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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畢節(jié)天渠(上)
    來源:人民政協(xié)報 | 王宏甲  2021年05月17日08:15

    如今仍流淌著的衛(wèi)星渠

    這是新中國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一經組織起來就創(chuàng)造的奇跡。在它的家鄉(xiāng),人們叫它天渠。它與紅旗渠引來漳河水不同,它在貴州喀斯特地貌的半山攔截天降甘霖,引來灌溉土地和滋養(yǎng)人畜。紅旗渠是當年林縣一縣人民修的。畢節(jié)在懸崖絕壁上修通的“衛(wèi)星渠”,是一個合作社的農民在1956年動工1958年修通的。 1958年底衛(wèi)星渠榮獲國務院“最高水利建設成果獎”,對全國興修水利產生重要影響。1960年紅旗渠在中原動工。

    仰望天渠

    在它的家鄉(xiāng),人們記得為修天渠獻出生命的人。2020年夏,我尋訪當年的建設者,他們異口同聲講到一個名字:徐榮。

    “徐榮是干什么的?”我問。

    “領導打溝溝的。”一個老人說。

    他87歲了,叫劉顯榮。坐在我面前的還有82歲的許光福和80歲的單懷忠。他們甚至記得徐榮的妻子叫顧尚英。“她帶著一歲多的女兒來的。光顧了修渠,孩子感冒發(fā)燒,死了。”劉顯榮說。我頓覺這里面有不尋常的往事。

    “徐榮的妻子還在嗎?”

    “很多年沒見到了。”

    8月下旬,問詢到了徐榮妻。畢節(jié)市委書記周建琨去看望徐榮家人。我也去了。顧尚英已82歲,同二女兒一起住在七星關一個小區(qū)。聽說市領導來看她,顧尚英眼圈紅了。周建琨說:“對不起,我們不知道,我們來晚了。”

    62年過去了,徐榮在顧尚英心里永遠是年輕的。問起往事,漸漸,屋里的氣息仿佛回到從前……我聽到了馬蹄聲,一個年輕人騎一匹黑馬在村路上由遠而近。那時刻顧尚英正在割豬草,她也直起身來看,看到那人勒馬停下,讓馬停候在路上。那人向她走來,走到不近不遠,站住了,盯住她看。

    “這人怎么這樣?”這是顧尚英對徐榮的第一印象。

    這年顧尚英16周歲,她不割豬草跑回家了。沒幾天有人上門說親,來人是顧尚英的堂哥,堂哥來幫那個騎黑馬的人說親。這時知道了那人叫徐榮,是本鄉(xiāng)小龍村的。來人說,徐榮參加過抗美援朝,剛從部隊回來,在撒拉溪鄉(xiāng)政府當文書,那天他是騎著黑馬去鄉(xiāng)政府上班……我不禁想,這簡直是一部電影的畫面,一個“黑馬王子”騎馬走過春天的田野,忽然看見一個美麗的村姑……然后有人上門說親來了。

    “一說就成了吧。”

    “我不同意。”顧尚英說。

    “啊,為什么?”

    “他自己跟別人說,他跟我好了。我聽了很生氣。我都沒同意,他怎么能這么說?我更不同意了。”

    “那后來怎么辦?”

    “他這個人,想做什么一定要做成。他想娶我,也是這樣。”顧老太太臉上掠過一抹飛紅。

    這是1954年,徐榮到顧家當了上門女婿。1956年9月,徐榮分配到畢節(jié)縣農田水利局工作,這就要走進“天渠”的故事了。

    這個故事發(fā)生在鐮刀灣村,該村大山谷里有個叫松樹巖的地方,那里有一股清水傾瀉而下落向赤水河,不知多少代人看著這一股天水白白流失。據說清代有個土司曾想引那一股天水,但望崖興嘆。1955年的鐮刀灣村農民不但敢想,還提出要干。縣農田水利局先后派了兩批技術員來勘察,說修不成。第二年徐榮來了,他帶人進山再勘察,回來說:“修得成。”

    方案上報后,當時縣委組織部有位女主任找到徐榮,對他說:去了幾批人都說修不成,你也不要冒失。徐榮說:“我說修得成就是修得成。”

    顧尚英說:“這就是他的脾氣。”

    今天仰望那絕壁天渠,我們還是要問,為什么徐榮認為能修成,為什么這件事出現在1956年?

    山鄉(xiāng)巨變

    20世紀50年代以前,土地屬私人占有,無論地主和貧農都無法搞農田水利工程。據記載,那時畢節(jié)縣連年受災。“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遇旱甚至顆粒無收。農民分散耕作,無力興修水利,只能困守著干涸的日子。

    1952年1月畢節(jié)縣土改剛結束,縣政府給農民免費發(fā)放了大量農具,幫助少數民族農民擺脫“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12月,省政府給畢節(jié)等5個高寒貧困山區(qū)發(fā)放冬衣15萬套,這是當時的扶貧。1953年12月,中共中央發(fā)布《關于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提出現階段黨在農村中最根本的任務就是促進農民聯(lián)合起來,把農業(yè)從落后的個體經濟變?yōu)橄冗M的合作經濟,使農民擺脫貧困創(chuàng)造共同富裕。

    1956年春,畢節(jié)縣加入初級社的農戶已占到總戶數的99.47%。年底初級社相繼合并為高級社,基本完成生產資料由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過渡,組織起來的農民同過去散落山野的農民今非昔比。這是徐榮在1956年帶領鐮刀灣村農民開鑿天渠不可缺少的基礎。

    徐榮第一次聽到鐮刀灣村人對修渠的強烈愿望是在1956年9月。畢節(jié)縣農田水利局召開水利工作會議聽取群眾意見,有個鐮刀灣村民代表把本村合作社社員的聲音帶到會上來了。

    “水就是糧食,水就是幸福!”

    “有共產黨的領導,花工再多,我們不怕!”

    “經濟困難,每家喂個豬也要修。”

    “我們堅決要干,一年干不了干兩年,兩年干不了干三年……一定要把松樹巖的水引來!”

    這個鐮刀灣村民叫吳興孔,他帶來的社員聲音記載在1958年10月28日畢節(jié)縣委一份打印的文件里。這份文件保藏在畢節(jié)市七星關區(qū)檔案館,我才得以窺見那個年代的某種氛圍。文檔里記載著農民的聲音,農民說的“每家喂個豬也要修”,意思是每家喂個豬捐給集體去賣錢,這是籌集資金的一種辦法。

    文件里記載著徐榮當即“表示贊同吳興孔的發(fā)言”。徐榮說:“群眾的熱情這么高,再加上有黨的堅強領導,任何困難都能克服。”我由此看到,組織起來的群眾相信黨,徐榮相信群眾力量。需要追尋的是,徐榮為什么相信群眾力量?

    我在徐榮的檔案里看到,他1929年生于畢節(jié)縣沙壩鄉(xiāng)小龍村,雇農出身,1948年參加共產黨的游擊隊,第二年成為人民解放軍某部工兵營戰(zhàn)士。1950年參加志愿軍26軍工兵營,1951年到偵察營二連當偵察兵,曾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兩次。畢節(jié)這片紅色土地,在紅軍長征時期有5000子弟參加紅軍,在抗美援朝時期僅畢節(jié)縣(注意是一個縣)就有15476人在部隊服現役,126人在抗美援朝戰(zhàn)場上犧牲,其中在上甘嶺戰(zhàn)斗中犧牲的有吳道明等六烈士。

    顧尚英說徐榮身上有好多彈片傷疤,“他能回來就是命大”。1954年轉業(yè)回鄉(xiāng)的徐榮騎一匹黑馬去上班似乎有點異樣,卻是仿佛還在戰(zhàn)場上的感覺。聽聽他當年的聲音:“志愿軍在上甘嶺能修出那么多坑道,今天頭頂上沒有飛機大炮炸我們,我們修不成一條溝溝!”這是從戰(zhàn)場上帶回來的英雄氣概。

    開絕壁修渠之先河

    當年修渠的老人們還給我介紹了左遺軒。1956年左遺軒領頭的左家寨初級社與鐮刀灣村的初級社合并成高級社,組織開鑿鐮刀灣渠是左遺軒擔任高級社社長時干的事兒。后來他擔任了公社黨委書記。

    1956年國慶剛過,徐榮來了,他在鐮刀灣村住下來。此時鐮刀灣村的合作社共有315戶1328人,可耕地2939畝,旱地占94%。這已是一個“村社一體”的合作社,沒有這種組織化程度,要在懸崖絕壁上修渠是不可能的。

    當晚,合作社社員踴躍報名參加勘察,左遺軒選擇了12名社員。第二天早晨,徐榮、左遺軒就領著這支隊伍出發(fā)了。

    沒有資金。有技術嗎?如果說有,徐榮當過工兵。要在懸崖上鑿渠引水,在重重大山中轉個彎,這邊就看不到那邊了,全線要在什么位置施工?如果鑿出渠來,要靠水的自然力才能在同一水平線的渠道里流暢,如果測量不準,到時候水流不過去怎么辦?今天,我們仰望那高懸在崖壁上的天渠,遙想他們當年到底是怎么測量、怎么定位、怎么做成的,仍感到是個謎。

    有測量工具嗎?有,用銅錢和吊線。有打仗的那種望遠鏡,有軍用水壺和裝水的竹筒,還有開路的柴刀、攀崖的繩索和搭鉤。除了望遠鏡、軍用水壺,差不多都是祖先用過的工具。

    但是,他們已經有了合作社。

    有組織起來的男女社員。

    有毛主席說的“自力更生”!

    1957年10月4日,蘇聯(lián)發(fā)射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轟動世界。鐮刀灣渠被命名為“衛(wèi)星渠”,這里有新中國農民的凌云壯志。我在衛(wèi)星渠中段的一個山洞前看到一個斷碑,在下半截碑上還能看到修這條渠的三個組織者姓名:徐榮、左遺軒和吳興孔。吳興孔就是那個在水利座談會上強烈發(fā)言的人。

    今天有人說吳興孔是生產隊長。其實不是。他是合作社會計。當徐榮、左遺軒帶著強壯男勞力去開山修渠的時候,會計吳興孔不僅是算賬的,還要操持后勤。想一下楚漢戰(zhàn)爭中管后勤的蕭何,就大致理解吳興孔的重要了。

    吳興孔要組織合作社的農業(yè)生產,還組織婦女到山里去割藤編筐、養(yǎng)豬,千方百計搞副業(yè)賺點錢,支持修渠一線所需的生產生活之用,那里有很多溫暖人心的故事只有那一代人自己知道。這就是組織起來的分工合作。1956年農歷臘月二十,當這支開渠的隊伍在晨光中出發(fā)時,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兩雙草鞋,那是社里的婦女們打的。

    合作社的男女老少都來送他們出征。徐榮和左遺軒帶領的這支隊伍共有68人,其中有6名黨員,12名共青團員,還有兩位年過花甲的老人,他們是兩位石匠:曾洪光和王相金。

    兩位石匠極其重要!這是去鑿巖開渠,衛(wèi)星渠要經過1365米絕壁,最難的還是要經過一個叫“老虎嘴”的地方,它在懸崖絕壁最險峻的部位,向外凸出去的巨大山體下面是懸空的。要通過它,只能從山巖內部打通一條隧道,這條隧道近百米,在當時技術和工具都受限的條件下,要征服“老虎嘴”這個攔路虎,是不可想象的。在1958年畢節(jié)縣委那份檔案里記載著,要通過這段絕壁,“單石工就需要三萬多個,可是全鄉(xiāng)只有三個石工”,現在能出行的只有兩個。兩石匠雖然是鑿石磨盤、石碾子的好手,但那是在平地上干,沒在懸崖上干過。嚴重缺石匠,懸?guī)r上的活兒怎么干得成?

    沒有人細說過徐榮當年是怎么下決心的,或許他想過,自己沒當工兵之前也不知工兵是干啥的,抗美援朝時志愿軍戰(zhàn)士建橋搶修大橋,很多人以前都沒干過。干起來學吧!不管徐榮是怎么想的,他就是這么安排的。兩位老石匠在干中培訓了一大批石匠。

    沒炸藥,怎么辦?打過仗的徐榮感到這事自己有責任去想辦法。他領人去找硝土,熬出芒硝,再加硫磺等物試制出一種黑炸藥。威力不大,可沒它不行。它能炸出少量石塊和震松巖石。2020年已89歲的左遺朝老人說:“吊在懸?guī)r打溝溝,那不是打,是摳,一天干到黑只能摳出10公分(厘米)左右。”他說的“摳”,就是指在震松的崖壁上“摳”出石塊。

    “吊在半空中打釬放炮,先用黑炸藥爆破,打出一個能站腳的臺面,才好施展。”

    “有站腳的地方了,望一眼崖底,頭就發(fā)昏,腳就發(fā)軟。”

    從這些敘述中可知,今天我們去看絕壁天渠,腳能走去的地方原先是崖壁,是沒路的。衛(wèi)星渠要打穿的隧道,當時的修渠隊員們稱它“黑洞”。今已87歲的黃元剛老人說:“那時我和譚志文正在黑洞里打溝,一塊大石頭突然落下來,我腦殼上的血啊,簌簌簌地飆……”這件事修渠隊員都記憶深刻。徐榮就此要求大家把安全放第一位。今天還能看到當年寫在巖壁上的字:“同志們注意安全。”

    “我跟他吵架了。”今天的顧尚英說。

    她說,大女兒出生的時候徐榮就沒回家。女兒半歲了,他回來一次,又半年不回家。再回來我們就吵架了。他說工作需要。我說我曉得。他說沒辦法,工地上離不開。他走后,她就想,“那就只能我?guī)е⒆尤フ宜!?/p>

    1957年那個夏天,顧尚英帶著女兒從沙壩鄉(xiāng)沙樂村出發(fā),去大渡鄉(xiāng)的鐮刀灣村找徐榮。那是畢節(jié)北部最邊遠的鄉(xiāng),母女天蒙蒙亮開始走,有車的地方坐車,沒車了接著走,直走到天黑,才到鐮刀灣村。村里的婦女們相邀來看徐榮媳婦,都說:哎呀,徐榮媳婦真漂亮啊,怎么放在家里,早就該帶來呀!

    顧尚英母女安頓在村里的王鐵匠家。修渠隊員食宿都在山里,徐榮還是經常沒回家。這年冬天,他們的女兒高燒不退,生命有危險。徐榮接到消息趕回來,女兒已經停止了呼吸。據說徐榮哭得用頭撞地。女兒才兩歲半,按當地習俗是不用棺材的。左遺軒找人做了一口小棺材。

    今天有人說徐榮草草地埋葬了女兒,繼續(xù)去修渠。不是的。當年修渠的老人告訴我,左遺軒主持,鄭重地把孩子安葬在鐮刀灣村的山梁上。那一天,村里很多婦女都陪著顧尚英去送孩子,感傷震撼了整個鐮刀灣村的人們。

    1958年畢節(jié)縣委那份文檔里還記載著衛(wèi)星渠隊員們當年唱的一支歌,不知作者是誰,一看就知道是農民自己創(chuàng)作的。

    過去山水淌下河,如今叫它爬山坡。

    大家堅持來苦干,子孫永遠享快樂。

    封建壓迫幾千年,毛主席領導見青天。

    我們大家堅決干,硬叫荒山變良田。

    1958年3月1日(農歷正月二十),衛(wèi)星天渠正式通水,四面八方來了很多人,從白發(fā)蒼蒼的老人到牽著走的孩子。顧尚英說:“徐榮、左遺軒都追著那水,順渠看了一天,用雙手掬那水喝呀,喝了又喝。”這條天渠總長23公里,有了水,開荒造田造地,可耕地擴大到4446畝,另造出水田1360畝。

    在七星關區(qū)檔案館里還有一份1966年3月打印的《大渡公社發(fā)展史》,記載衛(wèi)星渠通水后,“農業(yè)生產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豐收,糧食總產量達到了一百二十一萬多斤,比土改后將近增產一倍。”還寫道,“耕牛由土改時的一百多頭發(fā)展到二百五十四頭,羊由六百多只上升到一千四百多只,生豬由二百多頭增加到九百一十七頭。解放前喂不起豬的農民,幾乎家家戶戶喂上了肥豬。”

    攔截天降甘霖修渠于崖壁,這是在懸崖絕壁上開先河的壯舉。更宏偉的“開先河”,則是新中國農民走上合作化、集體化道路。

    ……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xié)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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