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后院，有一汪清澈的湖水。涓涓細流，通往一條寬闊的大河。沿河水北上數(shù)十里，便可進入一片林木幽深的原野。那里，曾發(fā)生過一樁值得歷史銘記的往事。

說來也巧。加拿大共產(chǎn)黨的誕生，與中國共產(chǎn)黨恰好在同一年，只是早了一個多月罷了。

百年加共，建黨之路同樣艱難曲折

1921年5月22日那天，曾有18位年輕人，悄悄踏足這片原野。他們是來自加拿大不同省份的共產(chǎn)黨員代表，經(jīng)長途跋涉，陸續(xù)抵達了一座孤零零的農(nóng)莊。

接下來的三天三夜里，這18位年輕人躲藏在農(nóng)莊上一座漆成深紅色的大谷倉中，伴著兩頭奶牛、一群雞鴨，在鋪著干草的地板上同吃同睡，討論了關(guān)于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本質(zhì)、辯論了無產(chǎn)階級專政和群眾運動的必要性、起草了加拿大共產(chǎn)黨組織的章程、投票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宣告了加拿大共產(chǎn)黨的誕生，從此把歷史的重擔，挑在了自己的肩上。

自從1919年以來，加拿大警方就把一些進步社團宣布為非法組織，并逮捕了一批領(lǐng)導(dǎo)人。因此，籌備這次首屆代表大會的過程，頗費腦筋。

加共創(chuàng)始人之一蒂姆·巴克與圭爾夫市自來水廠的工人阿爾伯特·法雷是好友。當?shù)倌?巴克前往圭爾夫市召集當?shù)毓と碎_碰頭會時，曾被一批突然闖入、搗亂鬧事的人抓住，扔進了湍急的河水中。多虧法雷跳入河中營救，才幸免于難。

法雷也是共產(chǎn)黨員，他家坐落在一個小農(nóng)莊里，遠離都市，人跡罕至。于是，大家最終選擇了在法雷的農(nóng)莊里聚會，并精心策劃，采取了各種措施，嚴防消息走漏，遭到警方突襲。

代表們乘坐火車、汽車、馬車，或徒步旅行，甚至刻意繞道，在兩天中的不同時段，分別抵達了矗立在原野上的這座紅色谷倉。

大家全部采用了化名、假名，并設(shè)置了秘密接頭暗號。開會時，他們用牛皮紙罩住了谷倉里明亮的電燈泡，刻意壓低嗓音，以致在奶牛嘩嘩撒尿時，不得不中斷發(fā)言和辯論。

他們安排了一名代表裝作修煙囪的泥瓦匠，站在高高的谷倉頂上，朝田野里四下瞭望。另外一名代表則擔任警戒，扮成農(nóng)場工人模樣，腰中藏著手槍，把食物盛在小水桶里，裝作喂牛，分批送入谷倉。

大家分時就餐、分頭如廁，夜深時，在干草堆里和衣而臥。唯一的女代表，是來自多倫多的女教師。她被安排到法雷家房屋的臥室中就寢。

原野上，沒出現(xiàn)過一輛警車。村道上，也未見行跡可疑的路人。一切，似乎都神不知，鬼不覺，天衣無縫。

天真的年輕人啊，卻萬萬沒料到，警方的臥底，早已喬裝打扮，混入了代表們中間，不僅煞有介事地參與了討論、表決，歡呼了加拿大共產(chǎn)黨的誕生，也暗中記錄下了每個人的真名、化名，以及各自的身份、職業(yè)。當這些年輕人躊躇滿志地離開谷倉之后，一切都被迅速呈報到多倫多警察總局。緊接著，便開始了監(jiān)視、跟蹤、逮捕、審判。

多年后，我手捧著警方解禁后公布的那18個人的名單，苦苦猜測，他們中的哪一個，是蒂姆·巴克的化名呢？他后來成為加拿大共產(chǎn)黨總書記，并險些死于一場謀殺。

1932年，蒂姆·巴克等八位共產(chǎn)黨員被捕入獄。他們均被起訴為“思想政治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監(jiān)獄中突然發(fā)生了一場騷亂。在平息騷亂的過程中，盡管蒂姆·巴克沒有參加騷亂，但警方的子彈卻像長了眼睛般，從一面窗口準確地射入了單獨關(guān)押他的那間牢房。墻上留下的彈孔，有步槍子彈，也有手槍子彈。這位全國頭號政治犯，差點因警方鎮(zhèn)壓“監(jiān)獄騷亂”之借口而“偶然喪生于流彈之下”。事后的調(diào)查，徹底戳穿了警方妄圖嫁禍于人的卑鄙伎倆，也使這場轟動朝野的案件，永載史冊。

在多方營救下，蒂姆·巴克出獄后，流亡美國數(shù)年。我曾讀到過白求恩醫(yī)生從太行山上寫給他的無數(shù)封信函，焦急萬分地懇求加拿大共產(chǎn)黨對八路軍的支援。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正值加拿大共產(chǎn)黨的鼎盛時期，僅是持有黨證的黨員，就將近兩萬之眾，此外，還有數(shù)倍于此、遍布在產(chǎn)業(yè)工人之間的各種左翼進步組織成員。

加共引以為豪的業(yè)績，包括響應(yīng)共產(chǎn)國際的號召，組織浩浩蕩蕩的志愿軍旅，奔赴西班牙，浴血奮戰(zhàn)。這支隊伍中近1000名共產(chǎn)黨員，為了高尚純潔的理想，奉獻了他們年輕的生命。

2014年，我曾采訪過居住在附近城市的一位加拿大老共產(chǎn)黨員，比爾·西塞爾·史密斯。他的父親愛德華，就是親自率領(lǐng)加拿大志愿軍奔赴西班牙戰(zhàn)場的那位共產(chǎn)黨旅長。70多歲的比爾，并未糊涂，但他口口聲聲把志愿軍稱為“紅軍”。我明白縈繞在老人心頭那揮之不去的思念。

比爾的父母，均為白求恩的親密戰(zhàn)友。迄今發(fā)現(xiàn)的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白求恩與毛澤東在延安的合影照片，便是白求恩萬里迢迢從太行山上郵寄給比爾的母親麗蓮的。在麗蓮的后半生里，她默默珍藏著這幀照片，還有白求恩寫給她的最后一封信函，直到她永遠地合上了雙眼。比爾在整理母親的遺物時，發(fā)現(xiàn)了這張照片，他又繼續(xù)保存了數(shù)十載，直至他也步入人生暮年。

比爾的父母，還有比爾自己，皆因投身共產(chǎn)主義運動，而遭受迫害，窮愁潦倒，妻離子散。2015年秋天，比爾跟隨我前往中國，捐獻了這張珍貴的照片、白求恩的親筆信函，還有志愿軍旅長愛德華·西塞爾·史密斯出征西班牙時，手中高擎的那兩把儀仗劍，終于了卻了兩代人的心愿。

住在溫哥華的加共老黨員萊斯布里奇教授，是白求恩研究專家，與我交往十多年了。他告訴我，40年代初期，白求恩犧牲后不久，加拿大政府就開始建造集中營了。從東到西，在不同城市中，建造了好幾處。不僅關(guān)押共產(chǎn)黨員，也包括政府認為需要“改造”的印第安原住民。共產(chǎn)黨員的兒女們，在嬰兒期就被強行從家中帶走，送入政府管轄的兒童教養(yǎng)機構(gòu)，或者安排他人領(lǐng)養(yǎng)，以遠離其父母的“赤色”影響。直到1983年，掌管情報工作的皇家騎警仍在制定秘密措施，計劃抓捕1000多名加拿大共產(chǎn)黨員，投入集中營里。這種嚴密監(jiān)控，一直持續(xù)到了90年代。隨著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解體，潛在的威脅似乎消除了，警方才開始放松魔爪。

談到加共歷史，萊斯布里奇教授說，加共早期曾歷經(jīng)多次激烈的路線斗爭，包括圍繞著不同派別諸如托洛茨基追隨者的分裂活動。然而，最嚴峻的考驗，發(fā)生在1991年。面臨蘇聯(lián)解體帶來的塌方式效應(yīng)，人心渙散。加共黨內(nèi)一些掌權(quán)者喪失了信念，試圖解散該黨。在這千鈞一發(fā)之際，堅守信念的黨員們團結(jié)一致，共同斗爭，最終擊潰了解散的企圖。1992年，加共浴火重生，不僅從低谷中走了出來，并開始逐年增長。

建黨初期的領(lǐng)導(dǎo)人蒂姆·巴克是機械工人出身，品德高尚、備受尊敬。他擔任加共總書記，長達30多年，但他在1973年就去世了，如今的加共總書記是誰呢？

“從1992年開始，加共便取消了‘總書記’這個稱號。” 萊斯布里奇教授回答我。“凡是涉及到對外發(fā)布媒體消息時，僅僅采用‘黨領(lǐng)導(dǎo)’一詞，彰顯最高決策層中央委員會集體運作的模式。”

現(xiàn)任的“黨領(lǐng)導(dǎo)”，是伊麗莎白·羅利。她居住在多倫多，屬于職業(yè)政治活動家。自2016年起，她成為加共歷史上擔任最高領(lǐng)導(dǎo)人職務(wù)的第一個女性。

“加共一直與中國共產(chǎn)黨保持著聯(lián)系。”他說。“過幾天，中央委員會就準備開會，討論祝賀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百年呢！”

重讀白求恩，他的精神于今意義何在？

最近，加拿大右翼媒體《國家郵報》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建議拆除在加拿大修建的幾座白求恩雕像和紀念館。為此，加共中央委員會于第二天（3月12日）便在該黨報紙《人民之聲》上及時發(fā)出了鏗鏘有力的譴責聲明。

聲明指出，該文作者把對印第安原住民犯有種族滅絕罪行的加拿大前總督麥克唐納與白求恩相提并論，實在是荒謬至極。作者的理由是，白求恩幫助過中國，而中國眼下被污蔑為種族滅絕的國家，因此，這二人之間便有了共同點。

“而事實上，白求恩與麥克唐納毫無共同之處。他是一名共產(chǎn)黨員，不但曾在西班牙和中國抗擊法西斯主義，也是最早在加拿大為普及公共醫(yī)療而奮斗的醫(yī)生。”聲明說。“盡管保守黨人不樂意看到此點，但迄今為止，白求恩仍然是國內(nèi)外最受尊敬的加拿大人之一，因為他勇敢地擁抱了全人類。”

聲明結(jié)尾強調(diào)說，“我們與世界上數(shù)百萬人一樣，堅信白求恩的精神遺產(chǎn)值得銘記與尊重。”

在白求恩的故鄉(xiāng)，銘記緬懷這位英雄遠去的身影，似乎格外艱難。盡管如此，我和朋友們，沒有一天放棄過努力。

與萊斯布里奇教授頭一次見面，是2009年的秋天。11月12日，在白求恩逝世70周年的那一天，我和同事們策劃了這場在蒙特利爾舉行的國際研討會。冒著寒風中飄落的雪花，大家在街頭的白求恩塑像前，輪流向英雄獻上了一支支芬芳美麗的鮮花。

路人紛紛駐足觀看，卻有幾人能明白，為什么我們淚如涌泉？那絕非單純地對一個英雄的崇拜。那關(guān)乎到我們回首來路，檢視足跡時，對人生價值的自我審判。

相隔十年，我們再次攜手，編輯出版了英文版新書《重讀白求恩》，收錄了一批學者關(guān)于白求恩精神的論著。

2019年的秋天，我與中加雙方學者共同策劃了紀念白求恩逝世8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擬定了一個引人深思的題目：“白求恩精神于今意義何在？”

我滿心期盼著，萊斯布里奇教授能夠代表加拿大共產(chǎn)黨，前來參加這場盛會。遺憾的是，由于健康原因，他無法長途飛行，與遠道而來的中國專家們相聚暢談。好在他傳來了自己的論文，委托他人代為宣讀。

在這篇論文中，萊斯布里奇強調(diào)說，白求恩犧牲之后，世間越來越多的人們，為了調(diào)和階級矛盾的需要，采用“人道主義精神”來解讀白求恩崇高的理想世界。這種做法矮化、褻瀆了英雄的初衷，必須予以糾正，方不枉白求恩的犧牲奉獻。

唉，真是一個當今幾乎絕跡的老布爾什維克！連飲水都無法從口中進入了，而只能依賴注射器從腹部輸入身體，維持著生命，卻初衷未改，赤誠如故。

是的，他說的不錯。

我們怎能忘懷呢？白求恩在奔赴華夏大地前，向加共黨組織提出了一個要求：“我僅有一個條件。假如我回不來了，你們必須讓世人知曉，諾爾曼?白求恩是以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身份犧牲的。”

然而，這么多年過去了，試圖把白求恩解釋為人道主義者、而非共產(chǎn)黨員的聲音，像個幽靈，一直在游蕩。時至今日，不少中外學者和白求恩研究專家，仍然秉持著上述觀點。

我能夠理解他們的苦衷。

自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便席卷北美大地。為了生存、自保，不少白求恩當年的戰(zhàn)友，都紛紛退出了共產(chǎn)黨組織。還有些人，甚至故意放出風聲，把自己塑造成曾與白求恩進行過斗爭的“英雄”！人性的懦弱，實在可憐。

時至今日，污名化的硝煙，甚囂塵上，彌漫全球，早已混淆了是非界限。也許是出于夾縫求生的需要，也許是不甘心一位偉大的英雄形象被淹沒在反共思維的浪潮下，于是，善良的人們，如拉瑞·漢納特教授，也為白求恩罩上了“披著紅色斗篷的人道主義者”這樣一道光環(huán)，以此淡化他的政治色彩。

拉瑞·漢納特教授溫文爾雅、謙虛低調(diào)，是著名的白求恩研究專家。他曾憂心忡忡地提醒我：“白求恩不應(yīng)該只是作為中國人所念念不忘的英雄，而應(yīng)該有更多的加拿大人，加入到緬懷紀念他的隊伍中來，這個世界才會有希望。”

對白求恩精神所象征意義的研究，將如何發(fā)展呢？

近年來，我結(jié)識了多倫多一個年輕有為的青年學者，泰勒·溫特澤爾。他獨辟蹊徑，采取嚴肅冷靜的目光，挖掘搶救了埋葬在瀚海中的大量史料，研究加拿大共產(chǎn)主義運動史中的重要人物。他最近出版的新書《不為帝王不為國》，圍繞著白求恩的戰(zhàn)友、加共黨員、志愿軍旅長愛德華·西塞爾·史密斯的生平，尤其是加共投入西班牙戰(zhàn)場的前因后果，做了客觀詳盡的闡述。

泰勒·溫特澤爾說，他接下來的研究，將圍繞著加共歷史上一些有爭議的著名領(lǐng)袖而展開，力圖還原歷史真相。

“李教授，您有興趣了解這些嗎？”他看著我，目光炯炯。

研討會上，中加雙方學者直抒胸臆，暢所欲言，爭論得面紅耳赤，卻淋漓酣暢。會議結(jié)束后，人們依依不舍地揮手道別，相約來年。

光陰荏苒，轉(zhuǎn)眼已是百年。自那次神秘的谷倉會議結(jié)束后，加拿大共產(chǎn)黨就把每年的5月28日這天確立為建黨紀念日了。

萊斯布里奇教授告訴我，鑒于新冠疫情在加拿大肆虐，加共中央不準備舉辦大型活動了，各地黨組織將因地制宜，分頭紀念。

谷倉里的那盞明燈燦若星辰，照耀始終

嚴冬過去，春天再次來臨。窗外那片湖水已經(jīng)解凍，清波蕩漾。我的思緒，回溯到當初點燃谷倉里那盞明燈的年輕人身上。

那個喬裝打扮、成功混入黨代表名單的警方密探，究竟是18位青年中的哪一個呢？我反復(fù)琢磨著眼前那一串化名，以及他們各自所代表的省份和地區(qū)，試圖解開當年留下的謎團。

幾代人都離去了。建黨時期的代表們，均已作古。不僅遠在溫哥華的萊斯布里奇教授無法回答我，即便是眼下躺在養(yǎng)老院的床榻上、曾撰文介紹過谷倉今昔的老記者伊斯特布魯克，也無能為力。

轉(zhuǎn)念一想，我釋然了。也許，解開這種懸疑的努力，根本就是多余之舉。無論人們曾經(jīng)扮演過什么角色，在歷史長河的沖刷下，誰能保證，他們的身份就永遠不會改變？

出席了谷倉會議的代表中，幾年之后，有人便因觀點相悖而脫離組織，分道揚鑣了，其中就包括那位唯一的女代表。

歲月沉浮，大浪淘沙。那個曾混入谷倉的臥底，在其間諜生涯中，難道就不會受理想主義感召，從而卷入改造社會的滾滾洪流，最終轉(zhuǎn)變?yōu)榘浊蠖鱾兊膽?zhàn)友嗎？

谷倉里那十幾個年輕人撲朔迷離的身影，也令我聯(lián)想起幾乎是同一時期出現(xiàn)在地球另一端的十幾個年輕人。

2017年春天，我首次帶領(lǐng)加拿大教育家訪華團去中國交流。黃浦江畔停留三日，在豪華時尚的酒吧區(qū)“新天地”散步時，眾人皆被爵士樂、咖啡座、衣香鬢影的人攫住了目光，唯有一位人到中年的教育局長自告奮勇，默默尾隨著我，步入隱在小巷深處的中共一大會址。

本不期望一個老外能理解什么，沒想到，吃驚的，卻是我。

“古巴共產(chǎn)黨成立之初，也是中途轉(zhuǎn)移到船上才完成的，和中共的經(jīng)歷巧合呢！”身后傳來教育局長的輕聲慨嘆。“那時的毛澤東，才28歲啊！這些年輕人，都是有志于改造社會的理想主義者。”

我回過頭來，睜大眼睛，重新打量著這位灰藍色眼睛的加拿大人。一瞬間，他在我心目中，全然變了模樣。心里悄悄揣測，他，或是他的父輩，可曾聽說過原野上那座神秘的谷倉？

對傳說中近在咫尺的那座谷倉，我充滿了好奇。它，究竟在哪里呢？

別說是我了，即便當事人活到了今天，腦中也會是一片迷茫。試想，在驚恐中躲避追殺的日子里，人們連具體的會議日期都記不準確了，何況那一片茫茫無邊的原野呢？

一番尋找，留在我心中的，唯有深深的嘆息。

河水依然在靜靜地流淌。河畔那片原野上，卻早已蓋滿了一排又一排連綿不絕的別墅。當年矗立著紅色谷倉的玉米田里，如今是一座鮮花環(huán)繞的養(yǎng)老院。谷倉，已無處可覓。

好在歷史似乎總是眨著神秘的眼睛，在暗中眷顧著，為那些不該消失的東西，留下它們的痕跡。

1972年，農(nóng)莊的主人法雷，早已離世多年。此時，有人從他的孫輩手里買下了這片土地。在翻修那座老房子時，人們從門廊的柱子里，赫然發(fā)現(xiàn)了一張藏匿著的紙條。

紙條早已發(fā)霉，邊緣殘缺不全，但用黑色墨水書寫的字跡，卻仍舊依稀可辨：

敬告后世發(fā)現(xiàn)這張紙條的人們：

此門廊于1920年夏天為阿爾伯特·法雷親手建造。

目前看來，我們正在迅速接近資本主義制度的巔峰階段。

衷心希望全人類攜手合作的大同世界即將來臨！

紙條的末端，留下了十個人鄭重其事的簽名，除了農(nóng)莊主人法雷和他的妻子兒女之外，還有兩位建筑工人。

人們用這種方式，保存了加拿大共產(chǎn)黨誕生地的證明。

（作者系加拿大雙語作家，任教于滑鐵盧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