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

《二月》

1963年，謝鐵驪根據(jù)《二月》改編的電影《早春二月》劇照

《二月》是柔石（1902-1931）的小說代表作之一，在中國文學史上頗有影響。自1929年出版以后，引發(fā)諸家評議，反響熱烈，魯迅也曾撰文推介，各界對《二月》的分析、研究與討論一直持續(xù)至今。1960年代，小說《二月》被拍成電影《早春二月》，成為“十七年電影”的經(jīng)典作品。1980年代，亦出版了多種連環(huán)畫版“二月”，大大提高了小說的普及化與通俗化。進入新世紀以來，越劇《早春二月》、話劇《二月》等佳作頻出，讓觀眾感受到柔石作品的視覺與聽覺雙重魅力。本文即梳理近百年來《二月》諸般樣態(tài)，考察其“彷徨的張力”，看《二月》是如何成為長盛不衰的經(jīng)典的。

一

1926年早春，柔石離開北京，向南回到“綠色的海濱”——上海，想找“做事吃飯的地方”，暫住嚴蒼山、汪靜之、童中岳等同學家中，與王方仁和崔真吾一起創(chuàng)辦學校而奔走于杭滬間。隨后，柔石經(jīng)王方仁介紹至鎮(zhèn)海中學教課，后任教務主任。期間“三·一八”事件使柔石“心內(nèi)的一腔憤懣，真恨的無處可以發(fā)泄”，于是“意識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悶與呼號，湊合青年的貧窮與忿恨”，遂作小說《舊時代之死》。

1927年柔石經(jīng)寧海中學吳文欽邀請，以“開展寧地之文化”之想法，“返里服務”，擔任寧海中學國文老師，兼授音樂與英文。隨后發(fā)生的“四·一二”事件則讓江南一片白色恐怖，柔石身陷入其中而周旋。

1929年，柔石經(jīng)歷了大革命的失敗，環(huán)境迫使他在思想上讓過去那種各行其是的自由主義色彩逐漸退卻。這時的他將自己在浙江那段教師生活融入小說里，創(chuàng)作了《二月》，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鎮(zhèn)海縣為芙蓉鎮(zhèn)，寧波市即海市，普陀山是女佛山，鎮(zhèn)海中學即芙蓉鎮(zhèn)中學。

《二月》以1926年前后作為時代背景，通過書寫青年知識人蕭澗秋、陶嵐等，以及在北伐戰(zhàn)爭中失去丈夫的寡婦文嫂及其一對子女的命運際遇，反映了大革命時期社會現(xiàn)實和知識人對所處時代的思考，人物形象鮮明、語言極富詩意、篇幅精悍有余味。雖然《二月》以戀愛為主題，但青年對時代的“彷徨”、對時局的“徘徊”，讓柔石的筆墨堅定地站在貧苦無依的寡婦孤兒這一面。可以說，對革命者的尊重與對弱者的憐憫，構成了蕭澗秋的性格底色。小說里文嫂及其幼子的雙亡，讓蕭澗秋心靈上受到了打擊：拯救弱小者和人道主義的寄托徹底被摧毀，他苦悶著、矛盾著，對未來更加彷徨，看不到路在哪里。另一方面，陶嵐與蕭澗秋之間感情糾葛，組成了《二月》的中心情節(jié)，使讀者有了青春美感之閱讀體驗。陶嵐面對蕭澗秋娶文嫂為妻時，壓著內(nèi)心波瀾，只有一句“我覺得自己孤單”，恰似蕭澗秋說的“長陰的秋云里底飄落的黃葉的一個人”。

二

《二月》寫就后，柔石送交魯迅閱讀。魯迅很重視這部作品，對它有詳細的口頭批評，非常具體地指出優(yōu)點，也指出缺點，柔石非常悅服這種誠懇而具體的批評。他說這種批評才是對作者有幫助的批評。魯迅于8月20日撰文《柔石作〈二月〉小引》發(fā)表在《朝花旬刊》第一卷第十期。10月5日，魯迅校畢《二月》。11月22日，《二月》由上海春潮書局出版。

陶元慶(1893-1929)，字璇卿，浙江紹興人。師從豐子愷和陳抱一等名家習西洋畫，國畫等亦有涉獵，為其從事書籍裝幀藝術奠定了美學基礎。魯迅的《苦悶的象征》《彷徨》《故鄉(xiāng)》等作品封面皆出自陶氏之手，與豐子愷、錢君匋并稱為中國現(xiàn)代書籍裝幀的三大家。1929年8月6日，陶元慶因病去世。故柔石《二月》封面成了陶氏遺作。《二月》的封面，陶元慶用上下兩段橫線，簡練地概括了畫面的空間，黑色線條勾勒出諸多人物的相貌，在類似河流中顛三倒四漂流著，滿幅畫面被緊張的情緒所包圍，將“二月”主題表現(xiàn)得恰到好處，又耐人尋味。畫面富裝飾感而柔弱陰沉，雖屬于西方的風格，但里面卻涵容著一種東方的飄逸的氣韻。

柔石拿到樣書立即寄贈妹妹一冊。12月3日，柔石又寄妹妹《三姊妹》小說一冊，扉面上還親筆寫著“前給你《二月》，你會懂嗎？現(xiàn)在送你這一本，很淺的，你可看看。”

《二月》出版以后，佳評如潮。《春潮書局出版物所得的佳評》一文摘引魯迅贊語：“我從作者用了巧妙的技術所寫成的草稿上，看見了近代青年中這樣的一種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動。”次年魯迅將《二月》列為“優(yōu)秀之作”之一再次予以肯定。魯迅的《柔石小傳》中總結“小說《舊時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為柔石的“文學上的成績”之一。柔石女友馮鏗則說：“你把我的精神占領了去！坦白地告訴你：……自看你的《二月》以后，一種神秘的，溫馨的情緒縈繞著我。差不多每一件事物，每一個時間空間我的心里總是充塞了這樣不可救藥的情緒，弄得自己簡直莫明其妙，好像完全轉換了另一個人！”

歲月悠悠，業(yè)已證明《二月》的藝術生命力。自《二月》1929年由春潮書局出版外，還有廈門大學油印版（年份不詳）、1980年英文版、1982年德文版等，廣為流傳，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小說之一。

三

電影導演謝鐵驪尤為偏愛五四時期的小說，他認為《二月》不是“才子佳人”的憂郁生活，而是討論知識人面對革命，是順流而進，還是急流勇退，這恰恰反映著革命的人道主義。但謝氏改編《二月》時，對柔石略顯消極的結尾——蕭澗秋去了女佛山——做了修改，即讓蕭澗秋奔向革命。

謝鐵驪劇本《二月》于1962年2月16日完成，載1962年6月7日《電影創(chuàng)作》第三期。后來夏衍很重視這部劇，他認為原著小說中的“二月”，實質(zhì)上表達的是一種“春寒”。他又認為60年代的“二月”已無“春寒”之意。于是建議將片名改為“早春二月”，點出“早春二字比較醒目一些”，意即“春天快到了，但春寒還未盡”。此修改乃點睛之筆，叫“早春”而非“初春”，一字之差卻云泥之別，再一次體現(xiàn)了文藝體裁的標題都是極重要的。

1962年，夏衍在北京電影廠召開關于《二月》的討論會上說：柔石《二月》發(fā)表之時，由于當時的社會情況，原著及魯迅的“小引”都很隱晦，比如小說中沒有表現(xiàn)芙蓉鎮(zhèn)的地下激流，因為當時這些東西不允許反映在作品中。但夏衍認為謝鐵驪改編的時候，可以運用一些后景、道具以及通過人物的精神面貌，將當時的時代背景勾勒出來。夏衍是左翼電影運動的開拓者、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所以本身對柔石的《二月》應該也很喜歡的。夏衍對劇本的分鏡頭進行了細心修訂，比如說，謝鐵驪寫的劇本里原有一處，場景為“荷花地，外，夜，春”，夏衍則在“春”的地方畫了一個圈，并打上問號，旁邊注明“春天不會有荷花”。夏衍的批改臺本藏于北京電影制片廠，2000年為紀念夏衍誕辰100周年而影印出版，收入《夏衍手跡》。

1963年電影《早春二月》拍攝完成，可謂謝鐵驪最成功的電影作品，也最可代表其藝術風格。因為此片藝術上的重大突破，播映后引發(fā)強烈反響。1983年被葡萄牙第十二屆菲格拉達福茲國際電影節(jié)譽為“中國最美麗的電影”。1995年又被評為“中國電影90周年十大優(yōu)秀影片”。

《早春二月》里“蕭澗秋極想有為，懷著熱愛，而有所顧惜，過于矜持，終于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得。”同時，“他其實并不能成為一小齒輪，跟著大齒輪轉動。” 細觀《早春二月》，其愛情色彩頗淡，更多描摹的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找尋與探求，以及任何時代青年都會有的彷徨、苦悶與迷惘。《早春二月》在當時充滿了爭議，但在后世卻讓我們恍然大悟，在“十七年”電影史上留下濃重的筆墨。這使柔石《二月》在非常年代里實現(xiàn)了經(jīng)典的再生。

四

在20世紀中國的大眾傳播史上，連環(huán)畫無疑是一個無法忽視的文化存在。自上世紀20年代在上海誕生，到80年代急遽退場，連環(huán)畫以其“圖畫敘事”的媒介特質(zhì)和建構其上的通俗文化形式，深深地嵌入20世紀中國的社會文化底版之中，成為國人共有的文化記憶。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80年代前后，至少有四種與小說《二月》有關的連環(huán)畫出版，發(fā)行量達180萬冊之多。

比如1979年有電影連環(huán)畫冊《早春二月》（文飄改編，中國電影出版社1979年版），是根據(jù)同名影片改編而成。封面極有特點，是陶嵐看蕭澗秋彈鋼琴的畫面，在中國還在“徘徊”的時期，描述青年人彷徨的電影用體現(xiàn)愛情畫面作封面，足見中國改革之端倪。

1980年出版有連環(huán)畫《早春二月》（姜文麗改編、邵殿英選片，遼寧美術出版社1980年版，印數(shù)530,000冊），亦由電影改編而來。

1981年則有連環(huán)畫《二月》（小戈改編，胡博綜繪畫，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年版），此冊特點是將結尾改為“陶嵐和哥哥去上海準備找蕭澗秋”，“河水總要流向大海，匯成那呼哨著的濤聲……”連環(huán)畫的題意所指非常明顯。

1984年，王良瑩改編、盛增祥繪畫的連環(huán)畫《二月》（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封面是蕭澗秋低頭趕路的苦痛表情，封底則畫著芙蓉鎮(zhèn)的橋和風中的柳樹，在內(nèi)容提要里稱“故事刻畫了舊社會知識分子在摸索前進道路上的痛苦心情，揭露了舊社會的黑暗”，頗具時代特征。

反映年輕人“彷徨”的通俗連環(huán)畫《二月》，其巨量發(fā)行、受眾群體、風格特征、藝術成就等方面都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經(jīng)典作品對社會文化傳播產(chǎn)生出的巨大影響力，在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上，還沒有哪種文化傳播形式或載體可以達到如此普及的程度。

時代在更迭，青年人的“彷徨”卻似乎成為一個亙古主題。2019年，話劇《二月》的導演李六乙接受《北京晚報》采訪時說：“柔石筆下的芙蓉鎮(zhèn)有太多值得思考的東西，其中的一些甚至比我們很多當代的作品更具思考價值，它關乎當下，無疑也關乎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