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報》的前身《新民報》有著很深的“紅色血脈”：它曾聘請多位共產(chǎn)黨作家編輯副刊，曾多次刊登來自延安方面的詩文、消息，并且吸納、隱蔽了大量的地下黨員。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的日子即將到來之時，讓我們再次走進歷史，走進往事……

圣地消息

1938年1月24日，冬季的重慶寒冷潮濕。這天本是舊歷的北方小年，但從天南海北匯聚于此的各地人民卻大概沒有什么好心情。抗日戰(zhàn)爭進入了第二個年頭，關(guān)心戰(zhàn)事的人，在街頭買過一張《新民報》，就如饑似渴地讀了起來。在那時的重慶，《新民報》是第一張內(nèi)遷后復刊的報紙，許多人對它感到特別親切。翻到第二版，下方的副刊《血潮》中，驀然，“出延安城的北門”字樣跳入眼簾，細心而敏感的讀者急忙一口氣讀了下去——

這篇署名“友民”的文章標題為《特區(qū)托兒所一瞥》，介紹了延安在窯洞里開辦托兒所，照顧忙于革命工作的同志的孩子，這些孩子其中有的還是經(jīng)歷過長征磨難的。雖然已經(jīng)“國共合作”，但在國統(tǒng)區(qū)見諸報紙正面介紹延安情況的文字仍然極為有限，因此不得不引起當時人，以及現(xiàn)在的我們的好奇。

寫作此文的友民，全名鄧友民，是《新民報》經(jīng)理鄧季惺的胞弟，1933年入黨，1937年去延安工作，其弟鄧友辛、鄧友理亦于1938年3月赴延安參加革命工作。鄧家一門三兄弟都趕赴革命圣地，令人感嘆。做姐姐的鄧季惺及報社一個與鄧友民要好的同志，趁此機會邀請他給《新民報》寫通訊；此外另有報社的其他同志根據(jù)各自的關(guān)系，約請去延安的同志寫稿。由此，《新民報》上就有了一組共十二篇有關(guān)延安的珍貴消息。

1月25日續(xù)完《特區(qū)托兒所一瞥》之后，2月16日、19日，又分兩次連載了《廢歷新年在延安》，記述了延安用國防春聯(lián)、改良秧歌舞、戲劇聯(lián)合公演、武裝示威大會等方式舊年新過，展現(xiàn)了延安的勃勃生機。而在此后的2月25日至27日，《新民報》連續(xù)三天以“延安通訊”的欄名，在四版新聞版的左上角醒目位置，刊登了鄧友民對2月11日“陜甘寧反侵略大會”的系列報道，其中第一篇標題為《毛澤東保證打勝戰(zhàn)》，相當惹眼。這個大會是呼應(yīng)同時間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毛澤東為名譽主席之一）的系列活動而舉辦，大概可以稱為“延安分會場”吧，于是，《新民報》可以理直氣壯地高調(diào)處理這批稿件，讓人眼前為之一亮。

此后不久，這些通訊、消息、報告文學，再度“移師”副刊《血潮》。此后的撰稿人還有蘇笛漢、齊語。齊語，原名王冰之，1937年入黨并去延安，此后一直工作在新聞戰(zhàn)線。從標題就可以看出，這些稿件全面地介紹了延安抗戰(zhàn)方方面面的情況，給國統(tǒng)區(qū)讀者以新鮮的信息：《陜甘寧邊區(qū)醫(yī)院巡禮》《魯迅藝術(shù)學院》《西北戰(zhàn)時青年訓練班》《日兵在延安演劇》《延安女自衛(wèi)軍》《活躍的延安——記“七一”和“七七”》……

根據(jù)老報人陳理源的回憶，當時從延安寄平信來重慶，有時要一個多月才能收到。作者是沒有能力負擔航空郵費的，但讀者渴望讀到延安信息，報社也希望能夠及時地“搶新聞”，因此便預先寄稿費給他們，請他們用航郵寄稿。但當時延安重慶間的交通常生梗阻，之后隨著戰(zhàn)事吃緊，9月《血潮》也停刊，9月4日刊出最后一篇，這組稿件即遺憾地告一段落了。饒是如此，它依然在《新民報》乃至新聞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日后，趙超構(gòu)在《新民報》上連載轟動一時的《延安一月》之時，不知道《新民報》同仁是不是會想起幾年前這難忘的一段“飛書傳信”呢？

綿里藏針

其實，《新民報》與共產(chǎn)黨人的聯(lián)系遠不止此，亦遠非自此始。

1935年秋，《新民報》主持人陳銘德與徐悲鴻小聚，再次說起心心念念的話題：有沒有好作者可以介紹給《新民報》？“有啊！”徐悲鴻立即說，“田壽昌、華漢都在南京，你可以去找他們！”

田壽昌、華漢即田漢、陽翰笙，都是文藝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老共產(chǎn)黨員。1935年2月他們被捕，押解到南京，如今雖說被保釋出獄了，但行動還是受到監(jiān)視。不管陳銘德是否知道底細，他一貫兼收并蓄的辦報態(tài)度，或者說勇氣，讓他毫不猶豫地第二天就去拜訪田漢。田漢一口答應(yīng)。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他為《新民報》撰文五十多篇。緊接著，陳銘德又去拜訪陽翰笙，并請他主編副刊。說起來，當年在上海的時候，陽翰笙還曾動員過鄧季惺參加革命哩。能有一個左翼戲劇界施展手腳的舞臺，陽翰笙自然也很高興，不過出于謹慎的考慮，商定署名主編為《新民報》的總編輯趙純繼，他負責實際工作。就這樣，從1935年12月1日起，副刊《新園地》問世了。在這片園地上，大量的進步文章得以發(fā)表。

副刊，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一個綿里藏針、曲筆諷議的平臺。許多中共黨員作家通過較為“軟性”的副刊文字，傳遞進步信息。1946年，重慶《新民報》日刊增開一系列周刊，其中有好幾個都是共產(chǎn)黨作家負責的：聶紺弩主編的《呼吸》、力揚主編的《虹》、孟超主編的《人間樂園》等。《呼吸》也正是因1947年3月刊發(fā)《無題》諷刺國民黨士兵“武力至上”，遭到迫害停刊。

也是在1946年，上海《新民報》晚刊創(chuàng)刊，夏衍曾參加過副刊《夜光杯》的編輯工作，并長期開設(shè)專欄《桅燈錄》。這個專欄經(jīng)常為《新民報》其他各版轉(zhuǎn)載，一度幾乎成為五社八版的“共同語言”，一文既出，天下共讀。此后，1947年至1948年，早已是《新民報》長期作者的袁水拍（馬凡陀）也曾主編《夜光杯》。

《新民報》副刊的巔峰時刻，無疑是1945年11月14日發(fā)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此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詳，這里也就不多說。其實，《新民報》副刊還曾發(fā)表過朱德的詩。

1946年10月10日，南京《新民報》日刊正式復刊，這天除了常規(guī)的四版，還出了共四版的“國慶增刊”。在增刊的第二版中間偏左位置，有署名朱德的一首詩《太行山書感》。此版本與現(xiàn)通行的《太行春感》有個別字詞差異，抄錄如下：遠望春光鎮(zhèn)日陰，太行高聳氣森森。忠肝不灑中原淚，壯志堅持北伐心。百萬雄師驚賊膽，三年苦戰(zhàn)獻吾身。從來燕趙多豪俠，驅(qū)逐倭兵共一樽。這首詩最初發(fā)表于《八路軍軍政雜志》第二卷第十一期（1940年11月15日），原題《住太行春感》。《八路軍軍政雜志》是八路軍總政治部機關(guān)刊物。這首詩如何會流傳至《新民報》并得以發(fā)表？或與報社內(nèi)部地下黨員的作用有關(guān)。可能也因經(jīng)過輾轉(zhuǎn)傳抄，故與《沁園春·雪》一樣，與原件有了字詞上的偏差。有研究者發(fā)現(xiàn)，1941年胡適日記中就記載了通過媒體轉(zhuǎn)載讀到朱德這首詩（李傳璽：《毛澤東、朱德詩詞最早傳入美國》文匯讀書周報，2003年9月9日），說明當時各種傳抄的情況都是有的。不管是從何渠道得到此詩吧，特地編發(fā)在“國慶增刊”中，必定是有深意存焉：因為就在相鄰的“增刊”第三版，編者就大做特做慈禧生日（舊歷十月十日）的內(nèi)容，實為暗諷蔣介石的“六十大慶”——“雙十”前一天為舊歷九月十五日，是蔣介石舊歷生日，各地正在大做吹捧文章呢，而《新民報》此舉，無疑是指桑罵槐。既然如此，在惹眼位置扎一根“朱德”的刺，當然也是有意為之。

登出來，當然是讓人看的，懂的自然懂，也包括國民黨。次年年末，在一次聚會上，新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李惟果見到時任南京社總編輯曹仲英，拍拍他的肩：“有人說，你們是共產(chǎn)黨，至少是和共產(chǎn)黨有關(guān)系的報紙……在國共兩軍決戰(zhàn)的日子里，你們還登了朱德的詩……”曹仲英從容應(yīng)對：“我們標榜的是超黨派的民間報。”但他或多或少大概有數(shù)，此時，《新民報》的“偏左”已經(jīng)逐漸勢不可擋。

地下烈火

《新民報》報社人員中極少是有黨籍人士，共產(chǎn)黨員當然是只能以地下黨的身份存在。抗戰(zhàn)開始，《新民報》與共產(chǎn)黨關(guān)系漸次建立，報社中也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了地下黨員的身影，其中相當多是為了隱蔽身份，而報社中進步人士也暗中保護。時任重慶社總編輯陳理源回憶，“重慶《新民報》在解放前接納的中共地下黨員，據(jù)我所知，先后共達二十六人之多，超過國民黨黨員人數(shù)。這在國統(tǒng)區(qū)內(nèi)，以一個常有職工總數(shù)僅二百多人的民營報紙，能夠容納這樣多的共產(chǎn)黨員者，是不多見的。”

陳理源本人就是一位頗為“激進”的青年——當時報社同事送他雅號“理源洛夫”。1943年他因為曝光孔祥熙大小姐飛美國結(jié)婚的消息，引起極大風波，一氣之下，曾去找當時以資料室主任身份隱蔽的地下黨員張志澄，要求去延安或《新華日報》。張志澄出于戰(zhàn)略考慮，勸說他留下，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與他相似的還有一位張鳴正。張鳴正綽號“鳴正斯基”，1936年他還是校對，就以所謂“共黨嫌疑”而被捕過。1946年，在“五二〇學生反饑餓反迫害運動”的風潮中，時為上海社記者的張鳴正再次被捕（陳理源同期在重慶被捕）。張鳴正一直想要去延安，1945年毛澤東來重慶談判，會見趙超構(gòu)，趙說起此事。毛澤東對潘梓年說：“為什么把一些進步青年都往延安送？國統(tǒng)區(qū)也很重要，新民報這樣的陣地，我們派人去還來不及呢，我們要多多支持才是。”1946年出獄后，張鳴正在張志澄安排下，轉(zhuǎn)移去了中原解放區(qū)，并終于如愿入黨。此后他與劉淑賢回到《新民報》工作過一段時間（劉淑賢曾為《新民報》外勤記者，在中原解放區(qū)入黨并與張結(jié)為夫妻），后來，還介紹黨員張先疇進入成都《新民報》，任總編輯。

地下黨員就是這樣以星星之火，在《新民報》“五社八版”全面開花。按入社工作時間，簡單列一下新中國成立前在《新民報》工作過的中共黨員的部分名錄吧：張西洛、田伯萍、張志澄、高汾、陳翰伯、胡作霖、孫大光、陳丹墀、成幼殊、賀家寶、蔣文杰、劉淑賢、陸善本、宣諦之、張白山、程海帆、胡其芬、田鐘洛、吳讓能、張鳴正、張大中、張先疇……他們有的因工作需要或發(fā)現(xiàn)敵情，短期內(nèi)便離開了；有的則在報社工作了較長時間。

而我們當然不能忘記，紅色血脈中最濃烈的那一抹。

1949年11月27日，重慶解放在即，國民黨反動派喪心病狂，對關(guān)押在監(jiān)獄的革命者進行了屠殺。犯人實在太多，來不及分批處決，于是被集中關(guān)押，特務(wù)端起機槍，瘋狂掃射……倒在這一片血海之中的，有三位《新民報》的黨員同志。

胡作霖，1938年入黨，1945年入社，是重慶版外勤記者，常深入貧苦群眾采訪，揭露社會黑暗，被稱為“硬火”。1948年6月7日被捕。在獄中，他曾為葉挺著名的詩歌《囚歌》譜曲，這首鼓舞斗志的戰(zhàn)歌，唱響了整個渣滓洞。

胡其芬，1938年入黨，1947年參與《新民報》工作，曾代編重慶版《女聲》周刊，后任英文電訊翻譯，寫譯過許多為婦女呼號的文章。1948年4月11日被捕，時為中共重慶市工作委員會婦女書記。

陳丹墀，1938年入黨，1946年到《新民報》工作，任編輯，發(fā)表過許多抨擊時事的雜文。1948年4月2日被捕。

他們?nèi)伺c張朗生（重慶社）、刁俠平（成都社）一起，同日在重慶渣滓洞殉難，均追認為烈士。他們倒在了黎明前，卻照亮了后世百年。這是《新民報》紅色血脈中，最鮮艷凝重的華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