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錦榮

《伊薩卡之旅》封面

《此生不易》封面

在華人世界中，蕭錦榮是一位與眾不同的離散和跨國作家。自1950年出生以來，他的人生就始終在遷徙的路上，從中山、香港，一路跨越浩瀚的太平洋來到秘魯，最終于1985年定居在美國的夏威夷并獲得美國國籍。在利馬生活的25年對蕭錦榮的文學生涯所產生的影響，是任何其他時期都無法比擬的。在這里，他憑借一本西漢詞典掌握了塞萬提斯的語言，創(chuàng)作出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以及散文集等各類文學作品達8部之多。其中，短篇小說集《末程》是蕭錦榮最為成功的一部作品，繼榮獲1986年最佳圖書后，又被評為秘魯80年代十大好書。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81年，蕭錦榮還被授予秘魯國內最高文學獎Copé Award中的榮譽獎，躋身秘魯最有影響的作家行列。因此，從作家的角度而言，他更愿意把自己視為是一名秘魯作家，或者，更加貼切地說，是一名“美籍秘魯華人作家”。

在蕭錦榮眾多的虛構類作品當中，《此生不易》和《伊薩卡之旅》是根據作者本人在秘魯的生活經歷創(chuàng)作的兩篇自傳體長篇小說，按照時間的順序真實還原了蕭錦榮在利馬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歲月和往事。從時間上看，《此生不易》客觀地再現了蕭錦榮的整個童年、少年和青年時期，借助主人公埃克托在中文學校、雜貨店、夜校以及大學中讀書和工作時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惟妙惟肖地刻畫了主人公晦暗的早年生活及其執(zhí)著追求文學創(chuàng)作的心路歷程。相比之下，《伊薩卡之旅》中發(fā)生的故事是在1990年，距離主人公離開秘魯已有5年之久。在這篇小說中，主人公懷揣著逐愛的夢想重新踏上久違的“故國”，但誰承想，這次故地重游的“伊薩卡之旅”卻遠不像奧德修斯英雄式的回歸那般雄壯，而是充滿了種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尷尬與悲傷。最終，“我”狼狽地結束了這次“倒霉之旅”，倉皇地逃離了這片傷心之地。

概括來講，華人移民秘魯的歷史可以分為四個時期：一是自1492年哥倫布發(fā)現新大陸以來的300年；二是1849-1879這30年間的契約勞工（即苦力）時期；1883-1899年為華人移民秘魯的第三個時期，剛剛獲得解放的契約勞工的親朋好友在簽署的條約的保護下數以千計地涌入秘魯；最后一個時期就是自1900年至今為止100多年的自由移民時期。在該時期，眾多來自中國的創(chuàng)業(yè)者、企業(yè)家移居秘魯。在蕭錦榮的兩部自傳體小說中，他將筆墨重點放在自1849年以來后三個歷史時期中的若干重要階段和片段，并將再現的視角聚焦于秘魯華人史上那些涉及奴役、歧視、屠殺以及自我剝削的苦難時刻，深刻揭示了華人在秘魯受到的種種不公平待遇與殘酷暴行。

1849-1879：契約勞工時期

在小說《伊薩卡之旅》伊始，主人公“我”在重新踏上秘魯的土地后不久，做了一次他稱之為“非典型”的旅行，只身一人走訪了位于首都利馬的兩座著名公墓：主祭司公墓和天使公墓。其中，主祭司公墓是歷史最為悠久也最為有趣的一座墓園，“游走在這座更為古老的墓園就仿若是在迅速瀏覽一部秘魯史”。在這里，除了埋葬著秘魯的歷屆總統(tǒng)、寡頭、偉人以及在太平洋戰(zhàn)爭中犧牲的士兵外，還埋藏著蕭錦榮心中的無名英雄，也就是那些曾經為秘魯經濟做出過重大貢獻，但卻在秘魯歷史中長期被埋沒的數以萬計的中國苦力、契約勞工。他們即便是在死后，墓碑上都難以留下他們的真名實姓，供后人瞻仰、紀念并且被記住。為此，蕭錦榮在他的這部小說中為華人在秘魯歷史中的缺席打抱不平，用文學的方式記述了華人在秘魯歷史中的不應被忘記的存在：

他們是留著辮子的中國苦力，在甘蔗田、沿海的棉花田和鳥糞島上辛苦勞作，幸運地從橫跨大西洋的海上遠洋中死里逃生并捱過了一貧如洗的生活。他們一天都不曾喪失過自己中國人的身份，終其一生都始終保持著他們的傳統(tǒng)、價值和生活習慣；然而，中國名字卻使他們蒙受了不幸，那些被遺忘的墓碑便是見證。在大多數人的墓碑上，都只歪歪扭扭地刻著有名無姓的名字；還有的人的姓氏被張冠李戴，誤把他們雇主的姓氏刻在了上面；更有甚者，墓碑上只有他們?yōu)槿怂熘木b號。

據史料記載，秘魯的首都利馬早在1648年和1656年就有華人的活動存在。但華人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大規(guī)模移民秘魯是從1849年開始的。同年10月，75名契約華工乘著“弗德利各·吉耶爾莫”號抵達介休港。1849年11月17日，秘魯政府通過《華人法》后，自此拉開了大規(guī)模引進華工的序幕。截至1874年7月最后一批華工乘船抵達秘魯卡亞俄港，秘魯于同年宣布停止中國苦力貿易為止，自1849年以來，大約共有10萬名華工被輸入秘魯，是中國人移民秘魯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浪潮，是隨后于20世紀2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出現的任何一次移民高峰期都無法與之同日而語的。在這25年間，“華工大部分被分配到利馬或者北部的種植園中，超過90%的苦力在種植園中從事著農業(yè)勞動，其余的華工則在生產鳥糞的島嶼、硝石產地、鐵路建筑和新興的手工業(yè)中服役”，遭受著奴隸般的非人待遇。以挖掘鳥糞的華工為例，他們每天都要在天氣濕熱、臭氣熏天的惡劣環(huán)境中被迫挖掘四到五噸或者裝卸100推車的鳥糞。假如他們完不成當日的工作量，還要利用周日完成剩余的工作，其中很多人都因無法容忍這種非人的境遇而選擇了自殺。據統(tǒng)計，從1840年至1880年這40年間，秘魯共生產了1200萬噸鳥糞，價值高達7.5億比索，其中大部分鳥糞都是由華工開采的。面對雇主的殘酷剝削和壓榨，這些被稱為契約華工但實則為奴隸的華人苦力終于忍無可忍，紛紛采取各種形式的斗爭以擺脫綁在身上的枷鎖，從起初的怠工、逃亡以致揭竿而起，起義反抗，并多次向清政府上書請愿，以期尋求政府的干預和保護。1874年，中秘兩國簽訂了《中秘通商航海友好條約》，建立了外交關系。至此才結束了長達30年的契約華工時期，使華工的生活境遇日漸改善。然而，盡管名義上秘魯政府于1874年下令停止了苦力貿易，但實際上，直到19世紀末，自由移民才真正取代了這種慘絕人寰的貿易形式，開啟了華人移民秘魯的新模式。

在談到移民問題時，我們通常會談到移民的動機或規(guī)律，即是什么樣的因素導致移民現象的產生，或者說在移民現象的背后，潛藏著何種力量的博弈。一般而言，移民現象的產生遵循的是一種“推拉模型”。所謂“‘推力’是指移民對自己母國的生存環(huán)境感到失望，這可能包括母國的政治動蕩、經濟凋敝、天災人禍等因素，使其產生了去其他相對生存環(huán)境更好的地區(qū)另謀生路的傾向。而‘拉力’是東道國由于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對勞動力資源的需求增加，而想盡辦法從海外引入勞動力。”秘魯契約華工的產生，遵循的就是這樣一種規(guī)律，其出現也是這兩股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首先，從“推力”的角度而言，19世紀中期的清政府在經歷過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的重創(chuàng)后又恰逢太平天國爆發(fā)。當時的中國可謂是國力衰微、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戰(zhàn)亂頻仍，面對內憂外患，清政府已然是自顧不暇。于是，大批的平民百姓為了安身立命、維持生計，不得不漂洋過海、背井離鄉(xiāng)，去海外尋求生機和出路。再者，從外部因素來看，秘魯自1821年獨立以來，面臨著地廣人稀、百廢待興的局面。自1845年秘魯政局穩(wěn)定后，國內外市場的迅速發(fā)展與勞動力缺乏、勞動效率低下的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在國際形勢的逼迫下秘魯于1855年宣布禁止販運黑奴，斷絕了黑奴的來源，更是對秘魯的勞動力市場雪上加霜。為此，秘魯將注意力轉移到勞動力密集的太平洋和遠東地區(qū)，1849年頒布的《華人法》更是為從中國引入勞動力、開展苦力貿易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和便利。自此，在這內外兩股力量的作用下，大批華人開始移民秘魯，這才揭開了華人移民秘魯的第一頁。

1879-1884：南美太平洋戰(zhàn)爭中的華人

1879-1884年爆發(fā)的南美太平洋戰(zhàn)爭是一場智利與鄰國玻利維亞和秘魯爭奪阿塔卡馬沙漠硝石產地的戰(zhàn)爭，故又被稱為“硝石戰(zhàn)爭”。1879年2月，智利軍隊出兵占領了玻利維亞的安托法加斯塔，拉開了南美太平洋戰(zhàn)爭的序幕。由于秘魯和玻利維亞是軍事同盟締約國，秘魯也被卷入了這場戰(zhàn)爭，其領土成為智利軍隊攻擊的對象。1881年1月，智利軍隊攻占秘魯首都利馬。1883年10月，作為戰(zhàn)敗國的秘魯與智利簽訂了《安孔條約》并按照條約規(guī)定將盛產硝石的塔拉帕卡省永久割讓給智利，塔克納和阿里卡這兩個地區(qū)也交由智利管轄10年。太平洋戰(zhàn)爭的失敗給秘魯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帶來了重大的沖擊：政治上，加劇了秘魯國內局勢的動蕩和內戰(zhàn)頻仍，軍事政變、軍政府統(tǒng)治時有發(fā)生，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經濟上，隨著“鳥糞經濟”繁榮時代的結束和硝石資源的喪失，秘魯經濟遭受重創(chuàng)，長期處于經濟崩潰的邊緣。

在這場歷時5年的戰(zhàn)爭中，移民秘魯的華人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微妙的。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選擇了中立，一部分人積極地加入游擊隊與智利侵略者展開殊死搏斗，但更加有趣的是，還有一小部分人選擇了站在智利軍隊一方，與他們的寄居國秘魯為敵。那么，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們?yōu)槭裁磿环闯B(tài)地選擇與侵略者為伍呢？

誠如前文所言，在長達30年的契約勞工時期，盡管華工在甘蔗田、棉花田、鳥糞島以及修筑鐵路時為秘魯的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秘魯雇主眼里，他們不過是為自己賣命干活的奴隸而已，既沒有人身自由，又在經濟上一貧如洗。在這種非人的境遇下，眾多華人苦力選擇以自殺、逃跑甚至是起義作為反抗的形式。而這一小部分華人選擇與智利人站在一起就是他們所選擇的林林總總的反抗形式中的一種，他們是在以這種另類的方式與秘魯殘忍的契約勞工制相抗爭以爭取個人的獨立和自由，他們“以忠誠相答謝，感謝智利把他們從奴隸制中解放出來”。在這段離奇的歷史中，有數百名華工還特別在加入智利軍隊前舉行了一場隆重的“效忠宣誓”儀式。根據智利人的報道和描述，1881年1月11日正午，就在智利軍隊準備攻占秘魯首都利馬之前，這數百名中國苦力在曾經也做過苦力的華商昆丁·昆塔納的帶領下在圣·佩德羅莊園的一座臨時搭建的寺廟里舉行了這場對智利軍隊宣布效忠的儀式。儀式舉行的場所被布置得莊嚴肅穆，室內不僅裝點著五顏六色的紙燈，還莊重地懸掛著大清三角形龍旗和智利國旗。一眾華工站在擺有戰(zhàn)神關公的塑像前，在昆丁的主持下砍掉一只公雞的腦袋歃血為盟，誓死要為兄弟爭取自由而戰(zhàn)，膽敢有違背誓約者格殺勿論。緊接著，他們表示愿意聽從智利指揮官曼努埃爾·巴克達諾將軍指揮，為智利人效勞并被編入后備隊，從事急救、炸彈引爆、火藥裝卸以及供給運輸等工作。在隨后的幾天中，大約有2000名中國人加入了在喬里約斯和米拉弗洛雷斯打響的兩場一邊倒的激戰(zhàn)，自此拉開了智利占領利馬長達3年的序幕。其實，早在1800年，也出現過一樁類似的華工為智利軍隊效力的事件。當時，智利軍隊在海軍將領帕特里西奧·林奇的率領下正在進攻秘魯中北部的農業(yè)區(qū)。數千名種植園里的華工揭竿而起，和智利士兵一道放火燒毀了煉糖廠和甘蔗園。有超過1500名華工在林奇的部隊中服役，為智利軍隊當向導、運輸供給、建造浮橋、挖掘水井、探測地雷。當然，華人這樣做的后果可想而知，這不僅招致了秘魯人對華人商店的洗劫和對華人的謀殺，還連同秘魯知識分子，“以保護秘魯人就業(yè)機會為由而要求取消華人移民的訴求最終導致了1909年一項限制華人移民政策的出臺”。為此，正像《此生不易》中所說的那樣，不少中國勞工“因為太平洋戰(zhàn)爭期間幫助智利人而逃到山區(qū)避難”。

在另一部長篇自傳體小說《伊薩卡之旅》中，蕭錦榮還在題為《秘魯犯罪年表》的章節(jié)中用了相當的篇幅對太平洋戰(zhàn)爭，尤其是華人在這場戰(zhàn)爭中的遭遇集中做了較為詳實的介紹，足見該戰(zhàn)爭在秘魯華人史中占據的重要地位。其間，蕭錦榮共兩次提到太平洋戰(zhàn)爭中秘魯當地人對華人實施的慘無人道的暴行。第一次是1881年1月16日，在智利軍隊即將攻陷利馬前夕，一群暴民在秘魯軍隊的帶領下洗劫了首都的市中心并放火焚燒中國商人的店鋪，以作為對中國苦力加入智利軍隊的報復。據英國特使斯賓塞·圣約翰回憶，大約有七八十名中國人在這場洗劫中喪生。第二次暴行發(fā)生在1881年2月。當時恰逢智利軍隊占領利馬，整個國家處于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tài)。卡涅特的一群黑人和印第安人對中國苦力予以了殘暴的屠殺。據保守估計，一天當中就有1000名中國苦力慘遭殺害，可謂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在其中的一個莊園里，慘遭殺害的華工尸體堆積如山，圍著尸體亂飛的蒼蠅密密麻麻、數不勝數，其狀慘不忍睹。

從太平洋戰(zhàn)爭中部分華人苦力與智利軍隊結盟的史實來看，苦力在莊園中所遭受的束縛和壓榨是難以言表的。一方面，他們渴望通過這種特殊的方式爭取個人的獨立與自由；另一方面，從他們“效忠宣誓”的儀式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了他們在秘魯生活的不如意。

1900年至今：自由移民時期

自20世紀以來，秘魯華人史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移民時期。但盡管如此，在20世紀的前半葉，秘魯在針對華人移民的問題上仍然出現了數次令人遺憾的倒退或逆潮，比較重要的節(jié)點為1909年、1930年和1948-1956年。誠如上文所言，太平洋戰(zhàn)爭期間，華工在其間的微妙立場以及秘魯經濟形勢萎靡直接導致了1909年限制移民政策的出臺。該政策“不顧中秘條約規(guī)定的有關華人可以自由入境的條款，宣布華人入境必須交納五百鎊的人頭稅。接著又下令禁止華人入境”。1929-1933年，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下，秘魯經濟急轉直下，失業(yè)率飆升。秘魯政府為轉移當地人的視線，緩解國內的矛盾與壓力，像其他拉美國家一樣，掀起了一股排華浪潮。“1930年，秘魯政府下令不僅對來秘新客限制入境，而且旅秘華僑離境以后，也不準再入境，并規(guī)定華商雇用店員必須有半數秘魯人，否則必遭取締。”1948年10月，曼努埃爾·奧德利亞通過軍事政變上臺并建立獨裁政權，在秘魯共擔任兩任總統(tǒng)，直至1956年卸任。有關奧德利亞當政時期秘魯對華人移民的限制，小說《此生不易》做了如下的描述：“這個政府是接受亞洲移民政策的死敵，而且奧德利亞坐上總統(tǒng)寶座之后所做的頭幾件事就包括嚴禁中國移民入境。”這么一來，秘魯政府長期以來的排華政策所造成的其中一個結果就是，許多華人為了到秘魯謀生或者與親人團聚，比如埃克托的父親唐奧古斯托和他的三叔艾利亞斯，就必須通過交易購買“一個十年或者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之前死去的嬰兒的出生證明”獲得入境秘魯的機會，這種交易直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奧德利亞將軍的獨裁政府頒布的移民限制被取消，在中國人當中十分普遍。更加悲慘的是，這些使用假身份的華人即使在死后也不敢在墓碑上留下自己的真名實姓，以真實身份示人，一如在艾利亞斯死后，“因為擔心引起司法或者刑事糾紛，唐奧古斯托沒敢在上面寫死者的真實姓名，墓牌上寫的仍是當初買來的證件上的姓名。就這樣，騙局持續(xù)到了證件持有者死了之后，并且將永遠持續(xù)下去”。

在秘魯華人所從事的行當中，經營餐館、小商店和雜貨店是最為普遍的，尤其是雜貨店，從20世紀30年代起取代了意大利人開的小酒館（bodegas），遍布利馬和秘魯大多數主要城市的大街小巷。因為大多數雜貨店都坐落在街角，所以秘魯人將這些雜貨店稱為“角落里的中國人”。有關秘魯華人雜貨店主的生活，伊格納西奧·洛佩茲-卡沃認為：“秘魯華人店主的工作倫理遵循的是中國農民自我剝削的老傳統(tǒng)。”而自我剝削，按照該學者的分類，又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店主自我強加的貧窮、新客的缺乏安全感以及三合會收取保護費。在《此生不易》中，蕭錦榮分別借助埃克托、艾利亞斯和炮仔這三個典型人物將華人社區(qū)中的自我剝削現象完整地呈現了出來，但他最為關注的還是雜貨店主唐奧古斯托的自我剝削，尤其是對他兒子埃克托的剝削。和蕭錦榮本人一樣，埃克托8歲時和他的母親遠渡重洋來到秘魯，才第一次見到他的生身父親唐奧古斯托。到達秘魯后，他和父親和諧的父子關系僅僅維持了兩年就畫上了句號。身為店主的父親，古板、保守、刻薄，像絕大部分老華人移民一樣信守實用主義，推崇讀書無用論，希望有一天埃克托也可以像別人家的孩子一樣繼承他的事業(yè)，成為一名合格的雜貨店主。可他這個長子卻偏偏和他的理想背道而馳，超乎尋常地喜歡讀書、喜歡上學，12歲不到就讀完了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中的三部和已經出版問世的所有金庸創(chuàng)作的武俠小說，并且還依靠一己之力自學了西班牙語。但終究胳膊擰不過大腿，埃克托在父親淫威的逼迫之下，極不情愿地在中學二年級就早早輟學回家，在店里站柜臺，為家里掙錢。對埃克托而言，雜貨店的工作枯燥乏味，幾乎占據了他全部的生活，辛苦不說，掙得錢還少得可憐：他“每天從早七點到晚九點都在雜貨店里工作，他因此在每個月最后一個星期天可以領到300索爾的零花錢。這筆錢只夠他在他休息的那個下午去看一兩場電影，買十來本笑話書或者四本中文書，外加請他的朋友們看一兩部電影，此外就什么也干不了了”。更加過分的是，正因為埃克托是自己的孩子，唐奧古斯托非但沒有對他更加慷慨、更加照顧，反倒變本加厲地對他加以盤剝。在一年365天當中，埃克托最痛恨的就是圣誕節(jié)前夜。在那天，他不僅要比平時收工更晚，而且還要受到情感上的無情打擊與傷害。子夜時分，在店鋪打烊前，店里的幫工黃先生總是能收到唐奧古斯托的一個紅包，作為對他加班加點的犒勞。而埃克托呢，他什么都得不到，哪怕是父親一句感謝的話都沒有。此外，讓埃克托更為傷心欲絕的是，幾乎所有的孩子在這一晚都能從自己父母那里收到一份圣誕禮物，但同樣，他還是什么都沒有，他只能落寞地欣賞著別人在節(jié)日里感受到的喜悅和興奮。顯然，在埃克托心里，父親陰影籠罩下的生活是痛苦的，是晦暗的，這正像蕭錦榮在《后記》中所寫的那樣：“埃克托這個人物基本上是我為我自己制作的一個假面，惟有戴上這個面具我才能夠跟那個傷痕累累并且時至今日回憶起來仍然愴然淚下的過去拉開距離。”

由20世紀上半葉發(fā)生的三次反華浪潮及埃克托在雜貨店中的艱難處境不難看出，秘魯國內惡劣的政治環(huán)境和經濟環(huán)境使華人移民的生活充滿著種種不安定因素。華人為了追求更加安穩(wěn)、更加幸福的生活，他們往往會在有條件的情況下選擇再次移民到美國、加拿大、法國等發(fā)達國家。比如，《此生不易》中的瑪姬、菲利佩和菲利克斯都視移民美國為一種更具吸引力的上乘選擇，就連埃克托都在努力學習英語為移民美國做準備，“他從來不認為學英語和移民美國是毫不相干或者相互抵觸的兩件事”。談到秘魯華人的再移民，《伊薩卡之旅》同樣對其背后的原因予以了檢視。恰如洛佩茲·卡沃在評論這部小說時稱：在《伊薩卡之旅》中，這位自傳式的主人公將批評的矛頭指向了這個他生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卻拒絕給予他工作機會和秘魯國籍的國家，在小說中，他在個人經驗的基礎上對秘魯針對移民的就業(yè)和入籍政策進行了嚴厲的抨擊。正是因為就業(yè)市場和《入籍法》對移民的諸多限制，才最終導致他痛下決心離開這片傷心之地，移居夏威夷。

結 語

迄今17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秘魯華人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中都為秘魯的政治、經濟、文化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但在官方的秘魯歷史中，華人作為移民的歷史卻長期被束之高閣，甚至被壓制、被消音。而華人作為秘魯社會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沒有得到他們理所應當所受到的重視。作為秘魯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華人作家，蕭錦榮飲水思源、不忘初心，用自己的文字如實鐫刻下秘魯華人的移民經歷，記錄下無數不應被忘卻的時刻，真實還原了秘魯華人在海外所經歷的艱難時世，這無異于是書寫下了一部另類的秘魯華人史，讓長期被埋沒的秘魯華人在歷史中發(fā)出了屬于自己的聲音。從這層意義上講，對他作品的研究不僅是對秘魯族裔文學的重新發(fā)現，對秘魯文學版圖的重新界定，而且還是對秘魯歷史的顛覆與重構，對秘魯華人史的發(fā)聲與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