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

《甘蔗林——青紗帳》

在近年來有關當代詩歌的若干評論中，我曾多次談到郭小川。他巨大的影響力，以及由此涉及的詩人之于時代和藝術自身多方面的關系，已成為不同的詩人們看待詩歌功能的潛在標準。

郭小川的詩歌，曾是我們一代人的記憶。幾天前，當我在微信朋友圈中貼出1977年版《郭小川詩選》書影后，立刻有多位朋友留言，他們都有這部詩選。其中一位我大學時代體育系的同學，見此更是欣喜地表示，“《秋歌》《團泊洼的秋天》非常喜歡”，并隨之附上了其中的若干詩句。這讓我想起我們七七級一代剛進校園時，朗誦并談論郭小川詩歌的情景。當然，從上世紀50年代走過來的上一代人，對郭小川詩歌的記憶應該更為深刻。

從那時至今40多年來，一批批詩人從我們的閱讀中走過，但隨著時光的流逝和評價尺度的變更，許多名盛一時的詩人都逐漸黯淡。而關于郭小川的評價，卻始終處在一個恒定的位置上。他在主流寫作者心目中的典范意義自不必言，即便那些挑剔苛刻的寫作者，也對他保持著一份內(nèi)心的敬重。一方面，他是一位一直處在時代潮頭，并因多方面的藝術建樹而擁有大量讀者的詩人；另一方面，作為主流寫作者的標志性，他又是一個不可復制的特殊個體。郭小川的詩歌既統(tǒng)一于他所服膺的事業(yè)，又與他由此建立的胸襟格局，以及真誠的獨立思考的精神密切相關。這既是詩人與時代的相互選擇，更是詩人的自我造化。

郭小川的詩歌起步于北平學生運動時期，成規(guī)模的寫作始于1937年前后，此間，他書寫了《滹沱河上的兒童團員》《駱駝商人挽歌》《我們歌唱黃河》等一系列詩作，這是他個人才情與所投身事業(yè)的最初合奏。但那時的他想象過自己日后更大的詩歌作為嗎？我們無法回答。因為從此后的1947年直到1954年，他中止了詩歌寫作。先是從延安的軍政干部到擔任豐寧縣縣長，繼而是《群眾日報》《大眾日報》《天津日報》等新聞戰(zhàn)線上的編采領導工作，接著轉(zhuǎn)赴武漢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處長兼文藝處長，直至回到北京出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

從一名軍政干部開始，歷經(jīng)新聞宣傳、理論宣傳，直到身居國家文藝宣傳中樞機構之職，在每一個位置上，他都展現(xiàn)出杰出的才華。在中南局期間，他以“馬鐵丁”的筆名與人合寫的系列時政思想雜文，曾經(jīng)名噪一時；在中宣部文藝處期間，又參與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撰稿；此外，還書寫了大量的政策調(diào)研和新聞報道。由此不難看出，他已完全投身于所從事的事業(yè)中，他的身份已被他的事業(yè)所規(guī)定。應該說，郭小川既有能力，更有熱情，在這一事業(yè)軌道中樂此不疲。

事情的轉(zhuǎn)折發(fā)生在1955年，他由中宣部文藝處轉(zhuǎn)任中國作協(xié)黨組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兼秘書長之職，也就是從宣傳系統(tǒng)轉(zhuǎn)入文學系統(tǒng)。這一職務要求他的，雖然仍有行政領導職責，但作協(xié)的職能性質(zhì)，則使他重新啟動了詩歌寫作，且一出手就名動天下，有了《投入火熱的斗爭》《向困難進軍》《閃耀吧，青春的火光》等詩作。

這是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全國各地的基礎設施建設、重工業(yè)建設、石油開發(fā)和邊塞拓荒等各種建設項目的攤子全面鋪開，又面臨國際經(jīng)濟封鎖的困難背景下，郭小川以國家大局和時代大局的宏觀視野，又以一位老戰(zhàn)士和兄長的口吻，向一代青年公民發(fā)出的鼓動和召喚。“啊啊，你們這一代/將是怎樣的光榮”，“大西北的黃土高原/將因你們的勞動/變得/和江南一樣/遍地春風”。在詩體形式上，這些詩作由馬雅可夫斯基式的臺階體構成，大海排浪、一浪三疊式的波次連帶，視覺效果上恢弘壯闊，富于朗誦效果的鏗鏘節(jié)律，尤其是貫穿于其中的政論性的雄辯，使之成為與時代主旋律“押韻合轍”的首創(chuàng)性典范，也由此奠定了郭小川式的政論體詩歌模式。

但仔細推敲就會發(fā)現(xiàn)，貫穿在這些詩作中的，仍是一種宣傳鼓動思維。其本質(zhì)正像他所書寫的“馬鐵丁”雜文一樣，都屬于職務職責行為。然而，正是這種職務職責賦予的使命感和胸懷，又使他獲得了一種潛在的時代授權感，進而呈現(xiàn)為時代代言人的角色。這種角色，顯然并非他對自己的刻意設定，但他的經(jīng)歷、位置和格局，則決定了他的詩歌格局——也就是時代重器和國家重器型的寫作。這也是為此后眾多主旋律寫作者所渴望，又因內(nèi)在格局的不對稱而難以抵達的那種境界，之所以稱郭小川為“一個不可復制的特殊個體”，就是基于這一根本原因。

但郭小川終歸是一位深諳藝術之道的詩人，對于為自己贏得盛譽的這類詩作，他此后曾這樣表示：可以說，它們正是“馬鐵丁雜文”的宣傳意識與詩歌創(chuàng)作沖動相結合的結果。如其所說，“我情不自禁地以一個宣傳鼓動員的姿態(tài)，寫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簡直就像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鄉(xiāng)村的土墻書寫動員標語一樣。我的出發(fā)點是簡單明了的。我愿意讓這支筆蘸滿了戰(zhàn)斗的熱情，幫助我們的讀者，首先是青年讀者生長革命的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熱的斗爭’”（《月下集》）。

這波高音區(qū)的詩歌之后，時代風云的變幻則使他轉(zhuǎn)向冷峻與凝重，繼而寫出了《將軍三部曲》，以及《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贊歌》《一個和八個》等記敘體長詩。這些對戰(zhàn)爭年代復雜人性進行深入思考的作品，也是超出了時代限制的更為深刻的書寫，呈現(xiàn)出一個別具思考光澤的郭小川。

1962年，郭小川調(diào)任《人民日報》特約記者，迎來了自己詩歌寫作的重要時刻。他幾乎馬不停蹄地奔波于全國各個一線建設的現(xiàn)場，書寫了諸如有關“鋼都”鞍鋼和“煤都”撫順的長詩《兩都頌》，有關包鋼的《平爐王出鋼記》等等數(shù)量龐大的一系列詩作。而這其中的精華部分，則結集于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甘蔗林——青紗帳》中，其中包括《廈門風姿》《鄉(xiāng)村大道》《秋歌（之一）》《秋歌（之二）》《秋歌（之三）》《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東北“林區(qū)三唱”系列的《祝酒歌》《大風雪歌》《青松歌》，以及《甘蔗林——青紗帳》《青紗帳——甘蔗林》，這些都是我們耳熟能詳?shù)淖髌贰?/p>

在我看來，這既是他代表作中的核心作品，也是支撐起他作為一個時代經(jīng)典詩人形象的標志性詩篇。關于這些詩作的重要性，我愿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待：

其一，從《投入火熱的斗爭》開始，郭小川開創(chuàng)了激情雄辯的政論體詩歌模式，而在這些詩作中，他將政論激情融入一幅幅陌生新鮮的茂密物象中，這些由他首次展現(xiàn)的豐茂物象和精彩呈現(xiàn)的藝術魅力，使閱讀獲得了激情感染和物象驚奇的雙重沉浸，由此也深化了這種政論體詩歌模式。

其二，許多讀者之所以至今仍對這些詩作津津樂道，且并不覺得它高調(diào)或有說教之嫌，就在于其抒情音調(diào)和主體人格的高度統(tǒng)一，以及飽蘸于其中的真誠與真摯，這種感情在讀者中獲得了強烈的心理認同。也就是說，大家認可，這就應該是郭小川的詩歌，也是只有他才能寫出的詩篇。

其三，在“大我”的聲調(diào)中，貫穿著平易親切的個人聲調(diào)。郭小川詩歌的政論性抒情，沒有絲毫真理在握的凌駕感，而是將鼓動的高亢，平抑在交談式的基調(diào)中，進而轉(zhuǎn)化為人所共有的通俗情懷。諸如“可記得？我們曾經(jīng)有過一點渺小的心愿：/到了社會主義時代，狠狠心每天抽它三支香煙”，諸如此類的表達，都曾輕易地觸動了許多讀者的心弦。

其四，也是極為重要的，就是這些詩作中的形式建樹。在此，且以《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為例：這片土地喲，頭枕邊山、面向國門，/風急路又遠啊，連古代的旅行家都難以問津；/這片土地喲，背靠林海，腳踏湖心，/水深雪又厚啊，連驛站的千里馬都不便揚塵。

在這里，郭小川開創(chuàng)了這樣一種詩體形式：四行一節(jié)，每行多個短句，每節(jié)兩個句組，然后兩個句組上下對仗，每一詩行的多個短句又隔行對仗。新詩自誕生以來，一直存在著一個形式的民族化探索問題。在這里，他把古典文學中漢賦和駢文的鋪排與對仗轉(zhuǎn)化在時代語境中，形成了綿密豐茂的意象鋪排和節(jié)奏變化，同時以句型對仗的工整和規(guī)律性，使詩歌便于記憶和朗誦，并直接呼應了民族深層審美心理習慣，具有親和感。這種形式，此后也曾為眾多的詩人所仿效。

此外，這種四句、長行詩體的精簡格式，諸如《秋歌》三首中兩行一節(jié)，相互對仗，且詩行適中，簡約明快的現(xiàn)代駢體風格；“林區(qū)三唱”中《祝酒歌》之類，詩行短小如元代小令，句型結構既錯落自由又大體對仗，等等，這些活潑有序的民謠體風格，都成了鮮明的郭氏詩歌標記。

其五，是郭小川的語言建樹。繼詩體形式的民族化探索之后，他的詩歌在語言形態(tài)上又表現(xiàn)出一個突出特征，這就是納入了豐富的民間俚語和民眾口語元素，并形成了令人喝彩的藝術效果。諸如《祝酒歌》中，“三伏天下雨喲，/雷對雷，/朱仙鎮(zhèn)交戰(zhàn)喲，/錘對錘；/今兒晚上喲，/咱們杯對杯！”《青松歌》中的“三個牧童，/必講牛犢；/三個婦女，/必談丈夫；/三個林業(yè)工人，/必夸長青的松樹”，等等。但這類語言并非現(xiàn)成的存在，而是來自作者長期的基層生活，來自他對有關民眾語言元素的敏感體認與豐富積累，繼而以其詩人才華進行的再創(chuàng)造。如今，在詩歌語言的翻譯體腔調(diào)一再受到詬病之時，郭小川詩歌的這種典范性成果更顯得珍貴。

因此，詩人郭小川既是時代重器型的作家，也是在中國現(xiàn)代詩人序列中留下了多項遺產(chǎn)的一位詩人。他在他的時代所開創(chuàng)的政論體詩歌模式，他與同時代詩人一起踐行的“深入生活一線”的寫作模式，都曾對中國文學與作家，也對一代代的讀者產(chǎn)生過深遠的影響。同時，郭小川在詩歌文本方面一系列的藝術建造和人格范式，則使他既屬于他的時代，又超越了他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