,即便是來中國時和親戚打招呼,也是用電子郵件,完全不考慮對方是否會注意到電子郵箱中的那個新郵件。

    幸好,這封郵件被及時打開了,并且轉(zhuǎn)告了徐風。這一次,徐風不敢耽擱,馬上辦理了出國手續(xù),和妻子扛著兩臺攝像機飛赴比利時,再趕到距離布魯塞爾大約70公里的小城艾克興。

    在約定的火車站碰頭后,杰羅姆給徐風引薦了一位名叫雷蒙·穆克的老人。雷蒙的女兒是杰羅姆的中學同學,彼此一直保持著聯(lián)系。一次網(wǎng)上聊天,杰羅姆說起奶奶錢秀玲二戰(zhàn)中救人的故事。那位女同學告訴他,父親說,在艾克興的一家養(yǎng)老院中,還有一位當年被錢秀玲拯救的人健在。

    雷蒙怎么會知道這位一百零三歲的老人就是當年被錢秀玲拯救的人之一?

    杰羅姆給徐風解釋,雷蒙是從事殯葬生意的。艾克興城市很小,大凡有人去世,有關殯葬方面的事情,幾乎都由雷蒙來操辦。所以他對養(yǎng)老院的人非常熟悉。

    這樣的話題,在中國人的語境中多有避諱,徐風也就沒有深問。其實,杰羅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雷蒙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身份,給徐風后來的尋訪打開了歷史資料庫。

    雷蒙帶著徐風和杰羅姆來到那家養(yǎng)老院,見到了那位名叫莫瑞斯的老人。老人端坐在沙發(fā)上,蒼老,平靜,所有的動作幾乎都要在護士的協(xié)助下完成,交談也需要翻譯說給護士,再由護士在他耳邊大聲重復后才能進行。在幾次提到錢秀玲的名字,老人的臉上沒有出現(xiàn)期待中的驚訝或激動的表情后,徐風不禁心下一沉。

    老人幾乎沒有說話,他似乎在竭力回憶著什么,嘴角嚅動著,聲音極小且含糊不清。最終,老人搖了搖頭,什么也沒有想起來。

    護士給老人量了血壓,然后告訴徐風等人,莫瑞斯的狀態(tài)很不好,“他累了,讓他休息一會兒。”

    采訪沒有任何收獲,卻不得不暫停,徐風極力掩飾的沮喪還是被人看出來了。雷蒙關切地問還能提供什么幫助,他趕緊從衣兜里拿出一張照片:“如何能找到這位讓·杜特里約先生?”杜特里約曾任艾克興市市長,其父也是錢秀玲拯救的人之一。杜特里約曾經(jīng)到訪過宜興,他稱呼錢秀玲為“錢媽媽”,總說“沒有錢媽媽,就沒有我的今天。”

    雷蒙接過照片,嘆了口氣,說出了又一個讓徐風沮喪的消息:“三年前他患心臟病去世了。”

    杰羅姆倒是不虛此行,他給莫瑞斯拍攝了肖像,有錢秀玲拯救的幸存者做注腳,光影之中,百歲老人滄桑的臉龐讓人唏噓。他安慰徐風,莫瑞斯老人已經(jīng)站在了記憶之門的門檻上,他一定能跨過去,并且開口說話。在等待莫瑞斯喚醒記憶的時候,不如去錢秀玲經(jīng)歷過的其他地方看看,比如魯汶大學。

    杰羅姆很快就返回了美國,徐風沒有在艾克興苦等,而是依建議去魯汶大學,尋找錢秀玲的痕跡。好運終于再次眷顧了有心人。

    魯汶大學創(chuàng)辦于1425年,是歐洲十大名校之一。偌大的校園沒有圍墻,范圍幾乎涵蓋了那座小城。徐風和妻子在魯汶大學逛了半天,沒有找到有關錢秀玲的任何紀念物。疲憊不已,找個樹蔭下的座椅休息,一抬頭,對面建筑的窗戶后的一幅照片上,熟悉不過的面龐正笑意盈盈地看著他們——錢秀玲!

    那里正是錢秀玲曾經(jīng)就讀的化學系,只有最杰出的校友,才有資格在他們曾經(jīng)就讀的教室懸掛一幅照片。

    聽聞是錢秀玲的故鄉(xiāng)人來訪,那里的負責人破例允許他們進入拍攝,錢秀玲就讀魯汶大學時,化學系只有四個亞洲人,她是唯一的女性,“她很棒,一直都是,在學校時考試幾乎沒有對手。”

    隨后,在離開艾克興三天后,徐風接到了雷蒙的電話:“莫瑞斯先生恢復記憶了,今天一直在念叨錢秀玲女士。”

    埃爾伯蒙的拯救

    “你們來自錢秀玲女士的家鄉(xiāng)嗎?這太不可思議了……我們當時的人都走光了,包括錢女士。這個荒唐的世界送走了很多好人,就剩下孤零零的我。”

    再次見到莫瑞斯,老人激動的有些啰嗦地絮語著,與之前的木訥判若兩人。記憶之門真的打開了。只是老人畢竟年歲太大,回憶有時清晰,有時模糊,言語時而飛快,時而卡頓,這一句在咬牙切齒地詛咒納粹,下一句又溫柔地稱贊錢秀玲是“上帝派來的使者”“女神”……

    護士不放心地給老人量了量血壓,喂給他一些藥物,然后再一次中斷了采訪。這一次中斷的時間并不長,也許是藥物起了作用,莫瑞斯老人終于平復了情緒,開始用平穩(wěn)、淡定的語氣講起了故事:“還是要從埃爾伯蒙說起,沒有那里的第一次拯救,艾克興人就不會那么幸運……”

    埃爾伯蒙,地處比利時和法國邊境,風景可謂秀麗,卻算不上廣為人知的一個偏遠小鎮(zhèn)。徐風卻早已熟悉這個名字,錢秀玲和丈夫在那里居住和工作多年。

    1937年,因一時無法回國,錢秀玲只能追隨丈夫,來到了埃爾伯蒙,在這里開了一家診所。化學博士的學位在這里并不能給錢秀玲提供什么謀生的幫助,她成了診所的護士和醫(yī)生丈夫的助手。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全面爆發(fā)。1940年5月,德國采用“閃電戰(zhàn)”迅速完成對丹麥、挪威、盧森堡、荷蘭、比利時等國的占領。同時,繞過法軍重兵設防的馬其諾防線,侵入法國境內(nèi)。

    夾在德法之間的比利時,僅僅抵抗了18天,就宣布投降。小鎮(zhèn)埃爾伯蒙,甚至沒有聽到槍炮聲,就改變了所屬。這里駐扎了德軍,卻沒有改變小鎮(zhèn)平靜祥和的生活——當然這只是表面上。1943年3月,一則將對小鎮(zhèn)居民羅杰施以絞刑的布告,讓整個埃爾伯蒙陷入恐怖之中。

    羅杰是比利時地下抵抗組織的活躍分子,因用地雷炸毀德軍鐵路而被抓,并判了絞刑。全鎮(zhèn)的居民都陷入震驚恐慌,紛紛為他奔走營救,卻求告無門。羅杰的親人,只能采取古老的“簽名擔保”的方法,挨家挨戶地懇求簽名。

    錢秀玲得知此事后,告訴羅杰的親人,她可以想辦法去救羅杰。

    一個來自萬里他鄉(xiāng)的中國女子,無權無勢,能從德軍手里救一個被判絞刑的當?shù)厝耍繜o異于天方夜譚。但對于絕望之中的小鎮(zhèn)居民來說,錢秀玲也許就是那根救命的稻草,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

    錢秀玲的“門路”,是她“認識”德國駐比利時軍政總督馮·法肯豪森,她要去面見法肯豪森求情。只不過,這個“認識”其實從未謀面,甚至法肯豪森都未必知道錢秀玲。

    錢秀玲出國后,與國內(nèi)聯(lián)系最密切的,是年長她23歲、在眾多弟妹中最偏愛她的堂兄錢卓倫。錢卓倫曾任國民黨政府國防部第一廳廳長、參謀總長辦公室主任,中將軍銜。法肯豪森在1934年至1938年期間,曾在中國擔任國民政府軍事顧問時,與錢卓倫結為摯友。錢卓倫在信中曾提到過法肯豪森,還給錢秀玲寄去兩人的合影。

    錢秀玲第二次知道法肯豪森的名字,是在比利時被德國占領后,法肯豪森成了德軍駐比利時和法國北部戰(zhàn)區(qū)最高軍政長官。那時,她最擔心的是德國和日本已經(jīng)結盟,法肯豪森熟悉中國,會不會幫助日本侵略中國?她還專門寫信向錢卓倫詢問此事。錢卓倫回信說,法肯豪森將軍為人正直,不會如此行事。而且,她在比利時有什么難事,可以找法肯豪森幫忙。

    現(xiàn)在,錢秀玲真的有了要找法肯豪森幫忙的難事。不過不是為了自己,而是要救一個反抗法肯豪森所代表的德國統(tǒng)治的抵抗者——這實在是逆勢而為。而錢秀玲所有的籌碼,僅僅是與此毫無關聯(lián)的堂兄和法肯豪森的友情。

    把這些因素放在德軍占領之下的比利時,得出的結論都會是,錢秀玲救人的希望極其渺茫,甚至很可能把她自己置于危險之中。我們無法揣測,錢秀玲做出救人決定時需要多大的勇氣,也許她根本就沒有想過這些。

    在錢秀玲晚年,孫女塔基亞娜拍攝了一部紀錄片《我奶奶是英雄嗎》,其中有段錢秀玲這樣的口述:“當時我考慮不了那么多,但凡我能夠做到的事,就一定要去做,救人要緊……人的生命都是一樣的寶貴。”

    也是在這部紀錄片中,錢秀玲提到過一個細節(jié),面見法肯豪森時,原本安排的時間是數(shù)天之后,但羅杰的生命已經(jīng)危在旦夕,錢秀玲就請法肯豪森的秘書再次遞上請求,“說錢卓倫將軍的妹妹有十萬火急的事情求見。這時將軍想起了卓倫哥哥給他的急電,于是提前了兩天……”

    那封急電的內(nèi)容已不可考,可以確認的是,那是應錢秀玲所邀的一封求情電報。錢秀玲此行,還帶著錢卓倫的照片、錢卓倫和法肯豪森的合影、錢卓倫提到法肯豪森的親筆信……她能寄望的,是用這些陳年友情的見證打動法肯豪森。

    她確實做到了。盡管法肯豪森當面沒有給出確定的結果,“我會盡力”的承諾似乎留有余地,但當錢秀玲回到埃爾伯蒙,很快就傳來了羅杰獲救的消息,死刑改成了勞役,性命總算保住了。

    錢秀玲從槍口下救人的事情被傳開了,她成了人們心目中的女英雄。不少比利時人從各地趕來找她,懇求她的幫助,以救出被德軍關押的親屬。熱心腸的錢秀玲總是有求必應。她一次次往返于埃爾伯蒙與布魯塞爾,求助于法肯豪森,在德國納粹的槍口下救出許多比利時人。

    也正是因為這位“中國女神”的名氣越來越大,當小城艾克興的莫瑞斯等九十多名比利時人被德軍抓捕時,比利時人再一次把救人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

    “人質(zhì)大街”

    1944年6月6日,盟軍在諾曼底登陸。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發(fā)生了轉(zhuǎn)折性的變化,德國軍隊開始節(jié)節(jié)敗退,比利時的反納粹地下抵抗組織的活動十分活躍。

    小城艾克興一戶藏有抵抗組織電臺的人家被德國黨衛(wèi)軍突襲。抵抗組織趕來營救,當場打死了三名黨衛(wèi)軍,卻有一個負傷逃跑了。第二天,大批德軍趕來,找不到已經(jīng)撤離的抵抗組織,暴怒的德軍就抓了96個艾克興男性青年,莫瑞斯就是其中之一。

    “人質(zhì)大街”,莫瑞斯的講述中不斷重復著這個怪異的地名,讓徐風很長時間摸不著頭腦。直到把老人的講述全部理順,才明白“人質(zhì)大街”就是那場電臺引發(fā)的戰(zhàn)斗發(fā)生地,“人質(zhì)”指的是被抓的96名艾克興青年。

    6月8日,德軍在全城貼出告示,不準任何人離家。如果36小時之內(nèi)不交出抵抗組織成員,這些人的性命將成為三名死亡黨衛(wèi)軍的代價。

    莫瑞斯說,在滿城抓人的那天晚上,德軍就已經(jīng)槍殺了四個人。隨后的回憶,讓老人沉浸在恐懼和痛苦之中。“一直到被釋放的時候,才有人告訴我,是一位女神在幫助我們。”

    這位女神是如何拯救他們的?莫瑞斯說,讓雷蒙帶你們?nèi)ト速|(zhì)大街吧,接下來的故事應該由他來講。他父親就是當年抵抗組織的領袖之一,是他找來的錢秀玲女士。

    這個“雷蒙”,正是帶著徐風等人找到莫瑞斯的雷蒙·穆克。幾天前的一面之緣,未及深談,險些與這位至關重要的知情人失之交臂。

    再次見到雷蒙,徐風有著更大的驚喜,雷蒙不但延續(xù)了父親的故事,而且繼承了父親創(chuàng)建的二戰(zhàn)武器博物館,里面收集了大約三千件二戰(zhàn)時期的武器裝備,其中還包括那輛他父親親自駕駛、一夜飛奔三百余公里接來錢秀玲的老雪佛蘭汽車。

    雷蒙的講述,讓錢秀玲這次救人最多的拯救行動有了最清晰、全面的呈現(xiàn)。

    營救抵抗組織電臺的行動,正是雷蒙的父親老雷蒙指揮的。行動之后,抵抗組織并未走遠,他們清楚地知道艾克興城內(nèi)隨后發(fā)生的一切。德軍威脅開始槍殺人質(zhì)的時間,已經(jīng)以小時計算了。抵抗組織自己展開營救,無異于飛蛾投火。這時,有人提到了錢秀玲。盡管艾克興距離埃爾伯蒙有160公里遠,卻也早有這位具有神奇力量的東方女性的傳說。

    沒有別的選擇了,老雷蒙親自開著那輛當時就已經(jīng)老態(tài)龍鐘的雪佛蘭汽車,一路飛馳到了埃爾伯蒙。

    幾乎沒有任何耽擱,錢秀玲沒有任何猶豫就上了汽車,再次踏上拯救之旅。那時,她正懷著五個月身孕,腹中是第三個孩子。

    在后人諸多敘述中,錢秀玲是第二天早晨到達艾克興的,聞訊而來的市民從四面八方擁上街頭迎接她。雷蒙卻說:“這不可能。艾克興當時還在德軍控制下,地下抵抗組織不可能把錢秀玲女士將出面拯救的消息走漏出去。”

    事實上,在趕往法肯豪森辦公地舍佛堡的最后一段路途上,汽車上只剩錢秀玲和老雷蒙兩個人。這來自錢秀玲的建議,如何面對反復盤查的臺詞,也是錢秀玲設計好的。

    老雷蒙曾對兒子回憶:“她始終很淡定,她和德國憲兵盤問時的對話甚至有點幽默,幾句話就讓盤查她的人對她畢恭畢敬。她那種與生俱來的氣質(zhì),并不需要用語言來裝飾。”

    錢秀玲再一次見到了法肯豪森,也再一次成功地從槍口下救了96個人的性命。

    像之前錢秀玲通過法肯豪森拯救的那些人一樣,在法肯豪森職權范圍內(nèi),改判勞役是能夠讓他們保住性命的最穩(wěn)妥方式。遺憾的是,還是有5個人沒能等到二戰(zhàn)勝利的最終解救,死在了集中營。

    莫瑞斯等人熬過了最后幾個月的集中營苦役。1945年7月,在艾克興市命名“錢秀玲路”的儀式上,莫瑞斯和他的難友們才第一次見到這位打開他們重生之門的東方女神。

    在艾克興博物館,徐風找到了1945年出版的比利時《南方日報》,有兩個專版刊登了艾克興96名人質(zhì)如何被解救的報道。其中一段這樣描寫了命名儀式上的錢秀玲:

    她看上去確實平常,屬于東方人的小個子,裝束也帶著東方色彩。她似乎不想淡化她是一個中國人的概念。同時,看得出她很低調(diào)……她一臉的羞澀、帶著些緊張的神情,卻為她贏得了更密集與響亮的掌聲,太多人向她圍攏過去,無疑她是這一天集會上唯一亮眼的女神。

    在雷蒙保存的一段視頻資料中,人們歡呼著,爭相為錢秀玲獻花,擁抱她。莫瑞斯也送上一束康乃馨,他回憶說,如果她是男性,肯定會被狂歡的人們拋向空中。

    為德國將軍辯護

    在艾克興博物館門前的空地上,立著一塊黑色花崗巖紀念碑。這是艾克興對錢秀玲的另一處紀念。紀念碑上只有兩組數(shù)字:整個二戰(zhàn)期間,艾克興小城有三百人死于非命。錢秀玲女士總共拯救了一百一十位比利時人。

    一百一十條生命,因錢秀玲獲救,但還有一個人是無法繞開的,他就是德軍駐比利時軍政總督法肯豪森。這一百一十名比利時人,都是因為他的干預免于死刑。而這樣的干預,顯然違背了他的職責,甚至可以說是對德軍的背叛。如果只是出于友情和被錢秀玲打動,恐怕不足以促使法肯豪森如此行事。

    有必要重新認識一下這位德國將軍。徐風說,關于法肯豪森,世人只知道他是一位德國上將,德國占領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最高軍政長官。但是,他其實是一個反戰(zhàn)人士,內(nèi)心熱愛和平,崇尚博愛和自由。他之所以愿意幫助錢秀玲,并不單單是出于私人情誼,而是有著道義上的暗合。

    法肯豪森是職業(yè)軍人,一生戎馬。他的軍事生涯和中國多有關聯(lián),早在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他就是其中德軍的一員。希特勒還是奧地利的一個窮畫家的時候,法肯豪森就已經(jīng)在德軍中嶄露頭角。1934年至1938年,法肯豪森受聘為國民政府軍事顧問,那時他就已經(jīng)是德國將軍了。

    法肯豪森并非通常所說的納粹,而且,他很早就參加了反希特勒的秘密組織,他和德國陸軍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是這個組織的首領。因為他的駐地舍佛堡遠離柏林,那里便成為反希特勒組織的秘密基地。在比利時擔任軍政總督的四年里,法肯豪森施行的政策也相對溫和、人道。在錢秀玲出面拯救的比利時人之外,法肯豪森還赦免了很多抵抗人士的死刑。其中一位女士在戰(zhàn)后嫁給了他,陪伴了他最后的人生歲月。

    事實上,在盟軍轉(zhuǎn)入反攻后,法肯豪森已經(jīng)被希特勒列為懷疑和監(jiān)視的對象。錢秀玲最后一次為96名比利時人質(zhì)登門求救時,法肯豪森辦公室的隔壁,就有德國蓋世太保(國家秘密警察)在監(jiān)視著他的一言一行。

    那次會面,法肯豪森似乎有很多話欲言又止,讓錢秀玲心生疑惑。在紀錄片《我奶奶是英雄嗎》中,錢秀玲留下了這樣的口述:“當時我并不知道,將軍的處境已經(jīng)非常艱難……將軍是在最后的危急關頭,行使了他最后的權力,把那96個人質(zhì)的死刑改成勞役。”

    也就是在那次會面的幾天之后,法肯豪森被解除了一切職務。7月30日,法肯豪森被捕,原因是反希特勒組織一次功敗垂成的刺殺。7月20日,一枚裝在公文包中的炸彈在希特勒的會議室爆炸,可惜,被炸死的并非希特勒,而是一個無意中把公文包挪向自己的德軍上校。

    被捕后的法肯豪森被押到集中營,后來輾轉(zhuǎn)多處。《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記載:“1945年5月4日,在南提羅爾的下多夫(意大利監(jiān)獄),許多人都是被美軍解救出來的。當時,看守他們的秘密警察正打算把他們處決。馮·法肯豪森后來被比利時人作為戰(zhàn)犯審訊,在監(jiān)獄里候?qū)彙!?/p>

    錢秀玲再次獲知法肯豪森的消息,已經(jīng)是1948年3月,法肯豪森被押解到比利時接受審判。

    可想而知,等待法肯豪森的審判有多少復仇的情緒。二戰(zhàn)中比利時人家國淪喪的屈辱、痛失親人的悲憤,都會傾瀉到這位前“軍政總督”、現(xiàn)“頭號戰(zhàn)犯”身上,多少人渴望看到他被送上絞刑架。

    深知法肯豪森救人內(nèi)幕的錢秀玲,這時做出了一個冒天下——至少是比利時之大不韙的決定:她要為法肯豪森辯護。

    錢秀玲用盡了她在比利時積累的人脈,成了法肯豪森在比利時監(jiān)獄中的第一個探望者。她找到那些曾被她拯救的比利時人,向他們詳說內(nèi)情,發(fā)起了一份眾多獲救者簽名的聯(lián)名狀……

    從1950年9月到1951年1月,四個多月里,比利時最高法庭對法肯豪森的審判共開庭56次。最后一次審判,比利時的報紙這樣描寫出庭作證和辯護的錢秀玲:“她儼然是一個總導演。顯然法官先生的戲碼都被她輕而易舉地搶走了。她不動聲色地掌控著全場的節(jié)奏,那些證人的抵達,讓她面前的卷宗具有無可辯駁的力量……”

    錢秀玲在法庭上講述著她營救比利時人的故事:“如果說,這是我個人努力的結果,那么這個結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將軍給的,是他冒著生命危險,做出極大的努力的結果。如果沒有他的努力和幫助,我將一事無成!”

    法庭給出最后的判決結果,判處法肯豪森強制勞動12年。而刑罰也并沒有實際執(zhí)行。數(shù)周之后,法肯豪森被釋放,遣送回了德國。

    許多年以后,年邁的錢秀玲被人問起當年救人的舉動,很多細節(jié)都被“記不得了”含糊略過,唯獨提到為法肯豪森辯護,錢秀玲脫口而出:他是一位講人道、講友誼、富有正義感的人。如果法肯豪森被處死,那么正義的天平就失去了分量。

    人生處處有青山

    為法肯豪森爭得公正的審判后,錢秀玲的生活歸于平靜,她一生中最傳奇的經(jīng)歷似乎也可以畫上句號了。但是徐風沒有止步于此,他說,還有一塊故事的拼圖需要補全。

    在錢秀玲的拯救傳奇中,乃至她的一生之中,堂兄錢卓倫都是至關重要的人物。但是時至今日,在網(wǎng)絡上搜索錢卓倫,得到的都是錢秀玲的相關報道,其中涉及錢卓倫的信息非常有限,歸納起來大概就是三條:錢秀玲堂兄、國民黨中將、法肯豪森摯友。

    在比利時的尋訪中,徐風已經(jīng)了解到,錢卓倫是錢秀玲拯救行動中的重要一環(huán)。沒有錢卓倫,錢秀玲救人的故事是不可能成立的。而且,錢卓倫也直接參與了拯救行動。錢秀玲第一次救羅杰時,就先給錢卓倫發(fā)了急電,錢卓倫遂即刻致電法肯豪森。

    徐風從西到東,還專程去了臺灣尋訪錢卓倫的兒孫,對整個故事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補足,讓鏈條一點點清晰起來。

    錢卓倫比錢秀玲大23歲,亦父亦兄,是錢秀玲成長道路上一位可信賴的導師。他為人正直,從軍校畢業(yè)后,在北伐中屢立戰(zhàn)功,深受器重,年紀輕輕便在國民黨軍內(nèi)擔任要職,仕途鴻展。但一次酒后不慎向中共地下黨走漏“圍剿”消息,讓他失去了蔣介石的信任,自此多年蹉跎不前,止步中將。蔣介石派他去陪同德國軍事顧問團巡視,失意的錢卓倫由此認識了法肯豪森。

    此后,錢卓倫雖然仍在國民黨軍中擔任高官,卻是并無實權的閑差。因書法出色,他還當過宋美齡的書法老師。只是,看上去是蔣介石“身邊人”的錢卓倫,卻一直沒有得到真正的信任和重用。

    1946年,錢秀玲曾回過一次國,還專門到南京與錢卓倫見面。抗戰(zhàn)剛剛結束不久,蔣介石又挑起了內(nèi)戰(zhàn)。那時的國共雙方生死決戰(zhàn)還沒到最后關頭,錢秀玲向堂兄詢問戰(zhàn)局發(fā)展,錢卓倫沒有回答,而是給她寫了一首李世民的《過舊宅》。其中一句“一朝辭此地,四海遂為家”,頗有消沉之意,又似乎在暗示著妹妹未來的人生選擇。

    而錢卓倫那邊,故事也遠沒有結束。在臺灣,錢卓倫的侄子和孫子們向徐風講述了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錢卓倫一家也去了臺灣。二兒子錢克顯及兒媳王瑤君在“中央社”任記者,卻總有意無意地勸父親回大陸歸根,終于有一天,錢克顯向父親坦白說,他們早已加入共產(chǎn)黨。錢卓倫這才明白,當年走漏“圍剿”消息的事,有兒子的一份“功勞”。他和兩位好友、沒有表露身份的中共地下黨員酒酣耳熱之時,正是錢克顯在旁端茶送水。兒子在上大學時,就已經(jīng)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令人扼腕嘆息的是,錢卓倫還沒有來得及認真考慮兒子、兒媳的建議,他們就被國民黨當局抓捕了,不久后雙雙就義。

    在北京西上國家森林公園,有一座無名英雄廣場,是為紀念1950年代犧牲于臺灣的隱蔽戰(zhàn)線無名英雄而建。錢克顯和王瑤君的名字,就鐫刻在無名英雄廣場的英烈墻上。

    晚年喪子,人生大悲。錢卓倫自此遠離政治,專注操持在臺灣的宜興同鄉(xiāng)會。生逢亂世,錢家?guī)资雷拥艿牟煌x擇,堪稱一部微縮版的近代史。

    當年和錢秀玲一起出國留學的哥哥錢卓儒,學成歸國后即在臺灣成了一家礦產(chǎn)企業(yè)負責人。錢氏家族中,最親近的親人幾乎都到了臺灣,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錢秀玲最終沒有回國。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現(xiàn)實的生活所迫。

    二戰(zhàn)結束后,錢秀玲夫婦從埃爾伯蒙村回到布魯塞爾,她一度回到魯汶大學任助理教授,想重拾學術。盡管她很優(yōu)秀,盡管她獲得了比利時官方頒發(fā)的“國家英雄”勛章,但在歐洲的大學中,她的中國面孔阻礙了她進一步升職,進入最核心的研究領域。恰逢法肯豪森面臨審判,為了集中精力救他,錢秀玲毅然從大學辭職了。

    此時的錢秀玲,已經(jīng)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全家開支都靠丈夫當醫(yī)生負擔,經(jīng)濟不免拮據(jù)。偶然的機緣下,錢秀玲認識了一對從安徽來的夫婦,他們經(jīng)常在一起燒家鄉(xiāng)菜吃,有次靈光一閃,提議不如合伙開家中餐館,一來能隨時吃家鄉(xiāng)菜,二來能結識很多中國人,最重要的是,可以天天進賬。

    就這樣,在布魯塞爾街頭,錢秀玲先后開了三家中餐館,從一開始的缺乏經(jīng)驗虧本,到后來生意興隆。錢秀玲標志性的笑容,讓她成了布魯塞爾餐飲界的明星老板娘,很少有人留意,她還是魯汶大學的化學博士,本有希望在科學界獲得更大的名望。

    種種因緣際會,她沒能成為夢想中的“中國的居里夫人”,而是從事起海外華人最常做的營生——開中餐館,盡管經(jīng)營有方,卻還是難免讓人惋惜。錢秀玲自己是怎么想的呢?徐風就此詢問過她的孫子杰羅姆。

    其實錢秀玲自己也表達過,沒當成居里夫人那樣的女科學家,沒有用所學為祖國和家鄉(xiāng)效力,始終是她心上的遺憾,但好在她性格開朗達觀,總能疏導排解。她說,命運和她開了個玩笑,但這也沒有什么,人生處處有青山,開餐館也很好,交了很多朋友,弘揚了中國的餐飲文化。

    2000年,艾克興市授予錢秀玲“榮譽市民”稱號,授牌儀式結束,時年88歲的她向市民們道別時說,我不過是舉手之勞,你們好好生活,不要一直記著我,忘記我吧。

    在重新撰寫錢秀玲的傳奇時,很長時間里,徐風都沒想好這本書的書名。寫到這個細節(jié),靈感忽現(xiàn),“忘記我”——錢秀玲將她波瀾的一生用這三個字作結,恰恰是她人生軌跡和精神人格的最佳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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