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整理書房，翻箱倒柜，找出了我的“復旦日記（1978-1982）”。這些日記本，一共四冊，是我自1978年10月起在復旦大學歷史系讀書生涯的“流水賬”。

仔細翻閱，我被其中記述的中年教師片段又一次吸引。當年在歷史系，中年教師是“頂梁柱”，我們曾親承謦咳，甚至與之朝夕相處。那些年，他們大概四五十歲，因時代耽擱，職稱仍為講師或助教，但有的人早已名聲在外，是沒有“教授”頭銜的著名學者；有的人在社會上沒名氣，卻在學術圈享有盛譽；還有的人一輩子默默無聞，但同學們憶起他們，至今兩眼放光……

一

鄧廷爵老師曾擔任過我們78級的班主任。鄧廷爵（1922-1991），四川璧山（今屬重慶）人。1950年畢業(yè)于復旦歷史系，教我們先秦史。鄧老師瘦弱、矮小，說一口四川普通話，性格沉穩(wěn)，話不多。因已謝頂，看上去很蒼老，在我們眼里，鄧老師是一位“年邁的老先生”——有一次，他坐在別人自行車的后座上到校上課，一位同學還擔心：老先生年紀大了，萬一摔倒可怎么得了？其實，誰也沒猜到，鄧老師當年不過五十多歲。

鄧老師雖然只是講師，資格卻很老。前幾年我讀《顧頡剛日記》，才知道他師從過曾在歷史系任教的顧頡剛先生。據(jù)《顧頡剛日記》記載，1946年10月30日，“復旦學生來上課，自一時半至四時，為講地理沿革史大概及《山海經》”。11月18日，“為復旦學生十一人講《禹貢》三小時”。顧頡剛記下的為數(shù)不多的學生名字中，均有“鄧廷爵”。不過，鄧老師很謙虛，他從未對我們說過自己是“顧頡剛弟子”。

我們班級51個同學，絕大部分是歷屆生，應屆中學畢業(yè)生只有10人，歷屆生與應屆生最大的年齡差距達十三四歲。歷屆生大多來自工廠、農村，閱歷豐富、知識面廣，班里的干部職位均由他們“承包”。和他們比起來，我們應屆生就顯得既天真、愚鈍，又勢單力薄。但鄧老師對應屆生很呵護。1978年10月28日，我在日記里寫道：“上午，從長春開完古代史分期學術討論會回來的鄧廷爵老師召集我們應屆生開會，征集我們學習上遇到的問題……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呀！”

1981年初，鄧老師卸任班主任，由許道勛老師接替。許道勛（1939-2000），浙江平陽人。1965年畢業(yè)于復旦歷史系，主要從事隋唐史的教學與研究，曾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許老師個子不高，戴一副棕色圓框眼鏡。那時眼鏡質量差，鏡片厚，那一圈圈的鏡片邊緣，顯示他近視度數(shù)很深。與鄧老師不同，許老師個性開朗。 “許老師給我的印象是：和氣而健談，而且總是笑呵呵的。” （1981-2-19）這里的“總是笑呵呵的”，其實還有下文：在后幾屆某班的課堂上，只要許老師一來，就會有一位調皮學生學著他那有個性的“咯咯咯”笑聲，先笑起來……許老師不明所以，也被逗笑了，于是，全班同學跟著他一起大笑起來。

許老師為人和善，學問也好。上世紀70年代初，毛主席做出指示，請一些專家注釋部分古籍，印成大字本，供中央領導人閱讀，許老師就是大字本的注釋者之一。他與趙克堯老師合著的《唐太宗傳》 《唐玄宗傳》，至今仍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范本。據(jù)說一位臺灣大學教授在讀了《唐玄宗傳》后，對于書中的翔實考證尤為嘆服。

許老師曾與彭神保老師一起，為我們開設過隋唐史課。他們一諧一莊，各有所長。記得在課堂上，有一位中文系77級的學生曾來旁聽，她叫顏海平。顏海平在學校排演的話劇《于無聲處》中扮演主角，也算是“校園明星”。那時，她一頭齊耳短發(fā)，聽課非常認真。誰也沒料到，隋唐史課程結束后不久，顏海平就發(fā)表了十幕話劇劇本《秦王李世民》，引起轟動。該劇后被拍成電視劇，紅遍大江南北。后來，顏海平赴美留學，成為著名教授。不知她今天是否還會想起，她創(chuàng)作《秦王李世民》時，曾旁聽過歷史系的隋唐史課，而兩位任課老師，當年還僅僅是講師！

二

在我們寢室，常有任課老師前來，他們或輔導功課，或講述系里的奇聞軼事，大家聽得津津有味。1979年2月15日，我的日記里有夏義民老師前來寢室的記錄： “歷代文選教師夏義民到我們寢室來聊了一個晚上的天，內容廣泛，僅就就學一例，言及學科、上課、借書、畢業(yè)分配、選修及教師等，幾乎無所不包。”

夏義民（1937-2019），浙江鎮(zhèn)海人。1963年畢業(yè)于復旦歷史系，后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工作，曾參加過《現(xiàn)代漢語詞典》 《新華字典》的編寫和修訂。夏老師教我們中國歷代文選和古代漢語課，在課堂上，他喜歡講北京那些著名語言大家王力、呂叔湘等先生的故事，有時還自嘲： “我嘛，至今仍然是個助教！”有一次，在講到“文史不分家”時，他忽然話鋒一轉，說：“過去呢，文學家看不起歷史學家；歷史學家呢，也未必看得起文學家……有人說過， ‘文’者嘛， ‘文過飾非’也！”

那時，各類教科書都非常緊張，我們上課基本沒有教材。夏老師的課程也如此，大概一直到學期結束時，我才陸陸續(xù)續(xù)湊齊過一套王力的《古代漢語》（四冊）。但是，在日記里，我卻意外發(fā)現(xiàn)一件小事：

夏義民老師很熱心，今天請他代買《Kernal Lesson》，夏老師欣然答應且立刻為我們買來了。 （1979-6-5）

夏老師是古漢語老師，為什么會幫我們“代購”英語教科書呢？他又是從哪里買來的呢？我搜索記憶，怎么也記不清前因后果。不過，這倒令我想起另一則“代購”故事：在復旦校門東側，原來有一家校內書店（今邯鄲校區(qū)中國銀行營業(yè)所原址），店堂雖小，但柜臺后卻有一個“密室”，專供內部圖書或緊俏圖書，不對學生開放，教師可憑工作證限量購買。那時，羅素的《西方哲學史》 （商務印書館“漢譯學術名著”之一）剛出版，屬于緊俏商品，顧嘉福同學特別想買，卻因為進不了“密室”，只能望洋興嘆。教我們世界史的張廣智老師知道后，立刻答應代購。 “那天，外面下著大雨，我正在寢室里午休，忽聽外面敲門，原來是張老師來了，他渾身被雨淋濕，從包里取出《西方哲學史》交給我，這真讓我又驚又喜……”不久前，顧嘉福向我講起這溫馨一幕，依然有點激動。

上述回憶，與夏老師的“代購”兩相對照，足證當年親密的師生情誼，也部分解答了我的疑問。

三

在我的日記里，還記有不少中年教師的上課風采。如，朱維錚老師教我們中國史學史， “講課時抑揚頓挫”（1981-2-25）；姜義華老師上的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 “是我這學期以來所上的課中收獲最大的課程之一” （1981-6-19）；張廣智老師在上外國史學史時，“總是不厭其煩地道出一些警句和格言，給人的印象極為深刻” （1982-3-5）；回母校兼課、開設辛亥革命史的金沖及老師“幾乎不用講稿，講得很流暢。他對史料的熟悉是令人佩服的” （1981-4-21）……

另外，我還記下過一位政治經濟學老師與我們的班長曹景行同學的對話：

政治經濟學老師在課上問： “哪位同學能否講講，有計劃、按比例發(fā)展的規(guī)律與價值規(guī)律的關系如何？”老曹回答說： “它們的關系就像我們學校的夏征農和蘇步青一樣！”一陣哄笑……（1979-10-26）

還有一位老師，給我印象特別深：“他是一位口才很好的先生，以致聽他的演講，時常忘掉記筆記，甚至忘掉了時間的流逝。” （1980-9-8）——他就是金重遠老師。

金重遠（1934-2012），江蘇江陰人。1952年考入復旦外文系，后赴蘇聯(lián)留學。1959年畢業(yè)于列寧格勒大學（今圣彼得堡大學）歷史系。他是世界史研究專家，曾獲普京總統(tǒng)授予的“圣彼得堡300周年榮譽勛章”和法國政府授予的“棕櫚教育騎士勛章”。不過，他直到1978年才晉升為講師。1980年9月，金老師為我們開設了法國近現(xiàn)代史選修課。

我記得很清楚，每次上課鈴響，金老師就會掐準時間走進教室。他個子不高， “咚”的一聲跨上講臺前的木制臺階，身手敏捷。別的老師上課，總是帶著講義和書，他卻兩手空空。但一旦開講，恰似行云流水、滔滔不絕，講到關鍵處，他會從中山裝口袋里掏出幾張卡片，念幾段史料，顯得瀟灑自如。有一次，金老師突然說了一個英語單詞“audacity”，說這個詞既是“大膽無畏”，也是“魯莽無禮”，我已忘了這是用來評價羅伯斯庇爾還是在說拿破侖，但“audacity”這個詞，卻讓我銘記至今。

非常巧的是，法國近現(xiàn)代史開課不久（10月21日），復旦就迎來了法國總統(tǒng)吉斯卡爾·德斯坦的來訪。這是外國元首第一次到訪復旦，我曾寫過《親歷德斯坦總統(tǒng)復旦演講》 （刊于《檔案春秋》2018年第3期）一文，詳述過大禮堂（今相輝堂）里的熱烈和無序：總統(tǒng)演講時，后幾排學生都站在了座位上；演講結束后，大家又拼命往前擠……一位校友讀了以后補充說，他當時也在現(xiàn)場，親眼看見一位中國高級官員被擠掉了皮鞋。不過，后來金老師在上課時，并沒有責怪學生：

金重遠老師上法國史課時說，法國總統(tǒng)來校演講時，我們一反拘謹?shù)膽B(tài)度，代之以法國式的熱烈歡迎。禮賓司的人一再打招呼說，今天的秩序不太好。法總統(tǒng)說，沒關系。（1980-10-27）

四

我的日記還寫過兩位老師對我作業(yè)的評價。

一位是沈渭濱老師。沈渭濱（1937-2015），上海七寶人。1961年畢業(yè)于上海師范學院歷史系，1975年調任復旦歷史系。沈老師是我們中國近代史課的任課老師，他去世后，我曾寫過一篇《速寫沈渭濱》 （刊于2015年5月2日《解放日報》），其中有一段寫到了他對我讀書報告的批語。沒想到，這次翻閱日記，竟找到了那段批語的原文：

從文章中看出，你對洋務運動基本上持否定態(tài)度，認為其作用，消極面多于積極面。這當然并無不可。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行。但在表述中，我個人看來似有前后矛盾之處。若是，今后寫作時務必注意。一篇文章，論點必須前后一致，切不可自相違背。不知你以為如何？ （1980-6-17）

沈老師批語的核心，是批評我引用史料的“前后矛盾”，對我似擊一猛掌，讓我有“頓悟”之感。批語中，“我個人看來” “不知你以為如何”是沈老師一貫的謙詞，他從不強加于人，這讓我更羞愧難當。就是從那時起，我對沈老師萌生了敬意和好感。畢業(yè)以后，我與他一直保持著交往。每年大年初五，沈老師府上常常高朋滿座，在一片歡聲笑語中，我混跡其間，感到特別輕松、愜意。

另一位是李華興老師。李華興（1933-2011），湖北武漢人，1956年入讀復旦歷史系，1966年研究生畢業(yè)。李老師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任課老師，也是我畢業(yè)論文的指導老師。當年，他和朱維錚、姜義華老師被我們同學并稱為中國思想文化史教研室的“三劍客”。李老師上課時激情澎湃、用詞華麗，記得他形容中國近代社會發(fā)展，用了“雷奔電馳”一詞，同學間有過熱烈議論。除了激情，李老師也特別較真。有一次課上，一位同學與同桌竊竊私語，聲音大了點，他立刻終止講課： “哎哎，這位同學……”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學期結束時，有同學對我說，我的考查文章《〈大同書〉淺析》得到了李老師的好評，并說我們班得到他表揚的只有兩位同學（另一位是歷屆生），“我起初不相信”，“后來，課代表老顧也轉達了李老師的意思，我才相信了”。 （1981-1-22）不久，我選擇李老師作為我畢業(yè)論文的指導老師。他家住廣靈四路建機新村，我寫論文期間曾多次上門請教。因為接觸多了，我日記里對他的描述也比較詳細：

我一面與他交談，一面細細地端詳著他。他很魁梧，要不是他的鼻梁上架著一副近視眼鏡，人們也許會認為他是一個力大無比的鍛工。他說話時很富于感情色彩，并審慎地注意著遣詞造句的功用，說到激動處，他會忽然站起來，在小小的屋子里踱幾步，然后機械地用手理一下桌椅上的書籍。（1981-12-27）

在李老師悉心指導下，我的畢業(yè)論文得了“優(yōu)”。由此，李老師提升了對我的期望值，希望我將來成為康有為、梁啟超的研究者。他曾多次提議我報考他的研究生，但我那時急于闖蕩社會（擺脫“應屆生”的尷尬），并未應考。我想，李老師對我一定很失望。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離開了復旦。從此，我就像一片脫離大樹的葉子，漫無目標、隨風飄蕩，翠綠漸成枯黃。多少次，夢見我的老師們，感覺自己又坐在第一教學樓的課桌旁……

驀然回首，一個時代遠去了。

2021年5月25日，修改于復旦燕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