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蕭乾結(jié)識于1992年。是年，應(yīng)某出版社之約，為他們編輯一本《中國文化名人手跡》。我想蕭乾不可或缺，試寫一封組稿信，馬到成功。后因出版社怕賠錢毀約，我致信蕭乾請他寬宥，蕭乾淡淡地說了兩個字“沒事”。

1993年，我策劃了一個選題：為當(dāng)代文壇有影響的夫婦作家出一本以寫人生、家庭和親情為中心的散文合集，冠名為“雙葉叢書”。最初，我以投石問路的方式，致信蕭乾，希望得到他的指教和支持。復(fù)信是出乎意料之神速，蕭乾對此議表示欣賞，說“這個點子高明”，并稱他已著手整理文章了。遲至次年我才叩響他家的門鈴。開門的是位老人，個子不高，背微佝僂，稀疏的頭發(fā)調(diào)皮地立在頭頂上，一臉慈祥的微笑。我一眼認(rèn)出他就是蕭乾先生。蕭乾微笑著打量著我這個不速之客，我趕忙自報家門。蕭乾“哦”了一聲，打著手勢“請進(jìn)，請進(jìn)”。蕭乾賜座后，端來一杯椰奶，我忙迎上示謝。室內(nèi)暖氣很足，他見我正在揩汗，說：“把大衣脫下，要不會感冒。”杯水片語，使我覺得仿佛回到家中，與我講話的不是別人，而是老父親。

一陣寒暄后，我問文先生呢，蕭乾說她一早就到廠里校對《尤利西斯》去了。此時我才知道，蕭乾夫婦正為譯林出版社趕譯“天書”，每日日不出而作，日已入而不息呢。我問他身體近況如何。他說雖然割了一只腎，還好，但必須一日三藥。他指了指桌上那堆大大小小的藥瓶子，右手食指上纏著一圈白膠布，在我眼前一晃。我的心為之一顫，那是長期筆耕開在指上的繭花呀。我興奮地向他匯報“雙葉叢書”的構(gòu)想，著重介紹了合集中夫婦兩人的文章正反顛倒都可閱讀的編排方案，他說“這個點子新”。當(dāng)談到作者人選時，蕭乾說“一定得把錢鍾書楊絳先生請進(jìn)來”，我說我不熟，他說他們交情也不深，但可“曲線救國”，請舒展先生幫忙。說著他便為我給舒展先生寫便信。告別時，我提出想與他合影留念。他笑了笑，坐上沙發(fā)，便招呼小和霞（照料蕭乾生活的初中畢業(yè)生）幫忙。拍照時，我堅持我站著，他說“那我也站著”，還真的站了起來。我說：“您是大作家，我是小編輯；您是長輩，我是后生。”蕭乾反對：“編輯和作家是平等的。”我說：“不行，不行。”蕭乾莞爾一笑，“那好，一樣來一張。大家平等。”就這樣，幾乎同一瞬間，拍下兩張不同姿勢的合影。他那大家的風(fēng)范、長者的寬厚形象，鐫刻在我的腦海。告辭時，蕭乾堅持送我下樓，到樓梯口，他忽然把嘴湊到我耳邊輕輕地說：“以后跟老人談話，把聲音放小一點，老人愛靜。”我頓時臉紅如赤布。蕭乾見狀馬上拍拍我的肩膀，微笑著說：“第一次見面就批評你，不好意思。沒關(guān)系，下次注意就好。”記得那天我是從馬路對面的陳荒煤先生家剛出來到蕭府的。荒煤耳背，我說話他聽不清，把聲音放得很高，因為興奮，到了蕭府仍是高八度。我這才想起在與蕭乾交談不久，他忽然一轉(zhuǎn)身，移到桌子對面坐下與我對談的事來。

蕭乾把書稿分兩批寄來，還應(yīng)約寫了一篇長序，但忘記了起書名。我打電話請他補(bǔ)寫書名，他囑我代勞。先生厚愛，恭敬不如從命。我知道蕭乾一生坎坷，北平、上海、香港、英倫三島，浪跡天涯。他是一位著名的“未帶地圖的旅人”，屢遭婚變，歷經(jīng)劫難，因禍得福，終在不惑之年結(jié)識文潔若女士，此后這個旅人方才覓到生命的綠洲。緣此，我提議書名叫《旅人的綠洲》，問蕭乾可否。先生來函稱“雅而恰當(dāng)”。

《旅人的綠洲》出版后，我登門送樣書。他對該書的內(nèi)容、形式和裝幀很滿意，還在他的那本書上題了“昌華同志，謝謝你的精心編輯”送我，后來又在《中華讀書報》寫了篇《智慧與匠心——向出色的編輯致敬》，他認(rèn)為這本書的編排方式“在出版史上可能開創(chuàng)了通過合集表現(xiàn)男女平等的先例”，鼓勵了我一番。

蕭乾先生古道熱腸，對我的編輯工作幫助極大，不僅為我介紹了柏楊夫婦、林海音夫婦以及聶華苓夫婦等一批海內(nèi)外社會名流，壯大了我的作者隊伍，而且在具體的編輯工作中，也給予鼎力支持。我在編輯陳西瀅、凌叔華合集《雙佳樓夢影》時，其女兒陳小瀅要求增補(bǔ)一篇新發(fā)現(xiàn)的上世紀(jì)40年代陳西瀅的日記，記錄陳西瀅與蕭乾一同拜訪英國作家福斯特的事。陳西瀅是隨手記在采訪本上的，字跡太潦草，文內(nèi)夾雜許多用英文書寫的地名、人名、花草名，我無力處理，懇請蕭乾幫忙。那時先生已八十六歲，身體又不好，還抱病致我一長函，滿滿三大頁，從字跡辨認(rèn)、質(zhì)疑到糾錯，引經(jīng)據(jù)典作了二十七條注釋。

蕭乾處世之厚、對人之誠，溢滿信的字里行間。僅舉一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研究員傅光明是他的學(xué)生，蕭乾十分賞識他，稱傅是他“親密的助手”。《旅人的綠洲》中蕭乾部分的文章就是由傅挑選的。蕭乾向我提出該書署名時署傅的名字，“如不宜，則我也加上，但實際上是他花的力氣。”還叮囑我，一定要給傅選編費(fèi)，方案是，“a、由出版社付，b、由我的稿費(fèi)中扣除，但希望直接寄他。即便由我稿酬中扣除，亦不要注上”。還特地在“不要注上”四個字下面加著重號。

1997年，我去北京醫(yī)院看他，那是我們的最后一面。是時他病已很重，吃飯都要夫人文潔若先生喂了，醫(yī)囑“不準(zhǔn)看書看報，更不準(zhǔn)寫字”，恰在那時，一陌生四川籍青年作者寫了本《柳如是》請他提意見、寫書評。為不負(fù)作者的懇切請求，他背著文潔若，一邊吸氧一邊伏在床上給那作者寫了回信。信云：“我病重，目前不能看書，等病情好轉(zhuǎn)有機(jī)會再看。”并把書稿介紹給武漢一位研究清史的專家，改請他提意見，寫書評。此信是蕭乾托我?guī)С鲠t(yī)院寄給作者的，沒有封口，所以我知道得很清楚。

蕭乾一直關(guān)心我的成長和進(jìn)步。相識不久，他問我寫不寫文章，我說以前當(dāng)老師的時候?qū)懀鼍庉嫼蠊ぷ髅筒粚懥恕Ｋf，要寫，一定要堅持寫。你寫了，你才知道作家的甘苦，你就容易和作家溝通。你有了作品，更方便與作家在平等的位置上交流、對話。大概自那以后，我陸續(xù)寫點小文章。退休后的十五年，我一直堅持寫作，寫了《曾經(jīng)風(fēng)雅》《民國風(fēng)景》等四部文化名人隨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蕭乾當(dāng)年的鼓勵所致。

我為蕭乾編過《旅人的綠洲》《往事三瞥》《硯田內(nèi)外》等六部散文集，他的幽默給我留下極深印象。印象最深的是他自撰的墓志銘：“死者是度過平凡一生的平凡人。平凡，因為他不是一個英雄，也不是一個壞蛋。他幼年是從貧困中掙扎過來的，受過鞭笞、饑餓、孤獨(dú)的凌辱。他有時任性、糊涂，但從未忘過本。他有一盞良知的燈，它時明時暗，卻從沒熄滅過。他經(jīng)常疏懶，但偶爾也頗知努力。在感情漩渦中他消耗——浪費(fèi)了不少精力。中年遭受過沉重打擊，如晴天霹靂。他從不想做官，只想織一絲線，釀一盅蜜。歷史車輪，要靠一切有志氣的中國人來推進(jìn)，他希望為此竭盡綿力。這是一個平凡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著離去的，因為他有幸看到了惡霸們的末日。”行文款款，自白真真，今日讀來，意味深長。

蕭乾提倡講真話。某年我登門造訪時，適央視《電視書屋》劇組采訪他，我當(dāng)看客。主持人請他談?wù)剬r下書評的看法，蕭乾坦言：“目前搞好書評有難度，社會風(fēng)氣不大適宜，本來一部新書出版，應(yīng)有許多人出來評頭論足說三道四，而我們現(xiàn)在的書評往往一邊倒，全說好或全說壞，以偏概全。說好話（假話）的人多，說壞話（真話）的人少。”記得那天他氣喘病復(fù)發(fā)，喘了會兒氣又說：“有人想說真話，可是一說真話，馬上就有人反駁，結(jié)怨；而且，現(xiàn)在風(fēng)氣不正，有人用權(quán)、用錢，用不正當(dāng)手段來左右評論。”“更有一些人對自己圈內(nèi)人的作品一味唱贊歌，言過其實，這樣的評論誰愛看呢？”說著說著，他又慨嘆我們現(xiàn)在的報刊多，而評論的版面太少，偶有大塊書評文章還是遵命或應(yīng)景的。主持人最后請他說一句最想對大家說的話。他說：“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后來我請他在我冊頁上題字時，他把這句話寫給了我。我還清楚記得，在之后的一次談話中，我有意挑起“說真話”的話題。他說他是過來人，知道說真話難。他還幽默地把手作刀狀放在脖子上說：“說真話，要砍頭，我不干，我敬佩張志新，但我不想做烈士。”

文潔若作為蕭乾的夫人，絕非因夫貴而妻榮。她是一位自尊、自強(qiáng)、自立的女性。她和蕭乾合譯的《尤利西斯》，在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翻譯史上當(dāng)是獨(dú)占一席的。

人們常說每個成功的男人后面，都站著一個偉大的女人。此話或許有點言過其實，一個女人能促使男人成功，并自己也成功，那恐怕就真不可謂不“偉大”了。我拜訪后的不久，文潔若將《旅人的綠洲》關(guān)于她自己的那部分文稿寄給我，并客氣地請我“指正”。展讀文稿，敬意倍增。她那種兢兢業(yè)業(yè)的敬業(yè)精神、一絲不茍的編輯作風(fēng)真讓我臉紅。她寄來的文稿除一半是已發(fā)表的鉛印物以外，其余部分都是她親手謄寫的。字雖然不能算漂亮，但是絕對地工整、清楚，撇是撇，捺是捺。稿面整潔，偶有一兩處筆誤，她都作精心處理：或用涂改液，褪去原來的重寫，或挖去舛誤字句，用同規(guī)格的稿紙謄寫好，再從稿紙背面粘上去，方格框框?qū)Φ谬R齊整整，天衣無縫。稿面幾乎沒有勾畫痕跡。即便是那些已發(fā)表過的鉛字，她也一一作了校正。“叢書”對入選的文稿有特殊的要求，我審讀了文潔若所選的篇目后，覺得其中有兩篇，可能出于作者的某種考慮，但與“叢書”的要求不甚貼合，不得已斗膽給文潔若寫信，婉轉(zhuǎn)地說明我的意見。她接信后即來電話，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見，“同意抽掉‘黃’等二文，換上《巴金印象》。最近又寫了一篇《張權(quán)的高風(fēng)亮節(jié)》，如果您認(rèn)為可以考慮此篇，就把《金魚胡同》抽掉。”多么謙遜、和藹的老前輩。文潔若，盡管當(dāng)時我還沒有見過她，但她那文靜、有涵養(yǎng)、平易近人的形象已在眼前突顯出來。文如其人。

文潔若對金錢、享受的淡漠，有口皆碑。他們夫婦的稿費(fèi)收入頗豐，她并沒有興趣當(dāng)腰纏萬貫的富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曾出版她三十萬字的譯著《光枝的初戀》，她未取分文稿酬；《尤利西斯》獲一筆相當(dāng)可觀的稿酬，他們夫婦悉數(shù)捐給上海文史館的《世紀(jì)》雜志社。《旅人的綠洲》，因當(dāng)時出版社經(jīng)濟(jì)窘迫到無錢買紙的地步，致使出版期一拖再拖。我寫信向她表示歉意時，她復(fù)信說，她完全能理解，并為出版社難過。又云：“將來付酬時，出版社如有困難，就用全部稿費(fèi)替我買書送朋友吧。”多善解人意！

金錢、名譽(yù)、地位，對淡泊名利的蕭乾夫婦來說，本沒那么重要。他們最最需要的是時間，是輝煌后的新境界。有人戲稱他們家是“一個工廠，兩個車間”。天書《尤利西斯》就是由文潔若初譯，蕭乾加工潤色定稿的。他們是生活中的患難夫妻，亦是事業(yè)上的合作伴侶，一對當(dāng)代中國文壇上令人崇敬的“老伴”。

走筆至此，我想到文潔若的客廳里掛的一幅畫，畫面是常青藤上結(jié)的兩顆并列相依的金黃色的倭瓜。新鳳霞作畫，吳祖光題字“老伴”，并配有吳祖光的一首小詩。詩云：“苦樂本相通，生涯似夢中；秋光無限好，瓜是老來紅。”

最令我難忘的是1995年4月，文潔若的南京之行。那次，她原本是陪同蕭乾到上海開會的。時逢《尤利西斯》剛出版，正火爆文壇，她順道在上海簽名售書，兩天簽了一千套，真難為她了。南京方面效仿，亦請她來簽名售書。她忍痛把蕭乾留在上海，一人悄悄溜到南京，為給出版社省錢，住在條件較差的新華書店招待所。兩天的逗留，與出版社座談、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jì)念館、簽名售書、接受記者采訪、會見友人，日程排得滿滿的。用她的話說“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但心情愉快。

那時，我極想請巴金夫婦入盟“雙葉叢書”，以壯聲威，但始終不得要領(lǐng)。文潔若來寧時，我送她一只花籃，次日她赴滬，竟然把這只花籃捧到上海，以我的名義獻(xiàn)給巴金，以成全組稿之事。巴金、蕭珊夫婦散文合集《探索人生》最終于1998年得以出版。

蕭乾西去后，只要我進(jìn)京，總不忘去看望文潔若。2004年秋，我進(jìn)京當(dāng)天，即給文潔若打電話，說要去看她。她十分興奮地說：“明天好嗎？明天中午十二點，你必須準(zhǔn)時來！”我問有什么要事，非等明天。她幽默地說：“保密！”次日中午我見到她時，眼前一亮。以樸實著稱的文潔若突然奢華起來，身著一襲白緞繡花旗袍，足蹬一雙锃亮的白皮鞋，白金項鏈下綴著一枚閃閃發(fā)光的藍(lán)寶石，連眼鏡也換了一副新的，容光煥發(fā)，氣色紅潤，與我記憶中的形象簡直判若兩人。我問：“文先生今天有什么大喜事了？”她朗聲說：“今天下午三點，日本外務(wù)大臣河野給我授勛，你陪我一道去。”我聽了當(dāng)然高興。原來是日本對發(fā)展中日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貢獻(xiàn)的人士進(jìn)行表彰。作為日本文學(xué)翻譯、研究者的文潔若，在長達(dá)四十年里焚膏繼晷，將《源氏物語》《川端康成小說選》等在內(nèi)的三十卷“日本文學(xué)業(yè)書”介紹給中國讀者，因而獲此殊榮。這次同時受勛的還有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國與其日籍夫人鋼琴家瀨田裕子。授勛回來的路上，文潔若悄悄地告訴我，她這從頭至腳的一身行頭，都是柳琴（《光明日報》記者）送的。

2009年我進(jìn)京去看文潔若時，她對我說，明年是蕭乾誕辰一百周年，上海方面要搞一次紀(jì)念活動。她想為蕭乾趕出幾本書在會上分發(fā)，問我能不能幫忙。我當(dāng)即表態(tài)一定竭盡全力。回到南京后，我為蕭乾編了一本散文集《往事三瞥》，又牽線搭橋，將由蕭乾文學(xué)基金會出資的《未帶地圖的旅人》中、英兩個文本也安排在我曾供職的江蘇文藝，該社用四個月的時間搶印了出來。事后文潔若對我說了句令我臉紅又欣慰的話：“蕭乾沒有白疼你！”

我與文潔若迄今一直保持聯(lián)系，她致我的信有六十一封。2018年歲杪我去拜訪她，時年九十二歲的文潔若堅持獨(dú)立生活，不用阿姨，且仍筆耕不輟。當(dāng)我告別時，她忽然說：“張昌華，慢點走，送你一件蕭乾的遺物作紀(jì)念。”說著從柜中取出一頂她當(dāng)年親手為蕭乾織的深藍(lán)色西瓜皮似的毛線帽。我鄭重地接過，馬上戴在頭上。她看了笑笑說：“挺好看，挺好看！”又幽默地說：“這可不是右派的帽子。”

回家后，我戴著這頂帽子照了張相寄給她，并寫信告訴她：“我很喜歡這帽子，有溫度，有念想。”

附錄

蕭乾致作者信

昌華同志：

一月九日手示誦悉。今年恰為我與潔若結(jié)縭四十周年。我們已用合譯《尤利西斯》來紀(jì)念了。如能再合出一個集子，當(dāng)然更好。所以，回答是完全同意。

我這部分，已請我的親密助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研究員）傅光明同志代選了。因為他不但寫了我的傳，并為海峽兩岸數(shù)家出版社編過我的集子。對我過去以及目前的寫作情況最熟悉。他住在北京（略），電話（略）。我家電話為（略）（日夜）（略）（白天）。文史館電傳（略）（當(dāng)日可送來）。

圖片也均在光明處。

你們這個點子想得極好。搞出版就得這么動腦筋。我全力支持一切嚴(yán)肅的、認(rèn)真的、從民族文化出發(fā)的舉動。

此頌

春祺

蕭乾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五日

昌華同志：

示悉。奉復(fù)如下：一、已問過冰心老人。她的已故先生吳文藻（是我的老師）是學(xué)者，不是作家。她一時想不出可以編入集子的文章。為了保持這個可能，我說江蘇那位同志三月來。屆時你可再同她或她的女婿陳恕教授聯(lián)系。他們住在一起，住址為北京（略），電話（略）。可以先找陳恕，因她的書房距離電話很遠(yuǎn)。二、為了使你對文潔若有些了解，現(xiàn)寄上她的履歷。她還送你兩本書。她譯過三五本書（英日文），寫過幾本。三、我們選好之后即寄你，還是等你三月來時面交？因選題尚未報。四、傅光明寫過我的傳，編了我六本集子。可也是他選好，我點了頭，他再去復(fù)制的。作為我與他（合）編也可以。如有編輯費(fèi)，則給他。如沒有，也從我的報酬中給他。

即頌

春祺

蕭乾

一九九四年一月廿一日

我們兩人目前正為譯林出版社合譯《尤利西斯》，與李景端同志經(jīng)常通話。我家號碼（略）

昌華同志：

前信想已收到。原來那套夫妻合集的選題尚未上報。我們認(rèn)為這選題很對我們兩人的心思，所以積極過了頭。不但集子二十萬字已編成，我把序也寫了（五千字），是傅光明抄的，而且抄完沒拿我再看一遍就發(fā)給上海倪墨炎編的《春秋》了。我原來想代你們在文末做個廣告，加一句關(guān)于這套叢書的話。現(xiàn)在看來不妥。因不知其他三對是否也像我們這樣立刻就答應(yīng)下來。總之，如果你想利用我這序，在文末與倪墨炎商量加上一句，請與他聯(lián)系（地址略）。

關(guān)于書的編者，既然不能獨(dú)用傅光明，就只好用我們兩人的。如仍不統(tǒng)一，也可照你們原來的安排。編輯費(fèi)也不必由你們付他，由我個人付吧。這樣可簡單些。

總之，統(tǒng)一同其他三個集子一樣好了。

我相信這套書一定不脛而走。我在序的開頭就點出：從字里本事說，比一般集子多一層人情味，會引起讀者好奇，而對二作者來說，自有紀(jì)念意義……誰也沒有同老伴出過合集。

祝好！

蕭乾

一九九四年一月廿五日

昌華同志：

《旅人的綠洲》已收到。至感。書印得不但好，而且別致。在出版史上可能開創(chuàng)了通過合集表現(xiàn)男女平等的先例。真是別出心裁。書出得如此好，多虧了你的匠心及勞累。謹(jǐn)此向你致謝。

潔若說，如可能代購三百本。已定為她二百，我一百。

我相信這樣別致編排裝訂法，定會引起出版界矚目。

匆問

近好

蕭乾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五日

大批書何時印好？

昌華同志：

你寄來的信及照片，已妥收。非常感謝，也謝謝你的文章，但尚未讀到。你真是位感情深厚的朋友，使我感到無限溫暖。

我的病情日益好轉(zhuǎn)。現(xiàn)在不但飲食及睡眠正常，且能在室內(nèi)走上幾個來回。潔若意思等天暖了再出院，因家中溫度差。

她在此一面照顧我，一面還在譯《東京人》。晚年有她這樣老伴，是我一生最大的幸運(yùn)。

匆問

近好

蕭乾

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

文潔若致作者信

昌華同志：

來信收到了。上次我曾去一封信，說我們打算把稿費(fèi)全用來買書，想已收到。今年四月四、五日，我將陪蕭乾赴上海，住在衡山賓館。四年前，我們就去過一次，開的是《筆記叢書》開幕式。這次是四集出齊的總結(jié)會。大約六日或七日，譯林社李景端打算在上海舉行什么《尤利西斯》三卷出齊的活動，大約還有為讀者簽名的活動。這樣，擴(kuò)大影響，可多賣若干本書。你們都在南京，何不跟他們湊在一起，這樣，買《尤》的讀者，很可能也同時買《旅人的綠洲》。最近幾年純文學(xué)陷入低谷，我也常為出版社難過。我譯的《光枝的初戀》（中豐高子著，三十萬字）某某出版公司不但分文未付稿費(fèi)，還要求我校改另外兩本書（共二十五萬字），為他們拉了五千美金贊助。而且《光枝》還印了五千冊。凡是比某某出版公司慷慨的出版社，我都很感謝（他們只送了我四十本書）。當(dāng)然，我被該社狠狠地“宰”了一次，此生再也不會跟他們打交道了。

我想，到上海后，蕭乾待在賓館休息，預(yù)先把《尤》和《旅》二書簽好字，我則在書店現(xiàn)簽。總之，希望《旅》的出版不要拖期，至少先裝幀出二三百本，送到上海。你們都在南京，請直接與李景端社長聯(lián)系。

附上明信片一張。蕭乾囑筆問好！

匆祝

撰安！

潔若

一九九四年一月廿三日

又及：

昌華同志：現(xiàn)在是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剛才李景端又打來了電話。蕭乾同意，他在上海從事“叢書”總結(jié)會活動期間，我可以單身赴南京、杭州活動一下，擴(kuò)大《尤》的影響，順便也推銷《綠洲》。所以你只要和李聯(lián)系好，你們就不必來上海了，我去南京就是。我只希望在我們二人合譯的《尤》的帶動下，我們合寫的第一部集子也能有些影響。對我來說，我寫的十萬字，比譯的一百萬字來得重要。

李景端辦公室的電話（略）

《旅人的綠洲》是我的寵兒，也是您精心編出來的，但愿它借《尤》的東風(fēng)，能交好運(yùn)。

潔若

昌華同志：

九日我們簽字售書，蕭乾上午九點多就提前溜走，在女作家竹林（我們的干女兒）陪同下去看望巴金。我一直簽到下午五點鐘才脫身。所以您的信，是由竹林代轉(zhuǎn)的。您送我的花，也小心翼翼地帶回滬，由竹林以您的名義送給了巴老。所以此信我先寄給竹林，請她寫封信給您，詳述當(dāng)時情況。她也可以再向小林打聽一下她的意思。南京之行，來去匆匆，我正在寫關(guān)于南京大屠殺的文章。

六月間，將在北京三味書屋（和我們的住處位于同一條大街上）搞簽名售書活動。《旅人的綠洲》或許可以趕在一起簽。其實，我在南京一天簽了五百本，在上海兩天簽了一千本（排隊的一千位讀者，全都滿足了），已到極限了，《旅人的綠洲》再搭進(jìn)去，實在招架不住了。在北京，可以在自己家預(yù)先簽好，不會那么緊張。《西蒙波娃回憶錄》已妥收，印得真漂亮，可惜要到明年才能定下心來讀。

蕭乾走到哪里，都興師動眾。歲數(shù)大了，我一個人保駕不了。我只身去南京則簡便多了。是一個人去的，也確實沒讓譯林花什么錢。六日晚，下火車就去電臺，八點回答讀者提問（通過電話），和陪我的譯林副社長竺祖慈每人吃一碗餛飩（一元五角），次日沒吃早點（記者一早就來了，沒工夫去吃），中午是《書與人》請（你也在座），下午參觀南京大屠殺紀(jì)念館。晚飯是譯林請的。八日又沒吃早飯，趕去參加座談會并簽名售書，中午新華書店請，下午簽到四點多鐘，又匆匆趕到火車站回滬了。回京后，參加了兩天研討會，今天才稍稍喘口氣。

潔若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昌華同志：

偶然看到您寫王映霞的文章。最感興趣的是寫她最后那段日子。蕭乾說最怕當(dāng)“植物人”，他指的就是生活不能自理，木然坐在椅子上曬太陽的那種人。他最后七天昏迷，好像只是為了等待兩個兒子奔回來。

您注意到?jīng)]有，周總理活到七十八歲，毛主席八十三，楊尚昆是九十二。進(jìn)入九十年代后，能享受特殊醫(yī)療待遇的人，一般都能活到九十以上。趙樸初已九十好幾了，仍住在北京醫(yī)院。我常對蕭乾說，“你放棄部長樓可以，我也并不想住什么好房子，現(xiàn)在的，已蠻好了。但是放棄部長級醫(yī)療，就只能縮短壽命。”一九九六年秋他因急病住進(jìn)了北京醫(yī)院，采取各種措施，八天后就正常了，清除率升到18.6％（腎排出毒素的功能），正常的年輕人能排出百分之一百二，起碼為80%，而自一九八五年起，他僅余的腎已出現(xiàn)中等損傷。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因心肌梗塞住院后，大夫要他二十四小時吸氧、靜臥。他的心肌梗塞部位在下壁，危險小些，三個星期后，腎功能恢復(fù)到23％，簡直是奇跡。然而，這下他再也躺不住了，大夫也拗不過他，只不過囑咐他，坐在沙發(fā)上繼續(xù)吸氧。但因初期重視不夠，下床后，就忘了自己是病人。到了八月底，非鬧著出院，連主治醫(yī)生都同意了，我又怎么能讓他住下去呢？其實他那時已像離不開保溫箱的早產(chǎn)兒一樣，離不開醫(yī)院的恒溫箱（攝氏24度）環(huán)境。幾天后重新住院。但九六年秋和九七年三月的奇跡再也沒出現(xiàn)。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腎功能已降到8％了。5％以下則為尿毒癥晚期。今年七月我將領(lǐng)一份日本政府頒發(fā)的外務(wù)大臣獎（那期《人物》，徐城北寫蕭乾的文章最后一段，說“已頒”，他弄錯了）。蕭乾生前，至少有兩個人照顧（我和三姐，后來是保姆），我獨(dú)當(dāng)一面，更不能病了。

潔若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三日

選自《上海文學(xué)》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