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英國正式脫歐和新冠疫情肆虐是影響2020年愛爾蘭社會的兩件大事，愛爾蘭文學明顯表達出危機重壓之下對于情感宣泄和心靈慰藉的重點關注。這與近年來愛爾蘭文壇從宏大敘事向日常話題的整體轉變不謀而合，對于家庭關系、親密感情的探討成為一個突出的主題線，吸引著大量作家投身其中。而且，這一對于親密關系的探討又與愛爾蘭文壇近年來強烈的女性主義意識和國際化色彩相結合，表現(xiàn)出注重表達親密關系中的女性體驗、國際化體驗的潮流。

關鍵詞 愛爾蘭文學年度研究 疫情 情感 日常英雄主義 女性主義

愛爾蘭新秀作家薩莉·魯尼（Sally Rooney，1991—）曾在她的處女作《聊天記錄》（Conversations with Friends，2017）的題記中引用美國詩人弗蘭克·奧哈拉（Frank O’Hara）的詩行：“在危機時，我們都必須一次又一次地決定，我們究竟要愛誰。”這句詩用來總結2020年的愛爾蘭文壇印象再合適不過，危機時刻的情感表達撥動了作家和讀者共鳴的心弦。

2020年給愛爾蘭帶來“危機”的有兩件大事。一是幾年來紛擾不決的英國脫歐（Brexit）終于在2020年初塵埃落定，1月31日英國在法律上正式結束與歐盟長達四十七年的伙伴關系，進入脫歐過渡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南北愛之間的邊界問題走向如何，英愛關系會如何發(fā)展，北愛問題的“潘多拉魔盒”會不會再次打開，這些已被反復論證的問題如今真正進入現(xiàn)實，給愛爾蘭的未來發(fā)展帶來很多的不確定性。與此同時，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帶來了空前的健康危機。

（薩莉·魯尼與《聊天記錄》，圖片源自Yandex）

危機當前，疾病、死亡和抗疫相關的話題自然頗為搶眼。正如愛瑪·多諾霍（Emma Donoghue）所言，“疫情是敘事的金礦，它提高了人與人之間日常交往的危險性，每個吻都是一次賭博”。雖然文學的表達需要時間，但2020年的愛爾蘭文學已經明顯表達出危機重壓之下對于情感宣泄和心靈慰藉的重點關注。這與近年來愛爾蘭文壇從宏大敘事向日常話題的整體轉變不謀而合，對于家庭關系、親密感情的探討成為一個突出的主題線，吸引著大量作家投身其中。而且，這一對于親密關系的探討又與愛爾蘭文壇近年來強烈的女性主義意識和國際化色彩相結合，表現(xiàn)出了注重表達親密關系中的女性體驗、國際化體驗的潮流。

一、女性的危機體驗和情感書寫

在戰(zhàn)爭、瘟疫等大面積災難面前，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以往的危機書寫多會從宏觀的角度描寫整體的災難場景和通常以男性為主的危機體驗，然而，2020年的數(shù)本愛爾蘭新小說卻反其道而行，重點從女性的角度，用相對縮微的場景，展現(xiàn)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表現(xiàn)出的英雄主義，挑戰(zhàn)了男性主導話語對英雄主義的狹隘定義。2020年新冠疫情令人始料不及，文學的表達尚需時日，這些文本并非直接誕生于本次疫情，但涉及的相關主題在2020年的特殊環(huán)境下讀來具有很強的現(xiàn)時性。而且，這些文本不約而同地展示了女性在危機和死亡面前的情感體驗，突出了女性的自由意志和主體地位。

多諾霍的《星之引力》（The Pull of the Stars）或許是首批“疫情小說”之一，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最早的抗疫護理員小說——講述了護理工作者在小房間內奮戰(zhàn)挽救生命的引人入勝的故事，在不經意間契合了時下的熱門話題”。多諾霍出生在都柏林，目前移居加拿大，已經出版了十二部長篇小說，包括2010年獲得愛爾蘭最佳小說獎并入圍布克獎短名單的《房間》（Room，2010）。《星之引力》本是作家受1918年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一百周年紀念的觸發(fā)創(chuàng)作的小說，交稿時恰逢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這本歷史小說設在1918年被一戰(zhàn)和西班牙流感雙重摧殘的都柏林，以護士兼助產士朱莉婭·鮑爾斯的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了她在產婦隔離病房的三天。小說語言頗具實驗風格，在意識流和人物對話之間自由流動，所有對話均無引號。

朱莉婭和林恩醫(yī)生以及一位女性志愿者一起，陪同那些感染了流感的待產母親在隔離病房與死神抗爭。即使沒有疫情，生產對于女性來說也是一次生死考驗，尤其在當時落后的醫(yī)療條件下。但這種冒險，因為太過日常，其英雄性不被承認。同樣的，陪著這些產婦隔離的三位醫(yī)護人員的犧牲奉獻，也被視為正常工作沒有得到重視。凱瑟琳·林恩（Kathleen Lynn）是位歷史人物，1874年出生于愛爾蘭西部梅奧郡，當時，西部正處在愛爾蘭大饑荒（the Irish Famine，1845—1852）之后的蕭條期。林恩從小目睹鄉(xiāng)民飽受貧窮和疾病的困擾，十六歲時矢志從醫(yī)，經過長期專業(yè)訓練之后成為愛爾蘭首位女性醫(yī)生，并于1919年創(chuàng)立愛爾蘭首家兒童醫(yī)院。政治上，她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擔任過新芬黨（Sinn Fein）行政副主席，參加過1916年復活節(jié)起義并擔任首席醫(yī)療官，此外還是愛爾蘭女性解放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林恩的在場提醒讀者，女性在愛爾蘭歷史上的作用曾經長期沒有得到重視。相對于那些被奉上神龕的男性革命先烈，她們對愛爾蘭所做的貢獻都湮沒于歷史中，這一點在一位男性護工談論女性選舉權問題時浮上了明面。那位男護工反對女性參與選舉，在他看來，女性沒有打過仗，沒有交過“血稅”（blood tax），但是，林恩的經歷顯然否定了這一成見。而且，數(shù)小時前，迫于有限的醫(yī)療條件，朱莉婭剛剛冒著被感染致命流感的危險為一位產后大出血的病人手動剝除了殘留的子宮胎盤：“溫熱的鮮血漫過手套，一直把我的整條手臂染紅。”這樣的描寫點明了女性（產婦和護士）一直被忽視的隱形“血稅”，彰顯了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義，瓦解了男性民族主義話語認為只有戰(zhàn)爭和暴力才是流血犧牲的片面之詞。

相比多諾霍對醫(yī)護群體的關注，詩人伊萊恩·菲尼（Elaine Feeney）的小說處女作《一切如常》（As You Were）則從病人的角度展示了死亡與疾病威脅下的女性日常英雄主義。小說聚焦一間癌癥病房里的五位女病人，以新入院的病人辛妮德為敘述者，通過她的觀察和意識流徐徐展開，并在形式上呼應主題，敘述段落支離破碎，經常在現(xiàn)在和過去之間、人物和人物之間來回跳躍，通過混亂的對話和只言片語的暗示嵌入病房外更為廣闊的世情畫卷。這里有拒不承認自己身患癌癥的年輕母親，在向家人和病友隱瞞病情的同時孤獨而瘋狂地在網(wǎng)上搜索可能的醫(yī)療奇跡；這里還有工薪階層的主婦，臥病在床卻還通過手機指揮安排家里的一切——替酗酒的丈夫善后，安排未婚先孕的女兒去曼徹斯特墮胎等等。小說中沒有在歷史上留下輝煌一筆的女醫(yī)生，也沒有不顧一切拯救病人的英雄行為，《一切如常》表達的是一種更為日常、更為隱蔽的英雄主義：這些女性在明知時日無多的情況下，仍然以極大的愛、耐心和勇氣“一切如常”地生活，并力所能及地幫助親友應對死亡陰影。

（伊萊恩·菲尼與《一切如常》，圖片源自Yandex）

北愛作家麥琪·奧法萊爾（Maggie O’Farrell，1972—）以莎士比亞夭折的兒子為主人公的歷史小說《哈姆內特：關于瘟疫的小說》（Hamnet: A Novel of the Plague）則從被疫情奪走親人的幸存者的角度與當下的疫情產生共鳴。1596年莎士比亞十一歲的兒子哈姆內特死于鼠疫，大約四年后莎士比亞創(chuàng)作了他最著名的悲劇，并用兒子名字的變體命名它為《哈姆雷特》（Hamlet）。然而奧法萊爾的虛構小說的焦點卻是莎士比亞的妻子阿格尼斯，莎士比亞本人則極少露面，僅作為“她丈夫”“那男人”“拉丁語教師”出現(xiàn)。小說最大限度地與莎士比亞這個名字隱含的巨大文化遺產解綁，因而獲得了更大的創(chuàng)作自由和更廣泛的普遍性，成為一個可能發(fā)生在任何普通女人身上的故事。小說沿著兩條敘述線索展開，一條線索向前，敘述阿格尼斯的雙胞胎兒女朱迪斯、哈姆內特突然感染鼠疫去世的過程，另一條向后，以倒敘的方式回憶了莎士比亞夫婦相愛成婚的過往。小說中有一段長達十來頁的疫情來源追溯尤其能令當下苦于新冠疫情的讀者產生共鳴：一只跳蚤以貓、老鼠、商船船員、軍官、琉璃制造商為宿主，最終混在一盒玻璃珠里感染了朱迪斯。丈夫遠在倫敦，阿格尼斯忙于操勞家務，沒能第一時間發(fā)現(xiàn)孩子們的癥狀。悲劇發(fā)生后，她不顧疫情收斂孩子遺體的一幕令人淚奔。這是一個痛失所愛的故事，也是一個幸存者如何應對這種悲痛繼續(xù)生活的故事。這本“沉痛而及時地探討家庭、悲傷和失去”的小說獲得了2020年的百利女性小說獎（Women’s Prize for Fiction）。

文學傳記《喉嚨里的鬼魂》（A Ghost in the Throat）則以令人動容的方式描述了政治危機之下的女性幸存者的情感宣泄與文學表達的關系。該書獲得2020年愛爾蘭圖書獎的最佳非虛構類作品獎（Non-Fiction Book of the Year）和最佳圖書獎（Book of the Year）。傳記的主角是18世紀愛爾蘭天主教女詩人艾琳·奧康納爾，她是沒落的愛爾蘭本土地主奧康納爾家族成員，是后來被稱為天主教徒“解放者”（The Liberator）的政治家丹尼爾·奧康納爾（Daniel O’Connell）的姑姑。艾琳與丈夫生活在新教徒壓迫天主教徒的最黑暗的《刑法》時期，天主教徒被剝奪所有政治權利，不能擁有超過五英磅的財產，艾琳的丈夫因此被人尋仇，仇家要求用五英磅買他所騎之馬，被拒絕后開槍打死了他。據(jù)稱懷著身孕的艾琳聞訊后趕到丈夫尸體旁，捧起他的鮮血連飲數(shù)口，之后長歌當哭，創(chuàng)作了《哀悼阿瑟·奧里利》（“Caoineadh Airt Uí Laoghaire”），彼得·列維（Peter Levi）1984年就任牛津大學詩歌教授（Oxford Professor of Poetry）時稱這首詩是英倫諸島整個18世紀最偉大的詩歌。這首著名的愛爾蘭語悼亡詩吸引了包括弗蘭克·奧康納（Frank O’Connor）、約翰·蒙塔古（John Montague）、托馬斯·金薩拉（Thomas Kinsella）等多位成名詩人的關注，被譯為現(xiàn)代英語。傳記作者多里安·尼戈里奧法（Doireann Ní Ghríofa）是一位女性詩人，她對于這首詩的感悟與上述男性詩人并不相同。在她看來，艾琳不僅僅是某位可憐男人的遺孀或者某位著名男人的姑姑，而是一位用藝術來應對和表達失親之痛的前輩詩人，是令她敬佩和認同的女性榜樣。《喉嚨里的鬼魂》游走在文學翻譯和傳記之間，不僅僅講述了一位18世紀女詩人的人生危機和情感創(chuàng)傷，還探討了一代代女性作家為了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而付出的“時間和努力，它們要么被忽視、被貶損，要么湮沒無聞，完全不再被記起”。

（弗蘭克·奧康納與托馬斯·金薩拉，圖片源自Yandex）

弗吉尼亞·伍爾夫曾經論及男性價值觀對于文學選材的影響：“直白點說，足球和體育是‘重要的’，追求時尚和買衣服是‘瑣碎的’。這些價值觀不可避免地從生活帶到小說。評論家會認為，此書重要，因為它談的是戰(zhàn)爭。彼書不重要，因為它講的是客廳里女人們的情感。”2020年的愛爾蘭文學高度關注危機之中的女性體驗，全方位地描畫了女性的真情實感和日常英雄主義，上述作品的出版和暢銷充分說明了“女人們的情感”一樣具有感人的魅力和重要的文學價值。被隔離的孤獨、被死亡威脅的恐懼、痛失所愛的撕心裂肺、小人物在集體性災難面前的勇敢與堅韌等等，這些情感超越性別，在當前的疫情背景下讀來益發(fā)顯出普適性的感人力量。

二、國際化背景下的情感書寫

愛爾蘭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進入一個快速世俗化、現(xiàn)代化和國際化的過程。天主教會丑聞的一再爆發(fā)大大削弱了天主教會對于愛爾蘭國民的精神掌控，曾長期占據(jù)官方話語的“家-國”同構的民族主義話語模式逐漸瓦解，民族的概念同國家的概念解綁，變得更為寬泛、更為自由。與此同時，瑪麗·羅賓遜總統(tǒng)在1995年發(fā)表《珍惜愛爾蘭流散人口》的演講，明確地發(fā)出重估流散歷史和愛爾蘭民族性的信號，認為“愛爾蘭性（Irishness）并不局限于國界”“移民不僅是悲傷和遺憾的歷史，還是奉獻和適應的強大故事”。當代愛爾蘭文學在這種日益寬松的宗教、政治和文化氛圍內逐漸擺脫以往的創(chuàng)作緊身衣，在素材選擇、價值取向與美學風格上均日益展現(xiàn)出多元化、實驗性的創(chuàng)新意識，并傾向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來構建愛爾蘭的“想象的共同體”。這一國際化趨勢在2020年又催生出多部重要作品，不論其背景地設在愛爾蘭本土，還是涉及美國、巴勒斯坦、中國等異域，都致力于剖析愛爾蘭民族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快速變化。而且，這些作品同樣不約而同地放棄了宏大敘事，用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微觀視角來展示更為個性化的情感體驗和身份表達。家庭關系、親密感情仍然是理解這些故事的關鍵切入點。

2020年，現(xiàn)任愛爾蘭桂冠小說家（Laureate for Irish Fiction，2019—2021）塞巴斯蒂安·巴里（Sebastian Barry，1955—）出版小說新作《千月》（A Thousand Moons）。該書是小說《長日無盡》（Days Without End，2016）的續(xù)集，以《長日無盡》的兩位男主人公收養(yǎng)的印第安孤女威諾娜為主人公，講述了她在美國內戰(zhàn)后的田納西州受到的歧視傷害以及她后來喬裝復仇的故事。巴里展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代言功力，這位已經六十五歲的愛爾蘭中產階級白人男性作家用第一人稱口吻講述一位十來歲的美國底層階級印第安少女的故事，面臨的挑戰(zhàn)可見一斑。巴里一向致力于用他的小說刻畫流動的愛爾蘭歷史，他的麥克納爾蒂（McNulty）家族系列小說從愛爾蘭西部起始，到《長日無盡》中移居美國的湯姆·麥克納爾蒂，再到這本小說中他的印第安養(yǎng)女，勾畫出一部日益國際化、多元化的愛爾蘭流散文化史。愛爾蘭身份在這里已經不再靠血緣和地緣關系來維持，而表現(xiàn)在情感上的親近和文化上的認同。

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科勒姆·麥卡恩（Colum McCann，1965—）出生于都柏林，目前長住紐約，是愛爾蘭小說國際化潮流的代表。他的新作《無限邊形》（Apeirogon）進入了布克獎長名單，據(jù)悉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公司已經購買了該書的電影改編權。小說題目來自數(shù)學術語，指有無限條邊和無限個頂點的多邊形。小說情節(jié)取材于巴以沖突的兩位真實人物，分屬巴以兩個陣營的兩位父親在同樣失去愛女之后跨越邊界成為朋友，向世界發(fā)出受害者的共同抗議與和平呼聲。小說以這兩位父親為中心，用1001個小節(jié)（致敬《一千零一夜》）來展開無限邊形的諸多條邊，有女孩子的糖果手串，有耶路撒冷檢查站上空的飛鳥，有獄中的可口可樂，有的短至一句話，有的是感人至深的長篇采訪，甚至還有一節(jié)不著一字，只有一個巨大的黑色方塊，仿佛語言已經無法表述這終極的黑暗。對愛爾蘭性的拷問隱藏于小說對于政治暴力受害者的情感創(chuàng)傷的多立面表達上。不論是巴以沖突，還是愛爾蘭經歷的殖民沖突、兄弟鬩墻、北愛紛爭，這些政治沖突給普通人留下的精神創(chuàng)傷是相似的，這種深層的情感聯(lián)系或許正是這一題材最早吸引麥卡恩的一個原因，也是該小說引發(fā)千千萬萬讀者的情感共鳴的原因。

布克獎得主安妮·恩萊特（Anne Enright，1962—）五年來首次出版新的長篇小說《女演員》（Actress），小說從女兒諾拉的角度來審視她去世的母親，后者就是標題所指的“女演員”，她曾在愛爾蘭和美國的舞臺上大放光彩。這是一部關于明星如何處理家庭親密關系的故事，也是一個愛爾蘭人如何在國際舞臺上保持其民族性的故事，與此同時，小說還反映了女性在職業(yè)奮斗的過程中所受的歧視和壓迫以及母女之間的代際關系。

此外，還有一些小說將場景設于愛爾蘭本土，展示了愛爾蘭境內多元文化和民族融合的問題。愛爾蘭一向以向外移民人數(shù)之多著稱，但在凱爾特虎時期（約1995—2007年），愛爾蘭經濟快速發(fā)展，吸引了眾多他國移民。這種“從外部他異性（alterity）向內部他異性的轉變”使得愛爾蘭的民族性問題更加復雜。多納爾·瑞安（Donal Ryan，1976—）曾兩次進入布克獎長名單，并被譽為“愛爾蘭新秀作家之王”。《奇花》（Strange Flowers）是他出版的第六本小說，獲得了2020年愛爾蘭圖書獎（Irish Book Awards）的年度最佳小說獎（Novel of the Year）。1973年，二十歲的愛爾蘭姑娘莫爾悄悄離開閉塞的農村家鄉(xiāng)，留下傷心欲絕的父母。五年后，莫爾突然歸來，卻對過去的五年諱莫如深。追隨她而來的還有一個男人——當?shù)厝似缫曀粌H因為他是英國人，還因為他有黑人血統(tǒng)——以及他與莫爾短暫愛情結下的“奇花”約書亞。小說跟隨這三代人的生活，討論了政治、膚色、階級等因素對于愛爾蘭民族性的多重影響，以點及面地展示了愛爾蘭鄉(xiāng)村生活在20世紀末的變化以及日益多元的家庭關系和情愛倫理，具有史詩般的效果。

（多納爾·瑞安與《奇花》，圖片源自Yandex）

布克獎得主羅迪·多伊爾（Roddy Doyle，1958—）的新作《愛》（Love）從標題上就顯示了對親密情感的重點關注。已經移民倫敦的戴維回到都柏林，與他的發(fā)小喬約在酒吧相聚，小說跟隨這對中年老友的腳步，走過一間間酒吧，在推杯換盞之間串起兩人的過去與現(xiàn)在。雖然小說的情節(jié)乍看頗似喬伊斯的《一小片云》（“A Little Cloud”），但多伊爾的都柏林已經與喬伊斯時代大不相同，酒吧夜生活展示的不再是酗酒愛爾蘭人的精神癱瘓，而被描畫為一種具有愛爾蘭特色的社交和生活方式。多伊爾一如既往地采用都柏林北郊方言，大段的對話活靈活現(xiàn)，展示了作家對鮮活語言的敏感。不過，小說的情節(jié)并不出彩，穿插跳躍的敘述宛如醉后亂語，十分挑戰(zhàn)讀者的理解力和耐心。一直到篇幅過半之后，喬的難言之隱方才吐露，在看似沒有情節(jié)的東拉西扯之下隱藏的是一個關于初戀、婚姻、嫉妒與寬容的愛的故事。

比利·奧卡拉漢（Billy O’Callaghan，1974—）的短篇小說集《船夫與其他故事》（The Boatman and Other Stories）同樣表達了跨文化背景下對于親密關系的思考。例如，在標題故事《船夫》中，第一人稱敘述者在女兒夭折的傷痛中回憶起父親亡故時的情景，又聯(lián)想到他曾經讀過的一個中國船夫將女兒葬于大海的故事。情節(jié)不多但細節(jié)感人，跨文化的哲理思考既對比了不同文化對死亡的理解和應對，也肯定了同一境遇下的人們跨越國界的情感共鳴。小說集中的其他故事也都致力于展示“普通生活中平靜的英雄主義和溫柔的尊嚴”，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盛贊這本書是“他今年［2020年］讀過的最好的小說”。奧卡拉漢還寫過頗受贊譽的長篇小說《我的科尼島寶貝》（My Coney Island Baby，2019），這也是一個國際化框架下的情感故事，背景地設在美國紐約。

除了上述精選的代表作品之外，還有許多作品同樣或多或少地反映出當代愛爾蘭文壇關注家庭關系、審視親密情感的潮流。例如，凱瑟琳·麥克馬洪（Kathleen MacMahon）的新作《空余藍天》（Nothing But Blue Sky）講述一位丈夫在妻子遭遇空難之后才突然發(fā)現(xiàn)并不了解自己的妻子，從而踏上了（重新）理解妻子、理解自我的歷程。此外還有希拉里·范寧（Hilary Fannin）的《愛的重量》（The Weight of Love）、曹依林·休斯（Caoilinn Hughes）的《狂笑》（The Wild Laughter）、艾米爾·麥克布萊德（Eimear McBride）的《陌生酒店》（Strange Hotel）。薩莉·魯尼大受好評的小說《正常人》（Normal People，2018）被改編為電視劇后于2020年4月在英國廣播電視臺（BBC）和美國Hulu網(wǎng)站首映，劇集保留了小說對于現(xiàn)代人親密情感的坦率探索和細膩表達，同樣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情感書寫的重要性和受歡迎程度。

（曹依林·休斯與《狂笑》，圖片源自Yandex）

結語：“危機時刻，人們需要文化”

2020年3月，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網(wǎng)站刊發(fā)《危機時刻，人們需要文化》的文章，指出橫掃全球的疫情導致人們大面積保持社交距離，在這樣的危機時刻，文化的情感慰藉和凝聚力量尤顯重要：“在這個充斥著巨大的焦慮和不確定感的時刻，它［文化］提供慰藉、靈感和希望。”無獨有偶，愛爾蘭都柏林大學教授瑪格麗特·凱萊赫（Margaret Kelleher）在論述愛爾蘭當代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的“公共價值”時也著重指出，政府在支持文學藝術時要放棄實用主義的觀點，不能只關注文學產生的社會和經濟效益，還要承認其隱形價值，并創(chuàng)造出“創(chuàng)造力的健康生態(tài)環(huán)境”，確保每位藝術家都得到滋養(yǎng)和承認。2020年的愛爾蘭文學有力地佐證了這些觀點，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真實地描寫個人在死亡和危機面前的情感反應和精神創(chuàng)傷，捕捉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義，并在多元文化交匯的背景下拷問愛爾蘭的當代民族性，起到了形塑共同體的文化作用。與此同時，這些微觀化的個體情感敘事具有跨越邊界的彌合力量，不僅超越了國家的地理界線，給全世界讀者帶來了精神上的陪伴和撫慰，也超越了性別、種族、政治、宗教等身份邊界，給讀者提供了更多的精神力量來面對死亡、疾病、紛爭、歧視等各種類型的危機和創(chuàng)傷。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tài)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學研究”專欄，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