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藝術(shù)文學(xué)院舊址。資料圖片

1939年，冼星海指揮魯藝音樂系學(xué)員排練《黃河大合唱》。資料圖片

李伯釗與丈夫楊尚昆。資料圖片

伊文思贈送給延安電影工作者的“埃姆”35MM攝影機。資料圖片

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

——賀敬之

30年前，1991年秋冬之交，為給6集電視文化片《長青的五月》撰寫解說詞，我和攝制組在北京、上海、杭州、廣州、西安采訪了50多位當(dāng)時還健在的延安時期老文藝家和他們的家人。其中有30多位參加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當(dāng)場聽過毛澤東在座談會上的講話。圍繞延安文藝運動，我們因人而異提了數(shù)以百計的問題，了解方方面面的情況。而給每一位被訪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則是共同的：

“當(dāng)年，您是怎樣去的延安？”

七八十年前的中國大地，侵略者在撒播炸彈，獨裁者在作務(wù)貧困，老百姓在澆灌血淚。然而這片苦難的土地收獲的卻是覺醒，卻是奮起，卻是對光明執(zhí)著的義無反顧的向往，和切實的獻身紓難的追求。

1935年金秋，工農(nóng)紅軍的鐮刀斧頭旗幟由南而北在中國的腹地畫出一個力的弧度，最后插在了延河岸邊的寶塔山上，無數(shù)渴望光明的心便朝著那個聚光點飛去。幾年中，三四萬名青年，包括上千名文藝青年，如浪如潮涌進了陜北如旋如律的峰巒溝壑。蹬皮鞋的、著布履的、穿軍靴的、系草履的腳，年輕的腳，在蒼涼蕭索的黃土地上踏下富有彈性的印痕，揚起像安塞腰鼓隊那樣的煙塵。這足跡從多難的祖國四面八方向延安寶塔聚集，六七年后，又從延安寶塔向解放了的中國四面八方輻射。

這七八年，何其短暫的歷史瞬間。古老的中華民族獲得了一個嶄新的國家，一代青年獲得了嶄新的自我。

“延安，20世紀(jì)30年代到40年代中國革命的京城，它是流通鮮紅的血液到千百條革命道路的心臟。”“哪一顆火熱的心不向往延安呢？水流萬里歸大海，延安廣闊深邃的山谷容納著洶涌奔流的人的江河。‘到延安去’是一種豪邁的行動，‘作為延安人’是一種很大的光榮。革命者到了延安就到了家。那是多么歡樂的家啊。”這是老延安、散文家吳伯簫在后來的回憶文章中，從筆底淌出的心曲。早年寫過《夜歌》《畫夢錄》的詩人何其芳，也許說得更為簡潔：“在青年們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憶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洪亮動人的音調(diào)。”

可惜我們在這里只能介紹他們很少的幾位，只能描繪他們最初的幾步。

李伯釗比紅軍長征還多走一年

病倒后醫(yī)生開的藥方是“稀飯兩碗”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結(jié)束的那天，79年前的5月23日，陽光西斜時分，攝影師吳印咸在會議室外的場子上，按下一架老式照相機的快門，給所有與會者留下一個歷史性的定格，一個永遠鮮活著的回憶。這就是那張毛澤東與座談會全體與會者的合影。如煙的歲月已經(jīng)給這張照片染上了黃土的顏色。照片上的人也大多重歸土地。但照片上，被一種新鮮的思想所活躍、所啟動的青春面容，依然一個個清晰可辨。

坐在毛澤東、朱德左邊的女戰(zhàn)士叫李伯釗，這位后來成為著名戲劇家和戲劇教育家的女性，1936年底隨會師后的二、四方面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是最早來到這塊土地上的部隊文藝家之一。

通向延安的路，李伯釗一步一步走了整整兩年，用腳板丈量了半個中國的3萬里河山。她比主力紅軍多走了一年，多走了五六千里。

1926年，14歲的李伯釗參加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由家鄉(xiāng)四川來到上海搞工人運動。被捕、入獄、入黨，隨后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xué)第2期394號學(xué)員。和張聞天、王稼祥、鄧小平、王明、蔣經(jīng)國這些先后同學(xué)相比，她是活潑天真的小妹妹，因此有一個親昵的俄文名字：戈麗。在克里姆林宮的墻下，她與楊尚昆相愛、結(jié)合。人生的清晨很是瑰麗。

一年學(xué)成回國，來到江西蘇區(qū)，參與組建了紅軍第一批文藝團體，創(chuàng)作了紅軍第一批戲劇和舞蹈作品，被《紅色中華報》譽為“蘇維埃文化與工農(nóng)大眾藝術(shù)的開端”。李伯釗既創(chuàng)作又演出，和危拱之、劉月華一道，被稱為蘇區(qū)三大“赤色明星”。各地、各部隊邀請他們的信函電報多得難以安排，以致不得不登報“告饒”，請求各地不要再函電頻頻，“以免干擾工作”和“浪費油電”。

長征路上，李伯釗除了承擔(dān)上級分配的各種工作，一直以宣傳隊員的身份活躍在萬水千山。組建宣傳隊，創(chuàng)作、演出節(jié)目，穿梭往來于各部隊。和陸定一合作的《紅軍兩大主力會合歌》和《打騎兵舞》《紅軍舞》廣泛流傳，成為反映革命歷史的重要藝術(shù)資料，新中國成立后改編進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不久，她和朱德一道被張國燾裹挾，離開了主力紅軍，離開了丈夫，再度南下川康，重又跋涉于草地的沼澤之中。幾次陷入泥淖難于拔身，雖被戰(zhàn)友從死神手里拉出來，卻眼看著許多同志沒頂于草墩子下面的爛泥湯中。李伯釗堅信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反對分裂主義，被張國燾當(dāng)作中央紅軍的奸細，開除黨籍。在監(jiān)督審查的惡劣境遇中，仍然積極參與紅軍宣傳工作，組建了四方面軍劇社。直到二方面軍任弼時、賀龍將她解救出來，又組建起二百多人的文藝訓(xùn)練班，并且?guī)е麄內(nèi)^草地，勝利到達陜北。

過度的疲勞和饑餓使她倒下了。著名的紅軍大夫傅連暲在診斷后給她開的藥方曠古罕有，竟是“稀飯二碗”。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指出，這樣堅強的女性是可以驚倒世界的。而我們可以說，李伯釗用信念和意志，創(chuàng)造了世界文藝史上的奇跡。

黨中央在保安為二、四方面軍的勝利歸來召開歡迎晚會。主持者周恩來握著她的手說，“你吃苦了，受委屈了，不過終于勝利歸來了”。她什么也沒有說，只是緊緊揣著手里的紅軍帽。羊群從坡上漫下來，從身邊暖暖走過去。

晚會上，林伯渠演唱了湖南民歌，徐特立用法語唱《馬賽曲》，張聞天唱英文歌，葉劍英也來了段粵曲，以表示對二、四方面軍的慰問。作為答謝，勝利歸來的任弼時高唱了一首俄羅斯的《霹靂拍》，朱德反穿羊皮大衣跳起了藏族的《雅西亞》舞。當(dāng)大家為朱老總的精彩表演鼓掌時，老總從幕后拉出了李伯釗，說：“她才是我的師傅呀！”

于是全場的熱點轉(zhuǎn)到李伯釗身上。她表演一個又一個紅軍的、蘇軍的、藏族的、苗族的舞蹈，傾吐回到黨中央身邊的歡樂。

四個人用三國文字悄悄唱起《國際歌》

丁玲每次都將暗夜的毒矢反彈回去

幾乎在這同時，丁玲也來到陜北。不過她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條路。她是從國民黨統(tǒng)治的心臟地區(qū)南京、上海，一路搏殺著沖出來的。

毛澤東和魯迅，現(xiàn)代中國的兩位偉大人物，在1930年代中期分別為丁玲寫過兩首詩詞，記錄了這位女性命運的轉(zhuǎn)折。

1931年，丁玲面臨著人生的重大考驗。丈夫胡也頻等六位革命作家在上海龍華被反動當(dāng)局槍殺。妻子的回答是：申請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兩年后，丁玲遭到敵人的秘密綁架，出獄后，人生的路又該怎么走？丁玲的回答是：找黨，千方百計去陜北找黨。暗夜每進逼一次，她便朝光明邁進一步。敵人射過來的槍彈，每次都被她反彈回去。

聽聽這位對黑暗有痛切感受的女作家對友人的傾訴吧：“你沒有體會到我獨自一人在一群劊子手、白臉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鐘、一秒鐘、一點一滴地忍受著熬煎？”“我一定要找到黨。如果找不到黨，無法向人民表明心意。”

丁玲被綁架后，曾誤傳被害，整個進步社會的憤怒被點燃了。魯迅極其悲憤地寫下《悼丁君》一詩：“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fēng)導(dǎo)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這何止是悼念一條生命？那心靈中的深廣憂憤，不啻給死寂的社會奏響了一首哀樂。

1936年9月，黨中央同意丁玲去陜北。宋慶齡先生送來350元表示祝愿。到達西安后，組織上曾征詢她能不能去法國，運用自己的國際影響，為黨工作一段時間，她謝絕了。在后來的回憶文章中，丁玲寫道，“法國、巴黎、馬賽曲、鐵塔、博物館……這不都是十幾年前我曾經(jīng)向往過的嗎？可是這時我只有一個心愿，我要到我最親的人那里去，我要投入到母親的懷抱”。

她住在西安一位德國牙科醫(yī)師家中，等候組織的決定。據(jù)丁玲的丈夫陳明向我們介紹，有天，美國進步女記者史沫特萊領(lǐng)著剛從陜北歸來的斯諾來看望她。大家熱切地聽著斯諾講述和毛澤東、朱德的會見，講述那塊寶塔紅星照耀下的國土。四個人關(guān)上房門，用中、英、德三國文字輕輕地唱起了《國際歌》，緊緊地?fù)肀г谝黄稹?/p>

去陜北的路上，在洛川停了一天，要在這里下車，策馬前行。丁玲剪短了頭發(fā)，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軍衣，和女同伴學(xué)習(xí)騎馬的要領(lǐng)。以土炕當(dāng)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個不停。第二天，在別人的幫助下剛登上馬背，稍一適應(yīng)，便在陜北的長風(fēng)流云追逐下，忍不住勒韁小跑起來。

1936年10月，在延安西北方向的保安，毛澤東的手和丁玲的手握在了一起。一個月后，紅色蘇維埃第一個大型文藝團體“中國文藝協(xié)會”宣告成立，丁玲任總干事長。毛澤東在成立大會上說：這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chuàng)舉。過去我們都是干武的，現(xiàn)在我們要文武雙全了。

會后，丁玲即刻奔赴隴東前線。毛澤東特意寫了一首《臨江仙》，用電報發(fā)給她。詞云：“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fēng)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毛澤東用一種全新的色彩描繪了一個全新的丁玲，也描繪了一個與魯迅筆下那個“夜氣如磐”的世界迥然相異的新天地。

1985年4月，這位已經(jīng)82歲的文壇前輩，在飽經(jīng)滄桑之后，由筆者陪同經(jīng)西安重返延安。時值清明，春風(fēng)吹綠了延河兩岸的寶塔山、清涼山。她在萬佛洞感慨萬端地吟道：“重上清涼山，酸甜苦辣咸。思來又想去，還是延水甜。”聽來淺白，卻是何等的舉重若輕。那是有大境界的人才有的大胸襟。

冼星海坐陳嘉庚送給毛澤東的車到達魯藝

橋兒溝窯洞里卷起黃河的怒濤

“星海和我是1937年11月去的延安。”1990年代初冬，在浙江醫(yī)院的一個病房，冼星海夫人錢韻鈴對我們說。窗外，初冬的西子湖霧色迷蒙，仍有綠意滲化在濡濕的空氣中。“我們是在去延安的路上結(jié)合的。”

錢韻鈴畢業(yè)于上海新華藝專，送母親去武漢時，參加了當(dāng)?shù)氐暮Ｐ歉柙侁牎?937年4月，冼星海到達武漢，參與郭沫若領(lǐng)導(dǎo)的政治部三廳的進步文藝工作。他帶領(lǐng)歌詠隊在街頭宣傳，搞火炬游行，教民眾唱抗日救亡歌曲。嗓子唱啞了，便用鋼琴教。有次舉行江心歌詠大會，星海站在船上通宵達旦地指揮。休息時，周恩來走過來與他握手，問：是冼先生嗎？辛苦了。倆人現(xiàn)場促膝聊起天來。又有一次，周恩來問他，頭發(fā)這么長了怎么不理？冼答：顧不上呀！周便找來理發(fā)員，指著星海說：看，我給你找了個多好的主顧。

當(dāng)時星海已經(jīng)提出要去延安，但田漢不愿讓這位合作者走，便又待了半年。到秋天，他接到朋友的來信和電報，說延安成立了魯迅藝術(shù)文學(xué)院，邀請他任教。他便找周恩來，要求北上。恩來說：延安很苦噢。星海說：不怕，再苦，也苦不過法國——在法國他幾乎餓死，靠拉提琴沿街乞食。周恩來同意了，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辦了手續(xù)。

這時，志趣相投的冼星海和錢韻鈴已經(jīng)由相識到相愛，并在7月份訂了婚。10月1號，兩人擺脫特務(wù)的跟蹤，在一個小站登上了武漢失守前的最后一班北行列車。一路上日寇飛機追擊轟炸，時走時停。有時還得下車疏散，星海便一手拉著錢韻鈴，一手提著法國老師送給他的提琴，在山野間飛跑。

到西安后，有人勸他倆不要去延安，并以每月百元的高薪相聘。星海說，這里的抗日救亡歌詠隊，都被國民黨解散了，成了什么世界？我不是錢可以收買的。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下，他倆化裝成華僑夫婦，坐著愛國華僑陳嘉庚送給毛澤東的汽車，到達寶塔山下，受到沙可夫、呂驥、林默涵等人的迎接。

1938年春天，冼星海去延安醫(yī)院看望受傷的光未然（張光年）。據(jù)光未然后來在北京崇文門寓所給我們介紹，那次他是在山西受傷，部隊用擔(dān)架抬了700里來延安的。為了給他拍X光、做手術(shù)，延安局部停電。

這兩位多次合作詞曲的老朋友，而今聚首在寶塔山下，都希望能夠給延安獻上一部新作品。光未然當(dāng)時正在醞釀寫作長詩《黃河》，便和星海商量，不如重新立意，改成大合唱歌詞。三月末的一個晚上，光未然躺在病床上開始口授，友人筆錄，五天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詞，立即請來星海聽朗誦。聽完最后一句，星海忽地站起來，一把抓過稿紙說：我有把握把它寫好！

延安的春天，寒氣襲人。冼星海在屋子里還穿著棉大衣、氈靴，腰里扎根皮帶，心卻在激昂的旋律中飛揚、燃燒。煙嘴斷了，用毛筆桿代用。懷孕已經(jīng)七個月的錢韻鈴想辦法搞來了一點肉，正在爐火上燉著。小方桌旁擺著一碟同志們送的白糖。星海一邊吃一邊寫，一邊寫一邊唱，不時用手打著節(jié)拍。那時延安還沒有鋼琴，有時用提琴奏一段，有時就讓妻子唱。第一曲寫完，星海沖動地站起來吼著“劃喲，沖上前，劃喲，沖上前，哈哈哈哈……”窯洞沉浸在一片昂奮的春意中。

每天早晨，演劇三隊來人取走新譜好的曲子。根據(jù)大家的意見，他曾將《黃河頌》《黃河怨》重寫了一遍。

1939年4月13日，《黃河大合唱》由抗戰(zhàn)演劇三隊和魯藝聯(lián)合公演。李煥之、李鷹航、王元方這幾位以后成為大音樂家的“魯藝人”，都參加了演出。大提琴用煤油桶改制，二胡音箱以炮彈殼作原料。觀眾沸騰了。人群中的毛澤東連聲道“好、好、好。”冼星海滿臉淚光。

兩個月后，他們的大女兒冼妮娜在誕生了大合唱的那個窯洞中誕生了。

47次風(fēng)險迭出的盤查

艾青、張仃撲倒在黃土地上

那天沒有預(yù)約就闖進了北京站附近豐收胡同艾青的家。由于天冷，加之受過傷的手時感不適，82歲的艾青很少會客。夫人高瑛有些作難，我們也自感冒昧。不想艾老聽說延安來了人，愿意立即就談，要我們到里屋去。

1940年，艾青應(yīng)陶行知先生之邀，帶著厚厚的一疊詩作，從湖南鄉(xiāng)下來到重慶育才學(xué)校任教，同時寫作、編輯《文藝陣地》，參加各種社會文化活動。經(jīng)過郭沫若的介紹，他認(rèn)識了周恩來，多次去過曾家?guī)r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有次周恩來在講話中特地提到“像艾青先生這樣的人，到我們延安可以安心寫作，不愁生活問題。”詩人心頭掠過一陣暖意，希望能夠到“山那邊去”。

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fā)，國共關(guān)系緊張，為了避免各種麻煩，艾青讓妻子和幾位八路軍家屬搭乘董必武的吉普車先走一步。到了二月，早春的山城已經(jīng)遍地綠意，他和東北籍畫家張仃、作家羅烽一道啟程北上了。

他們是蹲過國民黨江蘇反省院獄的難友，很是要好。“九·一八”事變后逃出獄中流浪于大江南北的張仃，曾于1938年以抗日藝術(shù)隊隊長的身份去過陜北，并留在延安，由毛澤東親自介紹到魯藝工作過一段，后又被派回內(nèi)地。

這次，張仃搞到一張綏蒙自治指導(dǎo)委員會長官公署高級參謀的身份證。身材稍高的艾青喬裝為高級參謀，熟悉陜北綏蒙情況的張仃當(dāng)秘書，羅烽自告奮勇?lián)吻趧?wù)兵。

出發(fā)前周恩來送來1000元盤纏，叮嚀他們要走大路，不要抄小路，免得引起懷疑。萬一被扣，立即電告郭沫若，這邊可以利用《新華日報》平臺，通過輿論揭露當(dāng)局。

一行三人登上國民黨中央政府鹽務(wù)局的汽車，由重慶顛簸到寶雞，遇上了正在籌款去延安的作家嚴(yán)辰夫婦，便將證件上的三人改成五人，結(jié)伴同行。先坐火車到耀縣，然后轉(zhuǎn)乘驢車。一路經(jīng)過了47次盤查，道不盡的跌宕起伏、風(fēng)險迭出。“勤務(wù)兵”羅烽每到一處，便忙著搬東西、打洗臉?biāo)?/p>

他們來到耀縣城外，天已擦黑。軍警開箱檢查，并用手電直射他們，一個個“驗明正身”。進城剛在旅店睡下，又來收查證件，聲稱要由局長親閱后發(fā)還。五人一夜未能合眼，四更便套好驢車，以趕路為由去警察局催要證件。羅烽口氣很是凌厲：“一個證件審了一夜，辦事如此拖沓！我們長官發(fā)脾氣了，要向上峰報告。”軍警慌了，只好告以實情：“局長搓了一夜麻將，我有啥辦法？”趕緊將證件還給了他們。驢車馱著五顆急切的心，消失在曙色之中。

過了銅川，盤查更緊。還有一些可疑的人要求搭車同行。他們挑選了一位姓牛的國民黨雜牌軍官做伴，以為掩護，從此才稍稍安寧。熟悉之后，這位飽受嫡系部隊歧視的軍官還向他們傾吐對蔣委員長的不滿呢。

洛川、富縣之間有一片國共交界的開闊地帶。放眼望去，陜北高原一派蕭索，三人看著這塊被雨水山瀑沖刷得千瘡百孔的土地，不由悲從中來——這就是我們的母親，苦難的祖國！地平線上有一個碉堡。再往前，就是邊區(qū)了。他們駐足凝視著那個路碑似的碉堡，驀地緘默了。追尋半生的旅人，來到人生的分界線，心頭浮起一種莊嚴(yán)。沒有人提議，大家不約而同下車步行，最后一次交驗了證件，便大步跨進了自己的土地。不久，看見了手執(zhí)紅纓槍的婦女兒童。張仃忍不住撲在黃土地上打滾，高聲唱起了《國際歌》。艾青記不真切自己當(dāng)時的感受，我們卻想起了他在那個年代的詩句：“經(jīng)歷了寂寞漫長的冬季/今天，我們想到山巔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著/在你的光輝里沐浴我的靈魂。”（《給太陽》）

延安早已收到周恩來的電報，邊境上準(zhǔn)備好了武裝護送。他們卻在到達邊區(qū)的第一個小鎮(zhèn)時，買了一只雞、一點肉，以慶賀夙愿的實現(xiàn)。

1941年3月8日，五個人終于來到了寶塔山下，張聞天和凱豐設(shè)宴洗塵。艾青被分配到邊區(qū)文協(xié)，不久又被選為邊區(qū)參議員。他還記得，動手收拾新居時，彭真跑過來說：“你要干什么，我手下有一連人，可以幫忙。”

伊文思用中文說“延安！八路！”

吳印咸在鏡頭里看到了嶄新的天地

聲名卓著的老攝影家吳印咸是世紀(jì)同齡人，1992年我們采訪他時，正好92歲。他拍攝的《白求恩大夫》等許多照片和紀(jì)錄片，讓延安歲月在好幾代人心中得以永存。

老人高大、健朗，整個冬天都在北京小湯山療養(yǎng)——不是因為身體，而是為了工作。住在遠郊可以躲開各種各樣的來訪者，安靜地寫自己的文字，編自己的作品。說到身體，老人不無自豪地拿出一幅威海市全景照告訴我們，這是他當(dāng)年夏天親自爬上威海市郊的山巔拍的。去年還上了一次泰山哩。

“要問我怎樣去的延安，”老人帶一點笑意，“和別人不太一樣。我本不想在延安長待，后來卻不想離開邊區(qū)了。”

說來話長。1937年上海失守后，電影界的進步人士紛紛轉(zhuǎn)到內(nèi)地從事抗日救亡活動。著名的左翼電影家袁牧之、陳波兒、錢筱章在武漢會合了。袁牧之為八路軍深入華北敵后開展游擊戰(zhàn)爭的愛國精神所激發(fā)，產(chǎn)生了拍攝一部紀(jì)錄片的想法。只是苦于沒有門路進入敵后根據(jù)地，也缺乏必要的電影器材。已經(jīng)是共產(chǎn)黨員的陳波兒向黨組織匯報了這個設(shè)想。

周恩來非常重視，經(jīng)與中央商議，親約袁牧之面談。他高瞻遠矚地指出：我們應(yīng)該有自己的電影。不只是一部紀(jì)錄片，而且應(yīng)由此著手建立起黨的電影事業(yè)。大家開始積極籌備起來。最重要的是業(yè)務(wù)骨干。袁牧之特邀當(dāng)時在上海的吳印咸來承擔(dān)。吳印咸答應(yīng)了，打算拍完就回滬。同時，從香港買來了16毫米輕便攝影機和少量膠片。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黨組織能擠出這么一點經(jīng)費談何容易。

事有湊巧，世界紀(jì)錄片大師伊文思這時也來到中國，拍攝反映全民抗戰(zhàn)的《四萬萬人民》。其中有一段專門反映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敵后根據(jù)地抗日運動。但國民黨當(dāng)局千方百計阻撓伊文思的敵后之行，幾次據(jù)理力爭，仍不予批準(zhǔn)。伊文思與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聯(lián)系，決定將他使用的35毫米單鏡頭“埃姆”攝影機及一些膠片，贈送給延安的電影工作者，希望他們能夠拍下八路軍和根據(jù)地的資料，向國外廣做宣傳。出于安全的考慮，組織決定委托剛到武漢、還未引起當(dāng)局注意的吳印咸出面接受這批器材。兩人在一個秘密接頭的地點見面了，伊文思將器材交給他時，連連用中國話說：“延安！八路！”

1938年8月，吳印咸隨袁牧之悄悄離開武漢去了延安。本以為完成片子就能回來，走時連家人也沒有告訴。

10月1日，根據(jù)地的第一部電影《延安與八路軍》在陜西中部軒轅黃帝陵正式開拍。擔(dān)任主攝影的吳老在此后一年半的時間里，歷盡千辛萬苦，走遍了陜甘寧邊區(qū)和各敵后根據(jù)地。他通過高精度的鏡頭看到了一個和內(nèi)地迥然相異的新天地。他拍下了毛澤東在延河岸邊和老鄉(xiāng)聊天，拍下了進步青年絡(luò)繹不絕奔赴陜北、“雙手摟定寶塔山”，拍下了堅持?jǐn)澈罂箲?zhàn)的八路軍與日寇的殊死肉搏，拍下了行軍夜宿的戰(zhàn)士們?yōu)榱瞬惑@擾群眾，卸下門板露宿村道……

一切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一切都和他30多年的國統(tǒng)區(qū)生活形成鮮明的反差，一切都集聚為這位嚴(yán)肅的藝術(shù)家對國家命運和人生追求的深沉思考。這次非比尋常的采訪拍攝，促成了吳印咸重新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他鄭重地交上了入黨申請書，要求長期在根據(jù)地待下來。此后，吳印咸成為中國革命攝影和電影事業(yè)最早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用大量的作品，給歷史留下珍貴的紀(jì)錄。

（作者：肖云儒，系文化學(xué)者、西安交通大學(xué)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