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學中文系到底要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這不是一個今天才有的問題。從近代引入西方大學制度開始，中文系該怎樣辦，如何設置科目，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學生畢業(yè)后出路怎樣，都曾引起過熱烈的討論。最有名的意見，來自于聞一多。1946年暑假前，他口頭向清華大學提出《調(diào)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學二系機構芻議》1，建議“將現(xiàn)行制度下的中國文學系（文學組、語言文字組）與外國語文學系改為文學系（中國文學組、外國文學組）與語言學系（東方語言組、印歐語言組）。”認為“舊制的特點，是中西對立，語文不分”。中西對立，指的是當時大學的文、法兩學院絕大多數(shù)的學系，所設立課程都兼講本國與外國的學問，唯獨文學和語言，仍依國別分作中國文學與外國語文學兩系，這是十分畸型的現(xiàn)象。他猛烈抨擊說，許多大學的中國文學系是以保存國粹為己任的小型國學專修館，集合著一群遺老式的先生和遺少式的學生，說他們“抱著發(fā)散霉味的經(jīng)史子集，夢想五千年的古國的光榮”。而外國語文學系，則被他斥為文化買辦，是“高等華人養(yǎng)成所，唯一的任務是替帝國主義（尤其是大英帝國主義）承包文化傾銷”。聞一多曾留學美國，但他是一位有著極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的學者，故對“帝國主義”本能憎惡。而他又是一位深受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影響的學者，郭沫若說：“（聞先生）雖然在古代文獻里游泳，但他不是作為魚而游泳，而是作為魚雷而游泳的。他是為了要批判歷史而研究歷史，為了要揚棄古代而鉆進古代里去刳它的腸肚的。”2我們只要看他的《詩經(jīng)》的研究，“不僅從文學、語言學、史學的角度，而且要以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文藝發(fā)生學、民族心理學等科學方法和態(tài)度，即從最新的角度研究《詩經(jīng)》，使《詩經(jīng)》既可當作文學作品讀，又可當作社會史料和文化史料讀”3。就可知聞一多是站在科學的立場上，把中國傳統(tǒng)文學僅看成是歷史文本，而與傳統(tǒng)的依本儒家詩教之旨的詩學胡越相隔。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感情上激發(fā)大眾，使大眾不再相信“數(shù)千年來的傳統(tǒng)思想——興觀群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教”4，而聞一多則在學術領域延續(xù)了新文化運動，“從本質(zhì)上推翻了孔孟之道論《詩》的‘價值觀’和傳統(tǒng)的‘詩教論’”5。他著有一本唐詩選本《唐詩大系》，王瑤指出，其在“講授時也并不過分注重技巧以及意境的欣賞；更重要的，他把選本中的詩當作文學史的例證來闡明文學史的發(fā)展；考訂作者所遭遇的史實，和在歷史中的關系及地位”6。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一百年，聞一多研究及授課的模式逐漸成為大學中文系的主流。

聞一多又敏感地發(fā)現(xiàn)，語言學與文學存在著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他指出：“語言學發(fā)展的趨勢，就是語言學的科學化。語言學已經(jīng)成為科學，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是這門科學的一個分支；而文學是屬于藝術的范疇。文學的批評與研究雖也采取科學方法，但文學終非嚴格的科學，也不需要、不可能、不應該是嚴格的科學。”他下面說的話，大概當代大學中文系的語言學專業(yè)的學者沒有不同意的：“語言學與文學并不相近，倒是與歷史考古學，尤其社會人類學相近些。所以讓語言學獨立成系，可以促進它本身的發(fā)展，也可以促進歷史考古學與社會人類學的發(fā)展。” 盡管聞一多的古代文學研究，大多采用科學方法，但他畢竟是著名的新詩人，他知道文學屬于藝術，不可能像語言學那樣，徹底地成為科學。將語言學與文學捆綁在一起，既妨礙語言學的獨立發(fā)展，也過多占用文學教學的時間。眾所周知，文學的學習需要大量的閱讀，而對語言文字感興趣的同學，多是感情淡薄而理性豐裕思維縝密的，志趣不在文學作品，如將語言文字之學獨立成系，有志于文學的學生就會有更多時間閱讀，想從事語言文字研究的同學，也不必為學習他們興趣不大的文學作品而徒耗青春。程俊英就認為，“語言學另成一系后，中國文學組學生馀下的時間較多”，可以用來擴充中國文學史的課時，并將文學批評、文學概論等課增設為必修。7而反對者呂叔湘則以為：“一種語言是一種文學的medium，正如水之于魚。不識水性不知魚之樂，不精一種語言不能欣賞那種語言里的文學。”8故他希望能“稍微看重點兒”一種文學和一種語言之間的依存性，不贊成語言學單獨成系。但他忘了，在《馬氏文通》之前，中國人根本沒有語言學，照樣吟詩作文，填詞度曲，譜傳奇而撰小說。學語言和語言學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

聞一多最后談到了他理想中改組后的文學系的目標：“建設本國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及創(chuàng)造新中國的文學。”而手段則是“采用舊的，介紹新的”。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就必須“要批判的接受，有計劃的介紹，要中西兼通”。

盡管聞一多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不無偏見，但他認為要中西兼通，要將語言學與文學分離開來，卻有非常之見地。他的同事朱自清9，及上海學者陳望道、徐中玉、陳子展、朱維之、程俊英等，莫不贊襄他的意見，然而從1948年1月此議在《國文月刊》第63期公開發(fā)表至今，沒有哪一所高校采用他的主張。原因既在于朱維之、陳子展所指出的師資問題，即“國文教授不懂外文，外文教授不懂國文”10，也在于徐中玉所指出的成見：“唯其彼此都屬無知，所以冬烘才能以為中國文學系只可以并只需要限在‘中國’的范圍之內(nèi)，稍一越出范圍便認是‘駁雜’‘附會’；亦所以假洋鬼子才能以為外國文學系本與中國文學無涉。”11或許還在于呂叔湘所指出的，“成問題的是合式的學生。修習這兩個新的學系的學生，必須在入學的時候在中文和至少一種外國語的認識和運用上，同樣的都已經(jīng)有相當?shù)脑煸劊缓筮@個新的方案方才能發(fā)揮它的最大的作用。”12但更重要的，還是近世人文學術的發(fā)展既然循著科學道路，則不能不益加專門、精密，“分”的力量遠較“合”的力量更為強大。

二

《國文月刊》對大學中文系或曰國文系的討論，從1941年就開始了。其背景是1939年當時的教育部頒布了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先是1941年第1卷第10期，《國文月刊》刊發(fā)了程會昌（程千帆）的《部頒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平議》，編者認為“有不少好意見”“這種商榷極有意義”13，顯有引發(fā)爭鳴之意，然而此文遲遲未有反響，大約因為文中指出1939年部頒科目表給學生的習作時間不足，僅列各體文習作一科，四學分，且包括古代現(xiàn)代各體，文言訓練嚴重不足，而其他學者并不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1942年16期，程千帆又發(fā)表《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弊》，以為弊在“不知研究與教學之非一事”，“不知考據(jù)與詞章之非一途”14。此文一直到1944年和1948年，才有陶光、徐中玉著文商榷，反倒是1945年39期丁易的《論大學國文系》，很快引發(fā)了熱烈的討論。

丁易此文，首先明確了“大學為什么要設立國文系，它的目標究竟在哪里”的答案：“對中國舊文學的整理結(jié)算，對中國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建設。”15圍繞這一目標，他認為應將國文系分為語言文字組、文學組和文學史組。文學組的課程內(nèi)容“主要的是文藝理論，著名作家的研究，著名作品的欣賞，以及創(chuàng)作實習等”，“至于創(chuàng)作實習則是本組的主要精神所在，它的比重應占本組課程二分之一。”16丁易所說的創(chuàng)作實習特指新文學，他反對部定文學組仍然保留傳統(tǒng)各體文學的習作，認定“舊文學已到了末路，不值得再去創(chuàng)作，那么它就僅僅剩下了歷史的價值了”17，故設立文學史組“一為史的系統(tǒng)研究，可別為分期的文學史、分類的文學史兩種。二是史料的整理，或是一個作家的生平考證，或是一部作品的校勘訓詁。目標十分鮮明，只限于整理研究。”18

今天我們可以知道，現(xiàn)行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yè)完全是依本丁易文學史組的設想而運作，中文系可以說是與文學創(chuàng)作漠不相干的一個系所，中文系的學者，并非如一般社會人士所想象的那樣，都是才子才女，而幾乎全都是嚴肅的科學家。但在丁易本人，其實是想讓設想中的中文系文學組承擔起培養(yǎng)新文藝作家的任務的。

盡管丁易的觀點已經(jīng)十分折中了，還是不能為持科學立場的學者所容。語言學家王力很快就著文反駁。王力認為大學里只能造就學者，不能造成文學家。他的理由如下：

一、有價值的純文學作品不是由傳授得來的。

二、西洋大學里很少著名的小說家或戲劇家或詩人充當教授。文學家如果充當教授，他是用學者的資格，不是用文藝作家的資格。

三、大學教授在教室里講授的應該是不容否認的考證或其他研究的結(jié)果，不應該是那些不可或很難捉摸的技巧。若教學生們寫作，如果學生是沒有天才的，將是一輩子都教不好，如果學生是有天才的，他的文學作品可能遠勝于他們的老師，老師將憑什么去教他們呢？

四、學生的一篇文藝作品的好壞，是很難定出一個客觀的標準的。況且還有文學的宗派的問題。19

王文的觀點，直至今天仍占中文學界的主流。但其實他的理由每一條都站不住腳。王力本人著有《漢語詩律學》《詩詞格律》等著，但他自己所作的《龍蟲并雕齋詩集》，沒有一首出彩之作，故他對文學創(chuàng)作乃至文藝的創(chuàng)作完全懵然。任何藝術，包括文學，在成為藝術之前，首先是技術。沒有技術，不經(jīng)過對經(jīng)典作品的模仿，任何人的天才都無法充分發(fā)揮。此不但中國傳統(tǒng)文學為然，我們只要看Robert McKee的《故事》一書，自1997年初版以來，一直是全世界編劇的第一必讀經(jīng)典，至今仍屬于美國亞馬遜最暢銷圖書之一，指導無數(shù)人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廣告策劃、文案撰寫，就可知普遍以為不需要學習的文學創(chuàng)作，實則是多么需要專業(yè)的指導。曹文軒先生在北京大學首創(chuàng)小說創(chuàng)作學碩士點，學生畢業(yè)不需要寫論文，只要其創(chuàng)作的小說能得到著名作家的認可，即可畢業(yè)。這一實踐也說明，新文學創(chuàng)作完全可以通過課堂傳授。

任何一門藝術的技巧都有規(guī)律可尋，并非如王力所云“不可或很難捉摸”，成為大作家、大藝術家的天才，主要不是在技巧上，而是在心靈上、思想上。我們很難要求所有的中文系語言學專業(yè)的畢業(yè)生，都取得王力這樣的成就，然而又如何能要求接受了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專門訓練的學生，個個成為魯郭茅巴老曹呢？況且，又如何證明魯郭茅巴老曹要是受了中文系的專門訓練，不會取得比他們本來成就更大的成就呢？誠如徐中玉所駁：“王（力）先生既然承認‘大學的課程對于文學的修養(yǎng)不是沒有幫助’，為什么又要說‘有價值的純文學作品不是由傳授得來的’？作品本身當然不能傳授出來，而是自己修養(yǎng)出來的，既然課程對修養(yǎng)有助，為何便不能對‘造成文學家’有助？”20

且不說人文學科與科學不同，有其鮮明的民族性，不該以西方大學的做法，作為衡量中國大學的標準，單是近年來英、美等國，很多高校開設創(chuàng)意寫作（Creative Writing）的碩士專業(yè)（一般分詩歌與小說兩組），就可知即使是在高度科學化的西方學界，也日漸意識到，寫作能力可以而且完全可能由大學課堂進行訓練。

至于說一篇文藝作品很難有客觀的標準，這同樣是具有科學家頭腦的人對文藝的偏見。杜甫的地位是在他去世后，才漸漸建立起來的，但一直到清初，還有王士禛這樣的詩人，引用宋初楊億之語反對他21。然而我們能因為楊億、王士禛的反對，就否認文學史上對杜甫的評價，事實上是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標準嗎？杜甫與王維詩風是那樣地不同，而如果將杜王并列，絕對得不到多數(shù)人的認同。文學評價的標準固然有風會、宗尚、正變等因素，但每一種文體，都有一種文體的合格標準，這是人所共見而易于把握的。低于此標準，即為不合格，此完全無關于風會、宗尚、正變等作品以外的因素。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大家和名家的看法，也絕少存在分歧。詩賦是科舉時代最重要的考察科目之一，如果認為文學作品沒有標準，又如何能進入考試達千年之久呢？

王力和很多學者一樣，把文藝想象成純粹天才的產(chǎn)物。而不但著有《人間詞話》，更著有《人間詞》的王國維，就非常明白，只有極少數(shù)的文藝作品，是由天才創(chuàng)制，而絕大多數(shù)的文藝作品，其實都不是天才所制作：

“美術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以來百余年間學者之定論也。然天下之物，有決非真正之美術品，而又決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決非必為天才，而吾人之視之也，若與天才所制作之美術無異者。無以名之，名之曰“古雅”。22

王國維以為，“藝術中古雅之部分，不必盡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只要其人“格誠高，學問誠博”，縱無藝術之天才，其制作亦不失為古雅。若宋之山谷（黃庭堅）、明之青丘（高啟）、歷下（李攀龍）、清之新城（王士禛）等，“其去文學上之天才蓋遠，徒以有文學上之修養(yǎng)，故其所作遂帶一種典雅之性質(zhì)。而后之無藝術上之天才者，亦以其典雅故，遂與第一流之文學家等類而觀之”23。

而即使是文藝的天才，專業(yè)的訓練對其發(fā)展也至關重要。王羲之從衛(wèi)夫人學書，杜甫說“轉(zhuǎn)益多師是汝師”，要其子“熟精文選理”，梅蘭芳從吳菱仙開蒙，又曾在富連成科班搭班演出，還向王瑤卿學習花衫行當?shù)谋硌荩騿剔ヌm學習昆曲……沒有專業(yè)的訓練，文藝創(chuàng)作不能成其大，作品不可能流行得既廣且久。傅庚生贊同丁易、李廣田的觀點，認為大學中文系應當主動倡導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中文系固然不該——也不可能——完全以造就作家為目的，卻該希望有部分的天才在這里接受一種薰陶，投得一條門徑，遇到一番啟發(fā)，學習一些技巧”，他反駁王力的話“如果說新文學的人才可以養(yǎng)成的話，適宜于養(yǎng)成這類人才的應該是外國語文系，而不是中國文學系”，說：“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同時也是鐵一般的鑄成了大錯。我們應該因錯誤而檢討，想一個補救的辦法；不該因為看到‘票友下海’的人把戲唱得差不多，便一口咬定說‘科班’里反而不會造就出本行的人才來。‘新文學的修養(yǎng)不能由舊文學中取得’，是不是一種脫節(jié)失敗的現(xiàn)象？‘中文系的學生多數(shù)視外國語文為畏途’，難道說是先天性的，不能付糾正的嗎？”24王力舉茅盾、曹禺、馮至、卞之琳、朱光潛、梁宗岱等人為例，認為這些人正因西文根底深，才成為新文學的人才25，這樣的例證法實在不夠科學。如果我們說因為當代作家余華、畢淑敏、馮唐都是學醫(yī)出身，就認為醫(yī)學院是適合造就文藝人才的淵藪，豈非荒謬？

傅庚生精當?shù)刂赋觯骸霸诠沤裰型庖豢v一橫的交叉點上，才是新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起腳點。中文系里應該給部分的天才者指出這么一個路標，而且供給他們以所需要的知識，自然便會培育起繼往開來的芽甲。”26如果當代作家都能在一個重視創(chuàng)作的中文系接受中西古今文學的專業(yè)訓練，他們將會取得更大更輝煌的成就。

三

王力反對中文系教創(chuàng)作的四點理由，是中文系能不能提倡創(chuàng)作的問題，而他認為大學只該講授科學知識的觀點，卻是中文系該不該提倡創(chuàng)作的問題。王力的基本立足點是：“大學應該是知識傳授的最高學府，它所傳授的應該是科學，或科學性的東西。就廣義的科學而言，語言文字學是科學，文學史是科學，校勘是科學，唯有純文學的創(chuàng)作不是科學。”27如果王力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么全世界所有的藝術院校都可以關張大吉了，一切的藝術的天才，美術的、音樂的、戲劇的……都自動失去了入大學進修的資格。至于西方大學還有神學專業(yè)，可授予神學博士學位，更加沒有存在理由了。

在中文系該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的問題上，徐中玉的意見最公允：“中文系不必要也不可能專以造就作家為目的，但亦不能說造就作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之一，中文系應該造就學者，也應該造就作家，學生愿意成為那一種人決定于他們的興趣和才能，但學校可不能不為他們設備種種可以使他們成為作家的條件。”28可惜，多年以來，我們很多的中文系主政者視熱愛創(chuàng)作的學生為不務正業(yè)，對于抱著熱愛文學的興趣而投考中文系的學生，先是當頭一盆冷水：“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再用科學的訓練去消耗掉學生對文學的全部熱情。于是，本來很可能產(chǎn)生出來的優(yōu)秀作家，就這樣被成批量地扼殺掉了。王力回憶說，1934年時，有清華中文系的一個學生，在《清華周刊》上著文說，清華中文系的教授如朱自清俞平伯聞一多諸先生都是新文學家，然而他們在課堂上只談考據(jù)，不談新文學，言下之意很是失望。針對這個觀點，在當年的秋季開學時，聞一多坦白對新生們說：“這里中文系是談考據(jù)的，不是談新文學的，你們?nèi)绻幌矚g，請不要進中文系來。”29然而，從來如此，便對么？如果只談考據(jù)，不講創(chuàng)作，又如何實現(xiàn)聞一多后來所主張的目標——“建設本國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及創(chuàng)造新中國的文學”？

他們?nèi)绱说刂匾暱紦?jù)，而輕視詞章，是因為他們認為科學比文學更實用。而之所以認為實用之物更有價值，又是受西方現(xiàn)代思想的影響。程千帆說：“案滿清學術，一由于明學之反動，二由于建夷之箝制，考據(jù)遂獨擅勝場。……及西洋學術輸入，新文化運動勃興，全盤西化之論，格于政治社會之阻礙，未克實行；考據(jù)之學乃反得于所謂科學方法一名詞下，延續(xù)其生命。”30中國學術本有義理詞章考據(jù)三途，為什么從前是輔翼義理詞章的考據(jù)之學，乃成今日學術之惟一大宗呢？因為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現(xiàn)代思潮反對上帝，認為人各有其知，故必要先推翻基督教的義理，因為崇尚平民化，故亦不重視修辭，所以人文學科也就只能走向科學化的道路。而中國受西方影響，全盤否定儒家義理，在文學上反對貴族化，也就必然要鄙棄詞章，只重考據(jù)了。正如程千帆所云：“義理期于力行，詞章即是習作，自近人眼光視之，皆不足語于研究之列。則考據(jù)一項，自是研究之殊稱。”31

四

一九四〇年代的關于大學中文系的討論，大都基于現(xiàn)代的立場。無論是聞一多提出的“建設本國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及創(chuàng)造新中國的文學”，還是丁易的“對中國舊文學的整理結(jié)算，對中國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建設”，或是李廣田的“批判地接受舊的文化，創(chuàng)造并發(fā)展新的進步的文化”32，本質(zhì)都一樣，都認為中文系要傳授的，是實用的、為人的學問，其基本立場，與中國傳統(tǒng)的非實用的、為己的學問涇渭分明。而程千帆的兩篇文章明顯不同，是從傳統(tǒng)學問的立場出發(fā)而立論。但程千帆對自己的立場并無清晰的認知，亦未執(zhí)著堅守。比如他指出持考據(jù)之方法以治詞章之蔽，是緣于“考據(jù)重知，詞章重能，其事各異。就詞章而論，且能者必知，知者不必能。今但以不能之知而言詞章，故于緊要處全無理會。雖大放厥詞，亦復何益”。又謂“考據(jù)重實證，而詞章重領悟”，“領悟前文，要當從習作入手”，“蓋能作，則于古人經(jīng)心用意處能得較分明之瞭解；亦于歷代源流同異能得較了澈之領會”33。而一為陶光、徐中玉所駁，他就用白話文發(fā)表了一篇《關于〈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說自己沒有重詞章而輕考據(jù)之意，自己對考據(jù)本有濃厚興趣，也一貫將批評建筑在考據(jù)的基礎上；又稱自己“關于從習作舊文學去欣賞舊文體，及從習作舊文體去創(chuàng)造新文體這個意思”，是“個人不合潮流的偏見”34。他之所以會如此，便因他沒有意識到，他先前的中文系要加強詞章的習作的觀點，與新文化派的歧見是根本上的、不可調(diào)和的。這涉及到中文系到底要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中文系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問題，而他只看到習作詞章對文學欣賞的作用，當然易為敵方所折。陶光說，要講清楚文學作品何以能動人，“只有研究作者的身世、環(huán)境、性格、遭遇，和作品底時代之背景，因為我們知道作品是作者性格和感覺的映現(xiàn)，而性格是由環(huán)境陶鑄，感覺是由生活接觸而來的；除非明白這些，我們不能知道，更不能說出！”又舉《容齋四筆》中著名的例子，有人把陶詩“刑天舞干戚”誤作“形夭無千歲”，以說明考據(jù)對文學欣賞之必不可少35，又說“知者不必能，能者也不必知”36。徐中玉文兼駁程千帆與王力，他駁王力是逐條反駁，而對于程文，他贊同不該“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學”，卻不同意對“持考據(jù)之方法以治詞章”的指摘，尤其認為習作詞章在中文系行不通：“中文系詞章課程不少，都要習作，是否來得及，是一件事；稍為習作一下，是否就能獲得真知，又是一件事。”又說：“從前讀書人誰都能哼哼唧唧謅上幾首律、絕，可是他們有的簡直不知道李、杜的詩真正好在那里；相反的，現(xiàn)代學者從不做舊詩，對李、杜作品的認識卻遠比前代能做舊詩者為高明。”37今天也有不少兼為高校或社科院學者的詩詞界的朋友，指責大學中文系不重視詩詞創(chuàng)作的教學，其立論與程千帆幾無二致，可以想見，反對者也仍然會拿陶光、徐中玉的觀點來回復他們。

當然，陶光、徐中玉用以反駁程千帆的理由十分牽強。要正確理解詩詞，必須掌握大量的典故，懂得詩詞的特殊句法，更需要一顆幽渺的詩心。這些都是不懂創(chuàng)作只懂研究的學者所缺乏的。現(xiàn)代學者對李、杜作品的認識真能比王世貞《藝苑卮言》、胡應麟《詩藪》、李黼平《讀杜韓筆記》、俞陛云《詩境淺說》高明嗎？吾不之信也！錢仲聯(lián)說過：“眼下有些人號稱鑒賞詩、注釋詩、研究詩而不通音律，不能為詩，甚至不辨平仄，致使其對詩歌的理解和闡說往往是霧里看花，隔靴搔癢，有時還會鬧出常識性的笑話來。這樣的教訓是應該記取的。”38恐怕才是當代的常態(tài)吧？張志岳《與青年朋友談怎樣欣賞舊體詩詞》一文，開頭就明確道：“要學習舊體詩詞，也就必須會寫作舊體詩詞，而且還必須寫得比較好。只有這樣，自己對創(chuàng)作的甘苦有了一些體會，才能對古人的杰作體會得更深刻一些。”39而程千帆在他晚年的名文《學詩愚得》中也指出：“要對古典詩歌進行閱讀、欣賞和批評，就必須不斷地提高自己對具體作品的感受力，而提高這種能力的主要方法之一，便是學習創(chuàng)作。……從事文學批評的人，不能自己沒有一點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創(chuàng)作實踐愈豐富，愈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理解他人作品也就愈加深刻。……如果說我的那些詩論還有一二可取的話，那是和我會作幾句詩分不開的。”40然而這些觀點是無法說服對立的一方的，因為后者既然從未有過創(chuàng)作實踐，自然也就不會明白創(chuàng)作實踐對于理解古人的作品何以重要。

五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以聞一多為代表的新文化派，對中文系的辦學目的的認識到底有沒有偏頗？1944年8月，當時的教育部重新修訂了中國文學系科目表，修訂為必修科目文選及習作六學分、詩選及習作六學分、詞選及習作三學分，曲選及習作三學分41，比程千帆建議的將各體文習作增至六學分，并設語體文習作為選修42更愈，這樣的課程設置，到底是一種反動、倒退，還是有著邃密的考慮的返本之舉？

新文化派認為大學里講授的應當是科學知識，但人類的知識，絕不只有科學一途。事實上，人類知識可分為宗教、科學、人文三方面，分別對應于中國傳統(tǒng)的天地人之學。宗教是因信得義，是關于信仰的學問，對于信仰一種宗教的人來說，決不允許自己有懷疑。你可以說宗教不科學，但決不能否認宗教在維系世道人心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更不能否認其為一內(nèi)在自足的知識體系；科學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可以證真亦可以證偽；人文（包括藝術）是關于我們的生命如何成長，如何與他人與社會更好相處的學問，很難像科學那樣有一個明晰的標準、分別的界限。人文學科正如潘光旦先生所云，“是一個人生經(jīng)驗的總紀錄……人文學科所能給我們就是這生活上的一些條理規(guī)律，一些真知灼見，約言之，就是生活上已經(jīng)證明為比較有效的一些常經(jīng)”43。人文學科的宗旨在于《大學》的三綱：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卻不應該像科學那樣，以發(fā)現(xiàn)、解決問題為旨歸。明乎此，就當明白，大學中文系，應該是人文的中文系，而不該是科學的中文系。故大學中文系的根本目的，應當是通過文學而修德潤身，以期造就君子文士。大學中文系的畢業(yè)生，無論將來做學者，做作家，還是做語文教師、政府秘書、新聞記者，都該以明德新民為其畢生之志業(yè)。而要實現(xiàn)這樣的目標，途徑就是孔子所說的：“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通過義理的篤行、詞章的習作、考據(jù)的講求，而日新又日新。

在這樣的目標之下，古典的詞章的習作，就決不是不合時宜的，而是通向古典人文世界的必備津筏。學習詩古文辭的創(chuàng)作，不是要讓學生成為李杜韓柳，而是要讓學生接受古雅的訓練，從而獲得美育的成效。正如王國維所云：

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養(yǎng)得之，故可為美育普及之津梁。雖中智以下之人，不能創(chuàng)造優(yōu)美及宏壯之物者，亦得由修養(yǎng)而有古雅之創(chuàng)造力。又雖不能喻優(yōu)美及宏壯之價值者，亦得于優(yōu)美宏壯中之古雅之原質(zhì)，或于古雅之制作物中，得其直接之慰藉。故古雅之價值，自美學上觀之，誠不能及優(yōu)美及宏壯，然自其教育眾庶之效言之，則雖謂其范圍較大，成效較著可也。44

循此審視民國教育部1944版的中文系科目表，可知其依準的是中國傳統(tǒng)學問的學習方法——學修合一。中國傳統(tǒng)學問的本質(zhì)是人格養(yǎng)成之學，無論是《大學》所說的“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還是《學記》所云的“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都強調(diào)了只有實修體悟，學問才能內(nèi)化為生命，才能有助于君子人格的養(yǎng)成。中文系可以不以培養(yǎng)作家為目的，但中文系不能不以傳承中國文化為目的，而要想很好地傳承中國固有的文化，就必須重視古雅的教育，也就必然要把古典文體的習作設為必修的基礎科目。

又不止此也。程大璋《與鄔伯健書》第五首云：

伯乾同學：日前得詩四絕，皆見進步，次絕格尤高。近時科學精神與昔年治樸學者相似，于詩詞一道，日皆暌隔。自茲而后，治此者益鮮，而人倫上無高尚之快樂矣。能葆守斯道，以存溫柔敦厚之教，亦不可以已也。45

傳統(tǒng)的詞章之學，不止是一種教育，更是一種人倫上的快樂，對塑造健康的心智其用至大，故不可以已。如果中文系的目的是王力和當代很多中文系教授希望的那樣，是在造就學者的話，就正如李廣田所質(zhì)疑的那樣，“像中文系之不一定能造就多少新舊文學作家一樣，恐怕也同樣造就不出多少國學家或?qū)W者。”46

文學的最終目的不是益智，而是塑心；不是要人去理解文學的來龍去脈，而是要人能欣賞文學，為文學而感動，從而擁有更加美好的心靈。亦唯有真心熱愛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才能養(yǎng)成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的摯愛。誠如戴建業(yè)所云：“文學史與古代文學屬于兩種不同的知識形態(tài)：前者屬于歷史，后者屬于文學；前者是一種外在化的知識，它的獲得和占有無須個體的心靈體驗；后者是一種內(nèi)在化的知識，它兼有‘情’‘意’‘味’。外在化的知識只須記憶和理解，內(nèi)在化的知識還須感受和體驗。”47我們必須得承認，文學研究、文學史研究都不是文學本身。文學在本質(zhì)上是藝術，它主要依賴于從事者的性情，最終也主要對受眾的性情產(chǎn)生影響。《詩大序》云：“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正因看到詩對感發(fā)性情的巨大功用，孔子才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以詩教為教育教化之始。今天我們可以把詩擴展到文學，大學中文系應當承擔起培養(yǎng)中國文化的傳承人、培養(yǎng)文學的教化之士的任務。固然，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科學新傳統(tǒng)尚有著強大而頑固的勢力，但有志于開拓的大學主政者，卻不宜就此懈惰，而不作推動之努力。筆者贊同聞一多將語言學單獨分系的意見，而認為將語言學分出去后的大學中文系亦可再析為文學創(chuàng)作專業(yè)與國學藝術專業(yè)，而這兩個專業(yè)，均應將古詩文的習作設為必修課程。至于目前全國高校通行的中文系的培養(yǎng)方案，是以培養(yǎng)文學研究的學者為目標的，這完全可以放在研究生階段再進行。因為人所共知的兩個事實是：一、大學中文系本科乃至碩士畢業(yè)進入社會，學了一肚子文學理論完全無用，只有博士畢業(yè)才有可能從事學術研究；二、大學中文系本科乃至碩士畢業(yè)生，整天學的是文學史、文學理論，能讀過基本的文學經(jīng)典的都很少，如何指望他們能成就學術的大事業(yè)？文學研究固然需要史的眼光和理論的輔助，但文學研究的基礎是對作品有深刻的賞會，這必須要經(jīng)過長期的沉潛涵泳，舍夫辭章習作，又安可致之呢？

六

故文學創(chuàng)作專業(yè)宜酌參丁易的設想，開設白話文學的文藝理論、著名作家的研究、著名作品的欣賞課程，通過具體而微的剖析，讓學生熟知中外文學創(chuàng)作的結(jié)構技巧與文字技法，并輔以大量的創(chuàng)作實習。但也應保證一定課時的本國的傳統(tǒng)文體寫作訓練。當代作家偶一操觚傳統(tǒng)詩賦，幾乎必鬧笑話，雖名家不免，中文系有責任不能讓這樣的狀況再延續(xù)下去了。

而國學藝術專業(yè)之“藝”，更多是儒門六藝之“藝”的意思，專為培養(yǎng)中國文化傳承人而設。民國時期的大學中文系教育，普遍注重國學經(jīng)典專書的研讀，以至于廈門大學提出將國文系更名為國學系，以為國文系所設科目，內(nèi)容關涉語言文字、文學、其他國故若經(jīng)學、禮樂、歷數(shù)等，暨目錄學、校勘學等關于治學方法的學問，“其性質(zhì)既不一致，統(tǒng)稱之曰國文系，似嫌太泛，若改名為中國文學系，又覺含義不周，失之過狹，因念近代泰西日本謂中國固有一切學術為支那學（Sinoloyg），國人自稱則可直名為國學，蓋國學系所以教授關于國學之基礎學識，國學研究院所以資精深之研究，今改斯稱，庶幾本末一貫，名實相符矣。”48又如中山大學中文系，在古直主政時期（1932年8月-1935年6月），其《課目表》就純粹是國學的內(nèi)容。該系必修課程分講授與自修二類，講授類之“基本國文”實即讀經(jīng)，由《孝經(jīng)》始，歷《論》《孟》《毛詩》《禮記》《左傳》而《周禮》《尚書》《周易》，另有《爾雅》郭注、小學大綱、《說文解字》等。《文選》一書，是詞章之本，貫穿全部四年，而四庫總目、前四史為自修。選修課程則有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經(jīng)學通論、文學史、目錄學等通論性質(zhì)的課程，又有各專書之研究及各家文選、詩選等。49可見，民國時期的中文系，凡偏于傳統(tǒng)學問的，都不止是中國語言文學系，更是國學系。而這一傳統(tǒng)在1949年后，因?qū)W習蘇聯(lián)教育模式而徹底中斷。1950年，夏承燾先生記曰：“午后開中文系總結(jié)會，石君主任報告年來課程變更，謂往事專書選讀，有《詩》《易》、三《傳》、三《禮》、《論》《孟》《老》《荀》等，今只開《詩經(jīng)》、聲越《放翁詩》、廉先及予之《楚辭》、《樂府詩集》、專家詞，由國學轉(zhuǎn)入文學矣。”50國學教育的傳統(tǒng)，應該在今天大學中文系中得到恢復。故國學藝術專業(yè)可即以古直所定的中山大學中文系課目表為藍本，再加上書畫、昆曲兩門必修，以增進美育，傳承樂教。

學生經(jīng)過本科階段這兩個專業(yè)的訓練，進入研究院深造，必能恢復夏承燾、徐聲越、錢仲聯(lián)、程千帆、霍松林等老一代學人的榮光。倘若當代的中文系果能改弦更張，一面恢復國學教育的傳統(tǒng)，一面重視各體文學的習作，未來的大師必能趁時而生，即使將來不從事學術研究，本科畢業(yè)后即工作，也會更得用人單位的欣賞，因為他們學的都不再是虛空的理論，而是實實在在的文字運用技能。

附記

2019年7月，我應邀出席香港嶺南學院舉辦的“古典體詩教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間施議對詞丈以《貂裘換酒》首唱，有“昔日盟鷗今何處，與傳杯、消息尋都遍。憑一脈，總難斷”之語，蓋謂中國文脈，不絕如縷，我輩自當堅守勿失。張師海鷗暨友人董就雄兄均有和章，我亦依原韻濫竽，有云：“大雅扶輪千劫后，想他年應發(fā)佳蒔遍。天不易，道焉斷。”意即文脈雖經(jīng)劫運，而終將重光，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篇拙文，就是在香港與同道交流后而寫成的。近聞北京大學成立文學講習所，曹文軒師任所長，深為母校此舉而欣慰。振衰救弊，或由此始。

前年會后，兩位參會的前輩詹杭倫教授、吳相洲教授均以英年而下世，思之不勝西州之慟。詹杭倫教授原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任教，后轉(zhuǎn)香港大學中文系，又在退休后赴大馬講中國古典文學及詩詞創(chuàng)作，逝時才66歲。2009年我博士畢業(yè)，他希望我能到人大國學院工作，接替他講詩，殷愛眷眷，何敢忘之？吳相洲教授就更年輕，竟以未及花甲之齡往生。猶記他在會上說：“學藝術的都需要藝術專業(yè)考試，學文學的居然沒有文學創(chuàng)作能力的入學考試，不可思議！”兩位前輩，一重實行，一具卓見，他們都看到了當代中文系重理論而輕創(chuàng)作的弊端，而力圖稍作挽救。今天重閱拙文，憶起二公音容，不覺淚涔涔沾襟。

2021年5月23日記

（作者為深圳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注釋：

1：聞一多：《調(diào)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學二系機構芻議》，見《聞一多全集·三·雜文》，三聯(lián)書店，1982年版，第489-492頁

2：郭沫若：《聞一多全集·一·郭序》，同上，第5頁

3：李思樂：《詩經(jīng)通義》序言。見聞一多著，聞羽惠校補：《詩經(jīng)通義》，時代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2頁

4：蔡正華：《中國文藝思潮·八·新文學運動》，世界書局，1936年版，第44頁

5：李思樂：《詩經(jīng)通義》序言。見聞一多著，聞羽惠校補：《詩經(jīng)通義》，時代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2頁

6：王瑤：《談古文辭的研讀》，《國文月刊》，第六十八期，第5頁

7：程俊英：《我對于中國文學系課程改革意見》。《國文月刊》第65期，第21頁

8：呂叔湘：《關于中外語文的分系和中文系課程的分組》。《國文月刊》第67期。第1頁

9：朱自清：《關于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兩個意見》。《國文月刊》第63期。

10：朱維之：《中外文合系是必然的趨勢》。《國文月刊》第65期。第6頁

11：徐中玉：《讀聞朱二先生文后》。《國文月刊》第65期。第2頁

12：呂叔湘：《關于中外語文的分系和中文系課程的分組》。《國文月刊》第67期。第1頁

13：《國文月刊》1941年第1卷第10期編輯后記

14：程會昌：《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國文月刊》第16期，第2頁

15：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第2頁

16：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第4-5頁

17：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第5頁

18：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第5頁

19：王了一：《大學中文系和新文藝的創(chuàng)造》，《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7頁

20：徐中玉《國文教學五論》，《國文月刊》第66期，第3頁

21：趙執(zhí)信《談龍錄》云：“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語客。”見陳邇冬校點：《談龍錄·石洲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頁

22：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王國維遺書·靜庵文集續(xù)編》，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22-23頁

23：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同上，第26頁

24：傅庚生《中文系教學意見商兌》，《國文月刊》第49期，第15頁

25：王了一：《大學中文系和新文藝的創(chuàng)造》，《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8頁

26：傅庚生《中文系教學意見商兌》，《國文月刊》第49期，第15頁

27：王了一：《大學中文系和新文藝的創(chuàng)造》，《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8頁

28：徐中玉《國文教學五論》，《國文月刊》第66期，第3頁

29：王了一：《大學中文系和新文藝的創(chuàng)造》，《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7頁

30：程會昌：《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國文月刊》第16期，第2頁

31：同上。

32：李廣田：《文學與文化——新文學和大學中文系》，《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4頁

33：程會昌：《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

34：程會昌：《關于〈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國文月刊》第68期，第6頁

35：陶光：《義理·詞章·考據(jù)》，《國文月刊》第28-30期合刊，第17頁

36：同上，第18頁

37：徐中玉：《國文教學五論》，《國文月刊》第66期，第2頁

38：錢仲聯(lián)著，周秦整理：《錢仲聯(lián)學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頁

39：見《文史知識》，1984年第4期。

40：程千帆著：《唐詩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2-13頁

41：李廣田《文學與文化——新文學和大學中文系》轉(zhuǎn)引，《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2頁

42：程會昌：《部頒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平議》，《國文月刊》第1卷第10期，第16頁

43：潘光旦：《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再論解蔽》，見潘乃谷，潘乃和編：《潘光旦教育文存》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頁

44：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王國維遺書·靜庵文集續(xù)編》，第27頁

45：程大璋：《無終始齋詩文集》，番禺鄔慶時印，1928年，卷三

46：李廣田：《文學與文化——新文學和大學中文系》，《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2頁

47：戴建業(yè)：《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現(xiàn)狀與反思》，《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第87頁

48：廈門大學編譯處周刊部：《廈大周刊》第157期，《國文系改稱國學系之理由草案》，1926年10月，2-3頁

49：古直：《廣東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課目表》，《國學論衡·國學近訊》，1933年第2期，第1-11頁

50：1950年3月16日夏承燾先生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