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北上》 鮑盛華 著 長春出版社

《五朵金花》《上甘嶺》《英雄兒女》《劉三姐》《白毛女》《董存瑞》《人到中年》《冰山上的來客》……這些陪伴著觀眾一同成長的影像記憶，如同一部電影中的一個又一個鏡頭，讓人在激動、感嘆與共鳴的同時，獲得向上的精神力量。這些經(jīng)典的電影都有著共同的歸屬，那就是它們都出自長春電影制片廠。

提起長春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長影”），眾所周知，其被形象地譽為“新中國電影搖籃”。長影（當時為“東北電影制片廠”，簡稱“東影”）曾創(chuàng)造了新中國電影史上的“七個第一”，開辟了新中國電影多片種發(fā)展的新紀元。可以說，中國東北的長影開啟了中國電影史上的另一次繁華。隨著形勢發(fā)展的需要，1949年，黨中央從“東影”抽調大批干部奔赴北京、上海等地，接收敵偽電影機構，為建立紀錄片、藝術片和美術片等新廠，為創(chuàng)建全國電影發(fā)行系統(tǒng)和電影工業(yè)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在新中國電影的發(fā)展階段，長影亦派出大批技術、藝術人員支援各兄弟廠的建設和發(fā)展。自成立之日起，長影累計為新中國電影事業(yè)培養(yǎng)輸送了2000多名電影藝術和專業(yè)技術人才。由此，長影在中國電影史上的地位可見一斑。

長篇紀實文學《電影北上》，就真實地記錄了中國電影自發(fā)端至新中國電影事業(yè)初立的那段歷史。作者以從南方到北方的地域變遷為視角，以細膩的文學敘述為筆法，觸摸1935年至1955年20年間中國電影的重大轉折。全書展現(xiàn)了中國電影人在民族危亡之際、國家危難之時，從上海到武漢，從武漢到延安，又從延安到興山，最終從興山到達長春的全過程。在電影“北上”的過程中，作者向我們詮釋了這樣的觀點：新中國的紅色電影基因來自20世紀30年代上海灘“左翼電影”的底層關注與民族覺醒，也來自延安電影團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對電影拍攝的探索和實踐，更來自當年戰(zhàn)場上被染上鮮血的攝影機。同時，全書也闡明了“新中國電影搖籃”這一美譽的肇始之源，即來自長影在短短幾年時間，向全國各地派出的大量電影人才，來自長影崛起時建立的整齊劃一的體制，這個體制復制到北京、上海，開啟了三大國有電影制片廠的時代，也來自長影初期電影以“表現(xiàn)工農(nóng)兵”和“給工農(nóng)兵看”為核心輸出的“藝術范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長影對中國電影的貢獻具有“生命”的意義，將在中國電影史上熠熠生輝。

在新中國電影事業(yè)的初創(chuàng)階段，中國電影在地理空間上確實經(jīng)歷了一次“北上”。抗戰(zhàn)勝利后，隨著蘇聯(lián)軍隊撤離長春，中共中央東北局審時度勢，看準時機，迅速接收了“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xié)會”（簡稱“滿映”），接管了全部設備器材，并組建了東北電影公司。這也意味著未來的新中國有了電影工業(yè)的物質基礎。但隨著國民黨大兵壓境，中共中央決定戰(zhàn)略“放棄”長春，向北轉移，電影廠便也開始了北上的“遠征”。包括攝影、錄音、洗印、放映等各類電影器材整整裝了25節(jié)車廂，整座電影廠被搬上了鐵軌，一路向北，先行260多公里到達哈爾濱，又行400余公里抵達佳木斯，再行70余公里抵達終點興山（今鶴崗興山區(qū)）。整個轉移過程自1946年5月13日開始，抵達興山時已是5月底。所有人員開始滿懷激情地投入到新廠址的建設當中。1946年10月1日，東北電影公司更名為東北電影制片廠，至新中國成立前，來自全國各地的藝術工作者分“十路大軍”來到“東影”，為中國電影事業(yè)揮灑汗水，貢獻智慧。正如作者所說，這列絕塵而去的長長的火車，成為文化之犁，豁開了東北黑土地，播撒下了新中國電影生命的種子。

作者多年來發(fā)自內心地對其生長于斯的東北黑土地有著難以割舍的情感，故在行文上增加了許多人文關照。《電影北上》作為作者繼《先生向北》后的又一部“北上”系列作品，其風格與《先生向北》基本一致，同樣具有大的歷史觀，同樣是一部難得的情懷之作。作者同樣關注的是在歷史與時代洪流中作為個體的“人”，以及由每個肩負責任的個體所折射出來的“價值”與“意義”。正如作者所言：“我們在意是誰第一個站在中國電影的起點上，因為沒有這個起點，就無法開啟未來，這個第一人有膽識有能力，需要我們敬重和仰慕；我們在意中國電影以什么樣的內容和方式站在起點上，因為這個起點決定了我們如何走，又走向何方；我們在意，在光影中的人、光影中的生命，他們創(chuàng)造了怎樣的價值。”故而，作者在介紹每部電影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作品的同時，定會詳述其背后的“人”，展現(xiàn)電影人的膽識與魄力，以及他們是如何推動電影這艘巨輪向前遠行的。

與其說《電影北上》是一部電影史，不如說它是新中國電影開拓者的傳記史。自1905年由譚鑫培先生主演的我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誕生，到1955年東北電影制片廠更名為長春電影制片廠，半個世紀的滄桑巨變，中國電影人歷經(jīng)磨難、飽嘗艱辛，終于換了人間。特別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人領導下的左翼電影，如一股清流，最終發(fā)展為人民的電影。其間，作者不僅關注了如鄭正秋、袁牧之等可力挽狂瀾的“大人物”，同時也對貢獻卓著的“小人物”傾注筆墨。解放戰(zhàn)爭時期，為了用攝影機忠實地記錄解放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新聞攝影師張紹柯、王靜安、楊蔭萱三位黨員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最前線，搶拍了很多珍貴的戰(zhàn)爭場景，用鏡頭定格了歷史的瞬間。楊蔭萱甚至參加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的戰(zhàn)斗，大量的戰(zhàn)場作戰(zhàn)鏡頭被他從前線帶回。但遺憾的是，三位攝影師最終倒在了血泊之中，他們用鏡頭留給后人的是解放軍戰(zhàn)士英雄的身影。三位英雄犧牲時的平均年齡僅為27歲！法國著名影評人安德烈·巴贊曾說過：“電影是一種及物的藝術。只有當我們拍攝他者且忘卻自我的時候，電影才有意義。”三位攝影師用生命換來的戰(zhàn)場素材最終被編入多輯新聞紀錄片《民主東北》中，他們的事跡將永載中國電影史，他們的精神將鼓舞更多年輕人！

電影這門藝術，借助光影詮釋生命的意義，自誕生之日起就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如今新的高科技手段不斷融入，讓不斷流淌的藝術生命更加生生不息，奔流向前。無數(shù)志士仁人用生命締造的光影，如今愈發(fā)讓這門藝術充滿生機與活力。

（作者：孫振波，系長春出版社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