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中國，所有文化人都會知道，20世紀40年代，現(xiàn)代詩人李季在陜甘寧邊區(qū)鹽池縣寫下了一部中國文學史上的里程碑作品——《王貴與李香香》。

說起李季的名字，鹽池人都是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他創(chuàng)作的革命長詩《王貴與李香香》，鹽池人幾乎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一件成功的作品，后面都必然要有一些千辛萬苦的磨練過程。

詩人李季，1922年秋天出生于河南省唐河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38年，他初中還沒有畢業(yè)，就參加了革命，投入戰(zhàn)火紛飛的抗日戰(zhàn)爭，成為八路軍抗日游擊隊的一名戰(zhàn)士。在部隊里，由于他的文藝才干漸露頭角，1942年初被組織上選派到晉東南抗日民主根據(jù)地魯迅藝術學校學習。結業(yè)后，于次年秋天跟隨一支部隊越過晉中日寇封鎖線，來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不久，他被分配到陜甘寧邊區(qū)三邊分區(qū)靖邊縣完全小學任教導主任，以后又到鹽池縣任縣政府政務秘書。自此，李季的腳步踏上了充滿革命熱情的三邊土地，在這里一呆就是五年時間。

作家柳青有這樣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要緊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三邊的五年，在李季的一生中至關重要。他說：“這五年對于我猶如幼鳥的‘出窩’，小駒的‘試蹄’……”

千里里黃沙連山川，好地方還數(shù)咱三邊。

三邊地方有三寶，咸鹽、皮毛、甜甘草。

親不過爹娘一片心，三邊是咱們的命根根。

李季反復品味信天游的意境，啊，信天游真美！“每一首民歌都是一扇洞開的門，那里面既廣大又幽深。”（李小為《一支沒唱完的歌》）李季一到三邊，就被這里獨特的塞外風光吸引住了：廣袤無垠的沙原，漫坡遍野的牛羊，成群結串馱鹽的腳戶隊，那一道道蜿蜒起伏的沙丘，就像洶涌澎湃的海浪；那一串串行進在大沙原上的駱駝隊，宛若飄搖在千頃海波上的小舟；那一叢叢茂密的沙柳、紅柳，好似大海中片片綠色的小島。三邊沙原的美景，引起了李季的無限聯(lián)想與憧憬。然而，更使他鐘情的還是勤勞淳樸的三邊人民。三邊人愛唱歌，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優(yōu)秀的歌手。尤其是自從陜北有了共產黨，人民群眾跟著共產黨“鬧紅”翻了身之后，更是男男女女歌興大發(fā)。他們不僅是各種民歌的歌唱者和傳播者，同時也是創(chuàng)作者。那首后來唱徹全球的《東方紅》，就是陜北農民李有源編唱出來的一首民歌。唱歌，是陜北三邊人民表達思想感情的最好方式，高興時唱，憂愁時也唱，痛苦時還唱。因此，陜北民歌有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李季生性愛好文藝。在晉東南的時候就曾萌生過寫小說的念頭，但沒有成功。來到三邊，聽到三邊人訴不盡唱不完的民歌，就像是游進了充滿民間藝術瑰寶的宮殿，流連忘返。于是，他就利用工作的閑余時間，如饑似渴地收集民歌。他用邊區(qū)造的粗糙的馬蓮紙訂成厚厚的本子，帶在身上。誰一開口唱，他就留了意，趕快掏出本子記下來。記滿了一本再來一本。為了收集民歌，他有時候走到野外，隱身在一叢灰綠色的沙柳后面，靜聽那些提著籃籃剜野菜的婆姨女子們，用輕快明朗的調子互問互答，根兒長蔓兒短，如泣如訴地唱著情歌，往往感動得他眼圈兒發(fā)紅。有時候，他跟在馱鹽的腳戶隊后面聽那些粗獷驃悍的腳戶們“哥哥長妹妹短”地用“信天游”傾訴衷腸。這樣常常在不知不覺之中就跟出了十多里路，返回時已是星光滿天了。有時候，他又悄悄地站在農家小屋的窗口外邊，“竊聽”那些盤腿坐在熱炕頭上的年輕婦女一邊做著針線活，一邊哀怨纏綿地哼唱著對心上人的思念……李季曾向人談過他的這種感受：“假若唱歌者絲毫沒有覺察到你在跟前，他（她）們放開喉嚨，一任真情信天飄游時，這對你來說，簡直是一種幸福的感受。”

在陜北民歌之中，最能表現(xiàn)勞動人民粗獷性格和抒發(fā)真摯感情的，當推信天游。顧名思義，信天游就是敞開胸懷，無拘無束，一任情感漫天飄游。信天游也是一種形式最簡單的詩，它用比興的手法，兩句一對，前比后興。由于形式自由而生動，極適宜表達、傳輸人們的感情，所以陜北一帶（包括鹽池縣在內）最為普及，人人會唱。在那七溝八梁的黃土高坡上，或是浩瀚如海的茫茫沙原里，只要有一聲高亢嘹亮的信天游，就能使周圍的環(huán)境頓時充滿生氣，讓疲勞的旅人即刻忘卻困乏。“信天游，不斷頭”。這是一支永遠也唱不完的歌，是一個永遠流不盡的泉源。在李季所收集的民歌中，光信天游就有好幾千首。新中國成立后，他挑選出了兩千首，附在他的文集后面發(fā)表了。

李季在靖邊完全小學工作了一年多時間，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便被時任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引向“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邪路上去了。大批從外地投奔陜甘寧邊區(qū)的革命青年被打成“特務”、“反革命”，要進行“搶救”。李季也未能逃脫這一厄運。1943年11月，他在靖邊縣被“搶救”了一番之后，又于春節(jié)前被送到定邊三邊地委辦的整風訓練班“學習”。訓練班設在三邊公學的校園里。當時的三邊分區(qū)管轄著吳旗、靖邊、定邊、鹽池四個縣，調在一塊被“搶救”的青年共有五十多人，在訓練班上都經受了不同程度的圍攻和逼供。李季對于那樣的“搶救”很不以為然，經常發(fā)一些牢騷。有一次，他的牢騷被一個叫張永安的人（后來成了叛徒、馬鴻逵特務）打了小報告，少不了又被“搶救”一頓。

整風訓練班的氣氛雖然很“森嚴”，但是被“搶救”的一班青年人卻沒有因此而悲觀、消沉。他們除了吃小米、紡毛線以外，還唱歌，奔跳（算不上跳舞），開會紛紛發(fā)表意見，語言像烈火一樣熾熱。李季照樣忙碌地收集民歌。他一有空就鼓動一些人唱起來，自己則邊聽邊記。一次，定邊南山的一位區(qū)干部唱了一首信天游：“山丹丹開花背洼洼開，有那個心思（你）慢慢地來。”他聽了高興得一拍大腿，說：“真是深山出俊鳥呀！我們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人民生活是‘靈感’的泉源。”李季就是這樣不斷地從民歌的寶庫里拾取藝術的精華，這些“萌芽狀態(tài)的文藝”，為他以后大量的詩歌創(chuàng)作，插上了金色的翅膀。

長達八個月的整風訓練班終于結束了。1944年初秋，李季身背行李卷、黃挎包，還有牙具、臉盆等，從定邊城出發(fā)，沿著古老的明代長城，跋涉過六十里漫漫草原，來到了陜甘寧邊區(qū)的西北門戶——鹽池縣。他是被分配到鹽池縣政府擔任秘書工作的，那時的秘書相當于現(xiàn)在的辦公室主任。

李季的秘書室，只有小小的一間土坯房，既是辦公室又是宿舍。靠后墻是一盤土炕，當?shù)胤乓粡埡唵蔚霓k公桌和一條木凳，冬季再加一只鐵火盆。李季除了守機關以外，還經常穿著老羊皮襖、遍納布鞋，冒著刺骨的風雪，翻沙窩涉荒原，到老百姓中間去，和老農民一起吃酸菜就黃米干飯，睡羊糞沫子煨的熱炕。除了搞行政工作，還要聽老鄉(xiāng)們給他唱民歌。他說：“三邊人民以小米和酸菜哺育了我，更以他們英勇、頑強、樂觀的偉大品德教育了我。在艱難的歲月，在勝利的時刻，日日夜夜，生生死死，把我磨練成了一個地道的三邊人。像是有一條無形的鏈，把我的生命、我的命運，同三邊人民緊緊拴在一起。三邊沙原變成了我的第二故鄉(xiāng)本土，三邊人民成了我相依為命的親人。”三邊人民在革命斗爭中的英雄事跡，更加時時激勵著李季的寫作熱情。他從人民群眾中汲取了營養(yǎng)，積累了素材。

1945年隆冬，朔風呼嘯，寒氣襲人，夜間的氣溫常常在零下十多度。李季白天趕完了繁重的公務，晚上就點起一盞豆大的麻油燈，開始了他為之成名的長詩的創(chuàng)作。手腳凍麻木了，就湊近火盆去烤一烤，肚子餓了，就在炕洞里燒幾顆山芋蛋；困乏極了，就站起來伸伸胳膊甩甩腿……熬了二十多個夜晚，一篇用信天游形式寫出來的長達七百四十多行的敘事詩脫稿了，題目是《紅旗插到死羊灣》。長詩以死羊灣村青年農民王貴與李香香的愛情故事為主線，描寫了三邊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反抗地主惡霸、建立革命政權的曲折道路。故事峰回路轉，引人入勝。這部詩作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來講，都是來自人民，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人民群眾真正喜聞樂見的作品。這是李季嘔心瀝血，對三邊父老鄉(xiāng)親們的忠誠回報。

詩稿寫出之后，李季利用飯后茶余和下鄉(xiāng)的時間，不厭其煩地念給鹽池縣委、政府和區(qū)、鄉(xiāng)的干部們聽，征求意見。一次，李季的河南老鄉(xiāng)、三邊整風訓練班的朋友張志良從鄉(xiāng)下來看他。還沒等來人坐定，他就取出詩稿說：“我用了二十個夜晚的工夫，寫了一個東西，你給看看吧!”根據(jù)眾人提出的意見，經過多次修改之后，他將詩稿寄給了《三邊報》社。

1946年夏天，長詩《紅旗插到死羊灣》首先在《三邊報》上連載。一時間，《三邊報》“洛陽紙貴”，各地紛紛要求增加訂數(shù)。三邊區(qū)、鄉(xiāng)干部們的小挎包里，除了日常辦公、洗漱用品之外，還要帶一卷兒《三邊報》。他們說：“報上登有王貴與李香香，看了給人增添力量。”

時隔不久，《解放日報》特派記者劉漠冰來到三邊。他慧眼識珍珠，讀了李季的詩稿之后，興奮地說：“這樣好的詩為什么不能發(fā)表?長詩可與《板話》（指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媲美。”劉漠冰寫了一封信連長詩一并寄往延安。不久，《解放日報》在9月22日至24日連載了李季的長詩，題目改成了《王貴與李香香》。接著，延安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誦，延安新華通訊社又用電訊發(fā)表，好幾個解放區(qū)都出了單行本，贏得了解放區(qū)文壇的一致贊揚，盛況空前。賀敬之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后，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整個革命文藝發(fā)展的這個新階段，其中詩歌方面的主要代表就是李季”，他“確確實實是新詩歌園地上的一位開拓者”。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說，李季“用豐富的民間語言來作詩，內容和形式都是好的”，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郭沫若稱贊《王貴與李香香》是“文藝翻身的響亮的信號”；孫犁稱它“是全新的東西，是長篇樂府，它包括集中了時代精神和深刻的社會面貌。”并贊揚李季“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生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于是，一顆新詩壇上的明星，從革命老根據(jù)地寧夏鹽池縣的大地上升起來了!從此，他一舉成為40年代中期解放區(qū)詩壇上的新秀。《王貴與李香香》也從鹽池走向了全國，轟動了新詩文壇。

1948年秋，李季被調到《群眾日報》社工作。他一步一回頭，戀戀不舍地離開了三邊這塊熱土熟地。

全國解放后，李季上了北京，先后擔任過《長江文藝》社文藝編輯，擔任過玉門油田宣傳部長，去過日本和越南……但是，無論走到哪里，李季的詩魂都是緊緊地系在三邊、系在鹽池的。1964年夏天，李季來到寧夏，在當年鹽池的老同事、時任寧夏文聯(lián)主席朱紅兵的陪同下，專程到鹽池縣看望一起工作戰(zhàn)斗過的老同事和鄉(xiāng)親們。他們不讓縣委和縣政府招待，而是拉上老同事張志良等人到飯館里，吩咐秘書自己掏錢買“手抓羊肉”招待大家。他們還到距縣城十多里的四墩子村，看望農民歌手王有，促膝扯磨了半晌，還與王有合影留念。1973年夏季，李季又一次回到了“老三邊”，看望日夜思念的鄉(xiāng)親們。針對當時“四害”橫行文苑荒蕪的局面，他對業(yè)余作者慷慨陳詞說：“藝術是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的，調轉頭來，又要為勞動人民服務”，“文藝作品，只有勞動人民點了頭，打了收條，才算好書妙文章。”他希望三邊的業(yè)余作者們“要忠于人民，忠于生活，忠于藝術”，寫出《王貴與李香香》的續(xù)篇來。

李季對于三邊的思念是情真意切的。常常是“一曲信天游，夢游到三邊”。他曾深情地對夫人李小為說：“你問我，三邊在哪里……三邊啊，你就在我的心里。”

1980年春天，李季再也抑制不住對三邊的思念，他要動手寫一篇較長的文章《三邊在哪里》，來抒發(fā)自己對三邊的激情。他對小為說：“三月草長，家鄉(xiāng)的蒿瓜瓜、沙蓬草也一定遍野萌發(fā)，滿山青翠了。我寫完了這一篇，真想回去看看呢!”然而，還未等唱完《三邊在哪里》這支深情的歌，他便遽然逝世了。在彌留之際，他念念不忘的還是“回三邊，回三邊……”

1992年12月，李季的夫人李小為女士秉承丈夫的遺志，千里迢迢來到三邊故地，尋訪李季當年的蹤跡。她在各縣邀請當年與李季一塊工作過的老同志座談回憶李季的事跡。那些老人們每當提起自己的詩人，就有了說不完的話題。李季當年的音容笑貌、舉手投足，都還深深地刻印在三邊人的記憶里。李小為到鹽池縣之后，除了訪問、座談，還由我作向導，到深井村、四墩子村等李季的日記里有記載的地方，去憑吊詩人的靈魂。

李季啊，魂牽夢繞在三邊。三邊人每當唱起信天游，就想起了在這塊土地上成長起來的大詩人……

張樹林，1945年生，寧夏鹽池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會員，寧夏作家協(xié)會會員，寧夏地方志編審委員會專家?guī)斐蓡T。參與自治區(qū)、銀川市、鹽池縣等多部黨史、地方志的編寫與總纂工作。出版過傳記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