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7日，中午，一場不同尋常的入黨宣誓儀式在北京友誼醫(yī)院舉行。

鶴發(fā)童顏的一位老奶奶——李桓英，在鮮紅的黨旗下，和醫(yī)院里十幾位穿白大褂的年輕醫(yī)護人員一起舉起手來向黨宣誓——為了這莊嚴的時刻，她特意選了一條大紅圍巾，打頭站在第一排、第一個，分外顯眼。

李桓英，是誰？

耄耋之齡為何還要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說老實話，對這位世界著名的麻風病防治專家，在中國更擔當了幾十年麻風病終結(jié)者的拓荒者，老奶奶的名字不一定人人都叫得上來，她那一個“桓”字，電腦打字，一般都陌生得聯(lián)想不起來。

這個平凡的人，1921年出生于北京，那一年，中國誕生了一個偉大的政黨——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共產(chǎn)黨的同齡人，李桓英入黨的時候，真實年齡已滿95歲。

所有的媒體，所有的記者，當然也包括我都不能不問：“您為什么這個年齡，作出了這樣的選擇？”

李桓英的回答表面上平靜：“入黨還分先后嗎？”，但認真起來，她會說：“入黨也和科研一樣，都是為了追求真理。我為國家服務了快60年，現(xiàn)在，覺得自己可能合格了——”

入黨像“科研”？95歲才認為自己“可能合格了”？

李桓英不說大話，只講事實：“這些年，我取得的成績，都與黨的關(guān)心和支持分不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去世后，身上不能披上一面黨旗，會落下遺憾……”

2019年7月，因為不慎，她在家中摔倒了，住進了醫(yī)院，一邊治傷，一邊還查出心臟有一個室壁瘤，位置十分兇險，所以醫(yī)生不許她激動，不許她長時間地接受記者的采訪，沒辦法，原訂好跟她面對面的采訪只能改為微信，還是只能給她老人家拜拜年。

李教授在視頻里看著非常精神，很愿意跟我說，在她的助手袁聯(lián)潮老師的同意下慢慢跟她說起來“理由”，我總覺得除了“科研”“合格”，她應該還有其他“入黨”的想法和具體的機緣，果然我一“提醒”，教授就說：“2016年9月，我搞出了一件大事——國際第十九屆‘麻風病大會’決定在北京召開，我獲得了‘中國麻風病防治終身成就獎’。那時我就想，這是什么？是蓋棺定論了吧？我作為一個中國共產(chǎn)黨員應該是合格了吧？因此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人生走到這一步，李桓英覺得“自己可以定型了”，用她的話說“不會再走錯路”了。她心底那個“沉甸甸”的愿望，就是入黨，可以兌現(xiàn)，因為身為科學家，她做什么事都要等到見了“成果”才能宣告成功——自己一直都在用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此前，李桓英一直擔心自己是不是還沒有“到時候”。

內(nèi)心強大的人，輕易不會盲從。李桓英也是這樣。

共產(chǎn)黨究竟在什么地方吸引了她，讓她幾乎用了一生的時間來考量？仰視這個黨，同時也自我審視？我堅持刨根問底。

“那好吧，”李教授說：“我今年整整100歲了，我親眼見證了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需要一個黨來凝聚人心，把十幾億的老百姓都團結(jié)在一起，這樣才能干大事，我自己也才有可能出成就。比如麻風病的治療就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國家對全體病人都免費，哪個國家、那個政黨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我當初沒有回國，而是選擇了在美國、在世衛(wèi)組織，或在哪個國家、哪個地方，都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這不是一個人的‘個人能力’問題，是有沒有人給你這樣大的‘一個舞臺’……”

哦，李桓英對黨的感恩積攢了一生。

她認為那是她事業(yè)有成的基礎。

而當我反復研究了李桓英的《百歲老人口述史》，也反復閱讀了由北京市李桓英醫(yī)學基金會專為“李桓英百歲壽辰”而征集的幾十篇文章，我理解她的“入黨理由”，除了上面講的這幾點，至少還有：作為一個科學家，她不信天、不信命，只信事在人為，這和共產(chǎn)黨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政黨“立場相同”。同時，共產(chǎn)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李桓英的志向也是希望自己的這一生，都只為“人民的需要”而工作——國家與她，她與國家，休戚與共，同體相連。

2011年，李桓英應邀參加了北京大學及中國人權(quán)研究會等單位聯(lián)合舉辦的“消除對麻風病患者及康復者歧視和偏見”的《全球倡議書》，她感覺這是“中國人”向世界發(fā)出的偉大的呼喚，因此倍感驕傲與自豪！

“我這一生總結(jié)不出什么（輝煌）來，我就是能心跳一天，就為需要我的人做一天的事。我的心是正的，雖然我不會寫書法，但我要用我的心——寫出一個大大的正心。”

“正心”？

這是集大成的兩個字，也是用一輩子的行動塑成的一座豐碑。

李桓英到什么時候都忘不了：1958年她輾轉(zhuǎn)從歐洲回到祖國，周總理，對，就是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一個國家的總理，該有多忙啊？但即使是這樣，總理還是抽出了時間來接見她，然后根據(jù)她的特長，把她安排到了中國醫(yī)學科學院“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從那以后，她就下決定，無論如何都不能辜負了總理、辜負了黨和國家對她的信任——她要為新中國做事，為人民大眾一路做事。

一個人，一百年，究竟應該怎樣度過自己的青春？找出一條正確的路？

這是一道選擇題，一次性、一次過，無法悔棋。

李桓英選擇了為黨、為國、為人民，付出一切，無怨無悔，矢志不渝……

一、我要回國，就是要回國！

1958年，對于已經(jīng)37歲了的李桓英來說，這一年，怎么都站到了人生躲不開的一個十字路口：是繼續(xù)留在美國讀書？繼續(xù)簽約世衛(wèi)組織？還是回國？回到祖國，融入新中國那一片絢麗的晴空下正熱火朝天地進行著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

7年的世衛(wèi)組織工作，“李，你的年薪已經(jīng)從6000漲到了9000美元，收入不僅令人羨慕，而且學術(shù)上也應該是滿足了的吧？”世衛(wèi)組織人力資源的主管拿著合同要跟李桓英續(xù)約，但李桓英很有禮貌地說：“是的，我是沒有什么不滿。但，我必須跟你實話實說，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What ? Why?

什么？為什么？

從小，李桓英在大人的眼中就是一個“愛學習”的好姑娘。5歲，她已經(jīng)跟著在北京懷幼小學教書的母親開始上小學，隨后的12年，她先后換了9所學校，不僅跟著父母，在中國的北京、上海、杭州、南京、香港等地生活和學習，還隨著留德的父親在柏林有過一段經(jīng)歷，因此會說德語、見多識廣，“主意”也越來越“正”。

1946年，已經(jīng)大學畢業(yè)了的李桓英在母親的堅持下，從香港考上了位于巴爾的摩的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對，就是這所大學，在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的時候，每天都發(fā)布全球和美國的疫情數(shù)字），在學校的公共衛(wèi)生研究院“細菌系”做了一名“特別研究生”，主攻流行病學。

因為是中國人，一定要為中國的學生爭氣，這是年輕的李桓英內(nèi)心的種子，慢慢地，她的品學兼優(yōu)引起了美國教授的關(guān)注。一開始，一位叫特納的“性病專家”聘請李桓英做了自己的助理研究員，接著又推薦她成為剛剛成立不久的聯(lián)合國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的首任官員和性病專家，先后被派往印尼、緬甸等國工作。

“在緬甸，我與我的祖國僅隔著一條河。每當夕陽西下，我回到住處都會情不自禁地遙望北方，想念北京，想念我曾經(jīng)在那里生活過的——那個家。”

此番情景出現(xiàn)的次數(shù)多了，李桓英就明白“自己的內(nèi)心，想回國的念頭，是越來越濃了”。這種感覺后來被她總結(jié)為“在海外漂的時間越長，思鄉(xiāng)之情便越難以抑制”。

終于，世衛(wèi)組織的一個7年任期屆滿，合同要續(xù)簽了，李桓英婉拒。

此時她還不知道新中國建立之初，用史學家們后來總結(jié)出來的四個“突出”：“工業(yè)技術(shù)非常低下”“各方面物資異常緊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十分落后”“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可以說共產(chǎn)黨接的是一個“爛攤子”。同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也拼命地封鎖和擾亂,國內(nèi)尚存的敵對勢力更是盼著共產(chǎn)黨出師告“敗”,有些民主人士最初也擔心“共產(chǎn)黨馬上得天下,能否馬上治天下”——年輕的共產(chǎn)黨缺乏經(jīng)驗,會不會治理好一個新中國？

但是“嘿啦啦啦啦、嘿黑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啊，地上開紅花啊……”人們?nèi)罕妼伯a(chǎn)黨的擁戴和支持，相信在共產(chǎn)黨的帶領下，5萬萬民眾一定會翻身做主人，建設好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

1950年代的早期，政府先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城市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和農(nóng)村土地集體化以及社會的改革；跟著，1953年，中國又進行了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建設和對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與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即三大改造）；時間到了1956年，中國共產(chǎn)黨帶領全體中國人民基本已經(jīng)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制度，進入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多少有志青年報國無望，出走海外。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朝陽，讓這些人看到了新國家的曙光。

于是很多人紛紛離開美加、歐洲，不遠千里回到祖國，用自己的青春熱血澆灌出有一天一定能看得見的“國力軍力強盛、人民生活富裕”的廣袤大地！

物理學家朱光亞曾寫下《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得到了那個時期準備回國的52名留學生的大力支持；數(shù)學家華羅庚在1950年2月也在歸國途中發(fā)聲：“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的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建立我們工作的基礎，為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和發(fā)展而奮斗！”

隨后：地質(zhì)學家李四光秘密回到祖國；空氣動力學家錢學森沖破險阻回到了祖國；核物理學家鄧稼先謝絕了恩師的挽留；生物學家童第周回絕了重金的續(xù)聘；材料科學家嚴東生克服重重阻撓回家；同期回國的還有：鄒承魯、梁思禮、吳文俊、汪聞韶、梁曉天、師昌緒、汪德昭、鄭哲敏、曹錫華，等等等等……

李桓英的回國是受到了同代人愛國情懷的影響，也是她自己一種“近乎本能”的沖動。

“回國的路，其實很不平坦。當時的美國和中國還沒有建交，我手上的護照，還是聯(lián)合國的護照……遙遠的祖國并不知道我們要回來，也無法主動地幫到我。”

最后，李桓英是想盡了一切辦法，先取得了回國的簽證，“然后一個人繞道羅馬、雅典、列寧格勒，最后來到中國駐英國的領事館，尋找到了回國的機會。”

1958年這一年的冬天，她終于如愿以償，回到了自己的國，自己的家——北京。

此時她再看北京的北海、景山、天安門、正陽門——發(fā)現(xiàn)自己好像就是一晃，時光匆匆，竟然已經(jīng)離去了整整12年。

二、名字是祖父給我起的

李桓英的“桓”字，和寰宇的huan同音，本義為表柱，是古代立于驛站、官署等建筑物旁作標志的木柱，后稱華表，尤其在今天，“華表”已經(jīng)成了中華民族的某種象征，比如樹立在北京天安門前后那4根高聳的石柱，渾身盤繞著升騰入天的“云龍”，就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新聞、電影、電視劇的鏡頭里。只不過“華表”在過去還有實際的“用途”，除了作“路標”，還作“望柱”，就是提醒皇帝要時常外出體察民情，又不要忘記按期歸朝治國理政。后來到了明清，“華表”又被叫作“謗木”，是平民百姓想向國家表達自己的“心聲”或“想法”了的時候就可以把文字寫好貼在“桓”上——信息閉塞的舊時代，這已經(jīng)是人們能想出來的一個不錯的辦法。

說起李桓英為什么那么想家、想北京？今天，已經(jīng)100歲了的這位“老教授”還操著一口地道的“京腔兒”對我說：誰會忘得了“自己的根兒”呢？

我又問：“那您為什么在海外學習、生活了十幾年，使用的英文名字卻還是李桓英的漢語拼音——Li Husn Ying？”

李教授有點急：“我是中國人啊，我只有一個名字，而且這個名字，還是我祖父給我起的！”

“祖父給起的？”

祖父給孫子、孫女起個“名兒”，這本是很常見、很普通，為什么李桓英像“證據(jù)”一樣地跟我交代，而且說這話時，她顯得很自豪、很“民族”，也很理直氣壯？

李桓英的祖父，于當時的國家當推有功之臣。

他名“李慶芳”，字“楓圃”，三晉名流，是民國時期中國著名的政治家。

根據(jù)北京市西城區(qū)后來整理的《百歲老人口述歷史》，李桓英告訴后人：“我祖父出生在1878年，因為自幼聰明，喜愛讀書，記憶力超強，1902年就和閻錫山等人被國家‘官費’派往了日本，入學東京“慶應大學”，在法律系就讀，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代留學生。”

1909年，李慶芳學成回國，參加了當時的清政府考試，中了舉人。

1913年，在山西上黨，他被選為眾議員赴京。

中華民國成立后，李慶芳擔任過國會參議院的秘書廳長，主辦了《民憲日報》《憲法新聞》，竭力主張立憲，在政界和文壇都很有影響。

后來因山西督軍閻錫山的重視，他被任命為總司令部司法處的處長、交通處長，同時還兼任了山西省的“駐京代表”。

在北平生活和安家的期間，李慶芳創(chuàng)辦了很多以“懷幼”為名的慈善機構(gòu)，包括學校、女校、工廠、印刷、園藝等等，現(xiàn)在北京很知名的“寬街小學”，前身就是由李慶芳等人最早創(chuàng)建的。

1937年11月，貪心不足蛇吞象的日本侵略軍占領了太原，華北的大部分城市失守，李慶芳因為在北平長期做國會議員，還擔任過閻錫山的很多要職，自覺“目標過大”，深恐被日本人脅迫去做漢奸，便喬裝打扮回到了山西襄垣老家避難。

此后，國破山河在，抗日的主旋律中總夾雜著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怪音，把槍口對準了不該對的地方。“于家避難的我祖父后來發(fā)現(xiàn)：共產(chǎn)黨及八路軍，他們一直都在無條件地抗日，因此看到了新希望，從此在思想上傾向共產(chǎn)黨的抗日救亡主張。”

1939年2月5日，日本人不知道怎么就聽說了襄垣縣的“陽澤河村”有一些八路軍在活動，旋即派出500多人，殺氣騰騰地包圍了這個村子。李慶芳此時也恰巧在村里，當時跟著38名八路軍、民兵一起被日本人抓走。面對敵人的恐嚇和明晃晃的刺刀，李慶芳用日語怒斥了日軍，并亮明了身份，說自己與日軍駐上黨的司令官關(guān)今“還是在慶英大學的同學！”日本小兵聽到這里，以為有了意外的“重大發(fā)現(xiàn)”，立馬把“李先生”請到了日軍位于夏店鎮(zhèn)的指揮部，設宴誘降。

“爺爺當然不會背叛自己的國家，但是他要想辦法救八路軍、救那些民兵。”

第二天，關(guān)今真的與李慶芳見了面并答應“釋放所有的人”，但跟著就威逼利誘，要他擔任山西省地方的維持會長，李慶芳不從，“到最后也沒有點頭，日本人無奈，只能軟禁了爺爺，把他整整關(guān)了40天。”

李桓英的生命，延續(xù)著祖父大義、耿直的愛國基因，她說“愛國”并沒有什么可特別值得自我標榜的，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直到2021年我給她春節(jié)拜年，說完了“入黨的理由”，又問：“那國家究竟在您的心中有多重的分量，您為什么當年一定要執(zhí)意回國？”老奶奶用因為骨質(zhì)退化已經(jīng)開始變形了的手指反復敲擊著自己的面孔：“我是中國人，黃皮膚！”然后又揪著自己的頭：“我的頭發(fā)也是黑的，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你說這分量……”

回想當年她在美國讀書，特納教授為什么肯下聘李桓英為自己的助理研究員，然后又力薦她成為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首任專家？當時特納看中的就是李桓英“這位中國女生”，除了必修課會認認真真地對待，各門成績也都很優(yōu)秀，同時還時不時地會去聽很多不拿學分的輔修課，目的就是為了博采眾長，擴大自己的知識眼界。

特納覺得自己發(fā)現(xiàn)了一顆“好苗子”，而李桓英也抓住了這個機會（當時在美留學的華人還并不多），跟著在教授的指導下整天跟小兔子、小老鼠打交道——這種“實驗室的生涯”對她一個留學生，真是非常難得。

幾年的踏踏實實，李桓英沒有辜負教授對她的期望，她專心利用青梅螺旋體感染了的實驗兔，開始研究4種青霉素的療效，幾乎每天不分晝夜地在實驗室里觀察、記錄，比較4種青霉素（G、F、K、X）的制動作用，最后證明了青霉素G有迅速殺菌的功能，為人類有效治療“梅毒”和控制其傳播帶來了重大的發(fā)現(xiàn)與貢獻。

果敢、博學，也是“書香門第”的家傳遺風。

李桓英說她一生能夠趕上好家庭、好國家，能夠做自己畢生喜愛的醫(yī)學研究，就已經(jīng)很幸福、很幸運了，“真的，我是幸運的——我是個幸運兒。”

后來為什么會和“麻風病”結(jié)緣？

后來又怎么就成了中國終結(jié)麻風病的拓荒牛？同時也為世界提供了中國人做的“中國方案”？

李教授那天對我說：“這就是后話了，國家的需要，患者的疾苦，時代的使命，正好讓我遇見了……”

我還想再多聊，但又擔心李教授的身體，老奶奶倒笑呵呵地安慰上了我：“沒事兒，咱還有時間，回頭我再好好地跟你說，好好地跟你說……”

哈哈哈——

三、是“麻風病”選擇了我！

“麻風”是一種病？是一種什么病？

簡單說它是一種慢性傳染病，短期沒危險，長期也死不了人，只是“麻風”這個名字聽起來讓人恐懼，它把“病”的“可怕”放大到了極致。

當然“麻風病”的表現(xiàn)也的確嚇人。這種病是因為“麻風桿菌”的入侵，使患者一旦感染就會從皮膚到骨骼逐漸潰爛，慢慢地變得鼻塌目陷，面目猙獰，四肢也會出現(xiàn)殘缺,往往表現(xiàn)為禿手禿腳，軀干變形。

英文用“l(fā)eper”來形容麻風病患者，這個詞有一個意思就是“被大家憎惡、躲避、厭棄的人”。這樣，麻風病人“恐怖的外表”常常給人帶來“心理恐懼”，尤其在迷信不蒙的時代或地區(qū)，人們視“麻風病人”為“鬼”，是“魔鬼附體”，是造孽得到的報應，他們自己不死，卻會禍害接觸到他們的所有人。

作為一種古老的疾病，麻風病與人類相伴了至少有3000年，它與梅毒、結(jié)核并列成為世界“三大慢性傳染病”。早在歐洲，人們由“怕”生“恨”，人們用船把“麻風病患者”大批地運到海上，投入茫茫大海，使其溺死，或火燒、活埋。人道一點的，就把他們趕到遠離人煙的荒山深谷，令其自生自滅。有些地方或責令“麻風病人”如果出門走動，必須在腳上身上綁上鈴鐺，或者打板出聲，以示他人——趕快躲避。

在中國，自古以來人們對“麻風病”的恐懼也伴隨了排斥與歧視，相傳1935年，廣東軍閥陳濟堂在白云山下一次槍殺的“麻風病人”就有300多人；1936年，高要縣縣長馬炳乾在趙鎮(zhèn)一次活埋的“麻風病人”也有20多；西北的軍閥馬步芳1940年曾強令青海各縣將“麻風病人”一律槍斃，焚尸消毒，慘無人道。

東方、西方，視“麻”如虎，談“麻”色變。因此，“麻風病”不僅僅是一種轉(zhuǎn)染病，更因為其可怕的“后果”衍生出許多的“社會問題”，被賦予了種種污名，可憐的病患往往在忍受肉體上痛苦的同時，還要忍受更大的精神上的折磨。

由于人類幾千年與“麻風病”的斗爭，一直都是以失敗告終，因此“隔離”是大家的共識，哪怕到了新中國成立，“麻風村”也依然被保留，成為麻風病治療和管理的特殊組織機構(gòu)。

1950年，中國的麻風病人大約還有50萬，涉病的地區(qū)從廣東、海南、福建到云南、貴州、西藏。1958到1959年，僅僅一年，麻風病的發(fā)病率就高達5.01/10萬，而且在60年代，人類對這種病根本還“無藥可治”。

李桓英回國后，先被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分配到了1954年創(chuàng)建的中國醫(yī)學科學院皮膚病醫(yī)院（開始叫“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從事與皮膚病有關(guān)的科研攻關(guān)。當時從國外回來的她，盡管看到研究所的實驗條件“簡陋到要命”，比如連最基礎的“紫外線消毒設備”都沒有，但是國家信任她，很快將1960年“五一節(jié)”要獻禮的一項艱巨任務——“梅毒螺旋體制動試驗”交給了她，讓她感到很受鼓舞，天性愿意接受挑戰(zhàn)的她，更不會被任何條件上的困難所嚇倒。

“我那時就因陋就簡，土法上馬——用石炭酸的噴霧水來消毒，同時還自制了二氧化碳孵箱，很多用于實驗的小白兔和豚鼠，當然也都要自己來養(yǎng)。”

很快，“獻禮工程”如期完成，李桓英受到邀請，參加了全國的“五一大游行”。此后她又相繼完成了麻風抗原、從麻風菌中提取出特異性的酚糖酯，為了試驗其有效性，她干脆擼起衣袖，在自己的雙臂上進行驗證。這是羊入虎口，一旦感染，她從此也就是一個“麻風病”的患者，會受到怎樣的對待，她比誰都清楚，但是她依然……以致后來在她的胳膊上，還永久性地留下了“光田氏反應陽性試驗結(jié)果”的明顯疤痕。

“只要能為國家做事，做什么我都愿意，何況我所從事的科研還與我的專業(yè)、興趣相關(guān)，已經(jīng)是很好了。”

1965年，李桓英被派到北京雕漆廠和河北贊皇縣割漆現(xiàn)場對工人們?nèi)菀谆忌系摹敖佑|性皮炎”進行調(diào)研。之后又到丹東，研究為什么冬季運煤的工人在洗過了熱水澡之后，很容易發(fā)生物理性的刺激性皮炎。

1970年8月，根據(jù)中央戰(zhàn)備1號令的精神，衛(wèi)生部軍管會指令“皮研所”全體人員下放到江蘇泰州。為何選擇到泰州？因為當時的三泰地區(qū)（泰州、泰興、泰縣），還是中國“麻風病”的高流行區(qū)，時間又正好處于“文革”，作為從國外回來、深受“資產(chǎn)階級思想熏陶”的李桓英，也需要“好好地改造”，被下放而來，也是“正好”。

但是被“下放”并不等于剝奪了“工作”的權(quán)利，李桓英被分配在蘇北地區(qū)的蘇陳公社，她在這里一天也沒有荒度，相反積極參加了“巡回醫(yī)療”，從一只灰黃霉菌株身上受到啟發(fā)，便開始利用當?shù)氐霓r(nóng)副產(chǎn)品做霉菌的培養(yǎng)基，又利用舊式的培養(yǎng)箱，成功地研制出了一種藥——“灰黃霉素”，為蘇陳公社160多名患了頭癬病的兒童，摘掉了頭上厚厚的“盔甲”，解除了他們的痛苦，這項成果后來也被推選參加了1972年在北京舉辦的“全國科學技術(shù)成就展覽”。

是金子總會發(fā)光，但“光”發(fā)出來要有用，這才是金子的價值。

這是李桓英的人生哲學，也是她無論被放在什么崗位，都不會放棄自己對科研的執(zhí)著所擁有的內(nèi)心動力。

到我2020年要為李桓英“寫傳”，她所在的北京友誼醫(yī)院“熱研所”提出要首先看看我的提綱，這要求合理，雙方事先有所準備，采訪起來就更順利。于是我一口氣列了26個題目，其中一個就是1970年，你怎么走進了江蘇的一個“麻風村”？這一“進”村，受到了什么刺激？對您日后幾十年開展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起到了什么影響？

話到這兒，“故事”和“緣分”就要來了。

“下放”中有一段時間，她是被指派到了長江北岸的一所醫(yī)院——濱江醫(yī)院，就在這里工作的時候，她來到了一座江邊風景優(yōu)美的小村子，這個村就是一個“麻風村”。進到村來，有一個小女孩兒，拉著一位中年婦女的手，小心翼翼地蹭到李桓英的跟前，說：“醫(yī)生阿姨，你快幫我媽媽看看吧，她身上爛、臭，也不能為我做飯，我很餓……”李桓英輕輕地拍了拍中年婦女的胳膊，說“好”，讓她抬起頭來，“我給你看看”，但這女人猶猶豫豫地抬起了頭，李大夫心里“啊”的一聲給嚇了一跳。這是她第一次面對面地看到“麻風病患者”，跟傳說中的一樣，這位病人一只眼睛已經(jīng)失明，另一只根本閉不上；一只腳，潰爛著，留著膿，身體還歪著，走路也必須得讓女兒給領著……

害怕是一種生理的反應，但李桓英內(nèi)心更多的是對患者的同情。

作為醫(yī)生，當她被世界衛(wèi)生組織派往印尼、緬甸等東南亞國家服務的那些年，尤其在印度尼西亞，一種叫“雅司”的傳染病，人的樣貌也大致如此，渾身潰爛，肢體變形，面目可怕。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說，李桓英對“麻風病”是了解的，只不過突然在自己國家的“麻風村”，突然這么近距離地看見了這樣的一個“鬼”，她依然深深地逃不掉兩個字：震撼。

因此后來很多記者都問李桓英為什么會選擇去防治和研究麻風病？她總是說，“不是我選擇了麻風病，而是麻風病選擇了我。”

望著小女孩身邊媽媽的痛苦，李桓英聯(lián)想到自己在國外工作的經(jīng)歷，心里深深地明白：像雅司、頭癬，以及麻風這樣的傳染病，往往都跟貧困、落后緊密相連，這也正是她立志要回國，要為貧困中的國家，為在苦難中掙扎著的同胞提供服務的原因。

然而“文革”后期，她再次被借調(diào)回北京的科研機構(gòu)，回到自己熟悉的試驗室，那是“皮研所”的老所長胡傳揆1972年到上海開會，順路來看望已經(jīng)整體搬遷到了泰州的老同事，見到李桓英，立刻想到北醫(yī)皮膚科正在開展的熒光抗體的工作，非常需要專業(yè)人才，而李桓英1962年就已經(jīng)開始了熒光抗體在梅毒血清診斷中的應用研究，因此邀請她回北京是“難得的”。

突然降臨的機會，讓李桓英非常高興。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那么強烈，或許是她從小就在北京生活，“根兒”就在北京，北京這座有著3000多年建城史、 850多年建都史的古老城市，對她有著極大的吸引力。然而此時她再回京，抱負還沒有施展，自己的身份和生活卻先陷入了窘態(tài)。

怎么？

離京前她一直住在皮研所的集體宿舍，回京后因為不是“正式調(diào)入”到哪一家單位，因此沒有戶口，也沒有地方住，這樣自然就成了“一沒單位，二沒身份，三沒住處”的“三無人員”。

回想當初她祖父把家安置在北京的時候，李家無論在東城，西城，甚至京郊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房產(chǎn)，李桓英從小最熟悉、也是度過了她最美好童年的兩條胡同，一條是東城區(qū)的“燈草胡同”；另一條就是位于西城區(qū)西直門的“馬相胡同”，后一個地方離著動物園近，當時叫“萬牲園”，小時候祖父就經(jīng)常帶著她去那里看動物。

這一段故事很重要，本來2021年春節(jié)拜年前，李桓英是同意跟我“好好地談一談”的，但她住院，醫(yī)生緊跟著又發(fā)現(xiàn)“這兩天李老的心臟指標怎么突然有了些波動？”一問，知道是因為要接受采訪，100年來的很多往事，李教授內(nèi)心波瀾起伏，兩天夜里都沒有睡好覺。“不行！她心臟里的那個室壁瘤，萬一激動，一旦破裂，即便是人在醫(yī)院，也很難搶救！”

我和她都得聽醫(yī)生的話。

就這樣，我倆的“面對面”就只能“往后先放一放”，而我著急要“聽故事”，教授就讓她的助理——袁聯(lián)潮老師先給我接著往下講。

“北京沒了地方，她住哪兒呢？”實在是想象不出，“一個那么重要的專業(yè)人員，回到北京，竟然……”

袁老師說：“李教授后來借住過中國衛(wèi)生部和中國醫(yī)學科學院外籍顧問馬海德先生的家，也借住過‘皮研所’老書記戴正啟的家，后來又在西山自己租民房，直到5年以后她正式調(diào)入了‘熱研所’，才在北京前門東大街有了一套屬于自己的、面積很小很小的單元房。”

從“居無定所”到“再次安家”，李桓英還是沒有叫苦、沒有抱怨。

“因為李教授對生活的要求很低，她當年不顧父母反對一個人回國，就是只想到發(fā)揮自己的專長，也沒有想到過一旦回國、回到了北京，‘我住哪兒？’——只要能工作，有實驗室，這對她就行。”

正式調(diào)入“熱研所”之前，李桓英可以說是一邊做著“新北漂”，一邊到處去“打零工”。除了在“北醫(yī)皮膚科”開展“熒光抗體”的試驗，還曾到北京阜外醫(yī)院皮膚科開展“紅斑狼瘡”的“熒光抗核抗體診斷實驗”，跟著又來到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進行學習，做了免疫學的新理論研究……

“工作著就沒有煩惱，也沒有工夫去煩惱。”這是李桓英對自己的安慰。

不過，對于事業(yè)，她“馬虎不得”，嗅覺也很靈敏。

那是到了1978年3月17日，她在報紙上突然看到“北京熱帶醫(yī)學研究所”在首都醫(y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yī)院剛剛落成，這個所是一個集熱帶病診治預防和研究為一體的科研單位，是我國成立最早北方唯一的熱帶醫(yī)學研究機構(gòu)，也是中國最早被世衛(wèi)組織任命的合作中心。李桓英心里的火苗躥得老高：“啊，這是我該去的地方！”

于是她又找到戴正啟書記，老書記深深地理解她，也為國家珍惜這樣一位特殊的人才，于是幫忙介紹，通過了審查和面試，李桓英正式被調(diào)入“熱研所”，從此才有機會大面積地接觸“麻風病”，一顆深埋于內(nèi)心為國為民效力的種子，才找到了最合適的土壤。

我跟袁老師感嘆：“真是想不到，李桓英教授還曾有過這樣的一段難！”

“是啊，整整5年，身份、居所不確定。”

“即使是遇到了這樣的不順，李教授也沒有后悔過回國嗎？”我心里都有點替李桓英抱打不平了。

“她不是有實驗室嗎？她的工作可一直沒停。”李桓英還是那個“最低的要求”。

直到1981年，李桓英憑借自己的資歷和影響力，先是被授予了“印度麻風協(xié)會的終身會員”，也成了“國際麻風協(xié)會的會員”，同年更應邀參加了在緬甸首都仰光召開的“WHO麻風治療和免疫科學工作會議”。在這一次重要的會議上，李桓英獲得了一個天大的“利好”，那就是世衛(wèi)組織已經(jīng)擁有了對麻風病“聯(lián)合化療”的最新治療方案，下一步就要找國家進行實驗。她可不能錯過這個機會。于是回國立刻向國家有關(guān)部門透露并提議，希望中國趕快向世衛(wèi)組織遞交申請，國家也完全采納了李桓英的意見——“機會”，有時你不知它會躲在什么地方，但是李桓英要讓自己的國家成為終結(jié)麻風病的世界第一梯隊，她該出手時就出手，正好利用自己在世衛(wèi)組織工作過的熟悉和便利，向“麻風病”宣戰(zhàn)——這一次她要整裝出發(fā)了！

……

（試讀結(jié)束，全文載《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21年第8期）

長江，女，蒙古族。央視資深記者，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文學博士。作為一個“有想法”的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和作家，她總能在世俗的喧囂中靜下心來，默默耕耘著自己的探索。近年來連續(xù)在《北京文學》發(fā)表報告文學：《“養(yǎng)老”革命》《明月村的“月亮”》《我的生命誰做主？》《直面北京大城市病》《養(yǎng)老革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