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英國著名作家佩內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 ，1916-2000）出生于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就讀于牛津大學英文系，畢業(yè)后曾就職于BBC、學校、書店，要擔負家庭的重任。當她終于在年近六十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的時候，生活閱歷、信念和對歷史以及異國政治的探索興趣都不斷融匯到她的小說中。

菲茨杰拉德的長篇小說《早春》（原書名The Beginning of Spring，1988；黃建樹 譯，中信出版社，2021年4月）講述的是英國僑民、莫斯科的一家印刷廠老板弗蘭克的故事：1913年3月弗蘭克的妻子內莉突然拋家棄子出走，原因不明；弗蘭克心情煩亂但仍然要保持生活的秩序，為了照顧孩子而聘請的家庭女教師麗莎走進他的生活，他的會計塞爾溫是虔誠的托爾斯泰主義信徒，攜槍潛入印刷廠的大學生沃洛佳引來秘密警察的查問……。小說以人物為中心，有懸疑的情節(jié)，更有俄國在一戰(zhàn)和十月革命前夕的歷史氛圍，深深地吸引讀者的是看似紊亂但又符合生活真實的情節(jié)邏輯、對人物心理及性格的深刻體察以及隨處可見的生動且精準的細節(jié)描寫。細膩而深刻，平靜和舒緩中隱藏著時代變遷的激流，有評論說作者像變魔術一般，將這座正在經歷巨變的城市創(chuàng)造了出來，描摹出了十月革命前夕充斥著問題和裂縫的俄國社會。“早春”于是具有了某種象征性意義，意味著變化和除舊迎新。

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眾多評論中似乎都認為該小說中與政治相關的情節(jié)和描寫都只是背景性的或隱約的情緒，而且也很少從“歷史小說”的角度來評述它。我也不想把它簡單地看作是一本政治或歷史小說，但是我認為小說中的人物命運及精神世界乃至整個城市生活的內在網絡，都滲透了佩內洛普·菲茨杰拉德對此一時期俄國政治與歷史的深刻認識，政治與歷史并非僅僅是人物的舞臺背景。由此想到她被譽為“簡·奧斯汀的繼承人”的說法，布魯姆曾認為“時下那些對奧斯丁作品進行‘政治化’閱讀的人實際上根本沒有理解她的作品”（見《為什么要讀簡·奧斯丁》“前言”，譯林出版社，2011年），我倒認為“政治化”視角的閱讀并非一無是處，關鍵是何種“政治化”。即便拿簡·奧斯丁來說，雖然她的小說回避了對時代的政治風云、社會時政的直接描寫，但是在她描寫上層社會中人對財富與愛情看法的時候，或者是“讓她筆下那些低賤小人很容易獲得成功”的時候，所揭示的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就不是所謂“政治化”閱讀的讀者所強加的。《早春》故事中的政治視角無疑是不可忽視的，早春季節(jié)中的帝國、詩歌與印刷機，都與革命前的風暴緊密相連。

小說以在莫斯科生活的英國僑民為主要人物形象，首先就讓我想起埃娃·湯普遜在她的《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提出的長期以來被學術界忽視的問題：為何在俄國文學中難以發(fā)現這個多民族實體中非俄族裔的存在與思想意識？為什么從普希金、托爾斯泰到索爾仁尼琴，都具有大俄羅斯民族觀念和殖民主義思想？似乎是作為一種另類的回應，菲茨杰拉德筆下的弗蘭克既有對俄羅斯的真誠歸屬感，同時又不斷在現實中感到緣于族裔身份的挫敗感。當他在被秘密警察的盤問中感到自己仍然是一個異國分子的時候，以及他發(fā)現在莫斯科所有接受過他幫助的人“都會時不時地提醒他，他只是個外國人，哪怕情況不妙，他也不會有任何損失” （148頁）的時候，他深感委屈和挫敗。小說中一再出現的這種情緒無疑具有敏感的身份政治意識。

作者通過描述蘭克的父親艾伯特·里德如何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俄國辦廠創(chuàng)業(yè)的過程，很精準地揭示了俄國社會中的身份政治與政商關系：在俄國經商，不能有太長遠的目光，否則會讓人喪失信心；應該看到雖然英國投資者以及各種專業(yè)人員不再受歡迎的日子會即將到來，但是好日子還能持續(xù)一段時間。當他開始創(chuàng)業(yè)辦廠的時候，除了要準備符合英國法律和俄羅斯帝國利益的相關證明文件之外，還要擅長交際和具備一種本能，“知道在賄賂穿著制服的人、政治警察、直接進口和工商業(yè)部門的辦事員、技術和衛(wèi)生檢查員的時候該給多少才算合適，才不至于一無所獲。這種賄賂必須叫作‘禮品’，弄明白這個詞以后，俄語學習才算入了門”。（24頁）另外，俄國與英國的雙重視角總是不斷出現。關于1905年冬天在莫斯科爆發(fā)的罷工和暴力事件，菲茨杰拉德馬上寫到“在德國和英國的報紙上都刊登了許多照片，照片里，人們把損毀的有軌電車放在街道上做成路障。電力早已被切斷；煤油熊熊燃燒，點燃了積了厚厚一層雪、像墳墓一般的路障”。（42頁）弗蘭克的內弟查理在英國給弗蘭克寫信，也專門談到英國的煤礦、鐵路和印刷工人的罷工運動，印刷工人不僅罷工而且還自行印制質量不比《每日郵報》差的報紙；《泰晤士報》呼吁公眾應該做好準備，以應對規(guī)模前所未有的勞資沖突。（60頁）

弗蘭克對于政治有相當敏銳的感覺。當他看到印刷排字員特維奧爾多夫拿出一本托爾斯泰的未遭審查人員刪減的俄文全本《復活》的時候，他說“這個版本沒有通過合法渠道發(fā)行。如果我是你，我想我會把它處理掉。”特維奧爾多夫問他“你覺得我能順利拿國際護照嗎？”他回答說“他們不希望熟練技工離開。”“可另一方面，他們很樂意擺脫搗亂分子和持不同政見者。”由于特維奧爾多夫是工會秘書，他認為政府會放他走，但不知道他還能不能回來。（249頁）這當然都是有歷史依據的。

在這部小說中，印刷與革命、印刷與地下政治和秘密警察這樣的主題在情節(jié)與人物的對話間起伏穿行。比起讀羅伯特·達恩頓關于啟蒙運動中的《百科全書》的印刷過程的論述（《啟蒙運動的生意經》第五章“造書”）和他關于法國革命前的圖書市場與政治風險等關系的研究（《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引言”等），菲茨杰拉德在小說中的描述更顯得生動、感性、有現場感。小說中弗蘭克的工廠承印很多東西：包裹的標簽、拍賣商的目錄、懸賞捉拿盜賊和殺人犯的傳單、商人的名片、俱樂部的會員卡、空白單據、瓶子的包裝紙、醫(yī)生的執(zhí)照、優(yōu)質信紙、音樂會節(jié)目單、票券、考勤表、某些雜志以及教材的訂單，但是不印報紙，更奇怪的是也不印詩集，唯一的例外就是要印自己的同事塞爾溫的詩集《樺樹之思》。“《樺樹之思》目前正處在審查階段，既然所有的詩歌都脫不了嫌疑，那么相關人員也許會對這本詩集進行比以往更為嚴格的審讀。可弗蘭克從沒想過那些革命者或是政客會找他印東西。這些人似乎有能力炮制出使這座城市動蕩不安的非法宣言和恐嚇內容，他們做起這件事來幾乎隨心所欲。弗蘭克很好奇，有時甚至會推測，到底有多少印刷機藏匿在住著學生的閣樓和地下室、牛棚、澡堂、后院的小便池、雞籠、圓白菜地和土豆堆里；都是些小型手搖印刷機，也許是阿爾比恩式的，只能印單面，一旦嗅到危險的氣息，可迅速轉移至別處。他想象看那些異議分子不顧莫斯科一年一百四十天的霜凍，將油墨加熱，以便多印一份警告書。印刷機的油墨很容易結冰。”（56-57頁）后來弗蘭克新聘請的成本會計也說過，“如今，手工印刷和托爾斯泰派、學生革命者以及藏在閣樓和地下室里的激進分子聯(lián)系在了一起”。（161頁）

讀政治史專業(yè)的大學生沃洛佳·瓦西里奇偷偷闖進印刷廠的事件是小說的一個重要情節(jié)。開始他對弗蘭克解釋說想在這里找到一臺手搖印刷機印些東西，弗蘭克問他為什么不按正常方式來下單，但又馬上補充說“我必須警告你，我們不碰任何跟政治有關的東西。” 沃洛佳回答說他寫的東西跟政治無關，“寫的是普遍的同情”，思考了一番又說確實有可能會讓人覺得與政治有關。弗蘭克說“我猜那得取決于誰被普遍同情”，說明弗蘭克這位英國僑民對于俄國話語的政治性還是很明白的。更有意思和有點意料不到的是，沃洛佳馬上從與政治有關的敏感性轉到了身份問題：“你是個外國人，要是情況不妙，你頂多會被驅逐出莫斯科，回到自己的國家……一個俄國人沒辦法生活在俄國以外的地方，但這對你來說沒有任何問題。”（147頁）

沃洛佳闖入印刷廠并開了槍，工廠守夜人古利阿寧把這事告訴了警方，拿到賞錢。弗蘭克后悔沒有堅持先見到阿寧，給他一百盧布就可以讓他不報警。于是警察到工廠來了。“只來了一位探長以及一位勤務員，他們穿了制服，這讓弗蘭克松了口氣。”為什么他會“松了口氣”？“那意味著守夜人沒看見沃洛佳離開這棟樓，否則，他就會通過沃洛佳的帽子辨認出他是個學生，若是學生犯了事，那就會驚動便衣警察，也就是秘密警察。”（155頁）弗蘭克當然很明白治安警察與秘密警察的區(qū)別，而且他的辦公室就存放有專為上門的警察準備的用葛縷子籽調過味的伏特加酒。警察只是例行公事地詢問是否有什么東西不見了，塞爾溫卻插了一句說首批印刷的《樺樹之思》少了一本，其實那是弗蘭克在分手的時候送給大學生的。因此“弗蘭克做了一番解釋”。“通常情況下，詩歌是可疑的，并且很有可能再次受到秘密警察的特別關注。但這些詩都是不會傷害任何人的塞爾溫·奧西佩奇寫的，所以探長只是說道：‘呃，先生，樺樹在思些什么呢？’”塞爾溫回答說“長官，樺樹會隨著春風而動，就像女人會身隨心動。”弗蘭克此時已經看出警察感興趣的是什么，于是“從抽屜里拿出一個信封，他很清楚這么做不會冒太大風險——要知道，整個俄國的行政機構實在過于臃腫，得依靠無數的這類信封的傳遞，才能維持正常運行，不過也只是剛好能維持正常運行——便將信沿著桌面滑向探長。探長毫不害臊地打開信封，數了數里面裝的三百盧布，就把錢裝進一個介于皮夾與錢包之間的皮具里，那是他用來存放好處費的。”（158頁）在這里的“信封”真是一個很形象和傳神的概念，毫無疑問，弗蘭克這點交際能力是繼承了他父親對“禮品”的理解和恰當的把握。

但是這個大學生的故事還沒有結束。有一天弗蘭克被國防部政治處（“更準確地說，是秘密警察”）一個電話叫去位于尼基茨卡亞大街的秘密警察總部，要他指認被扣押的沃洛佳。負責問話的警察首先讓弗蘭克明白他們對他的所有情況了如指掌，然后要求他做沃洛佳的擔保人，“保證他品行良好。他自然會受到我們的監(jiān)視，但你也有責任確保他不會參與任何顛覆性或是政治上反動的活動。” ；“簡單來說，如果他再次行為不檢，我們將不得不考慮撤銷你的出境許可；總之，只要格里戈里耶夫還在大學里，你就不能離開莫斯科。（222頁） 離開警察局后，沃洛佳對弗蘭克坦白說他闖入印刷廠不是為了什么印刷政治宣傳品，而是因為他在心里愛上的麗莎·伊萬諾娃到了弗蘭克家當教師，他無法忍受像弗蘭克這樣的人接近她、跟她說話、對著她呼吸，甚至還有可能觸碰她。因此他拿著手槍到工廠想嚇唬弗蘭克。（226-227頁）沃洛佳后來再次被“預防性拘留”，國防部寄給弗蘭克的一封公函說他已被免除沃洛佳所負的擔保責任，因此“現在已無人反對他和家人在方便時盡早離開俄羅斯帝國。”（247頁）對此弗蘭克感到很受打擊。“巨大的痛苦不由自主地涌上了弗蘭克的心頭，這是他頭一回被這個壯麗非凡卻搖搖欲墜的國家拒之門外；自從他出生以來，這個國家的歷史就成了他的歷史，而他幾乎無法猜測它會有怎樣的未來。秘密警察也許會再次改變主意。”（247頁）

為弗蘭克的印刷廠管理會計工作的塞爾溫·蘭克也是英國僑民，他獨身一人，是托爾斯泰的忠實追隨者，在托爾斯泰去世后更加堅定不移。他會用俄語寫詩，詩中經常提到樺樹和雪。關于寫詩的年齡，作者說“中年詩人與中年父母一樣，都異常脆弱。”（130頁）他對弗蘭克說：“每個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會在某個時刻寫詩。也許你只是還沒到寫詩的時候。”（141頁）這話說得很對。可以補充的是，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某個時刻”決定了寫出不同的詩，如憤怒的或獻媚的。

他沒有請仆人，因為在他看來那種主仆關系是不對的。面對生活中的惡，他的哲學是“從來不相信可以直接對抗惡。唯一的辦法是借助好的榜樣，讓惡者感到問心有愧，繼而讓它落荒而逃”。（49-50頁）因此他不會意氣用事，僅憑一己之力對抗混亂的局面，而是老老實實地躲開，讓“歷史的潮流推著他慢慢向前走”。（48頁）但是在全書的最后，塞爾溫終于把內莉棄家出走的原因告訴弗蘭克，這才是他最驚人的一面：他和內莉在思想和情感上產生共鳴，“她想和我一起去某個更自由、更天然的地方。……在那里，一對男女可以全身心地結合在一起，弄明白他們在這世界上到底該做些什么。”（254頁）因此約定在車站見面，帶著三個孩子去倫敦。但是塞爾溫在最后關頭退縮了，躲在遠處看著麗莎把孩子托付給車站站長之后就上車離去。他的解釋是兩個原因，一是想到弗蘭克的感受，二是想到自己任何確定的收入來源，很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養(yǎng)活這一大家子。他告訴弗蘭克，內莉最后去了某個托爾斯泰主義信徒的聚居地，那是他曾經向她講述過的地方，那里有手工藝品、種植蔬菜的菜園子和音樂。（255頁）這或許是作為女性作家的菲茨杰拉德對這個被道德說教籠罩的男子的逃避、懦弱性格的一種不失溫柔的諷刺。

帝國的國情在小說中隨處可見，例如“法律規(guī)定，星期六以及宗教節(jié)日的前一晚不許發(fā)工資，以免那些人第二天一早還是醉醺醺的”。（207頁）更重要的是，帝國的政治現實也會隨便在某個地方冒出來，例如塞爾溫對弗蘭克說看到麗莎的生活沒什么樂趣，于是想到應該在晚上帶她出去走走，“當然，所有的大型聚會都被禁掉了，特別是那些年輕人的活動，可我們也許可以去戒酒小組，或者某個叫‘謙卑之道’的俄國朝圣組織的聚會，抑或某個文學圈子碰碰運氣。所有這些活動都是免費的，要不然就花費很少；只要控制好人數，讓人數少一些，所有活動都能得到政治警察的批準”。（216頁）又比如英國圣公會牧師埃德溫·格雷厄姆的太太在劍橋長大，在俄國生活的經歷使她看問題也很有政治嗅覺，當她與弗蘭克談到家庭教師麗莎·伊萬諾娃的時候，會突然問弗蘭克：“也許我不該覺得她身上有什么神秘之處。可您覺得她有沒有可能和某種革命團體聯(lián)系在一起呢？”弗蘭克回答說她的想象力太豐富了，他認為搞政治活動需要閑暇時間，而麗沙整天要照顧他的三個孩子是不會有太多閑暇時間的，而且她沒有搞政治所需要的那種氣質。（191頁）

后來弗蘭克與麗莎談起沃洛佳的事情，并向她表示了愛意。但是麗莎被孩子們從鄉(xiāng)下別墅帶回莫斯科的時候，也像內莉一樣把孩子們交給車站，自己乘另一班車離開俄國去柏林。作者對這個故事的小結也滲透了政治色彩：“弗蘭克本以為沃洛佳是個謀反分子，結果他只不過是麗莎的愛慕者。弗蘭克原本非常肯定麗莎可以做他的情人，結果天知道她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如今，已經很清楚秘密警察為什么會支持他離開俄國。他有一批危險的員工，或者說，至少有一個危險的員工，一個假裝幫他照顧孩子的危險的年輕女人。他讓她逃跑了，更有可能是他安排了這次逃跑。比方說，他肯定沒向當局匯報，就把證件還給了她。”（260-261頁）

菲茨杰拉德在小說中的歷史與政治敘事完全可以得到歷史學家研究的印證。十九世紀末期的俄國社會建立在核心家庭、流動的社會階層、經濟功能化的模式之上，涌入城市的新移民無法找到認同感和可以表達利益訴求的機構。而出版業(yè)的發(fā)展則是此期社會進步的標志之一。1905年以后檢查制度有所放松，但當局對那些“發(fā)布假信息”“制造社會混亂”“煽動公眾反對官員、士兵或政府機構”等的出版社仍然保持處罰和查封的權力。在1910至1914年間，城市工人的罷工事件十分頻繁。面對社會的變對和與日俱增的政治壓力，政府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設立了安全局，晉升了一批經過特別訓練的安全官員，秘密警察組織日趨專業(yè)化。（參閱杰弗里·霍斯金《俄羅斯史》，第二卷，李國慶等譯，南方日報出版社，2013年，351-374頁） 另外，小說中有多處描寫弗蘭克與他的會計討論工人報酬與成本核算問題，這些問題甚至可以在專門研究十九、二十世紀俄國社會經濟史的俄國學者Т.Я.瓦列托夫的論文《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俄國城市勞動者的收入來源》（載《北方論叢》2019年第3期）中找到蹤影。至于詩與政治警察的關系，的確是此期俄國政治文化中的一個頗有意味的景觀。1912年底，未來主義者的第一本合集《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刊登了馬雅可夫斯基的兩首實驗詩《夜》與《晨》，他們還到各地巡回演講，宣傳自己的詩歌與美學主張。有些地方的警察因馬雅可夫斯基在政治上有前科而禁止他講演，有些地方則派了很多警察出現的會場上，馬雅可夫斯基對此感到非常激動：“除了我們，還有哪個詩人能配得上這番大場面……一行詩能抵十個警察。這才叫詩！”（本特·揚費爾德《生命是賭注：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與愛情》，糜緒洋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20頁）

“早春”是這樣來臨的：“最先昭示春天到來的是某個抗議的聲音，那聲音由水發(fā)出，出現在從家里通往廠房的木頭小徑下的凍冰融化之際。……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掙脫束縛，可一旦流淌起來，它便化作潺潺的溪流，一整年的天平也由此開始傾斜。”（152頁）“到那時，雪幾乎都化了，可城里那些封得嚴嚴實實的窗戶還得等上一段時間才會打開，以迎接春天的到來。”（171頁）實際上，打開窗戶才是春天到來的真正標志，但是要打開窗戶是一件很費勁的事情，小說最后對這過程的描述真的有聲有色：封窗的油灰要除盡，外窗和內窗間的死蒼蠅也得清理掉，窗臺得用軟皂沖洗。等到窗戶完全打開，“莫斯科的鐘聲、人聲、出租馬車聲、出租汽車聲在此時闖了進來……隨之而來的還有春風，比在街上時感受到的更加清新，風不斷吹進屋里，它們來自依然銀裝素裹的北部地區(qū)。”

這時，仆人托馬打開門，弗蘭克的妻子、出走的內莉突然回來了。（2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