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英國作家的個人創(chuàng)作與英國國家身份的構建密不可分。英國國家身份的構建是一個想象“他者”和“他者”想象的內外兼修的過程。早期英國作家想象“他者”的藝術與政治表達制造了適合帝國軀體的“國家的皮膚”。以想象“他者”為主旨的英國文學創(chuàng)作實現(xiàn)了對“他者”的認知暴力和妖魔化，達到了從“他者”獲取力量用以構建英國國家自我身份的目的。大英帝國末期與后殖民時期，以不同于本土英國人的“他者”身份進行創(chuàng)作的現(xiàn)當代英國流散作家分別借用中世紀騎士文化和新歷史主義寫作方式試圖將英國塑造成需要保護的“仙后”和“英聯(lián)邦”多元文化的主題公園。

關鍵詞

現(xiàn)當代英國流散文學；國家身份；他者；想象；文化

英國文學有想象“他者”、成就“自我”的悠久傳統(tǒng)，古英語文學中的英雄史詩《貝奧武夫》便是典型代表，與英國相隔千里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貝奧武夫的英雄事跡成為英國文學與英國國家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身份已超出單純的“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的范疇而具有了廣泛、深刻的文化內涵。援引英國18世紀著名作家安娜·萊堤西亞·巴鮑德（Anna Laetitia Barbauld, 1743—1825）“小說及其讀者共同造就現(xiàn)存英國”的觀點，米蘭達·伯吉斯指出：小說創(chuàng)作（making a novel）與建立國家（making a country）相輔相成，小說直接參與到國家秩序的建構過程中（Burgess 3）。以此為依據(jù)，可作出如下判斷，即：作為英國文化載體的英國文學幫助塑造了英國的國家身份。

長期以來，英國作家憑借凝視、想象和挪用“他者”形象的方式創(chuàng)造了英國的物質文化財富與精神文明，并在此基礎上塑造了英國國家身份。英國文藝復興、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文學中對殖民地（或潛在殖民地）尤其是東方“他者”的想象為大英帝國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19世紀末20世紀初，流散英國殖民地的英國作家借用中世紀歐洲騎士文化，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英國殖民神話，將英國的國家身份塑造成需要殖民騎士保護的“仙后”。20世紀下半葉至21世紀初，為數(shù)眾多的當代英國族裔流散作家在“回寫”帝國的同時，力圖構建英國種族與文化雜合的“英聯(lián)邦”國家身份。從文藝復興到后殖民，英國本土作家想象“他者”和現(xiàn)當代英國流散作家①的“他者”想象成就了不同時期內的英國國家身份。在梳理英國文學與英國國家身份構建之間歷時性共生關系的基礎上，本文將深入探討現(xiàn)當代英國流散文學在英國國家身份構建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流散文學可被定義為描寫流散經(jīng)驗的文學或是具有流散經(jīng)驗的作家所創(chuàng)作的文學，其中蘊含作家本人對流散思想與價值觀的闡發(fā)。童明教授將“diaspora”一詞譯為“飛散”，認為：飛散的文化（文學）是跨界的、旅行的、翻譯的、混合的；它既是民族的又是跨民族的，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借用當下一句時髦的話，是“本土兼全球”（89—90）。現(xiàn)當代英國流散文學具備飛散文化/文學的基本特征。與此同時，現(xiàn)當代英國流散作家“本土兼全球”的文學創(chuàng)作凸顯了全球視域下的英國本土指向。盡管種族文化身份與“全球”范圍（或曰帝國版圖）內的流散經(jīng)驗不盡相同，現(xiàn)當代英國流散作家卻不約而同地將英國視為“家園”，憑借文學想象構建了各自心目中的英國國家身份。

01

“國家的皮膚”與帝國想象

自杰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2—1400）起，英國文藝復興、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批判現(xiàn)實主義時期的諸多作家，如：克里斯托弗·馬洛、威廉·莎士比亞、丹尼爾·笛福、約翰遜·斯威夫特、塞繆爾·泰勒·柯爾律治、喬治·戈登·拜倫和查爾斯·狄更斯等，以其獨特方式參與到“國家的皮膚”②制造過程之中。在這些作家筆下，英國的“國家的皮膚”（或曰英國國家身份）不僅是英國人自我審視、自我構建的產(chǎn)物，更與對異質他者的凝視、想象和挪用密切相關，最終轉化為聚合英國殖民力比多的“帝國想象”。其結果是：英國與帝國畫上了等號，“國家的皮膚”也是帝國的皮膚。

大英帝國的拓殖包括領土、商業(yè)和道德三大領域，大英帝國的“王權”涵蓋殖民地土地所有權、殖民地商業(yè)壟斷權和殖民道德豁免權。想象他者，以他者為鏡所構建的英國國家身份在殖民地占領者與管理者、往來于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帝國商人以及盎格魯—撒克遜種族與道德至上論者身上得到集中體現(xiàn)。

克里斯托弗·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的戲劇《帖木耳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 1587）中對野心勃勃且殘暴無情的蒙古皇帝帖木兒大帝的刻畫和塞繆爾·泰勒·柯爾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的詩歌《忽必烈汗》（“Kubla Khan”, 1816）中對中國元朝皇帝忽必烈汗似神、似鬼、似野獸的描述，集中體現(xiàn)了文藝復興和浪漫主義時期英國文學創(chuàng)作中對東方“他者”的想象。可將馬洛和柯爾律治的寫作動機歸納為以下幾點：一、出于對東方帝國無知的恐懼，塑造妖魔化了的東方帝王形象；二、從對東方帝國、君主無限權力的描寫中汲取力量；三、將東方視為可被掌控的奇異力量，可被征服的奶與蜜的國度，將東方人塑造成可被奴役的低等生物。

《帖木耳大帝》中，帖木耳大帝將對權力的欲望凌駕于宗教信仰之上，把自己稱為“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Batten house 337）。生活于16世紀的馬洛頌揚14世紀中亞帝國創(chuàng)建者帖木耳的動機令人費解。如將《帖木耳大帝》放入伊麗莎白一世殖民主義政治的背景下，答案則不言自明，即：兇殘、暴虐的帖木耳大帝之所以被馬洛賦予可與上帝對等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皆歸因于帖木耳帝國締造者的豐功偉績。在此，宗教的善惡教誨讓位于殖民擴張的迫切要求，服務于帝國殖民政治的惡行被視為值得褒獎的英雄壯舉。

馬洛以帖木耳大帝生平為藍本的戲劇創(chuàng)作不僅滿足了16世紀英國讀者的東方（中亞）獵奇欲，更具有引入東方帝國經(jīng)驗創(chuàng)建大英帝國的參考價值。16世紀歐洲霸權受到奧斯曼帝國威脅的時候，跨越時空向帖木耳大帝學習顯得尤為重要。亞當·諾布勒寫道：帖木耳大帝與西方的關系始于15世紀早期。1402年安卡拉戰(zhàn)役中帖木耳擊敗并俘虜了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者巴耶塞特一世（Bzyezid），拉丁語的年代史編著者們高度贊揚了帖木耳，認為這一戰(zhàn)役挽救了基督教世界（Knobler 341）。

在調動東方想象，激發(fā)英國殖民潛能的同時，從東方威脅論和英國英雄主義傳統(tǒng)論出發(fā)，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柯爾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和德·昆西（De Quincey, 1785—1859）借助鴉片幻覺的力量實現(xiàn)了對中國的妖魔化描寫。

對此，巴里·米利甘指出：

中國長期奉行的閉關鎖國政策和1795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the English Macartney embassy）訪華期間清政府對使團成員三跪九叩的禮數(shù)要求以及對中國乃“天朝上國”（Celestial Empire above all earthly ones）、大清皇帝乃統(tǒng)治全球的“真命天子”（Son of Heaven）的宣稱使以柯爾律治和德昆西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詩人感受到中國的危險；神秘與邪惡的中國對大英帝國的安全造成了威脅〔……〕在鴉片吸食者柯爾律治和德·昆西吸食鴉片后產(chǎn)生的夢境中，英國的意識是舞臺，東方是令人感到恐懼的戲劇化呈現(xiàn)的幻覺的表演者。（Milligan 19-20）

大清帝國對柯爾律治和德·昆西的夢境入侵演變?yōu)槎叩脑姼柘胂蟆Ｔ谝岳寺髁x詩歌和鴉片戰(zhàn)爭為代表的想象與現(xiàn)實的帝國遭遇戰(zhàn)中，英國展現(xiàn)出優(yōu)于中國的毋庸置疑的國家實力和“道德權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就米利甘所說的中國的夢境入侵而言，柯爾律治1816年創(chuàng)作的《忽必烈汗》中存在時代誤置的嫌疑，即：柯爾律治用忽必烈統(tǒng)治下的蒙古帝國代替了大清帝國（1636—1912），用對忽必烈的妖魔化描寫指涉“強勢”的大清帝國給英國人造成的精神夢魘以及英國人的帝國危機意識。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1840—1842）尚未爆發(fā)，柯爾律治的《忽必烈汗》已幫助英國人占領了這場帝國戰(zhàn)爭的道德制高點。

杰拉德·科恩—維林奧德指出，以雪萊和拜倫為代表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與18世紀末19世紀初以T. J. 伍勒（T. J. Wooler）為代表的英國改革者們之間存在著某種合作關系，浪漫主義文學中的東方想象服務于伍勒等人倡導的“激進的東方主義”（radical Orientalism）；其中對東方極端化、妖魔化的政治修辭旨在引發(fā)英國政治制度的改革（Cohen-Vrignaud 1）。盡管并非所有浪漫主義文學都致力于創(chuàng)作召喚“邪惡”東方的咒語，為拓殖正名，但想象東方、改革英國的確強化了帝國的概念，提升了英國的國家實力。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眼中的“東方”不僅是將英國國內動亂與異國風情和社會現(xiàn)實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地理審美想象”（geoaesthetic imaginary），還是19世紀上半葉英國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威脅論的結果。鮑世查·佛曼尼斯認為，浪漫主義詩人羅伯特·騷塞（Robert Southey, 1774—1843）在三卷本的《巴西歷史》（History of Brazil 1810—1819）中思考了半島戰(zhàn)爭與拿破侖領導的法國給英國帶來的挑戰(zhàn)；騷塞意在指出，擺脫葡萄牙統(tǒng)治的巴西人被賦予精致的道德情感和特定的“英國”國民素質，巴西人的解放成為對英國殖民文化高尚性的辯護（Fermanis 307）。在渲染法國帝國主義威脅的同時，《巴西歷史》為英國的帝國野心提供了道德支持。

實際上，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時期的英國已經(jīng)通過對“他者”的想象和挪用確立了自身的殖民霸主地位，如威廉·泰特所寫：“伊麗莎白（一世）統(tǒng)治下的英格蘭如同所羅門的耶路撒冷已成為朝圣者的目的地和國際影響力的中心；〔……〕所羅門的修辭元素（elements of the Solomon trope）具有鼓勵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人與其歐洲對手競爭海外市場、爭奪新世界的黃金與產(chǎn)品并為其正名的功能”（Tate 258）。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與公元前971至公元前931年偉大且充滿傳奇色彩的猶太國王所羅門等量齊觀，被賦予了如所羅門一樣的智慧、權力和男性征服的力量。盡管可供考據(jù)的帝國概念僅能追溯至查爾斯·帕斯利（Charles Pasley）爵士1810年出版的專著《大英帝國的軍事政策與機構》（The Milita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British Empire），但英國的帝國實踐卻早在1600年隨著東印度公司的建立而展開（Milligan 15）。

與此同時，莎劇《暴風雨》中對普洛斯彼羅和卡列班之間主仆、善惡關系和人種之間與生俱來的不平等性的描寫為英國征服他者的殖民霸權提供了形象生動的文本依據(jù)。《暴風雨》中的殖民思想影響深遠，遠超想象，20世紀著名西印度作家喬治·拉明（George Lamming, 1927—）在其散文集《流放的快樂》（The Pleasures of Exile, 1960）中甚至仍以“卡列班”自比。在提出《暴風雨》中“時間、魔法和人”的三位一體論的同時，喬治·拉明陷入“卡列班意圖謀殺普洛斯彼羅”和如何謀殺普洛斯彼羅的反殖民魔咒之中。

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中的東方想象與帝國想象呈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商業(yè)屬性。查爾斯·狄更斯在《董貝父子》（Dombey and Son, 1846—1848）中描寫了由董貝及其女婿沃爾特開創(chuàng)的、全球范圍內的商業(yè)帝國。“‘批發(fā)、零售和出口’涵蓋了董貝父子公司的經(jīng)營范圍，其進出口業(yè)務與大英帝國的經(jīng)濟命脈密切相關。董貝父子公司是英國殖民政治與經(jīng)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董貝被賦予凌駕于他人之上的優(yōu)越感與權威地位”（徐彬，《〈董貝父子〉中的“商業(yè)倫理”與勞動價值》344）。沃爾特與董貝女兒弗洛倫斯之間近乎完美的婚姻的基礎是另一個類似董貝公司的商業(yè)帝國的興起，如富商之子圖茨所說：“另一座董貝父子公司最后將通過他的女兒冉冉上升”（Dickens 806）。《董貝父子》中，以倫敦為中心，英國的商業(yè)帝國涉及西印度群島、東印度公司和中國。想象東方“他者”成為消除以董貝公司破產(chǎn)為表征的英國經(jīng)濟危機所引發(fā)的英國人精神焦慮的有效途徑。曾因破產(chǎn)而一蹶不振的董貝目睹沃爾特與弗洛倫斯兒女雙全、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后重拾生活意義；隱藏其后的信息是：東方，或更精確的說位于遠東的被鴉片戰(zhàn)爭打開國門的中國是《董貝父子》中新生代帝國商人家庭幸福的源泉。

綜上所述，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維多利亞現(xiàn)實主義文學，英國作家通過對卡列班、帖木耳大帝和忽必烈汗等他者形象的刻畫、伊麗莎白一世與所羅門國王之間等式關系的建立和《董貝父子》中從董貝到沃爾特的商業(yè)帝國的代際傳遞，塑造了強大、完整、自信、正義且蒸蒸日上的英國國家形象。通過對他者的想象，英國作家構建的“國家的皮膚”與英國的帝國身份完美匹配，恰如歷史學家史蒂夫?平卡斯所說：“不應以由下屬殖民地所組成的城邦國（nation state）的方式，而應以帝國主義國家（imperial state）的方式看待17至18世紀的英國及其帝國”（Pincus 63）。平卡斯教授的觀點略顯保守。實際上，統(tǒng)一完整的英國與大英帝國形象仍是19世紀上半葉英國文學的主旋律。

02

殖民地英國流散者的中世紀騎士想象

以蘇珊娜·豪（Susanne Howe）和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為代表的評論家將魯?shù)聛喌隆ぜ妨趾蛣趥愃埂み_雷爾等作家視為英國殖民地作家，認為宣揚種族優(yōu)勢和帝國建設者的責任是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題，而忽視了他們英國流散作家的身份和在殖民地上回寫英國、構建英國國家身份的寫作目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吉卜林和達雷爾為代表的流散英國殖民地的英國作家借用中世紀歐洲騎士文化，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英國殖民神話，將英國的國家身份塑造成需要殖民主義的騎士保護的“仙后”。

蘇珊娜·豪在《帝國小說》（Novels of Empire, 1949）第一章的題目“小說跟著旗幟走”中明確表明了英國殖民政治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的共謀關系。蘇珊娜·豪指出，英國的擴張自然而然地進入維多利亞小說，在大多數(shù)維多利亞讀者幾乎毫無察覺的情況下，19世紀三十至七十年代小說慢慢跟上了英國殖民擴張的步伐；“進入帝國的八十年代（the imperial eighties）殖民小說里的主人公承擔了帝國福音（the Gospel of Empire）的全部重負，他們不再是可有可無的人。未知國度里的堅實版圖（‘solid block’ of territory）是他們宣揚和維護的新宗教”（Howe 5）。

“帝國小說”的作者多半是從英國流散至殖民地的英國人或英國流散者的后代，盡管蘇珊娜·豪已將帝國小說提升至為國家/帝國政治服務的高度，但以英國流散者的身份從事帝國小說創(chuàng)作的作家在英國并不一定會得到像他們的作品一樣的禮遇。因其殖民地出生或殖民地長期生活的經(jīng)歷，定居殖民地的英國流散者常被看作如勞倫斯·達雷爾所說的遭英國人冷遇的“不能接觸的人”（the untouchables）（徐彬，《勞倫斯·達雷爾研究》29）。英國作家威廉姆·迪爾菲爾德·阿諾德（William Delafield Arnold, 1828—1859）和E. M. 福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曾將他們視為忘記了英國習俗和有時會失去英國道德操守的英國同胞，加以批評（Howe 38）。言外之意，殖民地上的英國人雖是同胞，卻因失去了“英國性”而成為不一樣的“英國人”。以魯?shù)聛喌隆ぜ妨帧⒏チ_拉·安妮·斯蒂爾、莫德·戴弗、勞倫斯·達雷爾和多麗絲·萊辛為代表的英國殖民地流散作家以“他者”身份（殖民地上的英國人）為英國讀者提供了殖民地上看世界的“帝國眼”和回寫英國（帝國）的文學想象。

在現(xiàn)代主義時期，以詹姆斯·喬伊斯、弗吉尼亞·伍爾夫和T. S. 艾略特等人為代表的現(xiàn)代派作家關注文學實驗和主題創(chuàng)新之際，由英國流散至殖民地的英國作家（即：蘇珊娜·豪所說的“帝國小說家”）將此前英國文人以土地和財富占有為主要內容的“東方想象”和“帝國想象”轉化為具有強大精神指引力的殖民主義“新宗教”。

實際上，大英帝國最輝煌的時刻也是英國人，尤其是流散殖民地的英國人最焦慮的時刻；恰如埃里克·博埃默所寫：“1870年至1918年是大英帝國的輝煌時期，這一時期的大英帝國領土除英國本土外，還涵蓋印度、馬來亞、澳大利亞、新西蘭、西印度群島、加拿大和非洲不同地區(qū)；大英帝國不僅領土面積巨大，還顯現(xiàn)多樣性和復雜性”（Boehmer xv）。引發(fā)帝國焦慮的原因與英國殖民地統(tǒng)治的不穩(wěn)定因素有關，包括：印度兵變（1857—1859）、牙買加反抗（1865）、第二次南非布爾戰(zhàn)爭（1899）、1901年澳大利亞聯(lián)邦（Australian Federation）成立并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工會運動以及此后在納塔爾和孟加拉相繼發(fā)生的起義和抵抗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1914—1918）加深了包括英國人在內的帝國子民對英國殖民統(tǒng)治合理性的懷疑（xvi）。

在帝國統(tǒng)一和延續(xù)面臨危機的情況下，英國殖民地流散作家發(fā)現(xiàn)，在殖民地上構建英國人（英國流散者）的共同體具有極為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并在其創(chuàng)作中凸顯了英國與英國流散者共同體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英國殖民地流散作家采取了將帝國政治神圣化和家園化的創(chuàng)作策略。16世紀英國著名詩人埃德蒙·斯賓塞（Edmund Spenser, 1552—1599）筆下需要12名騎士聯(lián)合保護的仙后葛羅瑞亞（Gloria）成為這一時期英國的國家身份象征。泰德·畢鐸指出：“與威脅英國或帝國的怪異、可怖的敵人作斗爭的英國紳士同貴族武士和中世紀騎士等經(jīng)典文學形象互為鏡像關系”（Beardow 68）。以此為據(jù)，蘇珊娜·豪所說的“新宗教”可被視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殖民地上中世紀歐洲騎士文化與騎士精神的再現(xiàn)。

1870年，在牛津大學斯萊德美術教授（Slade Professor of Fine Art at Oxford）的就職演講中，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指出，藝術教育、文化工作應具有現(xiàn)實意義，應與民族性格休戚相關；商業(yè)和藝術進步所依靠的英國國家的道德脊梁（moral fibre）需在殖民領導力中得到強化。羅斯金筆下的英國（英格蘭）是“地球上半數(shù)土地的女主人”（mistress of half the earth）、“神圣的瑟茜女神”（a sacred Circe）和“真正的太陽的女兒”（true Daughter of the Sun）（Ruskin 19）。羅斯金的演講中，英國與女神，流散殖民地的英國人與“騎士”之間建立起了等式關系。

魯?shù)聛喌隆ぜ妨帧⒏チ_拉·安妮·斯蒂爾和莫德·戴弗可被視為英國海外流散作家的代表。在其英印流散文學創(chuàng)作中，三位作家塑造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追隨帝國旗幟、投身殖民事業(yè)的“帝國紳士”和“帝國淑女”形象，闡發(fā)了作家本人有關英國國家身份與殖民政治的性別想象。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三位作家筆下表現(xiàn)為“帝國紳士”和“帝國淑女”各有擔當?shù)牡蹏姑小＜妨峙険袅水敃r英國社會重商輕義的小資產(chǎn)階級思想，倡導帝國版圖內的資本運作。“帝國主人翁”意識被吉卜林視為帝國紳士的精神內核。與吉卜林同時期的英國女作家弗羅拉·安妮·斯蒂爾和莫德·戴弗在其小說中刻畫了印度殖民地上生活著的英國新女性形象，她們被賦予參與殖民政治的權力并因此成為優(yōu)于英國本土女性的自由且高尚的“帝國淑女”。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政府將流散于殖民地的英國人置于帝國殖民政治機器上，整齊劃一地創(chuàng)造出“帝國紳士”與“帝國淑女”；在“帝國想象”與“殖民美德”指引下，他們?yōu)橛趁窠y(tǒng)治階層源源不斷地輸送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財富。

魯?shù)聛喌隆ぜ妨纸o大英帝國的殖民政治打上了男性的性別烙印，其殖民想象彰顯了英國的男性氣概。與之相反，吉卜林對殖民地上的女性卻持懷疑與批判態(tài)度。吉卜林始終秉持殖民地工作神圣論的觀點。吉卜林發(fā)現(xiàn)，英印殖民地上英國男女比例懸殊，男多女少的性別結構已對英印殖民地上英國軍隊和英國社區(qū)的安全和穩(wěn)定構成了威脅。瑪格麗特·麥克米倫寫道：“英國殖民期間在印度的英國男女性別比例始終存在嚴重的失衡現(xiàn)象，最高失衡比可達3:1”（Macmillan 16）。對英印女性“紅顏禍水”的妖魔化描寫成為抒發(fā)英國殖民焦慮和警醒英國殖民者的重要手段。

弗羅拉·安妮·斯蒂爾和莫德·戴弗作品中英印殖民地上的英國家庭生活既具有印度本土化特征又兼顧殖民主義政治功能。兩位作家不約而同地塑造了英印殖民地上帝國淑女的光輝形象。斯蒂爾的小說《女主人的職責》（The Duties of the Mistress, 1889）向生活在印度殖民地上的英國女性詳細介紹了家庭管理的方法。包括管理印度仆人在內的家庭事物管理被斯蒂爾視為確保帝國統(tǒng)治的基本要素，英國女性在英印殖民地上的家庭活動成為決定帝國事業(yè)成功與否的關鍵一環(huán)。

羅絲瑪麗·喬治撰文闡釋了殖民地上的英國家庭與帝國建設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指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離開英國定居殖民地的英國女性為今天眾所周知的西方女權主義寫下了至關重要的歷史篇章〔……〕在獲得女性獨立地位和權威的同時，通過將英國家庭的私人空間公共化的方式參與到帝國建設之中（George 96-97）。莫德·戴弗在以《德斯蒙德上尉》（Captain Desmond, V . C., 1907）為代表的英印小說中塑造了一系列智慧、英勇和吃苦耐勞的英印女性形象。斯蒂爾筆下管理家務的英印女主人和戴弗筆下直接參與英印殖民地事務的英國姑娘霍諾爾·梅瑞狄斯均給英國國家身份與殖民政治打上了英國女性貢獻的烙印。

在以其埃及和羅德島工作生活經(jīng)歷為藍本創(chuàng)作的小說《芒特奧利夫》（Mountolive, 1961）和游記《海上維納斯的思考》（Reflections on a Marine Venus, 1953）中，勞倫斯·達雷爾展示了羅斯金的大英帝國神話修辭對埃及貴婦利拉、英國外交官/英國駐埃及第一任大使芒特奧利夫，甚至對作家本人跨世紀的深遠影響。《芒特奧利夫》中利拉將羅斯金的演講奉為神圣并能大段背誦，以大使身份重回埃及的芒特奧利夫將自己視為新時期的十字軍戰(zhàn)士。《海上維納斯的思考》中，達雷爾將中世紀十字軍占領羅德島的歷史復寫于1945年英國托管羅德島的現(xiàn)實之上。

1942年至1956年，流散于英國殖民地（如：埃及、羅德島和塞浦路斯）期間，達雷爾擔任英國新聞官一職。達雷爾能夠享有英國殖民統(tǒng)治者高人一等的優(yōu)勢地位。通過將十字軍東征、古希臘帝國史復寫于英國殖民統(tǒng)治的現(xiàn)實之上，達雷爾在游記和散文集中表現(xiàn)出帝國公務員的強烈歸屬感與使命感，將維護英國國家形象與大英帝國秩序視為義不容辭的責任。帝國日薄西山之際，在游記《苦檸檬》（Bitter Lemons, 1957）中，達雷爾仍將英國想象成柏拉圖筆下的“亞特蘭蒂斯”，在那里“統(tǒng)治全島的國王聯(lián)盟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的勢力范圍還涉及其他島嶼甚至部分歐洲地區(qū)”（Castleden 3）。

實際上，肩負建設帝國的責任，移民殖民地不僅是約翰·羅斯金的就職演講和魯?shù)聛喌隆ぜ妨值脑姼琛栋兹说呢摀罚ā癟he White Men’s Burden”, 1899）中藝術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旨思想，還是英國政府號召英國人向殖民地移民的廣告宣傳語。履行帝國責任與實現(xiàn)經(jīng)濟利益的兩全其美的結合吸引了數(shù)以萬計的英國人移民殖民地。

為鼓勵英國人移民殖民地，1922年英國政府頒布了《帝國定居法》（The Empire Settlement Acts），如斯蒂芬·康斯坦丁所說，由于英國人不想將本民族的大規(guī)模海外移民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猶太人的流散相提并論，以人口輸出為目的的英國人在帝國殖民地上的“定居”（settlement）成為代替“流散”（diaspora）的委婉語（Constantine 17）。

在個人回憶錄《尋找英國人》（In Pursuit of the English, 1960）中，多麗絲·萊辛講述了1925年父親阿爾弗雷德·泰勒（Alfred Tayler）受倫敦帝國博覽會（Empire Exhibition）上南羅德西亞移民廣告的啟發(fā)攜家人移民南非的故事。萊辛之所以要“尋找英國人”，是因為像她的父親一樣自律、堅強和有氣節(jié)的真正英國人已所剩無幾。1949年的倫敦城里外國人比比皆是，英國人獨特的個性和生活習慣已使他們成為“地球上深受迫害的少數(shù)民族”和“難逃劫數(shù)的種族”（Lessing 7）。萊辛發(fā)出回到英國卻發(fā)現(xiàn)“尋找英國人”之難的感嘆。這一感嘆更像是對流散殖民地的英國人的肯定。在萊辛看來，真正的英國人不在英國而在英國殖民地。

透過《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 1950）中瑪麗之死和迪克變瘋的故事和《非洲故事集》（African Stories, 1965）里《老酋長馬希朗加》的故事中第一人稱敘事者14歲英國白人小姑娘對被剝奪土地的南非黑人尊重與同情的情感流露，萊辛實現(xiàn)了對英國南羅德西亞殖民政治和南羅德西亞英國白人社區(qū)的倫理道德批判。盡管如此，萊辛仍將英國對其殖民地的領導權視為確保殖民地上英國人的“英國性”的前提條件。對英國殖民政治的改革或改良是解決相關問題的出路所在，這一思想在萊辛后期創(chuàng)作的“南船座的老人星”（Canopus in Argos）系列科幻小說，尤其是其中的第一部小說《關于殖民地5號行星：什卡斯塔》（Re: Colonised Planet 5 Shikasta, 1979）中得到體現(xiàn)。其中，從星系殖民的視角出發(fā)，將老人星作為文明的中心對被殖民星球什卡斯塔進行觀察和管理的描寫可被視為英國殖民中心論思想在萊辛晚期科幻作品中的變形表述。

從魯?shù)聛喌隆ぜ妨值蕉帑惤z·萊辛，在流散殖民地的現(xiàn)當代英國作家的作品中，英國國家身份的“他者”想象表現(xiàn)出“新宗教”共同體的特征；移民殖民地、建設和保護殖民地的政治宣傳已成為英國殖民地流散者的普遍信仰和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的“神圣的語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經(jīng)典社區(qū)（classical communities，或曰：經(jīng)典共同體）通過神圣的語言聯(lián)結在一起，與現(xiàn)代國家想象的共同體差異明顯”（Anderson 13）。與安德森的判斷恰恰相反，因殖民政治的需要，作為現(xiàn)代國家的英國，其想象的共同體的構建卻從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構建經(jīng)典社區(qū)/共同體的“神圣的語言”機制。甚至到20世紀中葉，以吉卜林、斯蒂爾、戴弗、達雷爾和萊辛為代表的英國殖民地流散作家將羅斯金演講中的帝國修辭奉為神圣，“仙后”“騎士精神”“十字軍戰(zhàn)士”“帝國紳士”“帝國淑女”“亞特蘭蒂斯”和“老人星”成為大英帝國輝煌時期和帝國晚期想象和塑造英國國家形象的“神圣的語言”中的關鍵詞。

03

英國國家身份的“英聯(lián)邦”想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來自（前）英國殖民地的有色移民及其后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已成為當代英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薩姆·塞爾文、V . S. 奈保爾、薩曼·拉什迪、哈尼夫·庫雷西、卡里爾·菲利普斯和扎迪·史密斯等人為代表的當代英國族裔流散作家已從根本上改變了英國文學乃英國本土白人文學的種族屬性。20世紀下半葉至21世紀初，為數(shù)眾多的當代英國族裔流散作家在“回寫”帝國的同時，力圖構建英國種族與文化雜合的“英聯(lián)邦”國家身份。

當代英國文學如同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1946—）在小說《英格蘭，英格蘭》（England, England, 1998）中描寫的包羅萬象的和旨在展示“英國性”的主題公園，外部世界與他者元素深刻地影響了英格蘭主題公園的集體想象。

當代英國族裔流散文學已占據(jù)當代英國文學主題公園的核心，從英國（前）殖民地流散至英國的當代英國作家用英聯(lián)邦想象取代了傳統(tǒng)的英國想象來構建英國的國家身份。英國人和英國的國家命運與英聯(lián)邦人民和英聯(lián)邦國家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對英聯(lián)邦國家殖民史與后殖民史的反思被當代英國族裔流散作家納入英國國家身份的構建過程之中。

帶有新歷史主義色彩的書寫和販賣“過去/歷史”的懷舊文學與批判文學是以薩姆·塞爾文、V . S. 奈保爾和薩曼·拉什迪等人為代表的英國族裔流散作家構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英國國家身份的方法和手段。《英格蘭，英格蘭》中，市場顧問杰里·巴特森所說，英國已成為可被銷售的商品，一種可被講授和販賣的敘事，“我們（英國人）早已是別人希望我們變成的樣子〔……〕我們必須把我們的過去作為他們的未來賣給其他國家”（Barnes 39-40）。在全球化語境下，英國不可能獨善其身，杰里·巴特森所說的“我們的過去”和“他們的未來”同樣是作用于英國當下社會的不可回避的現(xiàn)實。在英國族裔流散作家的文學想象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文化與種族雜合是當代英國國家身份的核心。

威廉·坎寧安·比塞爾指出：“20世紀八十年代，帝國懷舊的表達成為與極端保守主義運動相關聯(lián)的英美大眾文化和媒體領域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里根和撒切爾時期各色學者號召將注意力放在能夠喚醒偉大、壯麗的帝國空間與帝國時刻的文化生產(chǎn)與文化產(chǎn)品上”（Bissell 216）。V . S. 奈保爾和薩曼·拉什迪的文學創(chuàng)作順應了英美社會帝國懷舊主題的文化生產(chǎn)與消費主流。其作品中的帝國懷舊內含認同與批判殖民政治文化的彼此矛盾對立的心理機制。一方面，目睹新獨立國家的內亂與內戰(zhàn)，兩位作家充滿對去殖民化后新獨立國家和人民前途命運忙茫然不知所措的焦慮，帝國懷舊可被視為兩位作家懸擱（或曰暫時屏蔽）焦慮的權宜之計。另一方面，兩位作家闡明了帝國遺產(chǎn)對新獨立國家人民在精神和物質層面上深遠的負面影響，如：奈保爾小說《半生》中因接受英國教育和臣服于帝國文化霸權而導致的父子兩代人的“生命的犧牲”和拉什迪小說《午夜之子》中由英國殖民政治所導致的印巴分治、種族屠殺和無政府主義暴亂。

20世紀末，英國布克獎、英聯(lián)邦作家獎評委會對以V . S. 奈保爾和薩曼·拉什迪為代表的由前英國殖民地流散至英國的作家的作品情有獨鐘，他們的作品皆以英國為中心涵蓋對加勒比、印度和非洲等前英國殖民地帝國遺產(chǎn)的描述。上述流散作家創(chuàng)作的帝國遺產(chǎn)文學成為英國文學或英語文學消費市場上的重要組成部分。此類作品常被視為英國殖民者“我來過，我看見，我征服”的殖民經(jīng)驗的文本再現(xiàn)和對新獨立國家末世論的文本佐證。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盡管英國綜合國力下降，但文化軟實力并未減弱。相反，英國因帝國文化遺產(chǎn)而成為眾多前殖民地人民的“朝圣地”。喬治·拉明將“朝圣”英國視為本人移民英國的動機，如其所說：“我想這樣評價自己并不為過，生為農民，接受殖民教育，骨子里是個叛徒”（qtd. in Drayton ix）。

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在《被壓迫者的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1970）中指出：東方、非西方和非白人他者遭受西方（殖民主義）教育和語言的壓迫，將隱含其中的價值觀、慣例和話語內化于心，導致他者內心極具破壞力的自我懷疑和層級自卑心理（hierarchical inferiority）（qtd. in Wisker 109）。雖從小在英國長大且接受正統(tǒng)英國教育，圣基茨裔當代英國流散作家卡里爾·菲利普斯卻表現(xiàn)出與奈保爾截然相反的帝國文化霸權應對策略。內含英國/帝國價值觀的英國經(jīng)典文學作品，如：莎士比亞的戲劇《威尼斯商人》《奧賽羅》和艾米麗·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被菲利普斯用作批判英國跨大西洋黑奴貿易、英國種族歧視與種族迫害的文本依據(jù)。菲利普斯對英國文學經(jīng)典的后殖民回寫實現(xiàn)了解構帝國文化霸權、賦予包括流散殖民地的英國白人在內的無聲的賤民話語權的目的。菲利普斯的小說中，英國文學經(jīng)典被用作揭示歷史事實伸張種族正義的工具，后殖民倫理道德的正義凌駕于帝國文化霸權之上。

從V . S. 奈保爾到卡里爾·菲利普斯，當代英國流散作家對以英國文學經(jīng)典為表征的帝國文化霸權的態(tài)度經(jīng)歷了從無條件臣服到批判性回寫的轉變；菲利普斯類似哈羅德·布魯姆所說的“逆崇高”式的寫作是其對抗帝國文化霸權的有效策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隨著大量有色移民進入英國，多元文化主義和種族主義構成英國社會文化生活的主旋律。值得注意的是，多元文化主義并不能與反種族主義同日而語，即：倡導多元文化并不意味著反對種族主義，如本·皮徹所說，“多元文化主義是與種族政治和種族主義斗爭的場域，勝利和失敗皆有可能”（Pitcher 4）。

哈尼夫·庫雷西的小說《郊區(qū)佛爺》（The Buddha of Suburbia, 1990）有美化英國多元文化社會，借此淡化和忽視英國種族主義現(xiàn)實的嫌疑。小說主人公印度穆斯林移民哈倫借助對東方文化（印度瑜伽和中國道教）無厘頭的雜合與炒作實現(xiàn)了發(fā)財致富的英國夢。《郊區(qū)佛爺》中由哈倫主導的倫敦郊區(qū)東方文化熱與薩姆·塞爾文的小說《孤獨的倫敦人》（The Lonely Londoners, 1956）中描寫的加勒比男性移民倫敦城里釋放性欲的狂歡有異曲同工之妙，均揭示了如下事實，即：有色移民將英國人對東方文化與黑人種族的獵奇欲誤認為是多元文化語境下英國社會種族平等的主張。

借助園藝學和基因科學術語（如：異花傳粉和基因控制），扎迪·史密斯在小說《白牙》（White Teeth, 2000）中，揭示了英國多元文化、種族融合的表象之后隱藏著的消除異質文化與種族基因的真實動機。卡里爾·菲利普斯更進一步，將非裔美國黑人喜劇藝術家伯特?威廉姆斯和英國黑人拳王特平的生平事跡融入文學創(chuàng)作，指出：以非裔黑人為代表的有色移民及其后代雖然為英美社會的（多元）文化生活做出巨大貢獻，然而，其文化貢獻者的正面形象卻最終被其非裔黑人的種族身份抵消。如同菲利普斯在小說《遠岸》（A Distant Shore, 2003）中所寫，盡管非裔黑人加布里埃爾/所羅門與英國白人女性多蘿西確有共同生活的現(xiàn)實需求，然而，英國社會卻給這一需求打上了違反倫理道德禁忌的標簽。由此可見，當代英國社會中的多元文化主義已成為庫雷西、史密斯和菲利普斯等作家作品中痛苦與歡樂、絕望與希望并存的黑色幽默。

當代英國仍具有顯著排他性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特征，具體表現(xiàn)為：諾丁山種族暴亂（The Notting Hill riots, 1958）、英國保守黨議會議員的伊諾克·鮑威爾（Enoch Powell, 1912—1998）“血河演講”（the Rivers of Blood speech, 1968）和20世紀七十年代末右翼民族主義或新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等。盡管如此，從《孤獨的倫敦人》中加勒比移民將倫敦“黑人化”（nigrification）的欲望、《郊區(qū)佛爺》中哈倫的東方文化炒作、《白牙》中男主人公孟加拉移民薩馬德對增加兒子所在學校穆斯林節(jié)日的嘗試，到菲利普斯游記《大西洋之聲》中對利物浦城里非洲奴隸貿易遺跡與遺物的介紹，當代英國族裔流散作家試圖向讀者傳遞如下信息，即：（前）英國殖民地的有色移民的到來使英國的殖民歷史與英國當下現(xiàn)實、英國本土文化與族裔“他者”文化、英國白人與有色移民之間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了互動關系。這一互動關系共同創(chuàng)造了當代英國的“英聯(lián)邦”國家屬性。在上述作家作品中，與其說英聯(lián)邦是英國創(chuàng)造的國際政治組織，不如說是以種族和文化雜合為表征的英國國家身份的代名詞。

馬爾科姆·布拉德伯里曾寫道：“英國的傳統(tǒng)始終具有世界性。以喬叟、斯賓塞、莎士比亞、彌爾頓、拜倫和雪萊為代表的作家及其作品展現(xiàn)出世界性特征，涉及旅行、朝圣、流放、移民、多元文化主義和無地方性等主題”（Bradbury iii）。布拉德伯里所說的英國傳統(tǒng)的世界性內含英國“自我”與異質“他者”（尤其是殖民地“他者”）之間的鏡像關系，對這一關系的描述可追溯至英國文藝復興、浪漫主義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

隨著大英帝國殖民地數(shù)量的增多，英國人大量移民海外。英國流散作家從殖民地英國人的“他者”視角出發(fā)極力維護英國殖民統(tǒng)治，在飽受殖民地艱苦生活的同時，將英國想象成需要保護的“仙后”，作家本人及其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則是勇于為“仙后”獻身的騎士。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導致大英帝國的沒落。盡管如此，在以達雷爾和萊辛為代表的英國殖民地流散作家的作品中，英國依然擁有世界乃至宇宙星系的中心地位和神圣的光環(huán)。然而，這一光環(huán)僅是兩位作家自欺欺人的幻想。約瑟夫·康拉德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1902）中，小說人物庫爾茨臨死前的恐怖嘆息是殖民地上的英國流散者“他者”想象的另類極端表現(xiàn)和對英國殖民神話的徹底否定。當代英國族裔流散作家筆下的英國有色移民“他者”想象中的“英聯(lián)邦”，是充滿種族、文化雜合、矛盾沖突以及懷舊情緒的“主題公園”；盡管其中主題各異、風格多樣，但對殖民歷史和后殖民現(xiàn)實的倫理道德批判確已成為恒久不變的文學景觀和構建英國國家身份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霍米·巴巴將“地方世界主義”（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定義為“從少數(shù)主義者的視角（minoritarian perspective）出發(fā)衡量全球進步”（Bhabha xvi）。借用這一定義，可做出如下判斷，即：喚醒英國人對英國“地方世界主義”的認知是當代英國族裔流散作家心照不宣的集體創(chuàng)作動機。

此文原載于《外國文學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