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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多蘿西·華茲華斯的“抒情歌謠”
    來源:文藝報 | 楊 靖  2021年07月07日06:21
    關(guān)鍵詞:多蘿西·華茲華斯

    多蘿西·華茲華斯

    《格拉斯米爾日記》英文版封面

    《多蘿西·華茲華斯的歌謠》英文版封面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在赫爾德《民歌集》和格林兄弟民間故事影響下,一場民謠復興運動在歐洲展開:德國民謠集《少年魔號》先聲奪人,緊接著,俄羅斯、瑞典、芬蘭等國民歌民謠也相繼整理出版。此類作品秉持反古典主義(美學)、反啟蒙運動(思想)和爭取民族獨立(政治)立場——其中絕大部分采自邊遠地區(qū):如西班牙安達盧西亞,以及英國的蘇格蘭高地(詩人約翰遜曾在博斯韋爾陪伴下前往該地“采風”)。此外,愛爾蘭人托馬斯·珀西在《英詩輯古》(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中將中古民謠與莎士比亞戲劇相提并論,以及德國文豪歌德遠赴阿爾薩斯采集民歌,更為這一運動平添光彩。從這個角度看,威廉·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在湖區(qū)的生活實踐和文學創(chuàng)作,既受到歐洲時代風尚的影響,也是英國文學傳統(tǒng)的發(fā)揚光大,其直接產(chǎn)物便是英國“浪漫主義宣言”——《抒情歌謠集》(The Lyrical Ballads)的誕生。

    鮮為人知的是,在這部傳世之作誕生的光環(huán)背后,佇立著一位柔弱女子的身影。她不僅為兩位浪漫派大詩人提供創(chuàng)作素材和靈感,更一度成為他們生命的支柱和情感的慰藉。柯爾律治曾謳歌“她給我關(guān)懷和溫暖,/仿佛噙滿甜蜜淚水的泉眼,/那里有愛,有思想,亦有歡情”;華茲華斯則稱頌她為“我的耳和我的眼”,是“給予我靈感”之人——她是詩人的妹妹多蘿西·華茲華斯(Dorothy Wordsworth,1771-1855)。

    多蘿西出生于坎伯蘭的考克茅斯,在兩個哥哥和兩個弟弟間排行居中,自幼與兄長威廉最為要好。父母不幸去世后,多蘿西寄養(yǎng)在姑媽家,直至1795年才與威廉重逢。1798年,多蘿西與威廉(及柯爾律治)一同前往德國游學。1799年末回國后二人又一同定居于格拉斯米爾的“鴿廬”(Dove Cottage)——柯爾律治定期到訪。此時三人如影隨形,其樂融融,共同度過柯爾律治所謂“三個人共有一個靈魂”(trinity)的快樂時光。此后三年間,多蘿西一方面負責照料詩人生活起居,一方面利用點滴時間勤加記錄——日后整理出包括《蘇格蘭游記》在內(nèi)的若干作品,其中以《格拉斯米爾日記》(The Grasmere Journal)最為知名。

    華茲華斯時常外出,多蘿西負責操持家務(wù)。在家時,她為華茲華斯謄寫詩稿,給親朋好友寫信,閱讀莎士比亞,并與仆人一道烘烤漿洗。每天她走出鴿廬一到兩次,去郵局寄信取信——同時也會觀察沿途的風景與行人。華茲華斯在家時,如果天氣晴好,兄妹二人便帶上食物外出散步,周圍的里代爾湖、溫得米爾湖、康尼斯頓湖和維斯博恩湖是他們經(jīng)常踏足之處。眾所周知,華茲華斯素來耽于沉思而不喜動筆,因此絕大多數(shù)抒情歌謠都是由他口述,多蘿西記錄下來后再交由他修改潤飾。

    在湖區(qū)生活期間,民謠為多蘿西的日記提供了內(nèi)容和素材,同時民謠也成為她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此時她筆端所流露的,既不同于她早年與威廉一起在阿爾福克斯頓莊園(Alfoxden House)生活時那種散漫、瑣碎的口吻,也不同于她在德國居留期間那種僵硬、程式化的語調(diào)。相反,就像在民謠中一樣,多蘿西一幕接一幕地展開她的生活故事,結(jié)構(gòu)簡單,沒有作者的插敘或評論——然而在平淡靜默之中,卻蘊含著某種巨大的張力:仿佛一出戲劇緩緩上演。

    在多蘿西的生活中,民歌民謠幾乎無處不在——因為華茲華斯在此階段對于搜集整理民謠“如醉如癡”,而多蘿西的生活向來以他為中心。據(jù)傳記作家考證,1800年1月,詩人開始在筆記本中記錄歌謠,其中包括《魔鬼羅伯特羅曼司》(The Romance of Robert the Devil)、《埃林的流放》(The Exile of Erin)等名篇——同時也是為《抒情歌謠集》(第二卷)出版作準備。而在此之前,即在《格拉斯米爾日記》最初幾周里,多蘿西對此就作了詳細記錄。如1800年5月17日,她寫道:“努力工作并閱讀《仲夏夜之夢》和歌謠——在花園里踱步一小會兒”;緊接著,6月1日:“讀民謠,去教堂”;三天后,6月4日:“早晨漫步湖邊,采擷了一些植物,坐在石板上讀民謠”——不過她當時埋首閱讀的民謠,既有可能是華茲華斯筆記本中的歌謠,也有可能是珀西編纂的《英詩輯古》——當時被浪漫派詩人奉為“圣經(jīng)”。

    一個多世紀后,一個偶然的機會,多蘿西日記被重新發(fā)現(xiàn)。人們注意到:紙本緊緊捆在一起,寫作時間極有規(guī)律,字跡也清晰可讀——盡管日記主人無意發(fā)表,但對它的精心呵護卻顯而易見。日記里都是一些日常記錄,包括烹食羊肉,烘焙餡餅;野外漫步,舉頭望月;觀察自然,創(chuàng)作詩歌等等。日記風格時而清晰明澈,時而隱晦難懂——其行文凝練簡約好似抒情歌謠,情感飽滿豐富則又近乎羅曼司。

    《格拉斯米爾日記》的創(chuàng)作意圖頗為單純,正如多蘿西在日記開篇中所說:“我決定寫一本記事錄……我會保持心平氣和的心態(tài),當威廉回家時,這本日記將會令他滿心歡喜”——不久詩人讀到日記,的確“欣喜若狂”——通過詩性的文字,多蘿西將自己對周圍世界和人物細致的觀察鮮活地呈現(xiàn)在華茲華斯面前,為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輸送“新鮮養(yǎng)料”(這一時期詩人也最為高產(chǎn))。

    以1800年6月一則日記為例,多蘿西路遇一位鄉(xiāng)村乞丐,她身披“一件長長的棕色斗篷,頭戴一頂沒有系帶的軟帽,皮膚呈棕黑色”。給了婦人一片面包后,多蘿西來到安布塞德(Ambleside)集市,赫然發(fā)現(xiàn)路邊乞討的兩個小男孩,正是中年乞婦的孩子——他們哀叫著向她乞討,令她心痛欲碎。大約兩年后,華茲華斯將此事寫進《乞討的婦人》一詩,詩作與日記內(nèi)容高度相似:比如女人的身高、帽子、棕黑膚色等,連哀婉悵惘的語氣也極為相近。

    通常情況下,當華茲華斯對某一首抒情歌謠的主題若有所思時,會請求多蘿西為他提供具體的細節(jié)和意象。1802年1月的日記可以為證:“威廉睡得很好,但他認為他似乎病了——他現(xiàn)在正在刮胡子。他讓我寫下芭芭拉·威爾金森斑鳩的故事”——不出意料,這一故事日后被寫入詩人的自傳體長詩《序曲》。

    甚至華茲華斯最著名的《詠水仙》(別名《我孤獨地漫游,像一朵云》)也源于兄妹二人的合作——“我孤獨地漫游,像一朵云/在山丘和谷地上飄蕩,/忽然間我看見一群/金色的水仙花迎春開放。”據(jù)考證,無論是水仙花的意象,還是由此引發(fā)的詩意聯(lián)想,無疑都受到1802年4月多蘿西日記的啟發(fā):“我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水仙花,他們在苔蘚遍布的石間生長/其中一些將頭輕輕靠在石頭上,仿佛它們是消除疲倦的枕頭/其他的或搖擺/或旋轉(zhuǎn)/或起舞/似乎真的與風一同開懷大笑。風從湖面吹來,它們看起來那樣快樂,始終閃閃發(fā)光,始終變幻莫測。”——這堪稱是華茲華斯兄妹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契合”的最佳例證。照傳記作家威爾遜(Frances Wilson)的看法:多蘿西的觀察和描述與華茲華斯同樣富有詩意,甚至更勝一籌。而在她所處的年代,能夠?qū)⒕拔锩鑼懪c想象力如此完美結(jié)合的女作家,可謂絕無僅有。

    事實上,詩人華茲華斯的“拿來主義”不僅局限于抒情歌謠。1810年代,多蘿西游覽斯科菲峰后曾寫下一篇饒有趣味的游記。10年之后,華茲華斯在其《湖區(qū)旅游指南》中多處“借鑒”其中的故事——《指南》廣受歡迎,但并未注明出處。若干年后,英國女作家哈麗特·馬蒂諾在她的書中也多處援引多蘿西的游記——但只注明引自“威廉·華茲華斯”。

    多蘿西的文字之所以充滿“魔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一雙慧眼”。柯爾律治初見多蘿西時曾描述道:“如果你期盼看見的是一位風姿綽約的絕代佳人,那你可能覺得她貌不驚人;如果你期盼看見的是一個平平無奇的普通女孩,那你可能又覺得她是眉清目秀的窈窕淑女……尤其是她那閃爍不定、深邃睿智的雙眼”——華茲華斯在《丁登寺》中,曾為那雙清澈的藍灰色眼睛,寫下堪與荷馬筆下海倫媲美的不朽詩行:她“不羈的雙眼散發(fā)著光芒”;她的目光吸引了作家威廉·黑茲利特,后者將這一傳神詩句收入《愛情書簡》(Liber Amoris);日后柯爾律治本人在名詩《克里斯塔貝爾》中描繪神秘的同名女主人公時,也援引了這一詩行——據(jù)說詩人當時正處于對多蘿西的熱戀之中。

    正是由于作者的一雙慧眼,日記中的景物描寫才會栩栩如生。如1800年6月一則日記:“月光如注,月下的云朵和山丘從光線縫隙中形成一座巨大的彩虹柱……一個晴朗可愛的月夜。”——其實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即便與《抒情歌謠集》中的佳構(gòu)相比,這樣的文字也毫不遜色。華茲華斯在長詩《格拉斯米爾家園》(Home at Grasmere)中將多蘿西的詩性表達描述為“像一只黑暗中歌唱的小鳥”;柯爾律治則認為她具備《古舟子詠》中主人公“奇特的語言能力”,并宣稱她“以日記的形式創(chuàng)作了自己的歌謠”。

    的確如此。憑借敏銳的直覺感受力和高超的文學感染力,在多蘿西筆下,格拉斯米爾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景無不煥發(fā)出生機——連社區(qū)內(nèi)的婦孺乞丐和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也能激發(fā)起她與人為善的同情心和滿足感。當孤獨的威廉沉醉于“自我型塑”時,忙碌的社區(qū)生活卻令多蘿西容光煥發(fā)。于她而言,連根拔起一株草莓花預(yù)示著某種不祥之兆,因為這是針對大自然的“暴行”——于是,她又將草莓花種回土里。此外,半掩的花徑,青苔覆蓋的石堤,以及從藏身之處悄然爬出的昆蟲,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映射和寫照——而多蘿西的才能是將這樣的野趣和天籟準確地刻畫和記錄下來。盡管她的日記有時會從早起寫到就寢,但絕非枯燥乏味的流水賬——哪怕只有短短一行,如:“非常晴朗的一天。整個上午為威廉抄寫詩文。”“我們散步去里代爾,一個溫煦柔和的早晨,但天陰欲雨”——也堪稱是一篇篇賞心悅目的美文。

    正如柯爾律治所說,與同時代女作家相比,多蘿西的反應(yīng)敏捷而準確,她的品味猶如“精妙的靜電計——在難以言傳的美妙之處和深不可及的不完美處,它彎曲、凸出、收放自如”——靜電計是當時一項科學發(fā)明,通過在玻璃棒中放置一小塊金屬片,它能對電荷最微小的波動作出反應(yīng)。同樣身為作家兼鴉片癮君子的德·昆西也認為多蘿西性格奔放、精力充沛,猶如一臺高度靈敏的收音機,可以隨時接收無線電波——甚至“光的傳送和波動”,德·昆西說,“也比不上她的共情回應(yīng)之迅速。”

    在熟識的友人中,對多蘿西最具洞察力的描述并非來自華茲華斯或柯爾律治,而是來自德·昆西,后者看穿了快樂奔放的外表之下,多蘿西其實“別有懷抱”:她永遠受制于自我沖突——“她的性情中不可抗拒的本能”和一位19世紀婦女必須“服從于她的性別和職責”——二者之間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

    根據(jù)當代學者的研究,盡管多蘿西將大部分時間用于料理家務(wù),后來又癡迷園藝,從日記中也可以看出,她極為“享受和自然萬物的和諧共處的美好時光”——然而從她寫給摯友凱瑟琳·庫克森(Catherine Clarkson)和簡·波拉德(Jane Pollard)等人的信中,仍不難發(fā)現(xiàn)她對現(xiàn)狀的不滿和對未來的隱憂。

    英國17世紀作家塞繆爾·佩皮斯曾斷言日記至少能讓人獲得“三重享受”:一是親身體驗之時;二在羅縷紀存之間;三于重讀全文之際;甚至還可以記錄個人“雅癖”,以供好事者把玩消遣。然而對多蘿西來說,情況截然不同。她寫日記并非為了保存一己之回憶,而是為了讓華茲華斯獲得“永恒的安慰”——因此,與其說她的日記是記錄自己的生活,不如說是在記錄他人的生活。在她的筆端,格拉斯米爾湖畔風景描繪得如詩如畫,但關(guān)于她個人的體悟感想,作者卻惜墨如金——或許她正是刻意要以此掩藏自己內(nèi)心的情感。

    與傳記和回憶錄不同,日記的目的并不在于講述(復述)生活。正如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唐納德·斯托弗(Donald Stauffer)所說,日記記錄人的存在和感受,只有隨著時間的流逝,它才會呈現(xiàn)出特定的具象和趨勢。從某種意義上看,多蘿西的日記和華茲華斯的抒情歌謠一樣,都是作家“心靈的自傳”——多蘿西甘居平凡,她記敘的是自己周圍所發(fā)生的點點滴滴;而華茲華斯雄心勃勃,所思所想皆著眼于“突出自我”。此外,兩位作家不約而同觸及了人的“意識”:威廉的自我意識不斷進化,漸漸凌駕于世界之上;多蘿西的自我意識則漸漸融于周圍環(huán)境——與自然萬物融為一體。華茲華斯將生活視為一個整體、一個宏大敘事的連續(xù)體:寫作既是他表達的方式,也是他存在的方式。他的長詩《序曲》,經(jīng)過畢生55年的修訂最終完成,描寫的內(nèi)容無外乎一位詩人的心境變遷:他把生活看作蜿蜒的長河,人的一生猶如從涓細河源匯入磅礴江海,由此而完成其“歷史使命”。相比而言,多蘿西的《格拉斯米爾日記》猶如河岸的泥土,或巖石旁的水仙花——在河流奔騰而過之后,悄然寧靜地復歸于自然。

    然而,寧靜而美好的時光轉(zhuǎn)瞬即逝——1802年10月,華茲華斯決定與瑪麗·哈欽森成婚。威廉的婚禮很大意義上也稱得上是多蘿西的葬禮。婚禮之前,多蘿西向至交簡·波拉德袒露心聲,“我有些許擔心:我在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的種種柔情將于婚禮當天清晨交織在一起,令我難以自持。”

    在此之后,多蘿西的日記似乎便失去了意義。后來,她身患疾病,精神狀況也出了問題。在她余生的20多年間,大部分時候她都處于“難以自持”的抑郁和沮喪狀態(tài)——她躲進頂樓的房間,成為“閣樓上的瘋女人”——最喜愛的游戲是獨自吹肥皂泡玩耍,直到1855年病逝。

    正如傳記作家威爾遜在近著《多蘿西·華茲華斯的歌謠》(The Ballad of Dorothy Wordsworth)一書中所說,很長一段時間,“兄妹二人好像共用一雙眼睛和一副大腦:多蘿西幫助并延展了兄長對周圍事物的觀察和思考,為他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和素材。”尤其是1933年《格拉斯米爾日記》出版后,人們發(fā)現(xiàn)不僅是乞丐詩和《詠水仙》,其他如《遠足》《孤獨的刈禾女》以及《露西組詩》等不朽詩篇,若干素材也來自多蘿西日記。

    最早意識到這一問題的是伍爾夫。她在《普通讀者》(第二輯)中將頗具“詩人天賦”的多蘿西與女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作對比,強調(diào)多蘿西觀察世界時的細致、靈敏與深刻(她對自然萬物“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新鮮認知”),認為她與華茲華斯皆是能夠自覺將回憶進行藝術(shù)化處理的行家里手——他們以親身的創(chuàng)作實踐證明“詩是平靜之中的情感回憶”。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抒情歌謠的多蘿西日記,既是英國文學史的重要史料,也確立了作家在文壇的聲望——她是當之無愧的“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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