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買到了一本中英法三種語言合一刊印的《小王子》，是其問世60周年的紀念版。讓一個中二時期的文學少女閱讀“童話”是災難性的，童真世界的大門在被我拼命閉合，又尚不懂何為豪華落盡見真淳。那時我倒像炫技一樣記住了“圣埃克蘇佩里”這個長長的名字，并在地理課上以同樣的目的記下了“布宜諾斯艾利斯”。2012年《小王子》問世70周年時，我湊巧經由法國飛赴拉美，忙著品嘗馬卡龍和計算里程積分，卻從未想過為何要坐法航飛機、經由巴黎——而法航與《小王子》和拉美的關聯，圣埃克蘇佩里與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關聯，是將近又一個10年之后，在這本圣埃克蘇佩里的傳記中，我才找到了答案。

“小王子”不是他的全部

如果按照“《小王子》誕生記”的預期來閱讀本書，起初無疑將是失望的：算上序言和后記，本書共有20個章節(jié)，而專門講述《小王子》成書過程的內容遲至第16章方才出現；只知道和關注“小王子”，顯現了如我一般的普通讀者的、可能也是文學史書寫的某種偏狹。

圣埃克蘇佩里的重要作品遠不止《小王子》，但他的人生經歷和創(chuàng)作歷程，又處處都是《小王子》的成書過程：在飛行中對責任、仁愛、友誼等崇高母題的探索，在人生中對孤獨和“隨時追憶童年”的體悟，在寫作中對星球等意象和寓言般的敘事方式的熟稔，加之與其合作的美國出版商成功的童書出版經驗等等，使得《小王子》在1942年水到渠成、應運而生。

閱讀預期的誤差也許還源于本書的命名。它的英文原名樸實至極：“圣埃克蘇佩里傳”；而中文版則又加上了“小王子的星辰與玫瑰”。我能理解譯者與出版方的用心，畢竟對于絕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說，“小王子”（頂多加上“飛行員”）是圣埃克蘇佩里的唯一標簽；而本書著力于對傳主（或“小王子”）所珍視的、所困惑的種種事物的探求，用“星辰”“玫瑰”這兩個意象來代表內容，也比較準確。

作者通過大量的研讀與調研走訪，為我們詳盡展示了圣埃克蘇佩里作為“航空游吟詩人”的一生。斯泰西·希夫，這位普利策獎得主以新聞報道般的嚴謹和熱忱為我們還原著歷史，對于傳主其人和他所處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在占有大量當時的和后來的資料之上，有著極為理性深刻的剖析。對于一個有持續(xù)影響的事件，往往又以“當時他不知道”“很多年以后”這樣明晰有趣的后設來進行交代。可以說，斯泰西·希夫用魔幻現實主義筆法與“紀事本末”，在大的年代順序框架下拿捏著非虛構書寫的時間節(jié)奏。

對人物的刻畫、關鍵事件的還原和作品與評論的分析細致而扼要，使得本書不僅是一本傳記，也是一部集大成的圣埃克蘇佩里作家作品評論資料；以圣埃克蘇佩里身份的特殊，以及作者的更為宏大的思考與功夫了得的筆力，本書亦可看成一部探究20世紀初中葉法國文學史、航空史乃至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法國民族精神的著作。

在貴族與工裝之間

圣埃克蘇佩里出生在1900年，本書卻以1927—1928年他在摩洛哥朱比角擔任航空公司中途站站長的經歷開篇，取名“無垠高空之王”。在這里，他8歲時即被萊特兄弟點燃的對飛行的向往，由母親和圣讓莊園精心培育的文學熱情，被分離的寂寞與孤獨放大的隨時能回到童年的天分，摩爾人、黑奴、相愛相殺的西班牙人與法國人，以及沙漠中的動植物構成的世界，為飛行員和后來的“小王子”提供了星辰、玫瑰、沙漠等重要意象，也開始真正領悟了友誼和責任的重要。

在朱比角同時承當飛行員、大使、探險家的身份——相當于二十世紀的“游吟詩人、十字軍戰(zhàn)士和游俠騎士”，是圣埃克蘇佩里一生經歷的注腳。希夫敏銳地抓住了他身上的兩重屬性：一是“矛盾”，二是他生長的土壤——一個“中間時代”的法國和世界。

圣埃克蘇佩里身上的矛盾性，與性格及成長環(huán)境緊密相關。他是來自外省、家道中落的“赤貧貴族”，曾試圖以“啃老”擁抱上流社會，可一無所有的他又對由財富和頭銜構成的社會產生懷疑。他日后反思“咖啡館里的社會什么都沒教給我”，直到輾轉成為運送郵件的民用航空飛行員。他細膩敏感，又控制欲強。他時而成熟懂事，時而又任性得像個孩子，把錯誤歸給別人。正如他所生長的法蘭西，在美國作者的犀利筆觸下，我們發(fā)現，這個國家一方面以《馬賽曲》和大革命著稱，另一方面又常常陷入分歧、內斗、以思考為名的觀望，直接導致了它在二戰(zhàn)中的分裂與恥辱，并使流亡美國的圣埃克蘇佩里腹背受敵。

書中用“中間時代”這個詞，概括了圣埃克蘇佩里所生長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從舊的君主制度到新的共和制度之間、從貴族式生活到新社會分工的時代。他所生長的法國，人們尚未被大工業(yè)時代和現代信息技術裹挾，仍保留著高貴的文學傳統(tǒng)，并保有寫信的習慣；飛行——尤其是得以穿梭于作為“異邦”想象的北非及拉美——尚是少數人的特權，這也是航空郵政得以繁榮、以及這位作家飛行員（或曰飛行員作家）得以受到注目的基礎之一。親歷法國航空業(yè)的由盛轉衰，給圣埃克蘇佩里的個人記憶、集體情感乃至民族感情留下了許多傷痕。

因為開飛機和研究機械，圣埃克蘇佩里這個“穿著工裝的貴族”敏銳地發(fā)現了未來世界的動向——技術會越發(fā)先進，心靈會越發(fā)荒蕪。他還從德、美在航空領域的領先，預感到法國在不可避免的戰(zhàn)爭中的處境：要被德國人打敗，需要美國人支援。可如此富有預見性的他，卻漸漸地活在過去，復述從前。他對世界和國家局勢有如此深刻的洞見，卻在人人需要“站隊”、表態(tài)的戰(zhàn)爭年代孩童般地堅持中立；但這個以珍視全人類文明為名的“中立者”，卻又不顧超齡、多病的風險，兩度奔赴前線，是二戰(zhàn)期間法國為數不多的直接參戰(zhàn)的作家之一，直至葬身云端，至今無尋……

在作家與飛行員之間

令人驚訝的是，圣埃克蘇佩里幾乎全程參與了巴爾扎克之后20世紀法國文學的又一個黃金時代。自1926年被冠以“一位航空和機械方面的專家”的身份（其實遠遠不是）發(fā)表《飛行員》以來，他逐漸躋身“奧登河畔斯特拉特福”文學圈，與海明威、喬伊斯、艾略特、菲茨杰拉德、紀德、吉爾伯特等閃耀的名字交匯、并列，將文學成就的榮光一直延續(xù)到上世紀四十年代，在法國和美國都獲過重要的文學大獎，每本書都有相當可觀的銷量和討論。可不論是當時的在場者海明威的《流動的盛宴》，還是多年后伍迪·艾倫的《午夜巴黎》，我們都很難從對文學黃金時代的追憶譜系中找到圣埃克蘇佩里的名字。甚至他和紀德一樣去過蘇聯，和海明威一樣去過西班牙內戰(zhàn)前線，但一提起同時代作家們的相關行動與文字，文學史也習慣性地忽略了他。

我想這一部分源于圣埃克蘇佩里世界觀與思想的特立獨行：去蘇聯，他的著眼點都在波蘭工人以及滯留在蘇聯的法國家庭教師等“個人”；在西班牙內戰(zhàn)時期的邊境線上，他最留意的則是兩派士兵作為同胞在戰(zhàn)壕里互道晚安……而這種特立獨行，則源于他的高空視角，他是在飛行的宇宙中、在朱比角的大漠里慈悲地看待地球和人類，而這也直接導致了他在戰(zhàn)時話語中的格格不入——他不愿站隊于哪種主義、哪個派別、哪位領袖，在意祖國命運的同時，他認為戰(zhàn)爭毀滅著整個人類的文明。數次出現的不合時宜、因言獲罪讓他在生前身后不斷被誤解和詬病，以及身在美國語言不通的苦悶等等，也在一次次中傷或寂寞中逐漸將他推向“小王子”的世界。也許人類的悲歡有時相通，差不多同一時期，身體、思想及情感都飽負傷痕的東北流亡作家蕭紅，來到了香港這塊戰(zhàn)爭“飛地”，也為自己創(chuàng)造了一個“小公主”的“星球”，那便是《呼蘭河傳》中的“祖父的花園”。

成名后的圣埃克蘇佩里的身份也是“中間”式的，這構成了對文學創(chuàng)作和評論的某種冒犯：在一些專業(yè)作家和評論家眼中，他僅是一名飛行員，頂多算是本雅明定義的、傳統(tǒng)的依靠自身經驗來講故事的“水手”式的人；可偏巧這飛行員竟然深愛波德萊爾，不僅有托馬斯·曼所說的“現實”，而且熟諳敘事技巧的“魔法”。于是，連飛行員夜航中靠星星定位、尋找“星球”的意象都被苛責為“做作”，這種敵意一直延續(xù)到他死后多年，《小王子》卻一路暢銷，以至于評論界不得不重新審視這篇“童話”。

與此同時，靠書寫飛行經歷和書寫同事的歷險來寫作、出名、獲獎，也使得圣埃克蘇佩里在飛行員間一度眾叛親離。這種痛苦起碼延續(xù)到了他因為愛情決定離開空中郵政隊伍，而與飛行員們共擔使命責任、歷經生死考驗的情誼，則成為他一生珍視的星辰。但這份榮耀和使命感卻隨著盛極一時的空中郵政公司被污蔑被瓦解收歸國有，隨著法國航空逐漸衰落，隨著圣埃克蘇佩里的年齡漸長、疾病纏身，隨著最好戰(zhàn)友或因疾病或因戰(zhàn)爭的相繼離世，也隨著他與“玫瑰”——妻子龔蘇羅漸行漸遠心力交瘁，而被一次次地狠狠摔打在地。

1959年，在圣埃克蘇佩里確認死亡15年后，時任法國元首、曾被圣埃克蘇佩里批評為“機會主義者”而拒絕合作的戴高樂曾不無遺憾地表示，1943年他（當時已經奪權得勢）一度拒絕飛行員與之見面的請求，是出于男人和領袖的無奈；但其實天真如圣埃克蘇佩里都已明曉“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的危險氣息。我們的飛行員顯然不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飛行、戰(zhàn)斗乃至戰(zhàn)死成了他更強烈的意愿與實踐。而至少從1942年開始，圣埃克蘇佩里就開始了與親人朋友的“漫長的告別”。源于貴族血統(tǒng)加現代飛行員的根深蒂固的責任感，以及小王子般不切實際的純真和一種近似于“必也正名乎”的決心，造就了圣埃克蘇佩里的最終選擇與命運。在諸多“中間”的意義層面之上，也許我們才能更好地解讀“小王子”和他的“星辰與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