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蘿西·華茲華斯

《格拉斯米爾日記》英文版封面

《多蘿西·華茲華斯的歌謠》英文版封面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在赫爾德《民歌集》和格林兄弟民間故事影響下，一場民謠復興運動在歐洲展開：德國民謠集《少年魔號》先聲奪人，緊接著，俄羅斯、瑞典、芬蘭等國民歌民謠也相繼整理出版。此類作品秉持反古典主義（美學）、反啟蒙運動（思想）和爭取民族獨立（政治）立場——其中絕大部分采自邊遠地區(qū)：如西班牙安達盧西亞，以及英國的蘇格蘭高地（詩人約翰遜曾在博斯韋爾陪伴下前往該地“采風”）。此外，愛爾蘭人托馬斯·珀西在《英詩輯古》（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中將中古民謠與莎士比亞戲劇相提并論，以及德國文豪歌德遠赴阿爾薩斯采集民歌，更為這一運動平添光彩。從這個角度看，威廉·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在湖區(qū)的生活實踐和文學創(chuàng)作，既受到歐洲時代風尚的影響，也是英國文學傳統(tǒng)的發(fā)揚光大，其直接產(chǎn)物便是英國“浪漫主義宣言”——《抒情歌謠集》（The Lyrical Ballads）的誕生。

鮮為人知的是，在這部傳世之作誕生的光環(huán)背后，佇立著一位柔弱女子的身影。她不僅為兩位浪漫派大詩人提供創(chuàng)作素材和靈感，更一度成為他們生命的支柱和情感的慰藉。柯爾律治曾謳歌“她給我關(guān)懷和溫暖，/仿佛噙滿甜蜜淚水的泉眼，/那里有愛，有思想，亦有歡情”；華茲華斯則稱頌她為“我的耳和我的眼”，是“給予我靈感”之人——她是詩人的妹妹多蘿西·華茲華斯（Dorothy Wordsworth，1771-1855）。

多蘿西出生于坎伯蘭的考克茅斯，在兩個哥哥和兩個弟弟間排行居中，自幼與兄長威廉最為要好。父母不幸去世后，多蘿西寄養(yǎng)在姑媽家，直至1795年才與威廉重逢。1798年，多蘿西與威廉（及柯爾律治）一同前往德國游學。1799年末回國后二人又一同定居于格拉斯米爾的“鴿廬”（Dove Cottage）——柯爾律治定期到訪。此時三人如影隨形，其樂融融，共同度過柯爾律治所謂“三個人共有一個靈魂”（trinity）的快樂時光。此后三年間，多蘿西一方面負責照料詩人生活起居，一方面利用點滴時間勤加記錄——日后整理出包括《蘇格蘭游記》在內(nèi)的若干作品，其中以《格拉斯米爾日記》（The Grasmere Journal）最為知名。

華茲華斯時常外出，多蘿西負責操持家務(wù)。在家時，她為華茲華斯謄寫詩稿，給親朋好友寫信，閱讀莎士比亞，并與仆人一道烘烤漿洗。每天她走出鴿廬一到兩次，去郵局寄信取信——同時也會觀察沿途的風景與行人。華茲華斯在家時，如果天氣晴好，兄妹二人便帶上食物外出散步，周圍的里代爾湖、溫得米爾湖、康尼斯頓湖和維斯博恩湖是他們經(jīng)常踏足之處。眾所周知，華茲華斯素來耽于沉思而不喜動筆，因此絕大多數(shù)抒情歌謠都是由他口述，多蘿西記錄下來后再交由他修改潤飾。

在湖區(qū)生活期間，民謠為多蘿西的日記提供了內(nèi)容和素材，同時民謠也成為她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此時她筆端所流露的，既不同于她早年與威廉一起在阿爾福克斯頓莊園（Alfoxden House）生活時那種散漫、瑣碎的口吻，也不同于她在德國居留期間那種僵硬、程式化的語調(diào)。相反，就像在民謠中一樣，多蘿西一幕接一幕地展開她的生活故事，結(jié)構(gòu)簡單，沒有作者的插敘或評論——然而在平淡靜默之中，卻蘊含著某種巨大的張力：仿佛一出戲劇緩緩上演。

在多蘿西的生活中，民歌民謠幾乎無處不在——因為華茲華斯在此階段對于搜集整理民謠“如醉如癡”，而多蘿西的生活向來以他為中心。據(jù)傳記作家考證，1800年1月，詩人開始在筆記本中記錄歌謠，其中包括《魔鬼羅伯特羅曼司》（The Romance of Robert the Devil）、《埃林的流放》（The Exile of Erin）等名篇——同時也是為《抒情歌謠集》（第二卷）出版作準備。而在此之前，即在《格拉斯米爾日記》最初幾周里，多蘿西對此就作了詳細記錄。如1800年5月17日，她寫道：“努力工作并閱讀《仲夏夜之夢》和歌謠——在花園里踱步一小會兒”；緊接著，6月1日：“讀民謠，去教堂”；三天后，6月4日：“早晨漫步湖邊，采擷了一些植物，坐在石板上讀民謠”——不過她當時埋首閱讀的民謠，既有可能是華茲華斯筆記本中的歌謠，也有可能是珀西編纂的《英詩輯古》——當時被浪漫派詩人奉為“圣經(jīng)”。

一個多世紀后，一個偶然的機會，多蘿西日記被重新發(fā)現(xiàn)。人們注意到：紙本緊緊捆在一起，寫作時間極有規(guī)律，字跡也清晰可讀——盡管日記主人無意發(fā)表，但對它的精心呵護卻顯而易見。日記里都是一些日常記錄，包括烹食羊肉，烘焙餡餅；野外漫步，舉頭望月；觀察自然，創(chuàng)作詩歌等等。日記風格時而清晰明澈，時而隱晦難懂——其行文凝練簡約好似抒情歌謠，情感飽滿豐富則又近乎羅曼司。

《格拉斯米爾日記》的創(chuàng)作意圖頗為單純，正如多蘿西在日記開篇中所說：“我決定寫一本記事錄……我會保持心平氣和的心態(tài)，當威廉回家時，這本日記將會令他滿心歡喜”——不久詩人讀到日記，的確“欣喜若狂”——通過詩性的文字，多蘿西將自己對周圍世界和人物細致的觀察鮮活地呈現(xiàn)在華茲華斯面前，為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輸送“新鮮養(yǎng)料”（這一時期詩人也最為高產(chǎn)）。

以1800年6月一則日記為例，多蘿西路遇一位鄉(xiāng)村乞丐，她身披“一件長長的棕色斗篷，頭戴一頂沒有系帶的軟帽，皮膚呈棕黑色”。給了婦人一片面包后，多蘿西來到安布塞德(Ambleside)集市，赫然發(fā)現(xiàn)路邊乞討的兩個小男孩，正是中年乞婦的孩子——他們哀叫著向她乞討，令她心痛欲碎。大約兩年后，華茲華斯將此事寫進《乞討的婦人》一詩，詩作與日記內(nèi)容高度相似：比如女人的身高、帽子、棕黑膚色等，連哀婉悵惘的語氣也極為相近。

通常情況下，當華茲華斯對某一首抒情歌謠的主題若有所思時，會請求多蘿西為他提供具體的細節(jié)和意象。1802年1月的日記可以為證：“威廉睡得很好，但他認為他似乎病了——他現(xiàn)在正在刮胡子。他讓我寫下芭芭拉·威爾金森斑鳩的故事”——不出意料，這一故事日后被寫入詩人的自傳體長詩《序曲》。

甚至華茲華斯最著名的《詠水仙》（別名《我孤獨地漫游，像一朵云》）也源于兄妹二人的合作——“我孤獨地漫游，像一朵云/在山丘和谷地上飄蕩，/忽然間我看見一群/金色的水仙花迎春開放。”據(jù)考證，無論是水仙花的意象，還是由此引發(fā)的詩意聯(lián)想，無疑都受到1802年4月多蘿西日記的啟發(fā)：“我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水仙花，他們在苔蘚遍布的石間生長/其中一些將頭輕輕靠在石頭上，仿佛它們是消除疲倦的枕頭/其他的或搖擺/或旋轉(zhuǎn)/或起舞/似乎真的與風一同開懷大笑。風從湖面吹來，它們看起來那樣快樂，始終閃閃發(fā)光，始終變幻莫測。”——這堪稱是華茲華斯兄妹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契合”的最佳例證。照傳記作家威爾遜（Frances Wilson）的看法：多蘿西的觀察和描述與華茲華斯同樣富有詩意，甚至更勝一籌。而在她所處的年代，能夠?qū)⒕拔锩鑼懪c想象力如此完美結(jié)合的女作家，可謂絕無僅有。

事實上，詩人華茲華斯的“拿來主義”不僅局限于抒情歌謠。1810年代，多蘿西游覽斯科菲峰后曾寫下一篇饒有趣味的游記。10年之后，華茲華斯在其《湖區(qū)旅游指南》中多處“借鑒”其中的故事——《指南》廣受歡迎，但并未注明出處。若干年后，英國女作家哈麗特·馬蒂諾在她的書中也多處援引多蘿西的游記——但只注明引自“威廉·華茲華斯”。

多蘿西的文字之所以充滿“魔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一雙慧眼”。柯爾律治初見多蘿西時曾描述道：“如果你期盼看見的是一位風姿綽約的絕代佳人，那你可能覺得她貌不驚人；如果你期盼看見的是一個平平無奇的普通女孩，那你可能又覺得她是眉清目秀的窈窕淑女……尤其是她那閃爍不定、深邃睿智的雙眼”——華茲華斯在《丁登寺》中，曾為那雙清澈的藍灰色眼睛，寫下堪與荷馬筆下海倫媲美的不朽詩行：她“不羈的雙眼散發(fā)著光芒”；她的目光吸引了作家威廉·黑茲利特，后者將這一傳神詩句收入《愛情書簡》（Liber Amoris）；日后柯爾律治本人在名詩《克里斯塔貝爾》中描繪神秘的同名女主人公時，也援引了這一詩行——據(jù)說詩人當時正處于對多蘿西的熱戀之中。

正是由于作者的一雙慧眼，日記中的景物描寫才會栩栩如生。如1800年6月一則日記：“月光如注，月下的云朵和山丘從光線縫隙中形成一座巨大的彩虹柱……一個晴朗可愛的月夜。”——其實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即便與《抒情歌謠集》中的佳構(gòu)相比，這樣的文字也毫不遜色。華茲華斯在長詩《格拉斯米爾家園》（Home at Grasmere）中將多蘿西的詩性表達描述為“像一只黑暗中歌唱的小鳥”；柯爾律治則認為她具備《古舟子詠》中主人公“奇特的語言能力”，并宣稱她“以日記的形式創(chuàng)作了自己的歌謠”。

的確如此。憑借敏銳的直覺感受力和高超的文學感染力，在多蘿西筆下，格拉斯米爾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景無不煥發(fā)出生機——連社區(qū)內(nèi)的婦孺乞丐和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也能激發(fā)起她與人為善的同情心和滿足感。當孤獨的威廉沉醉于“自我型塑”時，忙碌的社區(qū)生活卻令多蘿西容光煥發(fā)。于她而言，連根拔起一株草莓花預(yù)示著某種不祥之兆，因為這是針對大自然的“暴行”——于是，她又將草莓花種回土里。此外，半掩的花徑，青苔覆蓋的石堤，以及從藏身之處悄然爬出的昆蟲，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映射和寫照——而多蘿西的才能是將這樣的野趣和天籟準確地刻畫和記錄下來。盡管她的日記有時會從早起寫到就寢，但絕非枯燥乏味的流水賬——哪怕只有短短一行，如：“非常晴朗的一天。整個上午為威廉抄寫詩文。”“我們散步去里代爾，一個溫煦柔和的早晨，但天陰欲雨”——也堪稱是一篇篇賞心悅目的美文。

正如柯爾律治所說，與同時代女作家相比，多蘿西的反應(yīng)敏捷而準確，她的品味猶如“精妙的靜電計——在難以言傳的美妙之處和深不可及的不完美處，它彎曲、凸出、收放自如”——靜電計是當時一項科學發(fā)明，通過在玻璃棒中放置一小塊金屬片，它能對電荷最微小的波動作出反應(yīng)。同樣身為作家兼鴉片癮君子的德·昆西也認為多蘿西性格奔放、精力充沛，猶如一臺高度靈敏的收音機，可以隨時接收無線電波——甚至“光的傳送和波動”，德·昆西說，“也比不上她的共情回應(yīng)之迅速。”

在熟識的友人中，對多蘿西最具洞察力的描述并非來自華茲華斯或柯爾律治，而是來自德·昆西，后者看穿了快樂奔放的外表之下，多蘿西其實“別有懷抱”：她永遠受制于自我沖突——“她的性情中不可抗拒的本能”和一位19世紀婦女必須“服從于她的性別和職責”——二者之間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

根據(jù)當代學者的研究，盡管多蘿西將大部分時間用于料理家務(wù)，后來又癡迷園藝，從日記中也可以看出，她極為“享受和自然萬物的和諧共處的美好時光”——然而從她寫給摯友凱瑟琳·庫克森（Catherine Clarkson）和簡·波拉德（Jane Pollard）等人的信中，仍不難發(fā)現(xiàn)她對現(xiàn)狀的不滿和對未來的隱憂。

英國17世紀作家塞繆爾·佩皮斯曾斷言日記至少能讓人獲得“三重享受”：一是親身體驗之時；二在羅縷紀存之間；三于重讀全文之際；甚至還可以記錄個人“雅癖”，以供好事者把玩消遣。然而對多蘿西來說，情況截然不同。她寫日記并非為了保存一己之回憶，而是為了讓華茲華斯獲得“永恒的安慰”——因此，與其說她的日記是記錄自己的生活，不如說是在記錄他人的生活。在她的筆端，格拉斯米爾湖畔風景描繪得如詩如畫，但關(guān)于她個人的體悟感想，作者卻惜墨如金——或許她正是刻意要以此掩藏自己內(nèi)心的情感。

與傳記和回憶錄不同，日記的目的并不在于講述（復述）生活。正如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唐納德·斯托弗（Donald Stauffer）所說，日記記錄人的存在和感受，只有隨著時間的流逝，它才會呈現(xiàn)出特定的具象和趨勢。從某種意義上看，多蘿西的日記和華茲華斯的抒情歌謠一樣，都是作家“心靈的自傳”——多蘿西甘居平凡，她記敘的是自己周圍所發(fā)生的點點滴滴；而華茲華斯雄心勃勃，所思所想皆著眼于“突出自我”。此外，兩位作家不約而同觸及了人的“意識”：威廉的自我意識不斷進化，漸漸凌駕于世界之上；多蘿西的自我意識則漸漸融于周圍環(huán)境——與自然萬物融為一體。華茲華斯將生活視為一個整體、一個宏大敘事的連續(xù)體：寫作既是他表達的方式，也是他存在的方式。他的長詩《序曲》，經(jīng)過畢生55年的修訂最終完成，描寫的內(nèi)容無外乎一位詩人的心境變遷：他把生活看作蜿蜒的長河，人的一生猶如從涓細河源匯入磅礴江海，由此而完成其“歷史使命”。相比而言，多蘿西的《格拉斯米爾日記》猶如河岸的泥土，或巖石旁的水仙花——在河流奔騰而過之后，悄然寧靜地復歸于自然。

然而，寧靜而美好的時光轉(zhuǎn)瞬即逝——1802年10月，華茲華斯決定與瑪麗·哈欽森成婚。威廉的婚禮很大意義上也稱得上是多蘿西的葬禮。婚禮之前，多蘿西向至交簡·波拉德袒露心聲，“我有些許擔心：我在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的種種柔情將于婚禮當天清晨交織在一起，令我難以自持。”

在此之后，多蘿西的日記似乎便失去了意義。后來，她身患疾病，精神狀況也出了問題。在她余生的20多年間，大部分時候她都處于“難以自持”的抑郁和沮喪狀態(tài)——她躲進頂樓的房間，成為“閣樓上的瘋女人”——最喜愛的游戲是獨自吹肥皂泡玩耍，直到1855年病逝。

正如傳記作家威爾遜在近著《多蘿西·華茲華斯的歌謠》（The Ballad of Dorothy Wordsworth）一書中所說，很長一段時間，“兄妹二人好像共用一雙眼睛和一副大腦：多蘿西幫助并延展了兄長對周圍事物的觀察和思考，為他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和素材。”尤其是1933年《格拉斯米爾日記》出版后，人們發(fā)現(xiàn)不僅是乞丐詩和《詠水仙》，其他如《遠足》《孤獨的刈禾女》以及《露西組詩》等不朽詩篇，若干素材也來自多蘿西日記。

最早意識到這一問題的是伍爾夫。她在《普通讀者》（第二輯）中將頗具“詩人天賦”的多蘿西與女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作對比，強調(diào)多蘿西觀察世界時的細致、靈敏與深刻（她對自然萬物“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新鮮認知”），認為她與華茲華斯皆是能夠自覺將回憶進行藝術(shù)化處理的行家里手——他們以親身的創(chuàng)作實踐證明“詩是平靜之中的情感回憶”。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抒情歌謠的多蘿西日記，既是英國文學史的重要史料，也確立了作家在文壇的聲望——她是當之無愧的“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