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末又到臥佛山莊小住，除了去寺內看臥佛，到櫻桃溝看杉樹林，到牡丹園看姹紫嫣紅的牡丹，少不得也還要漫步到黃葉村，再到曹雪芹紀念館兜一圈，在館后書店，見有吳恩裕先生《考稗小記》增訂本，立即購得一冊，回到古樹掩映的客房中，未及展卷，往事便涌溢心頭。

1978年，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現北京出版集團）文藝編輯室，參與《十月》創(chuàng)刊，同仁們個個熱情澎湃，都想為文藝的新春，約來燦爛的百花，現實題材的作品當然急需，其他題材的也很歡迎。我早就是個《紅樓夢》迷，心想何不想方設法約來與之相關的作品？我很早就深受周汝昌先生《紅樓夢新證》影響，但考慮到周先生的文章屬于學術性的，《十月》定位是文藝刊物（開始稱“文藝叢書”），就暫且沒有去找他，但聽說有位金寄水先生，寫成了從《紅樓夢》延伸出來的《司棋》，而且那時就住在編輯部附近，便上門拜訪。進得一個很大的院落，當年必是大戶人家的宅子，那時已淪為雜院。找到金先生家，驚訝地發(fā)現，他所居住的，竟是把當年游廊的一截，砌上磚墻，隔成的一個蝸居，長約五米，寬度不足兩米，進門是個窄長條兒，里面的家具只有一床一柜一桌一椅，金先生請我坐椅子，自己就坐床上接待我。那居所雖小，卻拾掇得窗明幾凈，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迎門墻上掛了個金先生的自題匾《科頭抱膝軒》。金先生可是顯赫一世的清朝睿親王的后裔啊，原來住闊大富麗的王府，如今卻住這科頭抱膝方能容下身軀的隙地。但他頭發(fā)一絲不亂，衣裳樸素而極為整潔，跟我聊起來，溫文爾雅，心態(tài)怡然，不僅絕無怨天尤人之辭，還頗能自嘲，真乃妙人。我說明約稿來意，希望他能把章回體的《司棋》拿給《十月》刊發(fā)，他說已經把稿子交付山西人民出版社編輯了，那邊答應給出書。知他那《司棋》是“紅樓夢外編之一”，便問之二寫哪個？他說也許平兒也許晴雯，尚未敲定，我就敦促他先寫《晴雯》，我說讀《紅樓夢》里有這樣幾句：“晴雯進來時，也不記得家鄉(xiāng)父母，只知有個姑舅哥哥，專能庖宰，也淪落在外，故又求了賴家的收買進來吃工食。”我問金先生：何謂姑舅哥哥？依我想，姑媽姑父的兒子是姑表哥，舅舅舅母的兒子是舅表哥，姑舅怎能混稱？您可寫個明白，再，晴雯小小年紀，自己有了好去處，竟能顧及能庖宰的親戚，讓其能“吃工食”，“吃工食”在清代是怎樣一種生存狀態(tài)？金先生說他若寫出《晴雯》一定交我。他建議：有位吳恩裕先生，出版過《曹雪芹的故事》，何不約他給《十月》寫新篇章呢？一句話提醒了我，想起來，1962年中華書局剛出版那書時，我曾買到一冊，讀來興味盎然，后來竟未能保存住，十幾年過去，也不見再版，若吳先生有新寫出的故事，刊于《十月》豈不令讀者驚喜？忙問金先生知否吳先生的聯(lián)絡地址，金先生說他對吳先生雖心儀多年，卻并無交往。

但我很快便有了吳先生的地址。參加一個文化界活動時，見到了清史研究的領軍人戴逸先生，對我極為友好，聽說我想找吳恩裕先生，立即告訴了我吳先生的地址，原來他們都住沙灘一帶。那時候手機還沒發(fā)明，一般人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家中也無座機，難以預約，因此到家門外敲門（那時一般家庭門外也無電鈴，門上也無“貓眼”），主人多不怪罪。在沙灘一處地方，敲開門以后，吳先生親自接待了我。他比金寄水大六歲，比戴逸大十九歲，那一年應該已近七十歲，但看上去至多花甲，頭發(fā)黑黑的，身材保持得恰到好處，眉宇間有英氣，卻又透著儒雅，他邀我進屋，屋頂似較低矮，但房間不算小，書桌也頗氣派，桌上壘著書籍紙張，我就按他指示坐到書桌旁，他則坐在平日寫作的位置上，跟他交談中，就感覺他與金寄水雖然都屬文人，但他有一種留過洋的氣質，而金則氤氳出旗人的做派，都禮數周全，但吳先生絕不過多寒暄，相比之下，金先生就未免客套略多。我說明來意，吳先生現出笑容，很高興，說十六年過去，你還記得《曹雪芹的故事》，其實那個時候，所搜集到的關于曹雪芹的資料，還很有限，寫起來未免吃力，現在，又陸續(xù)有新材料發(fā)現，應該慎重篩汰梳理后編寫進去。我就說，以前不僅讀過他的《曹雪芹的故事》，那完全學術性的《關于曹雪芹八種》——他插話，告訴我后來又增訂為《關于曹雪芹十種》——我也讀過，1973年他在《文物》雜志披露關于曹雪芹《廢藝齋集稿》等佚著的發(fā)現，引起過不小的轟動，作為紅迷，我也是捧讀再三。他說太好了，遇到熟悉之前著作的編輯，再審閱他新的作品，兩下里都會省勁兒。我們雖是初次見面，聊得投機，竟不知天色已晦，要不是其夫人過來招呼他去吃晚飯，還不知我們會聊到哪陣兒。

那次約稿，吳先生慨然答應為《十月》提供《曹雪芹的故事》新篇。回去跟編輯部同仁們說，都很期待。本來我希望吳先生能盡快寫出，在1978年8月的創(chuàng)刊號上就跟讀者見面。但再去拜訪時，他說構思尚未成熟。他從書桌抽屜里取出一個四開橫向裝訂的厚冊子，里面精裱著文化界知名人士寫給他的親筆信，每封信的信封裱在信的前面。那個冊子，可想而知，是絕不輕易示人的。他拿給我看，是對我的厚愛與信任。最前面是茅盾寫給他的多封信函，其中有一封是1973年他在《文物》雜志披露曹雪芹佚著《廢藝齋集稿》后寫給他的，其中有這樣的話：“新材料的發(fā)現，或出偶然，但臺端考訂之精審，卻使斷簡復活，放異光彩，而曹雪芹之叛逆性格、思想轉變過程，遂一一信而有征。足下舊作《曹雪芹的故事》，應予補充，再版問世，則有裨于青年，殊非鮮也。”吳先生頗動感情地說：“茅公鼓勵我寫，我怎能懈怠？《十月》約我寫，我怎能推托？”我看到他那銀鏡片后的眸子閃閃發(fā)光，就越發(fā)理解他下面的話語：“但我必須對讀者負責，尤其對青年一代負責，要讓他們準確地進入曹雪芹的內心世界。因此一定要精心構思、審慎下筆。我所寫的雖然是故事，但不同于一般的小說，我不能妄擬人物的心理活動，每一段情節(jié)，每一個細節(jié)，都要盡量有資料支撐，大體是白描的筆法，人物有對話，這些對話也是根據文獻資料引申的，正如古本《石頭記》楔子中所申明的：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zhèn)饕病！闭f得我心里好癢，哪天才能拿到他的文稿呢？卻不好硬催。

他又說：“我研究曹雪芹，案頭文獻功和腿功是齊頭并進的，過幾天我就又要去香山一帶田野考察！不過你放心，我一定在約定的時間交稿。”我就問：“這回的田野考察，是不是又由吳德安陪同呀？”他頗驚訝：“你也認識吳德安？”我就告訴他，吳德安的舅舅，是我父親的發(fā)小和終身摯友，雖然我父親和吳德安舅舅都已去世，但兩家一直保持著聯(lián)系。在吳先生先后出版的《曹雪芹叢考》《考稗小記》里，都幾次提到吳德安，如一九七三年三月，“吳德安同志來告，香山飯店之上，去森玉笏途中，有一石鐫曰‘一拳石’，并以為此詞或與曹雪芹《題自畫石》詩之首二句‘愛此一拳石，玲瓏出自然’有關，遂于三月二十五日與德安同志同赴香山，至半山，乃見此石，則‘一拳石’三字，赫然在目……”又如“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與吳德安同志往訪香山正黃旗席振瀛君”，“一九七六年六月七日，余與吳德安同志去藍靛廠火器營訪問八十一歲老人麻廷惠”……那時對男女都慣稱同志，如今大概會有不少讀者讀到吳恩裕先生的這些記敘，會以為吳德安是位男士，其實是個女士，那時候才二十多歲，從北京服務學校畢業(yè)后，在動物園鬯春堂餐廳當過廚師，后來到屬于香山公園管轄的臥佛寺大門外的國營照相點為游客拍照，是個熱愛文藝的青年。在香山地區(qū)她拜訪過住在那里的女作家楊沫、關露，因為熱愛《紅樓夢》，又主動聯(lián)系到了吳恩裕先生，幫助他進行田野考察，1977年恢復高考，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后獲碩士學位，到孟菲斯大學任教，再后專注于把199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愛爾蘭詩人希尼的詩歌譯介到國內。此是后話。我提及吳德安，他笑嘆：“世界真小！”

六月下旬，我終于拿到了吳恩裕先生新寫的四篇關于曹雪芹的故事，欣喜莫名，卻又有些遺憾，跟他說：“您早給我十天，還能趕上創(chuàng)刊號，可如今創(chuàng)刊號已經下廠印刷，您這組美文只好刊發(fā)在第二期了！”

溽暑八月，《十月》創(chuàng)刊號印出來了，我馬上騎車給吳先生送去。他高興地先端詳封面，連贊端莊而又雅氣，翻看目錄：李準電影小說《壯歌行》、陸柱國中篇小說《吐爾遜的故事》、劉心武短篇小說《愛情的位置》……他注意到特開辟了“學習與借鑒”專欄，刊發(fā)了魯迅的《藥》、茅盾的《春蠶》、屠格涅夫的《木木》、都德的《最后一課》，我說：“這些中外名篇對您來說不稀奇，但我們考慮到目下許多年輕人‘缺氧’，所以引領他們重返文學經典的森林……”他則說：“我這老頭子也喜歡啊，算老友重逢吧！”又說：“你們真行！這刊物比我想象的還要好！真期待第二期出來！”

第二期在金秋也出刊了，我又在第一時間騎車把樣刊給吳先生送去。第二期有葉君健長篇小說《自由》、李英儒長篇小說《游擊隊長》選載、白樺與鄭君里（鄭已去世，刊出時署名加黑框）合作的電影文學劇本《李白與杜甫》、林斤瀾短篇小說《膏藥先生》、吳恩裕傳記故事《曹雪芹之死》……仍有“學習與借鑒”專欄：夏衍《包身工》、杰克·倫敦《一塊牛排》等。

吳先生拿到刊物，不免先翻到刊登他大作的篇頁，他原來的總題目是《曹雪芹的傳記故事》，我編發(fā)時給改為《曹雪芹之死》，是考慮到，他1962年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曹雪芹的故事》一書，包括《著書山村》《呼酒談往》《小聚香山》《槐園秋曉》《傳奇題句》《一病無醫(yī)》等八篇，基本上掃描出曹雪芹的后半生，而這次新寫的四篇《德榮塑像》《文星猝隕》《遺愛人間》《遺著題句》，則基本上是寫他最后的歲月，因之不如以《曹雪芹之死》的總題引領。他后來在文末加了附記：“本篇是《曹雪芹傳記故事》一書中的幾篇，原來都各有專題，現經編者建議改為今題。意圖是根據已知材料，結合近十幾年來發(fā)現的實物、文字和傳說，寫《紅樓夢》作者逝世前后的情況。我不想在寫他實際上平淡的生活時，加上任何聳人聽聞的虛構；但對他的思想卻有一些推測性質的描繪——有的通過對話，有的通過敘述。對后者，我力求既描述他的進步思想，又不逾越他的時代局限。我做得很不夠，希望批評指正。一九七八年六月末一日 作者于沙灘”，發(fā)稿前，我請美術編輯約人為此四篇美文配圖，美編把清樣拿去請范曾看過繪制，很快畫出了四幅線描插圖，構圖及人物刻畫都很精妙，美編拿給我看，我贊嘆：“真乃錦上添花！”吳先生翻閱樣刊，對插圖也很滿意。我就趁熱打鐵，約吳先生再寫幾篇。我建議，無妨專門寫一篇曹雪芹與鄂比交往的故事。

據吳先生1963年親自采訪過的香山張永海老人所敘，前輩傳說下來，曹雪芹寓居香山附近時，有底層旗人鄂比與其交友，鄂比曾口誦一聯(lián)贈雪芹：“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有，疏親慢友因財絕義世間多”，前半句是贊雪芹，后半句是譏世情，這本是“口傳無憑”的村言，沒曾想到1971年居住在香山附近正白旗營的村民蘇成勛在自家居所脫落的墻皮下，發(fā)現了幾乎滿墻的題壁字跡，其中就有書寫成菱形的“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少，疏親慢友因財而散世間多，真不錯”，兩聯(lián)與口傳只差三個字，這就足以證明關于鄂比與曹雪芹的交往，以及曹雪芹在他人眼中的高尚人品，都是不爭的事實。我對吳先生說，我知道，關于蘇家老屋二百年前是否曹雪芹寓居過，那里是否可考訂為曹雪芹故居，以及《廢藝齋集稿》的真?zhèn)危瑥埿屑覀鞯狞S松書箱是否真是曹雪芹家屬遺物，乃至“愛此一拳石”的句子是否曹雪芹所詠，包括德榮塑像的真?zhèn)危加袪幾h，但據之寫成文學性作品，即《曹雪芹的故事》，應該是有助于人們了解、理解曹雪芹的高尚品質與精神世界的，好比盡管尚不能就黃葉村蘇家老屋為曹雪芹故居達成共識，但將其營造為曹雪芹紀念館，讓敬仰他的和熱愛《紅樓夢》的人們有個寄托懷念之情的空間，是樁功德無量的好事一樣。吳先生應允再接再厲，為《十月》再撰新篇。

轉眼到了1979年，忽一日編輯部座機鈴響，是吳先生找我，讓我去他那里一趟。我匆匆趕去，以為是他有了曹雪芹故事的新篇，沒想到他遞給我一大包稿件，說是兩個青年人寫的小說，他翻了翻，覺得頗有新意，因此幫他們投給《十月》。我拿回去看罷，便知自己在《十月》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的《愛情的位置》已完成突破禁區(qū)的歷史使命，真正的愛情小說已經出現，從此中國文學中愛情題材必將興盛，后來這兩個年輕人的這部中篇小說，由同事責編，以靳凡的署名、《公開的情書》為題，在1980年《十月》第一期刊出，再后來也有靳凡只是一位女作家化名，并非二人合作的說法，此篇一出，便引起不小轟動。

那一年中國大步邁入改革開放的佳境，大家都很忙。1979年12月12日下午3時半，正在寫字臺前趕寫《我對曹雪芹上舞臺或上銀幕的看法》一文的吳恩裕先生，心臟病突發(fā)，昏倒在地，竟未能搶救過來。這篇后來于1979年12月26日發(fā)表于《文匯報》的遺作（上圖右），已經寫到第18頁，稿紙上還留下一道淺淺的筆跡劃出去的痕跡。得知這個噩耗，我驚詫莫名、悲痛不已。

2019年商務印書館為紀念吳恩裕先生110年誕辰，編印出版了《吳恩裕文集》六卷，前三卷顯示出，他本是留英歸國的政治學家、法學家，在那兩個專業(yè)領域有很高的造詣，后三卷則展示了他在紅學領域，特別是紅學分支曹學領域的累累碩果，其中第六卷最后收入的就是 《曹雪芹的故事》和《考稗小記——曹雪芹紅樓夢瑣記》。

在臥佛山莊客房中，驟起的強風送來松濤之聲，窗欞軋軋作響，我坐在沙發(fā)上，在閱讀燈的光圈中，翻開剛購得的《考稗小記——曹雪芹紅樓夢瑣記》增訂本，吳先生的音容宛在眼前，我再一次在他引領下，進入曹雪芹和《紅樓夢》的世界。

2021年5月3日 溫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