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何為?
一
大學中文系到底要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這不是一個今天才有的問題。從近代引入西方大學制度開始,中文系該怎樣辦,如何設置科目,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學生畢業(yè)后出路怎樣,都曾引起過熱烈的討論。最有名的意見,來自于聞一多。1946年暑假前,他口頭向清華大學提出《調(diào)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學二系機構芻議》1,建議“將現(xiàn)行制度下的中國文學系(文學組、語言文字組)與外國語文學系改為文學系(中國文學組、外國文學組)與語言學系(東方語言組、印歐語言組)。”認為“舊制的特點,是中西對立,語文不分”。中西對立,指的是當時大學的文、法兩學院絕大多數(shù)的學系,所設立課程都兼講本國與外國的學問,唯獨文學和語言,仍依國別分作中國文學與外國語文學兩系,這是十分畸型的現(xiàn)象。他猛烈抨擊說,許多大學的中國文學系是以保存國粹為己任的小型國學專修館,集合著一群遺老式的先生和遺少式的學生,說他們“抱著發(fā)散霉味的經(jīng)史子集,夢想五千年的古國的光榮”。而外國語文學系,則被他斥為文化買辦,是“高等華人養(yǎng)成所,唯一的任務是替帝國主義(尤其是大英帝國主義)承包文化傾銷”。聞一多曾留學美國,但他是一位有著極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的學者,故對“帝國主義”本能憎惡。而他又是一位深受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影響的學者,郭沫若說:“(聞先生)雖然在古代文獻里游泳,但他不是作為魚而游泳,而是作為魚雷而游泳的。他是為了要批判歷史而研究歷史,為了要揚棄古代而鉆進古代里去刳它的腸肚的。”2我們只要看他的《詩經(jīng)》的研究,“不僅從文學、語言學、史學的角度,而且要以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文藝發(fā)生學、民族心理學等科學方法和態(tài)度,即從最新的角度研究《詩經(jīng)》,使《詩經(jīng)》既可當作文學作品讀,又可當作社會史料和文化史料讀”3。就可知聞一多是站在科學的立場上,把中國傳統(tǒng)文學僅看成是歷史文本,而與傳統(tǒng)的依本儒家詩教之旨的詩學胡越相隔。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感情上激發(fā)大眾,使大眾不再相信“數(shù)千年來的傳統(tǒng)思想——興觀群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教”4,而聞一多則在學術領域延續(xù)了新文化運動,“從本質(zhì)上推翻了孔孟之道論《詩》的‘價值觀’和傳統(tǒng)的‘詩教論’”5。他著有一本唐詩選本《唐詩大系》,王瑤指出,其在“講授時也并不過分注重技巧以及意境的欣賞;更重要的,他把選本中的詩當作文學史的例證來闡明文學史的發(fā)展;考訂作者所遭遇的史實,和在歷史中的關系及地位”6。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一百年,聞一多研究及授課的模式逐漸成為大學中文系的主流。
聞一多又敏感地發(fā)現(xiàn),語言學與文學存在著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他指出:“語言學發(fā)展的趨勢,就是語言學的科學化。語言學已經(jīng)成為科學,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是這門科學的一個分支;而文學是屬于藝術的范疇。文學的批評與研究雖也采取科學方法,但文學終非嚴格的科學,也不需要、不可能、不應該是嚴格的科學。”他下面說的話,大概當代大學中文系的語言學專業(yè)的學者沒有不同意的:“語言學與文學并不相近,倒是與歷史考古學,尤其社會人類學相近些。所以讓語言學獨立成系,可以促進它本身的發(fā)展,也可以促進歷史考古學與社會人類學的發(fā)展。” 盡管聞一多的古代文學研究,大多采用科學方法,但他畢竟是著名的新詩人,他知道文學屬于藝術,不可能像語言學那樣,徹底地成為科學。將語言學與文學捆綁在一起,既妨礙語言學的獨立發(fā)展,也過多占用文學教學的時間。眾所周知,文學的學習需要大量的閱讀,而對語言文字感興趣的同學,多是感情淡薄而理性豐裕思維縝密的,志趣不在文學作品,如將語言文字之學獨立成系,有志于文學的學生就會有更多時間閱讀,想從事語言文字研究的同學,也不必為學習他們興趣不大的文學作品而徒耗青春。程俊英就認為,“語言學另成一系后,中國文學組學生馀下的時間較多”,可以用來擴充中國文學史的課時,并將文學批評、文學概論等課增設為必修。7而反對者呂叔湘則以為:“一種語言是一種文學的medium,正如水之于魚。不識水性不知魚之樂,不精一種語言不能欣賞那種語言里的文學。”8故他希望能“稍微看重點兒”一種文學和一種語言之間的依存性,不贊成語言學單獨成系。但他忘了,在《馬氏文通》之前,中國人根本沒有語言學,照樣吟詩作文,填詞度曲,譜傳奇而撰小說。學語言和語言學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
聞一多最后談到了他理想中改組后的文學系的目標:“建設本國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及創(chuàng)造新中國的文學。”而手段則是“采用舊的,介紹新的”。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就必須“要批判的接受,有計劃的介紹,要中西兼通”。
盡管聞一多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不無偏見,但他認為要中西兼通,要將語言學與文學分離開來,卻有非常之見地。他的同事朱自清9,及上海學者陳望道、徐中玉、陳子展、朱維之、程俊英等,莫不贊襄他的意見,然而從1948年1月此議在《國文月刊》第63期公開發(fā)表至今,沒有哪一所高校采用他的主張。原因既在于朱維之、陳子展所指出的師資問題,即“國文教授不懂外文,外文教授不懂國文”10,也在于徐中玉所指出的成見:“唯其彼此都屬無知,所以冬烘才能以為中國文學系只可以并只需要限在‘中國’的范圍之內(nèi),稍一越出范圍便認是‘駁雜’‘附會’;亦所以假洋鬼子才能以為外國文學系本與中國文學無涉。”11或許還在于呂叔湘所指出的,“成問題的是合式的學生。修習這兩個新的學系的學生,必須在入學的時候在中文和至少一種外國語的認識和運用上,同樣的都已經(jīng)有相當?shù)脑煸劊缓筮@個新的方案方才能發(fā)揮它的最大的作用。”12但更重要的,還是近世人文學術的發(fā)展既然循著科學道路,則不能不益加專門、精密,“分”的力量遠較“合”的力量更為強大。
二
《國文月刊》對大學中文系或曰國文系的討論,從1941年就開始了。其背景是1939年當時的教育部頒布了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先是1941年第1卷第10期,《國文月刊》刊發(fā)了程會昌(程千帆)的《部頒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平議》,編者認為“有不少好意見”“這種商榷極有意義”13,顯有引發(fā)爭鳴之意,然而此文遲遲未有反響,大約因為文中指出1939年部頒科目表給學生的習作時間不足,僅列各體文習作一科,四學分,且包括古代現(xiàn)代各體,文言訓練嚴重不足,而其他學者并不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1942年16期,程千帆又發(fā)表《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弊》,以為弊在“不知研究與教學之非一事”,“不知考據(jù)與詞章之非一途”14。此文一直到1944年和1948年,才有陶光、徐中玉著文商榷,反倒是1945年39期丁易的《論大學國文系》,很快引發(fā)了熱烈的討論。
丁易此文,首先明確了“大學為什么要設立國文系,它的目標究竟在哪里”的答案:“對中國舊文學的整理結(jié)算,對中國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建設。”15圍繞這一目標,他認為應將國文系分為語言文字組、文學組和文學史組。文學組的課程內(nèi)容“主要的是文藝理論,著名作家的研究,著名作品的欣賞,以及創(chuàng)作實習等”,“至于創(chuàng)作實習則是本組的主要精神所在,它的比重應占本組課程二分之一。”16丁易所說的創(chuàng)作實習特指新文學,他反對部定文學組仍然保留傳統(tǒng)各體文學的習作,認定“舊文學已到了末路,不值得再去創(chuàng)作,那么它就僅僅剩下了歷史的價值了”17,故設立文學史組“一為史的系統(tǒng)研究,可別為分期的文學史、分類的文學史兩種。二是史料的整理,或是一個作家的生平考證,或是一部作品的校勘訓詁。目標十分鮮明,只限于整理研究。”18
今天我們可以知道,現(xiàn)行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yè)完全是依本丁易文學史組的設想而運作,中文系可以說是與文學創(chuàng)作漠不相干的一個系所,中文系的學者,并非如一般社會人士所想象的那樣,都是才子才女,而幾乎全都是嚴肅的科學家。但在丁易本人,其實是想讓設想中的中文系文學組承擔起培養(yǎng)新文藝作家的任務的。
盡管丁易的觀點已經(jīng)十分折中了,還是不能為持科學立場的學者所容。語言學家王力很快就著文反駁。王力認為大學里只能造就學者,不能造成文學家。他的理由如下:
一、有價值的純文學作品不是由傳授得來的。
二、西洋大學里很少著名的小說家或戲劇家或詩人充當教授。文學家如果充當教授,他是用學者的資格,不是用文藝作家的資格。
三、大學教授在教室里講授的應該是不容否認的考證或其他研究的結(jié)果,不應該是那些不可或很難捉摸的技巧。若教學生們寫作,如果學生是沒有天才的,將是一輩子都教不好,如果學生是有天才的,他的文學作品可能遠勝于他們的老師,老師將憑什么去教他們呢?
四、學生的一篇文藝作品的好壞,是很難定出一個客觀的標準的。況且還有文學的宗派的問題。19
王文的觀點,直至今天仍占中文學界的主流。但其實他的理由每一條都站不住腳。王力本人著有《漢語詩律學》《詩詞格律》等著,但他自己所作的《龍蟲并雕齋詩集》,沒有一首出彩之作,故他對文學創(chuàng)作乃至文藝的創(chuàng)作完全懵然。任何藝術,包括文學,在成為藝術之前,首先是技術。沒有技術,不經(jīng)過對經(jīng)典作品的模仿,任何人的天才都無法充分發(fā)揮。此不但中國傳統(tǒng)文學為然,我們只要看Robert McKee的《故事》一書,自1997年初版以來,一直是全世界編劇的第一必讀經(jīng)典,至今仍屬于美國亞馬遜最暢銷圖書之一,指導無數(shù)人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廣告策劃、文案撰寫,就可知普遍以為不需要學習的文學創(chuàng)作,實則是多么需要專業(yè)的指導。曹文軒先生在北京大學首創(chuàng)小說創(chuàng)作學碩士點,學生畢業(yè)不需要寫論文,只要其創(chuàng)作的小說能得到著名作家的認可,即可畢業(yè)。這一實踐也說明,新文學創(chuàng)作完全可以通過課堂傳授。
任何一門藝術的技巧都有規(guī)律可尋,并非如王力所云“不可或很難捉摸”,成為大作家、大藝術家的天才,主要不是在技巧上,而是在心靈上、思想上。我們很難要求所有的中文系語言學專業(yè)的畢業(yè)生,都取得王力這樣的成就,然而又如何能要求接受了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專門訓練的學生,個個成為魯郭茅巴老曹呢?況且,又如何證明魯郭茅巴老曹要是受了中文系的專門訓練,不會取得比他們本來成就更大的成就呢?誠如徐中玉所駁:“王(力)先生既然承認‘大學的課程對于文學的修養(yǎng)不是沒有幫助’,為什么又要說‘有價值的純文學作品不是由傳授得來的’?作品本身當然不能傳授出來,而是自己修養(yǎng)出來的,既然課程對修養(yǎng)有助,為何便不能對‘造成文學家’有助?”20
且不說人文學科與科學不同,有其鮮明的民族性,不該以西方大學的做法,作為衡量中國大學的標準,單是近年來英、美等國,很多高校開設創(chuàng)意寫作(Creative Writing)的碩士專業(yè)(一般分詩歌與小說兩組),就可知即使是在高度科學化的西方學界,也日漸意識到,寫作能力可以而且完全可能由大學課堂進行訓練。
至于說一篇文藝作品很難有客觀的標準,這同樣是具有科學家頭腦的人對文藝的偏見。杜甫的地位是在他去世后,才漸漸建立起來的,但一直到清初,還有王士禛這樣的詩人,引用宋初楊億之語反對他21。然而我們能因為楊億、王士禛的反對,就否認文學史上對杜甫的評價,事實上是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標準嗎?杜甫與王維詩風是那樣地不同,而如果將杜王并列,絕對得不到多數(shù)人的認同。文學評價的標準固然有風會、宗尚、正變等因素,但每一種文體,都有一種文體的合格標準,這是人所共見而易于把握的。低于此標準,即為不合格,此完全無關于風會、宗尚、正變等作品以外的因素。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大家和名家的看法,也絕少存在分歧。詩賦是科舉時代最重要的考察科目之一,如果認為文學作品沒有標準,又如何能進入考試達千年之久呢?
王力和很多學者一樣,把文藝想象成純粹天才的產(chǎn)物。而不但著有《人間詞話》,更著有《人間詞》的王國維,就非常明白,只有極少數(shù)的文藝作品,是由天才創(chuàng)制,而絕大多數(shù)的文藝作品,其實都不是天才所制作:
“美術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以來百余年間學者之定論也。然天下之物,有決非真正之美術品,而又決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決非必為天才,而吾人之視之也,若與天才所制作之美術無異者。無以名之,名之曰“古雅”。22
王國維以為,“藝術中古雅之部分,不必盡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只要其人“格誠高,學問誠博”,縱無藝術之天才,其制作亦不失為古雅。若宋之山谷(黃庭堅)、明之青丘(高啟)、歷下(李攀龍)、清之新城(王士禛)等,“其去文學上之天才蓋遠,徒以有文學上之修養(yǎng),故其所作遂帶一種典雅之性質(zhì)。而后之無藝術上之天才者,亦以其典雅故,遂與第一流之文學家等類而觀之”23。
而即使是文藝的天才,專業(yè)的訓練對其發(fā)展也至關重要。王羲之從衛(wèi)夫人學書,杜甫說“轉(zhuǎn)益多師是汝師”,要其子“熟精文選理”,梅蘭芳從吳菱仙開蒙,又曾在富連成科班搭班演出,還向王瑤卿學習花衫行當?shù)谋硌荩騿剔ヌm學習昆曲……沒有專業(yè)的訓練,文藝創(chuàng)作不能成其大,作品不可能流行得既廣且久。傅庚生贊同丁易、李廣田的觀點,認為大學中文系應當主動倡導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中文系固然不該——也不可能——完全以造就作家為目的,卻該希望有部分的天才在這里接受一種薰陶,投得一條門徑,遇到一番啟發(fā),學習一些技巧”,他反駁王力的話“如果說新文學的人才可以養(yǎng)成的話,適宜于養(yǎng)成這類人才的應該是外國語文系,而不是中國文學系”,說:“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同時也是鐵一般的鑄成了大錯。我們應該因錯誤而檢討,想一個補救的辦法;不該因為看到‘票友下海’的人把戲唱得差不多,便一口咬定說‘科班’里反而不會造就出本行的人才來。‘新文學的修養(yǎng)不能由舊文學中取得’,是不是一種脫節(jié)失敗的現(xiàn)象?‘中文系的學生多數(shù)視外國語文為畏途’,難道說是先天性的,不能付糾正的嗎?”24王力舉茅盾、曹禺、馮至、卞之琳、朱光潛、梁宗岱等人為例,認為這些人正因西文根底深,才成為新文學的人才25,這樣的例證法實在不夠科學。如果我們說因為當代作家余華、畢淑敏、馮唐都是學醫(yī)出身,就認為醫(yī)學院是適合造就文藝人才的淵藪,豈非荒謬?
傅庚生精當?shù)刂赋觯骸霸诠沤裰型庖豢v一橫的交叉點上,才是新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起腳點。中文系里應該給部分的天才者指出這么一個路標,而且供給他們以所需要的知識,自然便會培育起繼往開來的芽甲。”26如果當代作家都能在一個重視創(chuàng)作的中文系接受中西古今文學的專業(yè)訓練,他們將會取得更大更輝煌的成就。
三
王力反對中文系教創(chuàng)作的四點理由,是中文系能不能提倡創(chuàng)作的問題,而他認為大學只該講授科學知識的觀點,卻是中文系該不該提倡創(chuàng)作的問題。王力的基本立足點是:“大學應該是知識傳授的最高學府,它所傳授的應該是科學,或科學性的東西。就廣義的科學而言,語言文字學是科學,文學史是科學,校勘是科學,唯有純文學的創(chuàng)作不是科學。”27如果王力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么全世界所有的藝術院校都可以關張大吉了,一切的藝術的天才,美術的、音樂的、戲劇的……都自動失去了入大學進修的資格。至于西方大學還有神學專業(yè),可授予神學博士學位,更加沒有存在理由了。
在中文系該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的問題上,徐中玉的意見最公允:“中文系不必要也不可能專以造就作家為目的,但亦不能說造就作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之一,中文系應該造就學者,也應該造就作家,學生愿意成為那一種人決定于他們的興趣和才能,但學校可不能不為他們設備種種可以使他們成為作家的條件。”28可惜,多年以來,我們很多的中文系主政者視熱愛創(chuàng)作的學生為不務正業(yè),對于抱著熱愛文學的興趣而投考中文系的學生,先是當頭一盆冷水:“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再用科學的訓練去消耗掉學生對文學的全部熱情。于是,本來很可能產(chǎn)生出來的優(yōu)秀作家,就這樣被成批量地扼殺掉了。王力回憶說,1934年時,有清華中文系的一個學生,在《清華周刊》上著文說,清華中文系的教授如朱自清俞平伯聞一多諸先生都是新文學家,然而他們在課堂上只談考據(jù),不談新文學,言下之意很是失望。針對這個觀點,在當年的秋季開學時,聞一多坦白對新生們說:“這里中文系是談考據(jù)的,不是談新文學的,你們?nèi)绻幌矚g,請不要進中文系來。”29然而,從來如此,便對么?如果只談考據(jù),不講創(chuàng)作,又如何實現(xiàn)聞一多后來所主張的目標——“建設本國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及創(chuàng)造新中國的文學”?
他們?nèi)绱说刂匾暱紦?jù),而輕視詞章,是因為他們認為科學比文學更實用。而之所以認為實用之物更有價值,又是受西方現(xiàn)代思想的影響。程千帆說:“案滿清學術,一由于明學之反動,二由于建夷之箝制,考據(jù)遂獨擅勝場。……及西洋學術輸入,新文化運動勃興,全盤西化之論,格于政治社會之阻礙,未克實行;考據(jù)之學乃反得于所謂科學方法一名詞下,延續(xù)其生命。”30中國學術本有義理詞章考據(jù)三途,為什么從前是輔翼義理詞章的考據(jù)之學,乃成今日學術之惟一大宗呢?因為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現(xiàn)代思潮反對上帝,認為人各有其知,故必要先推翻基督教的義理,因為崇尚平民化,故亦不重視修辭,所以人文學科也就只能走向科學化的道路。而中國受西方影響,全盤否定儒家義理,在文學上反對貴族化,也就必然要鄙棄詞章,只重考據(jù)了。正如程千帆所云:“義理期于力行,詞章即是習作,自近人眼光視之,皆不足語于研究之列。則考據(jù)一項,自是研究之殊稱。”31
四
一九四〇年代的關于大學中文系的討論,大都基于現(xiàn)代的立場。無論是聞一多提出的“建設本國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及創(chuàng)造新中國的文學”,還是丁易的“對中國舊文學的整理結(jié)算,對中國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建設”,或是李廣田的“批判地接受舊的文化,創(chuàng)造并發(fā)展新的進步的文化”32,本質(zhì)都一樣,都認為中文系要傳授的,是實用的、為人的學問,其基本立場,與中國傳統(tǒng)的非實用的、為己的學問涇渭分明。而程千帆的兩篇文章明顯不同,是從傳統(tǒng)學問的立場出發(fā)而立論。但程千帆對自己的立場并無清晰的認知,亦未執(zhí)著堅守。比如他指出持考據(jù)之方法以治詞章之蔽,是緣于“考據(jù)重知,詞章重能,其事各異。就詞章而論,且能者必知,知者不必能。今但以不能之知而言詞章,故于緊要處全無理會。雖大放厥詞,亦復何益”。又謂“考據(jù)重實證,而詞章重領悟”,“領悟前文,要當從習作入手”,“蓋能作,則于古人經(jīng)心用意處能得較分明之瞭解;亦于歷代源流同異能得較了澈之領會”33。而一為陶光、徐中玉所駁,他就用白話文發(fā)表了一篇《關于〈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說自己沒有重詞章而輕考據(jù)之意,自己對考據(jù)本有濃厚興趣,也一貫將批評建筑在考據(jù)的基礎上;又稱自己“關于從習作舊文學去欣賞舊文體,及從習作舊文體去創(chuàng)造新文體這個意思”,是“個人不合潮流的偏見”34。他之所以會如此,便因他沒有意識到,他先前的中文系要加強詞章的習作的觀點,與新文化派的歧見是根本上的、不可調(diào)和的。這涉及到中文系到底要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中文系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問題,而他只看到習作詞章對文學欣賞的作用,當然易為敵方所折。陶光說,要講清楚文學作品何以能動人,“只有研究作者的身世、環(huán)境、性格、遭遇,和作品底時代之背景,因為我們知道作品是作者性格和感覺的映現(xiàn),而性格是由環(huán)境陶鑄,感覺是由生活接觸而來的;除非明白這些,我們不能知道,更不能說出!”又舉《容齋四筆》中著名的例子,有人把陶詩“刑天舞干戚”誤作“形夭無千歲”,以說明考據(jù)對文學欣賞之必不可少35,又說“知者不必能,能者也不必知”36。徐中玉文兼駁程千帆與王力,他駁王力是逐條反駁,而對于程文,他贊同不該“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學”,卻不同意對“持考據(jù)之方法以治詞章”的指摘,尤其認為習作詞章在中文系行不通:“中文系詞章課程不少,都要習作,是否來得及,是一件事;稍為習作一下,是否就能獲得真知,又是一件事。”又說:“從前讀書人誰都能哼哼唧唧謅上幾首律、絕,可是他們有的簡直不知道李、杜的詩真正好在那里;相反的,現(xiàn)代學者從不做舊詩,對李、杜作品的認識卻遠比前代能做舊詩者為高明。”37今天也有不少兼為高校或社科院學者的詩詞界的朋友,指責大學中文系不重視詩詞創(chuàng)作的教學,其立論與程千帆幾無二致,可以想見,反對者也仍然會拿陶光、徐中玉的觀點來回復他們。
當然,陶光、徐中玉用以反駁程千帆的理由十分牽強。要正確理解詩詞,必須掌握大量的典故,懂得詩詞的特殊句法,更需要一顆幽渺的詩心。這些都是不懂創(chuàng)作只懂研究的學者所缺乏的。現(xiàn)代學者對李、杜作品的認識真能比王世貞《藝苑卮言》、胡應麟《詩藪》、李黼平《讀杜韓筆記》、俞陛云《詩境淺說》高明嗎?吾不之信也!錢仲聯(lián)說過:“眼下有些人號稱鑒賞詩、注釋詩、研究詩而不通音律,不能為詩,甚至不辨平仄,致使其對詩歌的理解和闡說往往是霧里看花,隔靴搔癢,有時還會鬧出常識性的笑話來。這樣的教訓是應該記取的。”38恐怕才是當代的常態(tài)吧?張志岳《與青年朋友談怎樣欣賞舊體詩詞》一文,開頭就明確道:“要學習舊體詩詞,也就必須會寫作舊體詩詞,而且還必須寫得比較好。只有這樣,自己對創(chuàng)作的甘苦有了一些體會,才能對古人的杰作體會得更深刻一些。”39而程千帆在他晚年的名文《學詩愚得》中也指出:“要對古典詩歌進行閱讀、欣賞和批評,就必須不斷地提高自己對具體作品的感受力,而提高這種能力的主要方法之一,便是學習創(chuàng)作。……從事文學批評的人,不能自己沒有一點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創(chuàng)作實踐愈豐富,愈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理解他人作品也就愈加深刻。……如果說我的那些詩論還有一二可取的話,那是和我會作幾句詩分不開的。”40然而這些觀點是無法說服對立的一方的,因為后者既然從未有過創(chuàng)作實踐,自然也就不會明白創(chuàng)作實踐對于理解古人的作品何以重要。
五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以聞一多為代表的新文化派,對中文系的辦學目的的認識到底有沒有偏頗?1944年8月,當時的教育部重新修訂了中國文學系科目表,修訂為必修科目文選及習作六學分、詩選及習作六學分、詞選及習作三學分,曲選及習作三學分41,比程千帆建議的將各體文習作增至六學分,并設語體文習作為選修42更愈,這樣的課程設置,到底是一種反動、倒退,還是有著邃密的考慮的返本之舉?
新文化派認為大學里講授的應當是科學知識,但人類的知識,絕不只有科學一途。事實上,人類知識可分為宗教、科學、人文三方面,分別對應于中國傳統(tǒng)的天地人之學。宗教是因信得義,是關于信仰的學問,對于信仰一種宗教的人來說,決不允許自己有懷疑。你可以說宗教不科學,但決不能否認宗教在維系世道人心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更不能否認其為一內(nèi)在自足的知識體系;科學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可以證真亦可以證偽;人文(包括藝術)是關于我們的生命如何成長,如何與他人與社會更好相處的學問,很難像科學那樣有一個明晰的標準、分別的界限。人文學科正如潘光旦先生所云,“是一個人生經(jīng)驗的總紀錄……人文學科所能給我們就是這生活上的一些條理規(guī)律,一些真知灼見,約言之,就是生活上已經(jīng)證明為比較有效的一些常經(jīng)”43。人文學科的宗旨在于《大學》的三綱: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卻不應該像科學那樣,以發(fā)現(xiàn)、解決問題為旨歸。明乎此,就當明白,大學中文系,應該是人文的中文系,而不該是科學的中文系。故大學中文系的根本目的,應當是通過文學而修德潤身,以期造就君子文士。大學中文系的畢業(yè)生,無論將來做學者,做作家,還是做語文教師、政府秘書、新聞記者,都該以明德新民為其畢生之志業(yè)。而要實現(xiàn)這樣的目標,途徑就是孔子所說的:“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通過義理的篤行、詞章的習作、考據(jù)的講求,而日新又日新。
在這樣的目標之下,古典的詞章的習作,就決不是不合時宜的,而是通向古典人文世界的必備津筏。學習詩古文辭的創(chuàng)作,不是要讓學生成為李杜韓柳,而是要讓學生接受古雅的訓練,從而獲得美育的成效。正如王國維所云:
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養(yǎng)得之,故可為美育普及之津梁。雖中智以下之人,不能創(chuàng)造優(yōu)美及宏壯之物者,亦得由修養(yǎng)而有古雅之創(chuàng)造力。又雖不能喻優(yōu)美及宏壯之價值者,亦得于優(yōu)美宏壯中之古雅之原質(zhì),或于古雅之制作物中,得其直接之慰藉。故古雅之價值,自美學上觀之,誠不能及優(yōu)美及宏壯,然自其教育眾庶之效言之,則雖謂其范圍較大,成效較著可也。44
循此審視民國教育部1944版的中文系科目表,可知其依準的是中國傳統(tǒng)學問的學習方法——學修合一。中國傳統(tǒng)學問的本質(zhì)是人格養(yǎng)成之學,無論是《大學》所說的“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還是《學記》所云的“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都強調(diào)了只有實修體悟,學問才能內(nèi)化為生命,才能有助于君子人格的養(yǎng)成。中文系可以不以培養(yǎng)作家為目的,但中文系不能不以傳承中國文化為目的,而要想很好地傳承中國固有的文化,就必須重視古雅的教育,也就必然要把古典文體的習作設為必修的基礎科目。
又不止此也。程大璋《與鄔伯健書》第五首云:
伯乾同學:日前得詩四絕,皆見進步,次絕格尤高。近時科學精神與昔年治樸學者相似,于詩詞一道,日皆暌隔。自茲而后,治此者益鮮,而人倫上無高尚之快樂矣。能葆守斯道,以存溫柔敦厚之教,亦不可以已也。45
傳統(tǒng)的詞章之學,不止是一種教育,更是一種人倫上的快樂,對塑造健康的心智其用至大,故不可以已。如果中文系的目的是王力和當代很多中文系教授希望的那樣,是在造就學者的話,就正如李廣田所質(zhì)疑的那樣,“像中文系之不一定能造就多少新舊文學作家一樣,恐怕也同樣造就不出多少國學家或?qū)W者。”46
文學的最終目的不是益智,而是塑心;不是要人去理解文學的來龍去脈,而是要人能欣賞文學,為文學而感動,從而擁有更加美好的心靈。亦唯有真心熱愛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才能養(yǎng)成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的摯愛。誠如戴建業(yè)所云:“文學史與古代文學屬于兩種不同的知識形態(tài):前者屬于歷史,后者屬于文學;前者是一種外在化的知識,它的獲得和占有無須個體的心靈體驗;后者是一種內(nèi)在化的知識,它兼有‘情’‘意’‘味’。外在化的知識只須記憶和理解,內(nèi)在化的知識還須感受和體驗。”47我們必須得承認,文學研究、文學史研究都不是文學本身。文學在本質(zhì)上是藝術,它主要依賴于從事者的性情,最終也主要對受眾的性情產(chǎn)生影響。《詩大序》云:“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正因看到詩對感發(fā)性情的巨大功用,孔子才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以詩教為教育教化之始。今天我們可以把詩擴展到文學,大學中文系應當承擔起培養(yǎng)中國文化的傳承人、培養(yǎng)文學的教化之士的任務。固然,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科學新傳統(tǒng)尚有著強大而頑固的勢力,但有志于開拓的大學主政者,卻不宜就此懈惰,而不作推動之努力。筆者贊同聞一多將語言學單獨分系的意見,而認為將語言學分出去后的大學中文系亦可再析為文學創(chuàng)作專業(yè)與國學藝術專業(yè),而這兩個專業(yè),均應將古詩文的習作設為必修課程。至于目前全國高校通行的中文系的培養(yǎng)方案,是以培養(yǎng)文學研究的學者為目標的,這完全可以放在研究生階段再進行。因為人所共知的兩個事實是:一、大學中文系本科乃至碩士畢業(yè)進入社會,學了一肚子文學理論完全無用,只有博士畢業(yè)才有可能從事學術研究;二、大學中文系本科乃至碩士畢業(yè)生,整天學的是文學史、文學理論,能讀過基本的文學經(jīng)典的都很少,如何指望他們能成就學術的大事業(yè)?文學研究固然需要史的眼光和理論的輔助,但文學研究的基礎是對作品有深刻的賞會,這必須要經(jīng)過長期的沉潛涵泳,舍夫辭章習作,又安可致之呢?
六
故文學創(chuàng)作專業(yè)宜酌參丁易的設想,開設白話文學的文藝理論、著名作家的研究、著名作品的欣賞課程,通過具體而微的剖析,讓學生熟知中外文學創(chuàng)作的結(jié)構技巧與文字技法,并輔以大量的創(chuàng)作實習。但也應保證一定課時的本國的傳統(tǒng)文體寫作訓練。當代作家偶一操觚傳統(tǒng)詩賦,幾乎必鬧笑話,雖名家不免,中文系有責任不能讓這樣的狀況再延續(xù)下去了。
而國學藝術專業(yè)之“藝”,更多是儒門六藝之“藝”的意思,專為培養(yǎng)中國文化傳承人而設。民國時期的大學中文系教育,普遍注重國學經(jīng)典專書的研讀,以至于廈門大學提出將國文系更名為國學系,以為國文系所設科目,內(nèi)容關涉語言文字、文學、其他國故若經(jīng)學、禮樂、歷數(shù)等,暨目錄學、校勘學等關于治學方法的學問,“其性質(zhì)既不一致,統(tǒng)稱之曰國文系,似嫌太泛,若改名為中國文學系,又覺含義不周,失之過狹,因念近代泰西日本謂中國固有一切學術為支那學(Sinoloyg),國人自稱則可直名為國學,蓋國學系所以教授關于國學之基礎學識,國學研究院所以資精深之研究,今改斯稱,庶幾本末一貫,名實相符矣。”48又如中山大學中文系,在古直主政時期(1932年8月-1935年6月),其《課目表》就純粹是國學的內(nèi)容。該系必修課程分講授與自修二類,講授類之“基本國文”實即讀經(jīng),由《孝經(jīng)》始,歷《論》《孟》《毛詩》《禮記》《左傳》而《周禮》《尚書》《周易》,另有《爾雅》郭注、小學大綱、《說文解字》等。《文選》一書,是詞章之本,貫穿全部四年,而四庫總目、前四史為自修。選修課程則有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經(jīng)學通論、文學史、目錄學等通論性質(zhì)的課程,又有各專書之研究及各家文選、詩選等。49可見,民國時期的中文系,凡偏于傳統(tǒng)學問的,都不止是中國語言文學系,更是國學系。而這一傳統(tǒng)在1949年后,因?qū)W習蘇聯(lián)教育模式而徹底中斷。1950年,夏承燾先生記曰:“午后開中文系總結(jié)會,石君主任報告年來課程變更,謂往事專書選讀,有《詩》《易》、三《傳》、三《禮》、《論》《孟》《老》《荀》等,今只開《詩經(jīng)》、聲越《放翁詩》、廉先及予之《楚辭》、《樂府詩集》、專家詞,由國學轉(zhuǎn)入文學矣。”50國學教育的傳統(tǒng),應該在今天大學中文系中得到恢復。故國學藝術專業(yè)可即以古直所定的中山大學中文系課目表為藍本,再加上書畫、昆曲兩門必修,以增進美育,傳承樂教。
學生經(jīng)過本科階段這兩個專業(yè)的訓練,進入研究院深造,必能恢復夏承燾、徐聲越、錢仲聯(lián)、程千帆、霍松林等老一代學人的榮光。倘若當代的中文系果能改弦更張,一面恢復國學教育的傳統(tǒng),一面重視各體文學的習作,未來的大師必能趁時而生,即使將來不從事學術研究,本科畢業(yè)后即工作,也會更得用人單位的欣賞,因為他們學的都不再是虛空的理論,而是實實在在的文字運用技能。
附記
2019年7月,我應邀出席香港嶺南學院舉辦的“古典體詩教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間施議對詞丈以《貂裘換酒》首唱,有“昔日盟鷗今何處,與傳杯、消息尋都遍。憑一脈,總難斷”之語,蓋謂中國文脈,不絕如縷,我輩自當堅守勿失。張師海鷗暨友人董就雄兄均有和章,我亦依原韻濫竽,有云:“大雅扶輪千劫后,想他年應發(fā)佳蒔遍。天不易,道焉斷。”意即文脈雖經(jīng)劫運,而終將重光,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篇拙文,就是在香港與同道交流后而寫成的。近聞北京大學成立文學講習所,曹文軒師任所長,深為母校此舉而欣慰。振衰救弊,或由此始。
前年會后,兩位參會的前輩詹杭倫教授、吳相洲教授均以英年而下世,思之不勝西州之慟。詹杭倫教授原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任教,后轉(zhuǎn)香港大學中文系,又在退休后赴大馬講中國古典文學及詩詞創(chuàng)作,逝時才66歲。2009年我博士畢業(yè),他希望我能到人大國學院工作,接替他講詩,殷愛眷眷,何敢忘之?吳相洲教授就更年輕,竟以未及花甲之齡往生。猶記他在會上說:“學藝術的都需要藝術專業(yè)考試,學文學的居然沒有文學創(chuàng)作能力的入學考試,不可思議!”兩位前輩,一重實行,一具卓見,他們都看到了當代中文系重理論而輕創(chuàng)作的弊端,而力圖稍作挽救。今天重閱拙文,憶起二公音容,不覺淚涔涔沾襟。
2021年5月23日記
(作者為深圳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注釋:
1:聞一多:《調(diào)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學二系機構芻議》,見《聞一多全集·三·雜文》,三聯(lián)書店,1982年版,第489-492頁
2:郭沫若:《聞一多全集·一·郭序》,同上,第5頁
3:李思樂:《詩經(jīng)通義》序言。見聞一多著,聞羽惠校補:《詩經(jīng)通義》,時代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2頁
4:蔡正華:《中國文藝思潮·八·新文學運動》,世界書局,1936年版,第44頁
5:李思樂:《詩經(jīng)通義》序言。見聞一多著,聞羽惠校補:《詩經(jīng)通義》,時代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2頁
6:王瑤:《談古文辭的研讀》,《國文月刊》,第六十八期,第5頁
7:程俊英:《我對于中國文學系課程改革意見》。《國文月刊》第65期,第21頁
8:呂叔湘:《關于中外語文的分系和中文系課程的分組》。《國文月刊》第67期。第1頁
9:朱自清:《關于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兩個意見》。《國文月刊》第63期。
10:朱維之:《中外文合系是必然的趨勢》。《國文月刊》第65期。第6頁
11:徐中玉:《讀聞朱二先生文后》。《國文月刊》第65期。第2頁
12:呂叔湘:《關于中外語文的分系和中文系課程的分組》。《國文月刊》第67期。第1頁
13:《國文月刊》1941年第1卷第10期編輯后記
14:程會昌:《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國文月刊》第16期,第2頁
15: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第2頁
16: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第4-5頁
17: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第5頁
18: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第5頁
19:王了一:《大學中文系和新文藝的創(chuàng)造》,《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7頁
20:徐中玉《國文教學五論》,《國文月刊》第66期,第3頁
21:趙執(zhí)信《談龍錄》云:“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語客。”見陳邇冬校點:《談龍錄·石洲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頁
22: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王國維遺書·靜庵文集續(xù)編》,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22-23頁
23: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同上,第26頁
24:傅庚生《中文系教學意見商兌》,《國文月刊》第49期,第15頁
25:王了一:《大學中文系和新文藝的創(chuàng)造》,《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8頁
26:傅庚生《中文系教學意見商兌》,《國文月刊》第49期,第15頁
27:王了一:《大學中文系和新文藝的創(chuàng)造》,《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8頁
28:徐中玉《國文教學五論》,《國文月刊》第66期,第3頁
29:王了一:《大學中文系和新文藝的創(chuàng)造》,《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7頁
30:程會昌:《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國文月刊》第16期,第2頁
31:同上。
32:李廣田:《文學與文化——新文學和大學中文系》,《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4頁
33:程會昌:《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
34:程會昌:《關于〈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國文月刊》第68期,第6頁
35:陶光:《義理·詞章·考據(jù)》,《國文月刊》第28-30期合刊,第17頁
36:同上,第18頁
37:徐中玉:《國文教學五論》,《國文月刊》第66期,第2頁
38:錢仲聯(lián)著,周秦整理:《錢仲聯(lián)學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頁
39:見《文史知識》,1984年第4期。
40:程千帆著:《唐詩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2-13頁
41:李廣田《文學與文化——新文學和大學中文系》轉(zhuǎn)引,《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2頁
42:程會昌:《部頒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平議》,《國文月刊》第1卷第10期,第16頁
43:潘光旦:《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再論解蔽》,見潘乃谷,潘乃和編:《潘光旦教育文存》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頁
44: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王國維遺書·靜庵文集續(xù)編》,第27頁
45:程大璋:《無終始齋詩文集》,番禺鄔慶時印,1928年,卷三
46:李廣田:《文學與文化——新文學和大學中文系》,《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2頁
47:戴建業(yè):《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現(xiàn)狀與反思》,《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第87頁
48:廈門大學編譯處周刊部:《廈大周刊》第157期,《國文系改稱國學系之理由草案》,1926年10月,2-3頁
49:古直:《廣東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課目表》,《國學論衡·國學近訊》,1933年第2期,第1-11頁
50:1950年3月16日夏承燾先生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