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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新四軍上海擴軍記
    來源:光明日報 | 高建國  2021年08月10日08:36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堅持黨指揮槍、建設自己的人民軍隊,是黨在血與火的斗爭中得出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從上海石庫門到北京天安門,中國共產(chǎn)黨秉持“槍桿子里面出政權(quán)”的真理,帶領人民前仆后繼進行了氣壯山河的武裝斗爭。黃沙金甲,血沃中華,抗戰(zhàn)時期新四軍勇闖“孤島”上海擴軍的紅色傳奇,在中國革命勝利的紀功碑上閃耀著別樣的光彩。

    “到上海去擴軍”

    1940年夏天,正當陽澄湖畔抗日斗爭如火如荼之際,素來大刀闊斧的蘇南東路地區(qū)黨政軍主要領導人譚震林,忽然一反常態(tài)變得緘默起來。一個事關部隊轉(zhuǎn)型建設的大計,在這位20世紀30年代初期就任紅十二軍政委和福建軍區(qū)司令員的戰(zhàn)將胸中悄然成型。

    1939年5月,新四軍一支隊六團團長葉飛,奉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命令,率部以“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名義東進蘇南,建立了蘇、常、太和澄、錫、虞抗日根據(jù)地,部隊猛增到5000多人。當年10月,“江抗”與丹陽游擊縱隊整編為新四軍挺進縱隊,北渡長江開辟蘇北抗日根據(jù)地。“江抗”北渡前,在陽澄湖留下一批傷病員,其中有開國中將劉飛和開國少將黃烽等紅軍骨干。

    1939年11月6日,秋風蕭瑟時節(jié),陳毅命陽澄湖后方醫(yī)院新四軍傷病員重建武裝,堅持原地斗爭,并安排肺部嵌有敵人子彈的劉飛赴上海治療。夏光任司令員的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史稱“新江抗”)應運而生,蘆蕩火種呈燎原之勢。

    翌年3月,譚震林主政東路地區(qū),“新江抗”改稱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司令部,與常熟抗日武裝整編為3個支隊。這位新任司令員兼政委雄心勃勃提出,盡快將部隊擴充到100個連,打造一支上萬人槍的雄師勁旅,“新江抗”再度發(fā)展到5000多人。

    怎樣給以農(nóng)民為主體、以抗日游雜武裝為補充的水鄉(xiāng)新銳加鋼淬火?譚震林把目光投向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地上海。他認為,這座有3次工人武裝起義光榮傳統(tǒng)的城市,產(chǎn)業(yè)工人數(shù)量占全國一半。改善部隊成分,高起點培養(yǎng)干部,都需要從上海補充新鮮血液。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以來,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不失時機組織工人、學生和店員參加新四軍。然而,從上海向蘇南根據(jù)地輸送兵員,新兵需乘火車到昆山或蘇州,再徒步跋涉到目的地,沿途都要接受盤踞京滬鐵路的日偽軍檢查,風險極大。

    “不能咱們炒豆,讓上海地下黨炸鍋!如果為給根據(jù)地輸送兵員危及上海地下黨安全,那就得不償失,我們會愧疚一輩子!”

    譚震林經(jīng)過縝密思考,決意改弦更張,另辟蹊徑。

    1940年7月的一天,譚震林找到“新江抗”二支隊政治處主任張鏖說:“5月4日,毛主席指示我們,今年從江、浙兩省敵后擴大抗日武裝十萬人槍。我想在江南創(chuàng)造十萬產(chǎn)業(yè)軍,建成一支以產(chǎn)業(yè)工人為基礎的部隊。過去部隊補充上海兵員,主要靠地下黨跨越敵占區(qū)向根據(jù)地輸送。這種做法不符合黨‘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地下工作方針,十分危險,也很難持久。今后,我們要主動承擔擴軍任務。”

    張鏖眉峰一挑,會意地問:“老板的決心是,不再由上海地下黨輸送新兵,我們派人打入大上海,到日偽鼻子底下去擴軍?”

    譚震林點點頭,一副氣定神閑、胸有成竹的模樣。

    在新四軍部隊,人們習慣稱譚震林為“譚老板”,蓋因他從茅山新四軍軍部赴任蘇南東路地區(qū)時,為過境敵占區(qū)安全計,率一眾人馬戴禮帽、著長衫、穿皮鞋,大老板派頭十足。毛澤東聞之遂戲稱他“譚老板”。不料這一雅號不脛而走,傳遍高層和新四軍。

    譚震林看著張鏖棱角分明的臉膛上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話語中充滿信任和期待:“到上海去擴軍,大量吸收工人、學生和貧民,這是改善‘新江抗’成分、提高部隊戰(zhàn)斗力的關鍵一招。此事事關重大,需要派得力干部上第一線,你當主任的要親自出馬!”

    張鏖建議先派幾個官兵試擴,得到譚震林首肯。張鏖向二支隊司令員陳挺和總支書記、組織股股長黃烽傳達了譚震林指示。

    陳挺1932年參加閩東藍田暴動,曾任閩東紅軍獨立第四團團長和新四軍老六團營長,是陳毅給“新江抗”派來的紅軍骨干。鑒于淪陷后的上海已成“孤島”,縱隊經(jīng)研究決定,先派青年干事陳浩、二連文化干事葉時兩個上海子弟赴滬試擴,蹚出路子。

    陳浩和葉時重返淪陷3年之久的上海,深受日偽蹂躪和戰(zhàn)火摧殘之苦的市民正大量流落街頭,滿懷痛苦和仇恨的青年人在尋覓出路和歸宿。而“江抗”東進夜襲滸墅關車站和火燒虹橋機場等威震江南的壯舉,使很多失業(yè)工人、青年學生和貧苦店員始則驚喜,繼而心向往之。兩人深入飽嘗國恥家痛的社會底層群體燃燈播火,經(jīng)半個月緊張而有成效的工作,成功擴軍20多人。

    譚震林獲悉陳浩、葉時滿載而歸,高興地對張鏖說:“這次試擴成功,為打開上海擴軍的路子創(chuàng)造了經(jīng)驗,證明各部隊都可以自行組織力量到上海招兵買馬。”譚震林分析了赴滬擴軍的環(huán)境和條件,“目前,日偽對上海控制很嚴,虎口奪寶風險大。有利條件是,上海人民對日偽有強烈的反抗精神,我們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在人民中威望很高,官兵有可以利用的社會關系,部隊距上海也近。”譚震林提出了上海擴軍的基本原則,要求擴軍人員不驚動上海地下黨,穩(wěn)扎穩(wěn)打,由點到面,由少到多,積極穩(wěn)妥展開。

    原“江抗”政治部主任劉飛,是陽澄湖后方醫(yī)院職務最高的傷病員,陳毅安排赴上海療傷歸隊后任“新江抗”政治部組織科科長。他主動找到二支隊二營教導員張夢瑩,問他在上海有什么關系?張夢瑩說,當年參加過上海職業(yè)界救國聯(lián)合會,后在難民收容所干過,能找到一些朋友。陳挺、張鏖也積極攛掇張夢瑩擴軍打頭陣。張夢瑩不負重托,成為首批赴滬擴軍人員骨干。

    十里洋場擺戰(zhàn)場

    赴滬擴軍前夕,“新江抗”3個支隊分別與其他部隊合編為3個縱隊。各縱隊根據(jù)譚震林指示,借鑒原二支隊赴滬試擴經(jīng)驗,形成了小群多路、扎根串連、獨立運行、互不聯(lián)絡的擴軍規(guī)范。

    二縱隊組建了3個擴軍小組。第一小組由教導員張夢瑩負責,第二小組由王志明負責,第三小組由陳浩和文化教員肖牧負責,每個小組均為三四個人。第一、二小組常駐上海,第三小組來往于上海與根據(jù)地之間。3個小組統(tǒng)一由縱隊政治處主任張鏖負責并實行單線聯(lián)系,各小組之間不發(fā)生橫向聯(lián)系,也不與小組之外其他任何組織發(fā)生關系,請示匯報事項一律按秘密工作規(guī)定辦理。

    根據(jù)偵察掌握的情況,張鏖組織擴軍人員把工作重心放在社會底層貧民群體,通過串聯(lián)親友和同學故舊“滾雪球”推進。

    小沙渡是蘇州河流經(jīng)滬西的一個渡口,兩岸工廠林立,是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最早深入工人群眾處,也是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中堅力量富集地。鄧中夏所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載:“上海小沙渡和北京長辛店是中國共產(chǎn)黨開展職工運動的起點。”“赤色滬西”成了擴軍首選之地。擴軍人員從串聯(lián)親友群入手,順藤摸瓜,開枝散葉,積小成為大成。曹家渡、外白渡橋等失業(yè)工人聚集處,也是他們訪貧問苦,引導工人奮起抗日救國的精耕細作之地。

    張夢瑩從無錫寨門包巷一戶包姓房東家,借了一件駱駝絨灰色長衫和一頂銅盆帽來到上海,住進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恩派亞戲院(后稱嵩山電影院,已拆除)對面弄堂鄰居家,找到當年在難民所入黨的煙廠管理員俞寶琴和做紙花生意的周守信、祁寶根,通過他們四處聯(lián)絡發(fā)動。隨后他來到蘇州河北岸盆湯弄橋附近一個小五金店,找到部隊一位韓姓女同志當會計的哥哥。這位女兵的哥哥與魯迅是朋友,在文化界頗有人脈。經(jīng)他介紹,張夢瑩進入劇團、學校和職業(yè)教育社,在文化界、教育界、工廠和手工業(yè)者中建起幾條穩(wěn)定可靠的擴軍鏈。他還帶大家分頭到自己曾做過苦工的碼頭和襪廠秘密串聯(lián),不長時間就動員幾十人參軍。

    “新江抗”司令部作戰(zhàn)參謀黃振中擴軍到上海,來到同學父親開的煤球店,很快與學徒汪賢孝交上了朋友。黃振中了解到,日軍進攻上海時,汪賢孝哥嫂和兩個侄兒都被敵機炸死,父親一病不起住進醫(yī)院。聽完汪賢孝傾訴,黃振中附在他耳邊說:“現(xiàn)在熱血青年都參軍抗日,我老家在無錫鄉(xiāng)下,那里有抗日軍隊,親近老百姓,官兵講平等,軍民一家人,打了勝仗來慰問……”

    不等黃振中說完,汪賢孝就搶著問道:“我能去嗎?”

    黃振中一語入心:“只要你有決心,都包在我身上!”說著,摸出10塊銀圓塞給汪賢孝說:“這些錢給你父親治病,救個急!”

    汪賢孝緊緊攥著帶有黃振中體溫的銀圓,興沖沖跑到醫(yī)院對父親說:“阿爸,我運氣來了,今天遇到個好朋友,介紹我到無錫去學藝,這10塊錢是他接濟我的,都給你!”

    汪賢孝從上海來到蘇南參加了新四軍,在戰(zhàn)斗中鍛煉成長。20世紀80年代,他擔任了原二十集團軍五十八師后勤部部長。

    湯江聲(原名唐良楠)1939年由上海中央特科調(diào)東路特委,次年任“新江抗”二支隊三連指導員。他到上海擴軍總要帶些雞鴨等農(nóng)產(chǎn)品作掩護,住在萬興食品店(今淮海中路上海第二食品商店)做職員的哥哥唐良楣處,借穿哥哥的衣服,時而西裝革履,時而長衫馬褂,早出晚歸出沒鬧市和陋巷。這位1945年在江蘇高郵三垛河伏擊日偽軍時壯烈殉國的營教導員,沒有留下赴滬擴軍的成績單,但哥哥唐良楣證實,弟弟把130位上海青年送到了新四軍。

    為了解決部隊醫(yī)護等專業(yè)技術(shù)人才匱乏問題,擴軍小組還通過可靠渠道和關系定向擴軍招攬人才,以解部隊燃眉之急。

    擴軍中最大的風險不在日偽,而在漢奸和部隊逃兵。

    有個逃兵在法租界認出一位擴軍干部,伸手就向他要錢。擴軍干部沒給,逃兵就把他拖到附近一個巡捕房,大聲對巡捕說:“這是個新四軍干部,他把我弟弟拐到部隊賣了!”巡捕雖說端洋人的飯碗,可到底中國人的良知未泯,乜斜著眼瞅瞅那個面容猥瑣的逃兵,伸手打了他兩個耳光,嘲笑說:“你弟弟當新四軍是好事,我以為他把你妹妹賣了呢!滾!”巡捕攆走告密滋事的逃兵,又叮囑擴軍干部說:“你等一會兒再走,免得再碰上那個家伙。”事發(fā)后,張鏖馬上安排被逃兵盯上的那位擴軍干部返回了蘇南。

    另一個來自蘇南的逃兵,三番五次敲詐擴軍干部,不給錢就威脅“把你拉到法國巡捕房去”。開始,擴軍干部懶得跟他糾纏,想給點錢把他打發(fā)掉,不料這個無賴竟沒完沒了。怎么處理這個有現(xiàn)實威脅的家伙?張鏖向譚震林作了報告。譚震林果斷決策:“這種人劣性難改,如不采取措施,很可能禍及擴軍,必須馬上解決掉!”張鏖令擴軍小組采取措施,排除了這個隱患。

    17歲就入黨的孤兒俞忠祥,到市郊工廠擴軍因漢奸告密不幸被捕。日本憲兵用鐵絲穿透他的手掌和腳掌,將他綁在木架子上嚴刑拷打,逼他說出其他擴軍人員,俞忠祥堅不吐實。兇殘暴戾的鬼子牽來汪汪狂吠的狼狗進行威嚇,俞忠祥怒視敵寇,一言不發(fā)。鬼子放出狼狗直撲俞忠祥,一口就從他身上撕下一大塊肉來。鋼鐵戰(zhàn)士俞忠祥寧死不屈,最終被狼狗活活咬死在木架子上。

    張夢瑩所在擴軍小組有個上海兵,置身險境臨陣動搖,帶上經(jīng)費逃之夭夭。事發(fā)突然,擴軍小組以變應變,迅速調(diào)整工作計劃和住址,外出更加謹慎。上海解放時,這個逃兵夾雜在路邊迎接大軍入城的群眾中,被張夢瑩所部官兵認出,受到應有處置。

    巧借日寇商船輸送兵員

    置身狼窺虎伺的大上海招募抗日青年已屬不易,要把日漸增長的應征新兵安全無虞送到根據(jù)地,更是難上加難。

    赴滬擴軍之初,各小組每批安排十來個新兵從上海乘火車到蘇州,然后步行進入根據(jù)地,輸送風險尚可控。后來,一周就要回送三四十名新兵,難度和風險驟增。另外,如何搞好特殊環(huán)境中招收新兵的政審和體檢,新兵送達根據(jù)地后,如何安排不合格兵員穩(wěn)妥快速返回上海,這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又擺在了眼前。

    張鏖向“譚老板”請示。譚震林沉思有頃說:“關于上海新兵如何安全帶到根據(jù)地,我來想辦法。其他問題,你們自己研究解決。”

    過了幾天,譚震林找到張鏖說:“今天,沙洲縣的蔡悲鴻來匯報財經(jīng)工作,你也參加聽聽。”

    蔡悲鴻1940年9月任“新江抗”澄、錫、虞總辦事處財經(jīng)處處長,翌年初任中共沙洲縣(今張家港市)工委書記和抗日民主政府首任縣長,是新四軍有名的財經(jīng)專家。沙洲縣是長江南岸澄、錫、虞抗日根據(jù)地的北屏障,也是溝通大江南北的戰(zhàn)略要地,又是長江航道東接上海、西連南京的交通樞紐。抗戰(zhàn)爆發(fā)后,日偽規(guī)定長江航線中國船只一律禁航,只允許外國商船行駛。為打破日偽對長江的封鎖,蔡悲鴻受命兼任沙洲縣江防管理局局長。

    匯報財經(jīng)工作同擴軍有啥關系?張鏖不解,像是鉆進了悶葫蘆。及至聽蔡悲鴻匯報,才恍然大悟。原來,侵占上海的日本陸軍依靠其把持的京滬鐵路瘋狂斂財,賺得盆滿缽滿。日本海軍十分眼紅,利用其控制的吳淞口和長江口,勾結(jié)5艘德國輪船向蘇南等地販運貨物,從中漁利和分肥。這5艘德籍輪船通常由上海裝載布匹、煤油、西藥等日用品到沙洲護漕港和江陰黃田港卸貨,然后裝運大米等農(nóng)副產(chǎn)品返回,形成了上海到江陰的固定航線。

    譚震林聽到這里,打斷蔡悲鴻的話說:“老蔡,你考慮一下,我們從上海擴招的新兵,有沒有辦法乘這些船到根據(jù)地來?”

    蔡悲鴻眼睛一亮,擊節(jié)贊嘆:“這倒是個很安全的通道!不過,此事需跟上海方面仔細合計一下,必須搞得很穩(wěn)妥才好。”

    蔡悲鴻說的“上海方面”,是指負責蘇南根據(jù)地物資采購托運的總代表盛慕萊。盛慕萊是蔡悲鴻妻兄,中共地下黨員,做過黃渡鎮(zhèn)鎮(zhèn)長。長江禁航后,他毀家紓難,變賣祖產(chǎn),在上海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特務機構(gòu)“日本海軍聯(lián)歡社”,堂而皇之開辦“中華物產(chǎn)公司”,與偽海軍上海辦事處主任葉樹初隔壁辦公,與其稱兄道弟,觥籌交錯,還拉上日本顧問松岡一起做生意,儼然上海的“路路通”。神不知鬼不覺,盛慕萊在長江航道開辟出一條從上海直達蘇南的地下運輸線,源源不斷為根據(jù)地輸送手搖電臺、無縫鋼管、印刷機、望遠鏡、炸藥、雷管、藥品、紙張等緊缺物資。譚震林贊揚盛慕萊是“反經(jīng)濟封鎖斗爭的尖兵”。

    盛慕萊疏通好3艘德籍商船,擴軍小組組長分頭與船上內(nèi)線接上關系。新兵乘船來到沙洲縣護漕港水面后,由抗日政府安排運送農(nóng)副產(chǎn)品的駁船接上岸。從1940年底到1941年7月日偽“清鄉(xiāng)”,二縱隊擴軍小組每5至7天就可通過水路向蘇南輸送30多名上海新兵,多時一次就能編一個連。張鏖率領擴軍人員共從水路運回1500多名新兵。日本海軍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嚴密控制的德國商船,竟成了新四軍從上海外輸新兵最安全的通道。

    輸送通道打開后,新兵政審體檢問題也迎刃而解。上海擴軍展開后,應征者如過江之鯽。危亡之秋,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在所難免,一些投機分子和患有心肺病、花柳病的人也混跡其間。

    張鏖等人研究后建議,在沙洲護漕港組建新兵接待站作為緩沖之地,得到批準。指導員張家信組織干部和醫(yī)務人員負責新兵政審和體檢,發(fā)現(xiàn)不合格者即行淘汰并轉(zhuǎn)送上海。后來,“新江抗”在陽澄湖畔建起一個新兵連,抽調(diào)有經(jīng)驗的連排干部施訓,深化新兵政治審查。新兵到來后,張鏖逐人談話,要求連隊在教育訓練中繼續(xù)搞好新兵考察和伙食。素來忍饑挨餓的上海青年,來到新兵連可以放開肚皮吃飽飯,一個個笑得合不攏嘴。有一次,剛下船的12名上海新兵,第一餐竟吃掉了100碗大米飯。

    1949年5月,我軍兵臨上海城下。盛慕萊策反國民黨上海警察局被捕,于上海解放前3天——5月24日在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英勇就義。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為盛慕萊家屬頒發(fā)毛澤東簽署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盛慕萊作為電影《51號兵站》主人公“小老大”原型,廣為人知。

    新四軍在擴軍中如虎添翼

    為期一年虎口奪寶,新四軍收獲幾何?

    據(jù)統(tǒng)計,“新江抗”在上海招收新兵超過2000人,其中二縱隊改編的十八旅五十二團補充上海新兵上千人,還支援一縱隊改編的五十三團和三縱隊改編的五十四團500多名上海新兵。

    2005年“八一”前夕,“沙家浜連”——原十八旅五十二團一營二連指導員金輝的女兒金若巖,將父親留下的一個筆記本贈給“沙家浜連”。這本記載著1942年二連干部戰(zhàn)士姓名、年齡、出身和文化程度的“花名冊”清楚地寫著,二連104人中閩東紅軍2人,上海青年75人,當?shù)剞r(nóng)民17人,解放戰(zhàn)士10人,上海兵占近72%。

    五十二團因作戰(zhàn)勇敢,素有“江陰老虎”“老虎支隊”美譽,上海擴軍后部隊成分以工人為主體,團隊猶如猛虎添翼。五十四團以上海學生、店員為主,文化水平高,有“文化隊”之稱。

    “江抗”老戰(zhàn)士施光華回憶,那時,“江抗”及后來改編的部隊,官兵都有兩支槍,一支是手中的鋼槍,一支是口袋里的鋼筆。這與也有兩支槍(鋼槍和煙槍)的偽軍,形成了鮮明對比。

    新四軍代軍長陳毅1942年底檢閱五十二團,贊揚該團是新四軍中的文化團。譚震林得知十八旅在新四軍中文化素質(zhì)最高時說:“十八旅文化水平高,產(chǎn)業(yè)工人多,建議給黨中央當警衛(wèi)團!”

    以產(chǎn)業(yè)工人居多的上海兵,受過工業(yè)文明熏陶,熟悉機械裝備,組織紀律性強,團結(jié)協(xié)作好,不僅能很快熟練使用手中武器,還辦起修械所修復受損槍支。行軍作戰(zhàn)之余,他們帶頭學理論、寫詩歌、辦板報,成為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生力軍。五十二團二營五連一個班,在江陰峭岐以西澄錫公路東側(cè)成功組織起“農(nóng)抗會”,被傳為佳話。經(jīng)新四軍大學校培養(yǎng),在戰(zhàn)火中淬煉成鋼的上海兵,成為基層后備干部梯次配備的重要來源。

    上海擴軍從根本上改變了部隊成分和兵員結(jié)構(gòu),基層官兵文化素質(zhì)躍升,為先進文化催生部隊戰(zhàn)斗力提供了堅實基礎。

    當年五十二團二營文化干事黃葦會同團宣傳股股長過鑒清,根據(jù)陽澄湖36個傷病員和“江陰老虎”的戰(zhàn)斗經(jīng)歷創(chuàng)作的歌曲《你是游擊兵團》,很快風靡全團。后經(jīng)十八旅旅長劉飛提議,這首歌作為十八旅旅歌傳遍蘇中,成為軍民傳唱不衰的戰(zhàn)歌,也是滬劇《蘆蕩火種》和京劇《沙家浜》創(chuàng)作的濫觴之一。

    歌聲伴隨五十二團轉(zhuǎn)戰(zhàn)蘇南蘇中,團隊實現(xiàn)了一次戰(zhàn)斗勝利創(chuàng)作一首歌,如《淮寶進行曲》《大官莊之歌》;一位英模烈士一首歌,如謳歌沈進洪、陶祖全、葉誠忠、朱寶山、馬思進等英烈的歌曲;一次休息整訓一首歌,如《練兵進行曲》《整訓歌》《學習軍事》《擲彈歌》;一次政治教育活動一首歌,開展團結(jié)進步、反對內(nèi)戰(zhàn)、訴苦立功等活動,都有專題創(chuàng)作歌曲配合。團隊還創(chuàng)作了瓦解敵軍的《叫老鄉(xiāng)》《回頭打東洋》,加強軍民團結(jié)的《擁政愛民小唱》等歌曲,有力鼓舞了軍心士氣,推動了立功創(chuàng)模活動開展。從1943年到1945年,五十二團官兵會唱76首歌,其中30首是新創(chuàng)作的歌曲。在嘹亮的戰(zhàn)歌聲中,全團涌現(xiàn)出16位英模人物,呈現(xiàn)出戰(zhàn)斗歌聲與戰(zhàn)斗英雄同步增長的喜人景觀。

    1944年3月,五十二團參加車橋戰(zhàn)役。戰(zhàn)前,日軍狂妄叫囂,新四軍若能打下車橋,皇軍寧愿撤出蘇中回歸大海。此役殲滅日軍獨立步兵六十大隊大隊長三澤金夫大佐等465人,生俘山本一三中尉等24人,殲滅偽軍483人,生俘168人,成為1944年以前我軍俘虜日軍最多的一次戰(zhàn)役。日本東京大本營承認,車橋戰(zhàn)役標志著新四軍反攻開始,日軍從此向下坡滑行。

    皖南事變后任新四軍六師師長、政委兼十八旅旅長的譚震林,馳電中央軍委報告十八旅概況,專門介紹了由陽澄湖36個傷病員發(fā)展起來的該旅五十二團一營,原為“江抗”二支隊,素有“老虎支隊”美譽,贊揚這支部隊既能打順風仗,也能打劣勢仗、逆風仗、危局仗,“江陰老虎”過了江也還是老虎!

    (作者:高建國,系作家,出版長篇報告文學《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jīng)典》《大河初心——焦裕祿精神誕生的風雨歷程》等,曾獲徐遲報告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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