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后人譽為“詩仙”，與杜甫并稱為“李杜”。

在此人世間，有的人生僅一世，死則“身與名俱滅”，化為一抔黃土而已。有的人非為當(dāng)世生，亦為萬世生；不惟為本土生，亦為世界生，唐代偉大的詩人李白即是。唐代詩壇群星燦爛，李白光芒四射，掩抑群輝，“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調(diào)張籍》)。李白的詩歌，不僅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懸諸日月的藝術(shù)瑰寶，也是世界文學(xué)史上永映千秋的文學(xué)遺產(chǎn)。

川之子

如果說，李白的詩歌因其深微的藝術(shù)底蘊，永遠使人體味無窮的話，那么，李白的家世和生平，則因文獻記載的匱乏和歷史傳說的廣泛離奇，而成為一個破解不了、永遠具有特殊吸引力的謎。

唐武后長安元年（701）的一個夜晚，一位母親即將臨產(chǎn)時，做了一個極為奇異的夢：太白星從天而降，撞入懷中。醒后，即產(chǎn)下一子。因此夢，父母為這個新生兒起名李白，字太白。太白又名長庚，即啟明星。此說見于李陽冰的《草堂集序》，亦見于范傳正的《唐左拾遺翰林學(xué)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陽冰是李白族叔，范傳正是李白友人范倫之子，曾見過李白的孫女，二人聽到的李白出生故事，當(dāng)直接來自李白或其后人。說李白是太白星轉(zhuǎn)世，是人們的附會，但夢太白星而生李白，當(dāng)可信。李白的先人，字其太白，既是為了紀念李白出生之奇，也應(yīng)該有其美好寄托。所以，李白一出生，就有了傳奇色彩。

關(guān)于李白的出生地，也有不同記載。舊說李白生于蜀地的彰明縣青蓮鄉(xiāng)（今四川省江油市）。李陽冰和范傳正都明確說李白是李客自西域逃蜀后所生，李白的朋友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中也說李白“身既生蜀”。三人之中，李陽冰和魏顥與李白有過密切交往，范傳正也做過調(diào)查，親訪李白后人，得到李白兒子伯禽手疏十?dāng)?shù)行家事的記載，三人之說最具權(quán)威性。1923年，李宜琛始對李白出生地提出懷疑，問題也是出在李陽冰和范傳正的序。李白于肅宗至德二載（757）寫的《為宋中丞自薦表》，稱自己時年57歲。據(jù)李陽冰、范傳正序，李白應(yīng)是東晉時西涼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孫。李暠稱自己是李廣的十六世孫，所以李白自稱是漢飛將軍李廣之后。隋朝末年，李白先祖蒙難，流離碎葉。碎葉，唐時屬安西都護府（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nèi)）。李白一家神龍初年（705）逃至蜀地，此年李白已經(jīng)4歲，推算其應(yīng)出生于西域的碎葉城。所以陳寅恪頗疑李白本為西域胡人，至中國后方改李姓。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中又否定了胡人說。李白是否為胡人，是個謎。為了解決生于蜀與神龍初逃歸于蜀的矛盾，清人王琦猜測“神龍”或為“神功”之誤。神功是武則天稱帝后的第9個年號，即公元697年。魏顥《李翰林集序》稱李白“眸子炯然，哆如餓虎”[1]，似乎生得神采特異，非同常人。李白的父親李客，生平事跡均不詳，但從李白揮金似土的生活，研究者推測其父是位商人。

李白出生何地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先居于碎葉以及少時在蜀的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這樣的家庭里，李白受到了傳統(tǒng)與非傳統(tǒng)的教育。

李白少時的教育自然以讀書為主，而且讀書很早。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說：“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2] 漢代人“八歲入小學(xué)，學(xué)六甲五方書計之事”[3]，而李白5歲就開始學(xué)習(xí)小學(xué)課程，10歲已經(jīng)可讀百家諸子，可見其發(fā)蒙之早。與人相比，李白不僅讀書早，而且雜。《贈張相鎬》其二說：“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4] “百家”之中，當(dāng)然應(yīng)該包含儒家的經(jīng)書，《唐才子傳》說他“十歲通五經(jīng)”[5]。李白一生熱衷于建功立業(yè)，兼濟天下，自有其儒家思想淵源。在正宗的學(xué)業(yè)中，詩文辭賦也是要學(xué)的。尤其是蜀地有司馬相如和揚雄等辭賦家，他們對李白一生都有重要影響，“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6]，少年時就以之為榜樣，作賦與其比試高低了。然而，所謂“奇書”，當(dāng)指儒家經(jīng)典之外的非正統(tǒng)的書。李白小時候的教育是比較隨意的。接受的思想也比較駁雜，不主一家一派。雖然沒有文獻記載，李白此時所讀之物，也應(yīng)有道家和道教的典籍。在李白所接受的思想影響中，有深厚的道教神仙的思想。據(jù)《彰明逸事》記載，李白在這一時期，還曾向“任俠有氣，善為縱橫學(xué)”的趙蕤學(xué)習(xí)縱橫術(shù)一年有余。縱橫術(shù)乃王霸之術(shù)，趙蕤所著《長短經(jīng)》就是此類著作。

壯年時期的李白曾寫《嘲魯儒》詩諷刺“白發(fā)死章句”的儒生，其實少時的李白，就不是一個安分的讀書人。他一面讀書習(xí)文，“常橫經(jīng)籍書，制作不倦”[7]，一面開始了早期的社會活動。李白《感興八首》其五詩云：“十五游神仙”，他的求仙訪道始于此時，且成為一生的興趣。李白在戴天山讀書時期所作的《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證明他這一時期就與道士有了交往。“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不遇道士的惆悵，最有說服力地表明了詩人與道士在情感上的親近。李白此時寫有《聽蜀僧濬彈琴》的詩，亦可見詩人與僧人交往的蹤跡。傳統(tǒng)的文士多尚儒雅，李白卻喜仗劍任俠，在蜀中就學(xué)過劍術(shù)。李白《與韓荊州書》說自己“十五好劍術(shù)，遍干諸侯”[8]。范傳正《李公新墓碑》說：“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9] 劉全白《唐故翰林學(xué)士李君碣記》也說：“少任俠，不事產(chǎn)業(yè)。”[10] 李白甚至有任俠尚氣、殺人紅塵之舉：“結(jié)發(fā)未識事，所交盡豪雄。……托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11] 如果只是李白一家之說，那么他的“大言”是不足信的；但李白友人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中說他“少任俠，手刃數(shù)人”[12]，就使我們不能不信了。李白不少詩中，也常有殺人的描寫：“笑盡一杯酒， 殺人都市中。”（《結(jié)客少年場行》）“十步殺一人， 千里不留行。”（《俠客行》）“殺人如剪草， 劇孟同游遨。”（《白馬篇》）文學(xué)中的少年劍俠，或許就是他個人少年生活的寫照。唐代士人有干謁之風(fēng)。開元八年（720），與張說齊名、并稱為“燕許大手筆”的蘇頲出為益州長史，李白遂于道中投刺。蘇頲甚為欣賞，稱李白“天才英麗”，對群僚說，此子“若廣之以學(xué)，可以相如比肩也”[13]。此時李白年方二十。

青少年時期的李白，受到的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教育。儒、道、縱橫，兼收并蓄，接受各種思想的態(tài)度通脫隨意，思想結(jié)構(gòu)的形成就呈多元。李白一生積極入世，立業(yè)建功的理想始終不泯，是為儒家思想；尚氣任俠，喜談王霸之術(shù)，是為縱橫家思想；蔑視爵祿，糞土王侯，尋仙訪道，追求自由，是為道家思想。李白思想結(jié)構(gòu)的多元特點，雖然是在他一生坎坷經(jīng)歷中逐漸形成的，但其青少年時期接受的教育，顯然奠定了重要基礎(chǔ)。青少年時期的李白性情也很特異，與其說他有文士氣，倒不如說他有更多的豪俠之氣、英雄少年之氣。

仗劍行

李白是有天下之志的人，“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14]。這樣的一個青年才子，恰恰又生在大唐帝國的極盛時期，著名的開元、天寶之治，就濃縮在李白的青少年時代。強大的國勢，也對李白的世界觀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確立了他“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shù)。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qū)大定，海縣清一”[15] 的英雄意識。所以出川去尋找更廣闊的天地，其勢已如箭在弦上。

開元十二年(724) 秋，23歲的李白結(jié)束了蜀中生活，“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上安州裴長史書》），像一只六翮勁健、欲搏九天的大鵬疾飛出三峽，第一次也是永遠地離開了他的家鄉(xiāng)。李白沿長江出川，寫下《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fā)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四句詩。入地名者五，清晰勾勒出此行的路線：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到達渝州（今重慶一帶）。江行勝景隨韻自呈，既見出川充滿希望之喜悅，亦寓依依不舍故鄉(xiāng)之情，爐錘之功老到，然自然流利，古今目為絕唱，只此首就已經(jīng)隱現(xiàn)出李白詩人的天才。

李白出三峽后的第一站是荊門。在此處他幸運地遇見司馬承禎，司馬承禎說他“有仙風(fēng)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16]，引以為同道。司馬承禎何許人也？他是道教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師，曾兩度被應(yīng)召入宮。睿宗召入宮，事之為師；玄宗迎入京，親受法箓，他是兩代皇帝的老師。他稱李白有神仙氣質(zhì)，給予這位年輕人很大激勵，因此李白創(chuàng)作了《大鵬遇希有鳥賦》，以喻其志。此賦是李白的成名作，廣為流傳。其后李白又修改為《大鵬賦》，禮贊逍遙于天地之間的大鵬。李白天寶初應(yīng)召入京時，此賦已經(jīng)家家都有收藏，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而李白也把大鵬作為個人的精神象征，在《上李邕》一詩中，李白以大鵬來比喻自己不同于世人的“殊調(diào)”：“大鵬一日同風(fēng)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fēng)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上摩蒼穹，逍遙于恍惚虛無之場的大鵬，在《莊子》中，是作為逍遙浮世的理想而出現(xiàn)的，但李白卻賦予它特殊的意義，既表現(xiàn)了詩人對自己奇才的自許自信，又表現(xiàn)了他不受世俗羈約的性格。李白臨終作歌“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臨路歌》），又把自己比作中天摧折的大鵬，以表達絕世才華不得其用的遺憾。

出川后，李白多事異舉，蓄其聲名，以求引起朝廷的重視。這些異舉有任俠、求仙訪道、隱居和干謁州郡長官。開元十三年（725），李白與友人吳指南同游洞庭。吳指南死，李白“炎月伏尸，泣盡而繼之以血”（《上安州裴長史書》），埋葬了友人。后數(shù)年，又來湖邊，起出尸骸，用布包裹，徒步百里，背到鄂城埋葬。由此可見他的俠肝義膽。開元十四年（726）李白東游吳越，途經(jīng)江西，登廬山、觀瀑布，作《望廬山瀑布》二首。一首是五古，另一首為七絕：“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以銀河落九天擬瀑布之狀，乃天外之奇想，以此成千古名篇。李白吳越之行，先到金陵（今南京市），帶著家僮丹砂與小妓金陵子，過了一段“謝安攜妓東山”的風(fēng)流生活，因此被人稱為“李東山”。然后去廣陵（今揚州市），游蘇州、杭州，再去浙東，登天臺，望渤海。李白在揚州，仗義行俠，不到一年，散金30萬，落魄公子皆得周濟。

開元十五年（727），李白漂泊到淮南道安州安陸郡（今湖北省安陸縣），隱居壽山。開元十六年(728)，李白有了第一次婚姻，夫人是唐高宗朝宰相許圉師的孫女。李白與許氏生有一子一女，兒子伯禽、女兒平陽，從此寓居安陸十余年。李白有《贈內(nèi)》詩“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應(yīng)該是他安樂生活的真實寫照。李白出川后始見飲酒詩，不僅有交際酒、朋友酒，還常獨酌，酒后非歌即舞，應(yīng)該有很高的音樂天分。酒隱安陸期間，李白以安陸為家，出走四方，尋找機遇。李白曾到嵩山與道士元丹丘隱居，又受友人元演邀請，北上太原小住，與元演同游太行。近年來，學(xué)術(shù)界有一影響較大的說法，認為在開元十八年(730）或十九年（731)，李白曾有長安之行。他隱居終南山，結(jié)識了玄宗寵婿衛(wèi)尉張卿。在長安北門曾與斗雞之徒發(fā)生沖突。后西游邠州、坊州，再返終南山，取道黃河離開長安。這就是所謂“一入長安”[17] 之說。李白還去過洛陽，正逢玄宗幸東都，李白親見朝會之盛。一方面是去朝廷尋找政治機會，再者就是干謁地方長官。開元二十年(732)，李白得知韓朝宗為荊州長史兼襄陽刺史，于是“高冠佩雄劍”，前去拜訪，上《與韓荊州書》，希望得到引薦，這就是一次有代表性的活動。

開元二十五年（737），或因許夫人離世，李白舉家遷往山東兗州。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共隱徂徠山的竹溪，時號“竹溪六逸”。李白在山東先與劉氏同居，分手后又與一婦人共同生活，且生有一子名頗黎。不過此子并無更多文獻記載，頗疑早夭。

這一段漫游時期，正當(dāng)開元盛世，李白對政治前途充滿了幻想，加之飽覽了祖國的壯麗河山，他的詩中充滿豪邁風(fēng)發(fā)之氣。這一時期，他寫了許多山水詩，描繪山河的多彩多姿之美，可見李白心胸之俊朗、思想之積極向上。此一時期的飲酒詩、游仙詩也都充滿了豪放俊逸之氣。

長安夢

天寶元年(742)，李白詩滿天下，名達“圣聰”，唐玄宗下詔征召李白進京。李白以為“兼濟天下”的良機終于到來，躊躇滿志，寫下了堪稱天下第一快詩的《南陵別兒童入京》：“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游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狂喜之情溢于言表。

李白到了長安。太子賓客賀知章在紫極宮乍見李白飄逸的風(fēng)神氣骨，驚呼為“謫仙人”，讀《蜀道難》，更稱賞不已。《蜀道難》是大家熟知的李白代表作。李白極富于天才的藝術(shù)想象力，他的詩言出天地之外，思出鬼神之表，如天馬行空，飄然而至，忽然而去，充滿了“出鬼入神，惝恍莫測”( 胡應(yīng)麟《詩藪?古體中》) 的奇幻色彩。此詩描寫蜀道的奇麗險峻，并不泥跡于現(xiàn)實中的山川，而是展開神奇莫測的想象，一方面驅(qū)駕歷史、神話、傳說，通過蠶叢開國的歷史、五丁開山的傳說、六龍回日的神話，來渲染蜀道的古老、高危、奇險。而在敘述神話、傳說、歷史的同時，又創(chuàng)造了“捫參歷井仰脅息”這樣新的神話般的境界，為全詩蒙上了一層神異迷幻的色彩；另一方面，又調(diào)動筆墨濃彩重墨地描寫蜀道上的飛湍瀑流、奇峰古木、空山悲鳥，真實地再現(xiàn)蜀道的奇麗瑰偉。正是這忽而歷史、忽而現(xiàn)實、忽而神話傳說、忽而山川實境的天馬行空般想象，才創(chuàng)造出了《蜀道難》千古不朽的藝術(shù)境界。

在朝中，李白得到了唐玄宗特殊的禮遇：“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diào)羹以飯之。”[18] 以翰林供奉的身份安置于翰林院。供奉翰林，是玄宗特許，“但假其名，而無所職”[19]。李白在長安的優(yōu)遇，傳說很多，且多事渲染。其實，在玄宗那里，李白不過是個文學(xué)弄臣，待遇頗優(yōu)，卻無政事，偶爾侍從玄宗游賞宮中，寫寫歌詞而已。一日，玄宗在宮中行樂，對高力士說：“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為娛，倘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夸耀于后。”[20] 遂命召來李白。李白時已大醉，宦官以冷水潑面，二人駕著李白，把蘸好墨的筆交給他，“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21]，此即李白集中尚存八首的《宮中行樂詞》。事見唐人孟棨《本事詩?高逸》和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李白另有《清平調(diào)詞》三章，也是醉中被召，為玄宗與楊貴妃賞牡丹而寫，雖為宮體，然僅“云想衣裳花想容”一句，就非一般宮體詩可比了。

不過，據(jù)李陽冰《草堂集序》，李白初入翰林似乎也曾參與國政。“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22] 魏顥《李翰林集序》說他寫過《出師詔》，劉全白《唐故翰林學(xué)士李君碣記》和樂史《李翰林別集序》說他起草過《和蕃書》，言之鑿鑿。

然而李白后來卻被玄宗疏遠了。李白之被疏遠，據(jù)《新唐書》本傳記載是因為得罪了玄宗的佞臣高力士和寵妃楊貴妃：“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23] 此說本《松窗雜錄》，乃小說家言，未必實有其事。然而高力士脫靴一事卻頗具傳神之筆地表現(xiàn)了李白傲視權(quán)貴的性格。李白自視甚高，曾言“長才猶可倚，不慚世上雄”（《還山留別金門知己》），認為自己就是曠世奇才，無人可與倫比。所以他一生都執(zhí)著于人生價值的自我實現(xiàn)，熱衷功名事業(yè)。而其雄豪的尚氣任俠性格，又使他糞土權(quán)門，敝履富貴，保持著“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的布衣尊嚴，不愿為人為物羈約，追求一種飄然而來、飄然而去的灑脫生活。李白辭京還山后寫有《酬崔侍御》詩：“嚴陵不從萬乘游，歸臥空山釣碧流。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從詩中可以看出，他把自己與玄宗的關(guān)系視為平等的朋友關(guān)系。君臣關(guān)系，既然是一種類似主客的平等關(guān)系，對那些權(quán)貴，李白就更不屑一顧了：“手持一枝菊，調(diào)笑二千石。”（《宣城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后寄崔侍御》）“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玉壺吟》）“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在權(quán)貴面前，李白表現(xiàn)出強烈的優(yōu)越感、出類拔萃的布衣之傲，因此也產(chǎn)生了對權(quán)貴的極大蔑視。杜甫《飲中八仙歌》寫李白：“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栩栩如生地刻畫出了李白這位“謫仙人”桀驁不馴的性格。天子之召尚不為意，更何況大臣們! 這種目空一切的傲岸性格，招致貴戚權(quán)臣讒毀，并且最終導(dǎo)致玄宗的疏遠，應(yīng)是情理之中的。

李白被玄宗疏遠后，在長安曾經(jīng)有過一段不得意的生活。他“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與賀知章、崔宗之等人為八仙之游，眾人稱李白為“謫仙人”，為之賦《謫仙歌》數(shù)百首，可惜都未流傳下來。在此期間，李白憤而作《行路難》三首，第二首描寫了他此時的境遇：“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李白已經(jīng)有了入朝為官的經(jīng)歷，雖為虛職，身份已非布衣，故羞于再回到市井，如初入長安時那樣生活了。他現(xiàn)在所出入的乃是王侯權(quán)貴之門，然而這些權(quán)貴對李白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他所到之處所遭遇的都是冷眼，使他又感受到了韓信在市井遭人侮辱的恥辱。更令李白失望的是唐玄宗，他隆重地接待李白入宮，卻因聽信讒言，疏遠并禮貌地把李白趕出宮門。李白哀嘆“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那個招賢納士的皇帝沒了。“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暗天。”李白所有的政治出路都被阻斷，雖有美酒而不能飲，雖有珍饈而不能食，四顧前途茫然。所以他決然歸隱，要似姜尚那樣垂釣碧溪，等待機會，哪怕到老。因為他相信或有一天再一次夢到乘船而過日旁，如出身微賤的伊尹一樣得到君主任用。而那時，相信憑個人的才能，終會乘風(fēng)破浪，實現(xiàn)個人的理想抱負。功成名就，然后掛云帆而濟滄海，完成其功成身退的人生之夢。

玄宗倡優(yōu)畜之的待遇與李白“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shù)”的政治理想格格不入，李白終于請求還山，而玄宗也就給足李白面子，賜金放還了。天寶元年入京，天寶三載（744）出京，李白在宮中前后生活了兩年。

謫仙人

長安放還，李白又開始了他特有的生活方式——漫游。

天寶三載夏秋之際，有一件文學(xué)史上“當(dāng)品三通畫角，發(fā)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筆來蘸飽了金墨，大書而特書”的盛事[24]：李白在汴州（今河南省開封市）與杜甫、高適相遇。三位詩人一見如故，同游古吹臺，其后又攜手去宋洲（今商丘市一帶），在單父孟諸澤打獵。李、杜又同游了兗州和齊州（今濟南市）。兩位偉大詩人從此結(jié)下深厚友誼，分別時，李白寫了《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別后，李白又寫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表達惜別與思念之情。杜甫也寫了《冬日有懷李白》《夢李白二首》《不見》等多首懷念李白的詩。

李白在齊魯，曾到安陵（今河北省景縣）請道士蓋寰為他書寫真箓，到齊州臨淄郡（今濟南市）紫極宮請道士高如貴授道箓，入了道籍。李白一生熱衷于求仙學(xué)道，這一次總算圓了他的仙道夢。天寶五載（746），李白又要前往江南，臨行賦詩《夢游天姥吟留別》（一作《別東魯諸公》）。此詩既是游仙詩，同時亦可視為山水詩，是李白自由的天性遭到屈曲而復(fù)得解放后所作。此詩窮極筆力，創(chuàng)造出奇山幻境。因是借夢寫山，實寫不足，繼之以仙，山林變幻奇景，仙境瑰麗神奇。而從詩人夢醒后長嗟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來看，李白創(chuàng)造超拔宏偉的天姥之境，是有意識的。他寫天姥，正是要釋放他曾經(jīng)在長安遭到壓抑的自由天性。“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天臺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天姥的橫天之勢，是否可以看作李白目空一切、為所欲為性格的象征？而夢中見到的奇幻之山水，遇到的飄然來去之仙人，全是與羈縛人的自由、屈曲人的天性的世間生活相對照的意象，依然是李白崇尚自然的性情與理想的一種形象反映。

李白重至金陵、揚州，多所游歷，然后到會稽（今紹興市）尋訪賀知章。而賀知章已經(jīng)離世，“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對酒憶賀監(jiān)二首》），回憶起在初到長安時賀知章金龜換酒與己共飲的舊事，李白凄然傷情。天寶十載(751)，李白返魯省家。天寶十一載(752)，經(jīng)廣平邯鄲諸地至幽州，復(fù)又去了汴梁。在那里李白與宗楚客的孫女成婚。宗楚客在武后與中宗朝三次拜相，所以宗氏出身名門。宗氏也熱衷于求仙學(xué)道，與李白興趣相投，李白有多首贈內(nèi)詩，二人感情甚好，但李白終究不是居家之人，不久他就去了江南，漫游于當(dāng)涂、宣城、秋浦諸地。這一時期的生活特點，就是“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25]。

離開長安后的十年漫游期間，是李白思想上最為苦悶的時期。長安受挫被遣，李白所受的打擊很大。他的功名理想和受此理想趨動的熱情雖未灰飛煙滅，但是一股強烈的遭世遺棄的孤獨感卻洶涌如潮地淹沒了他的情感世界。李白深刻地感受到了政治前途似飛蓬離根、落葉離本的無寄與無望。《將進酒》《梁甫吟》《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陪侍御叔華登樓歌》等諸多代表作，即產(chǎn)生于此一時期。這些詩抒發(fā)了李白的苦悶，尖銳地抨擊了不合理的社會現(xiàn)實。蔑視富貴、否定功名的思想，在這一時期的李白詩中也有充分地表現(xiàn)。《將進酒》是李白的名篇，一向以情感豪蕩名世。李白“長醉不復(fù)醒”狂飲所排遣的“萬古愁”，直接原因就是他政治上遭致放逐、奇才大志不為世用的遭遇；而人生日月飛逝、生命苦短的悲劇又如火澆油，使他悲不自勝。詩中類似“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fù)回”的巨大情感沖擊力，從根本上說，是來自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負和自信與蔑視人才個性的社會劇烈沖突而產(chǎn)生的悲憤至極的情感。在創(chuàng)作時，李白極善于渲染情感以張大其力度。此詩起情如火山噴發(fā)、山洪出谷，具有一種撼人心魄的突發(fā)性和爆炸性，一下子就把煩憂的情感噴發(fā)出來，極為突兀，也極為震撼人心。而且詩人善于通過潑墨式渲染，層層鋪墊。此詩從四個層次渲染縱酒之必須：美好的生命與生命苦短、人生易老之間的矛盾，要用酒來緩解；自恃為天縱奇才與玄宗倡優(yōu)蓄之的憤懣，要用酒來消解；“鐘鼓饌玉”生活的虛幻給詩人帶來的幻滅感，要用酒來充填；圣賢的寂寞與縱樂者留名的矛盾，要用酒來開釋。正因為這樣，開端突發(fā)式的情感宣泄，才有了后面有以為繼的滔滔之勢，最后推出“與爾同銷萬古愁”之語，把情感推向終極。這種情感表達方式，看似不假思索，情感流動天然，實則無不體現(xiàn)了李白天才的藝術(shù)匠心。

李白的詩極富藝術(shù)想象力，涌動著無盡的歷史、神話、傳說。借物象言情，是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大突出特點，李白的詩亦不乏托物言志之作。然而，他的詩更多地是利用歷史、神話、傳說等所謂的事象來抒發(fā)感情。《梁甫吟》一詩中，李白風(fēng)云際會的理想與現(xiàn)實的遭遇不平，完全是通過歷史故事與神幻境界表現(xiàn)出來的。他連用了兩個“君不見”，歷數(shù)了呂望與周文王、酈食其與漢高祖的風(fēng)云際會，歷史人物的風(fēng)云際會與他的遭遇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極力贊美歷史上的風(fēng)云際會，正是為了反襯自己的不幸。而后筆鋒陡轉(zhuǎn)，借助于幻設(shè)的神話境界，抒發(fā)了自己欲見君王以陳心跡，卻又無門而入，精誠不為人理解的憤慨：“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fēng)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叩關(guān)閽者怒。”神話傳說在這里重新組合成一個惝恍奇幻的境界，而李白在現(xiàn)實中的遭遇幻化成了這一神話境界中的奇特遭遇。這種寫法很明顯是繼承了屈原《離騷》的傳統(tǒng)。

長安遭遇，無情地摧毀了李白的政治夢，卻也成就了一個偉大的詩人。這一時期，是李白詩歌創(chuàng)作最富有成果的時期。無論詩歌的思想成就，還是藝術(shù)成就，都發(fā)揮到了極致。

正是長安生活，使李白認識到了政治的腐敗、社會的不平、風(fēng)俗的澆薄。李白的詩對唐代社會的許多腐敗現(xiàn)象給予了尖銳揭露與批判。李白最鄙視的是那些靠取悅玄宗而暴貴的奴才們，對他們的揭露也最為深刻。《古風(fēng)》（其二十四）：“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云開甲宅。路逢斗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李白此詩乃為實筆，筆鋒所向就是玄宗身邊如賈昌等佞幸者流。這些得志的囂小，搜刮財富，廣開甲舍名苑，如連云成片。出門時更是顯赫驕橫：車所過處，灰塵暴起，日月為之昏暗，氣息逼人。李白此詩的價值在于生動地描寫出皇帝身邊奴才的本性和特點。

天寶年間，唐玄宗喜好邊功，發(fā)動了多次邊境戰(zhàn)爭。天寶八載（749）有哥舒翰石堡之役，天寶十載（751）至十三載（754）與南詔有瀘南之戰(zhàn)。李白《古風(fēng)五十九首》（其十三）“胡關(guān)饒風(fēng)沙，蕭索竟終古”、《古風(fēng)》（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所寫就是這兩次戰(zhàn)爭給百姓帶來的苦難，李白并不在意戰(zhàn)爭正義與否，他所關(guān)心的是戰(zhàn)爭中無辜的百姓，李白的反戰(zhàn)主張是從愛護人民、關(guān)懷人民出發(fā)的。

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fā)，胡兵如疾電，迅速攻陷東西兩京洛陽和長安。李白回到汴梁，帶上宗夫人一起南奔，經(jīng)溧陽、杭州，最后隱居廬山屏風(fēng)疊。此時，玄宗逃往蜀中，永王璘受命為江陵大都督，經(jīng)略南方軍事。至德元載（756），永王兵下潯陽，三次征召李白。李白以為謝安“一起振橫流”的機會終于來了，應(yīng)召參加了永王璘幕府，自信而又自豪地向永王璘宣稱：“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十一首》）然而，天真的李白無論如何也沒想到，他成了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的犧牲品。就是在同一年，永王璘的胞兄李亨即位，是為肅宗。肅宗命李璘回蜀，璘不從，兵敗被殺。至德二載（757），李白在彭澤（今屬江西）被捕，系獄潯陽。經(jīng)宗夫人、宰相崔煥、御史中丞宋若思等營救出獄，旋被判長流夜郎。乾元二年（759）在流放中途遇赦，回到江夏（今武漢市），后又重游宣城等地。60歲時，李白聞李光弼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他毅然前往金陵，冀申鉛刀一割之用，不幸因病半途折返。李白回到當(dāng)涂，寄居當(dāng)涂縣令、李白稱為族叔的李陽冰家。代宗寶應(yīng)元年(762)，李白以“腐脅疾”病逝。

從“安史之亂”到流放夜郎這一時期，李白的詩多具憂國憂民的思想。《古風(fēng)》（其十九）最典型：“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升天行。邀我登云臺，高揖衛(wèi)叔卿。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李白向往神仙生活，但更關(guān)心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兵亂之苦，對安史亂軍表達了強烈的憎恨。宋人論唐詩，多揚杜抑李，認為李白不關(guān)心蒼生社稷。“不過豪俠使氣，狂醉于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系其心膂。”[26] 這種說法顯然是一種偏見。李白既然常懷大濟天下的英雄心志，具有強烈的拯時濟物的社會情懷，不可能超然物外，對社稷蒼生作壁上觀。寫于“安史之亂”中的作品，除《古風(fēng)》（其十九）外，《奔亡道中》《經(jīng)亂后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贈張相鎬》《扶風(fēng)豪士歌》等，都反映了戰(zhàn)亂給國家造成的破壞、給百姓帶來的苦難，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思想情感。提起“詩仙”，人們就以為他是一個整日耽于神仙境界，超然世外的人，其實并非如此。

李白病危之際，在枕上把詩文手稿交給李陽冰，囑其寫序刊刻。經(jīng)永王璘之禍，8年期間，李白作品“十喪其九”，李陽冰編為《草堂集》。代宗上元二年（761），李白好友魏顥偶然得到李白集，編成《李翰林集》。今所見宋人宋敏求編《李太白文集》即是在二書基礎(chǔ)上編刊的，存詩九百余首。經(jīng)今人輯佚，李白留詩一千余首。李白的詩有極高的藝術(shù)水平，在其當(dāng)代就享有盛譽，歷代皆為經(jīng)典。李白五絕、七絕都稱名于世，五言古詩也寫得很好。然而他用得最多、也最擅長的是樂府歌行和七言古詩。《李太白文集》中，現(xiàn)存樂府149首，七言古詩八十余首。長短不拘，自由靈活的樂府歌行和七言古詩，為詩人抒發(fā)激蕩奔放的情感，馳騁天才的想象，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李白的代表作《蜀道難》《將進酒》《夢游天姥吟留別》《梁甫吟》等，都是樂府歌行或七言古詩。李白極熟練地運用了這些詩體，所以無論詩的思想內(nèi)容怎樣風(fēng)雨爭飛，魚龍百變，怪偉奇絕，但都如同水隨山轉(zhuǎn)，云從風(fēng)幻，自在天然。

李白去世時葬于當(dāng)涂龍山東麓，憲宗元和末年，范傳正出任宣歙觀察使，查訪到李白兩個孫女，得知李白希望的終老之地是青山，于是遷葬于青山南麓。

臨終前，李白寫下《臨路歌》：“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余風(fēng)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石袂。后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李白一生以大鵬自喻，以表達他“一鳴驚人，一飛沖天”“扶搖直上九萬里”的雄心壯志。但這只大鵬終于未能在唐代的政壇一飛沖天，壯志未酬，中天摧落，結(jié)束了具有傳奇色彩的一生。蘇軾《李太白碑陰記》極為贊賞李白“氣蓋天下”的士人氣骨，他借用西晉人夏侯湛《東方朔畫贊》語評價李白人格：“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杰。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jié)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27] 可謂對李白人格的定評。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筆落驚風(fēng)雨，詩成泣鬼神。……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是對李白詩歌藝術(shù)成就和影響的恰切評價。

注釋：

[1][2][4][6][7][8][9][10][11][12][13][14][15][16][18][22][25] 詹锳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4027頁、1629頁、4082頁、4027頁、4018頁、11頁、9頁、1259頁、4頁、4035頁、4030頁、3982頁、3880頁、1頁、1頁、9頁。

[3][漢]班固撰：《漢書?食貨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22頁。

[5][元]辛文房撰：《唐才子傳》，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3頁。

[17] 詳見郁賢皓：《李白兩入長安及有關(guān)交游考辨》，見《李白叢考》，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頁。

[19][宋] 王溥撰：《唐會要》，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978頁。

[20][21][唐] 孟棨等撰：《本事詩 本事詞》，古典文學(xué)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頁、16頁。

[23][宋] 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李白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763頁。

[24] 聞一多撰：《唐詩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頁。

[26][宋] 羅大經(jīng)撰：《鶴林玉露》丙編卷六《李杜》，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41頁。

[27] 張志烈等主編：《蘇軾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