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孔陽先生

蔣孔陽先生繼承了老一輩教育家刻苦讀書、多讀多寫的悠久傳統，始終將教學與學術研究密切結合。他的著作和他的為人一樣，平易近人，既有大師的風范，又有常人的用心。他的學問，是從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

20世紀60年代我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時，學校為我們開過的所有課程中，“文藝學概論”和“西方美學”是我最感興趣的兩門課，而上這兩門課的老師——蔣孔陽先生是我最為無法忘卻的一位。

1959年蔣孔陽先生為我們上“文藝學概論”時才36歲，他雖然還只是一名講師，但已出版了《文學的基本知識》《論文學藝術的特征》兩本頗有影響的著作。他中等身材，穿著一身整潔挺刮的中山裝，戴著一副紫框眼鏡，面帶微笑，書生模樣。講課時雖帶著濃重的四川口音，但條理極為清晰，學風樸實無華，語言十分簡潔，文風深入淺出，引人入勝。他認為做學問是要講道理的，把道理實實在在、明明白白地講出來，讓人家聽懂，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算是達到目的了。他總能將高深的理論講得很樸素，力圖把事實講清楚，把道理講清楚。因為有了事實和道理可講，讀者讀了有所啟發(fā)和體會，這就是深入；又因為講得清楚，不是含含糊糊，讀者讀了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這就是淺出。沒有道理可講，不能深入；講不清楚，不能淺出。蔣孔陽先生無論做文章或是講課，都是這個特點——深入淺出。他上“文藝學概論”第一節(jié)課時，開宗明義，說什么是文藝學呢？每門科學都有獨特的研究對象，弄清了文藝研究的對象，也就可以回答什么是文藝學了。那么，文藝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呢？它是以文學作為研究的對象，因此，文藝學的理論就是關于研究文學的一門科學。

蔣孔陽先生無論上課還是寫文章，總是不停地向學生或讀者提出問題，然后步步引導學生或讀者深入思考問題，進而解決問題。比如他上文藝學概論，分析文藝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時，一開頭就說文學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式，它是通過形象來反映現實的，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形象性。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物形象都能夠反映現實呢？不是的，只有那些深刻地反映社會生活本質規(guī)律的某些方面，并在藝術上達到了相當成就的藝術形象，才稱之為典型的藝術形象，或者簡稱為典型。典型的根本意義，還不在于代表性，而在于通過具有一定藝術成就的形象，來深刻地反映社會生活本質規(guī)律的某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文學藝術的典型呢？他轉述了恩格斯關于典型的定義，“每個人都是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正如老黑格爾所說的，是一個‘這個’。”典型都是單個的人，單個的形象。它雖然是單個的，但卻反映了普遍的規(guī)律，反映了共性。典型就是個性與共性的完美結合。正因為這樣，作為單個的形象的典型，就具有了巨大的思想認識的意義。塑造了典型形象的文學藝術能夠像科學一樣，幫助讀者認識真理，發(fā)現真理，掌握社會生活的本質規(guī)律，從而幫助讀者改造周圍的環(huán)境，推動歷史的前進。蔣孔陽先生講述的這些內容，對于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來說，雖然一時無法完全理解，但是它留給大家的印象卻是十分深刻的。

大學四年級時，蔣孔陽先生又為我們開了“西方美學”這門課。因為當時并沒有公開出版的西方美學教科書，每次上課之前，他都會發(fā)給同學們一份自己編寫的講義。關于美學這門新興的學科，它研究的對象是什么？它的定義又是什么？蔣先生通過介紹中外歷史上代表性人物的美學看法后，將美學的定義歸結為：“美學應當以藝術作為主要對象，通過藝術來研究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通過藝術來研究人類的審美意識和美感經驗，通過藝術來研究各種形態(tài)和各種范疇的美，研究美以及與美有關的各種問題——屬于哲學的一個部門。”這些話，既抽象，邏輯性又強，同學們盡管一知半解，但仍然認真地記著筆記。

蔣孔陽先生大學讀的是經濟學，后來卻教起“文藝學概論” “西方美學”這兩門課程來，這難道是偶然所致嗎？不，不是的。他說，1941年他考進中央政治大學經濟系時，對經濟系的課程一點不感興趣。他在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等人的著作中，所發(fā)現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哲學問題。他根本不進課堂，而是把圖書館當成課堂，任意閱讀自己感興趣的文史哲方面的書，如馮友蘭、張東蓀、方東美的書，以及宗白華、林同濟等人的文章。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成了他學習美學的啟蒙。1948年，他應林同濟先生的邀請，從銀行來到上海海光圖書館。林同濟把海光圖書館辦成一個有關中西文化的研究性的圖書館，聘請蔣孔陽擔任文學編譯，讓他用英文翻譯、寫文章。在林同濟指導下，蔣孔陽開始對西方文學發(fā)生強烈的興趣，讀了不少西方文學名著，創(chuàng)辦《海光書訊》雜志，還翻譯了《巴爾扎克評傳》，蔣孔陽的學術素養(yǎng)和外語水平大為提高。新中國成立后，蔣孔陽翻譯了庫尼茲《蘇聯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50年），他把當時能夠看到的蘇聯小說幾乎全都找來讀了，還在《人民日報》《人民文學》上發(fā)表了評論文章。他說這是他正式跨入文藝理論工作的第一步。

1951年11月蔣孔陽從海光圖書館調到復旦大學，1952年下半年擔任文藝理論課老師。1954年，蘇聯專家畢達可夫到北京大學講授文藝理論，蔣孔陽也前往聽課，因課程內容太概念化，沒有引起他的興趣。回到復旦后，在教學任務十分繁忙的情況下，他仍然把畢達可夫講的一套蘇聯文藝理論體系融化開來，和中國文學的實際相結合，寫成了《文學的基本知識》一書，1957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同年，蔣孔陽又把自己為高年級講授的文藝理論專題講稿加以擴充寫成《論文學藝術的特征》書稿交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蔣孔陽繼承了老一輩教育家刻苦讀書、多讀多寫的悠久傳統，始終將教學與學術研究密切結合。他的著作和他的為人一樣，平易近人，既有大師的風范，又有常人的用心。他的學問，是從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從哲學到美學，一個范疇一個范疇，而且做到了深入淺出。1962年，他在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作過一次極其精彩的學術報告，關于西方美學史上一個重要美學流派——德國古典美學的報告。商務印書館很快就向蔣孔陽組稿，《德國古典美學》（1980年）以簡潔的文體、流暢的語言闡明了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德國以康德、費希特、謝林、歌德、席勒、黑格爾等為代表形成的一個美學流派——德國古典美學，深入探討了德國古典美學產生、形成的哲學基礎、歷史淵源、歷史地位和深遠影響。該書出版后深受關注，被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譽為中國學者研究西方古典美學的一部學術經典著作。

1957年至1999年，蔣孔陽先后出版了《文學的基本知識》《論文學藝術的特征》《近代美學史評述》（譯著）《形象與典型》《美和美的創(chuàng)造》《美學與文藝評論集》《德國古典美學》《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美學新論》，主編《中國古代美學藝術論文集》《哲學大辭典-美學卷》《西方美學通史》。蔣孔陽先生說，在他編、譯、著的10多種著作中，影響較大的是《德國古典美學》，而他自己特別心愛的則是《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是他在圖書館閱讀古代史書時，發(fā)現中國古代音樂特別發(fā)達，而且有關音樂的言論和思想也特別多，從而搜集和整理資料，寫出了第一篇論文《陰陽五行與春秋時的音樂美學思想》，也由此開始了先秦音樂美學思想的研究。他認為要研究我國古代審美意識和美學思想的發(fā)展，除了有關的文物和哲學著作之外，現存的藝術作品和有關藝術的論著，應當是最為可靠和最為重要的依據。探討我國古代的音樂美學思想，應當是研究我國古代美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于是，他自1976年至1984年花費了8年時間，陸續(xù)寫出了《陰陽五行與春秋的音樂美學思想》《私家講學和諸子百家的興起》《音樂在我國上古時期社會生活中地位和作用》《先秦時代的“禮樂”制度》等11篇論文。蔣孔陽先生認為我國古代的思想家，差不多都是聯系音樂來探討整個文藝現象的規(guī)律的，他們把樂論當成整個的文藝理論，他們的美學思想也集中地表現在有關音樂的美學思想上。因此，探討音樂在我國上古時期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實上就是探討整個文藝在當時的地位和作用。由以上11篇論文構成的《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標志著蔣孔陽先生對我國文藝理論和美學理論研究在一個新領域的開拓。

蔣孔陽先生從1978年至1988年逐漸步入美學研究的成熟時期，在1978年至1992年長達14年的時間里，他在教學任務極其繁忙、健康狀況極其不好的情況下，完成了《美學新論》。蔣先生在《美學新論》這本書中，通過總論，美論，美的規(guī)律，美感論，審美范疇，中西藝術與中西美學等6個篇章，簡潔明了地把美學中的古與今、中與外、史與論、理論與實踐這四個關系，相互交織、緊密結合。在這本書里，蔣孔陽在學術上做到了兼收并蓄，博采眾家之長；學風上做到了真情實感、說真心話；文字表達上力求通俗易懂。至于為何將這本書取名《美學新論》，蔣先生說，此書要與他人此類書不同，有一點他自己的新意。《美學新論》一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1995年兩次印數達4900冊，被稱為中國當代美學研究的總結形態(tài)的新著，它不僅是一部通俗易懂的美學理論，而且是一部簡明扼要的中外美學發(fā)展簡史。

1986年5月里的一天，上海文藝出版社邀請蔣孔陽為編輯講述怎樣讀書和寫作，上午9時，在紹興路74號2樓會議室。蔣先生坐在那兒，面對上海文藝出版社80多位編輯，從容不迫，侃侃而談。他首先指出，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擔負著編輯與出版以文藝作品為中心的各種文學圖書讀物的任務，為了出版高水平的文藝作品和文藝理論圖書，編輯自身要有選擇地廣泛閱讀哲學社會科學和中外古典文學名著，應當閱讀若干西方哲學著作。他說，理論書最好讀原著，經典著作則起碼每年通讀一遍。其次，要通過閱讀與寫作，不斷提高編輯自身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只有不斷提高編輯的語言文字表達水平，方能保證出版社出版的圖書語言簡潔、文字流暢。聆聽蔣孔陽先生的這次講座，受益匪淺。

蔣孔陽先生一輩子不知疲倦地讀書和寫作，春風化雨，以美化人，為文藝理論、美學理論的學術創(chuàng)造和文化積累貢獻了自己畢生的力量。他曾任中國美學學會副會長、上海美學學會會長、上海作協副主席，獲得過第六屆上海市終身文學藝術獎。令人痛心的是蔣先生晚年疾病纏身，1999年6月26日，他過早地離我們而去。如今他離開我們已有22個年頭了，但回顧他生前謙謙君子、學而不厭、孜孜不倦的風范時，依然抑制不住對他無限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