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總是對石黑一雄那張留著披肩長發(fā)、身穿背心、抱著吉他彈唱的老照片無法釋懷。很難想象，這位喜愛深色休閑西服，擁有一張東方面孔，說著純正英式英語的優(yōu)雅男子30年前迷戀過搖滾樂，是個地地道道的嬉皮士。雖然做音樂的夢想破滅后，他隨即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的職業(yè)生涯，且一路幾乎沒有遭受過什么大起大落。加之包括諾貝爾獎和布克獎在內(nèi)的光輝獲獎記錄，人們委實難以把他與非主流音樂熱愛者的出格與極端聯(lián)系在一起。諾獎組委會贊賞他作品中有“巨大的情感力量”，這評價仿佛將作家歸置在了以情感描寫取勝、表達細膩而柔和的那一類中。確實，石黑一雄的風格有這個面向，但我們常常忘記了這一評價還有下半句，那就是這一情感力量最終所指向的——“我們與世界聯(lián)系的幻覺之下的深淵”。當一個人敏銳到足以發(fā)現(xiàn)自我和一切他者之間無可回避的裂隙，并且深深地迷戀這個難以彌合的精神上的創(chuàng)口時，是作家還是嬉皮士已經(jīng)沒有那么大的不同了。因為無論他是什么，他都已經(jīng)抓住了一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最初的脈動：對深淵的執(zhí)迷。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克拉拉與太陽》只是作家對人類傷口的又一次呈現(xiàn)，只不過它被披上了一件由后現(xiàn)代社會生產(chǎn)出來的“外衣”，如果確實需要的話。

一

石黑一雄在某次采訪中坦言這小說脫胎于一個悲傷的童話故事，本來是寫來送給女兒的。張怡微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克拉拉這個人物與小人魚的相似點，它們都不是人類，按“種屬”的劃分原則，它們的屬性、地位和能力等等都低于人類。但它們都對人類充滿了好奇與向往，最后也都為了保住人類的幸福而犧牲了自己，都通過放棄自己的存在而成就了自身的價值。但克拉拉顯然比小人魚更為復(fù)雜，這不但表現(xiàn)為它不是“自生”的，而是“被造”的，在與人類的關(guān)系方面，克拉拉所要面對和處理的內(nèi)容也比小人魚顯得更加龐大和糾結(jié)。作為人類的“旁觀者”和“陪伴者”，這個特殊身份首先就具有強烈的內(nèi)在矛盾。基于它的觀察常常是全景式的，且伴隨著對人類生活的不懈觀察和思考，這仿佛使克拉拉與人類可以建立起一種赤裸敞開的親密關(guān)系。但同時，旁觀者本身也構(gòu)成了一種局限，這表現(xiàn)為克拉拉自我意識的軟弱乃至缺失。作為一個AI，一個模仿者和替代品，它到底不是真正的人類，無法成為一切情感和認知的中心。而這種強烈的矛盾性，也是構(gòu)成克拉拉悲劇命運的根本因素。此外，克拉拉和喬西一家的關(guān)系也是絕對不平等的，因為它本質(zhì)上是個商品，雖然喬西母女對她很好，甚至做好了讓她代替喬西的準備，但這仍然不足以使其擺脫這種本質(zhì)上絕不對等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然而正如作者借著小說所感慨的：“人心是一棟奇怪的房子，里面房間套著房間……”喬西一家在感情上又非常依賴、接納克拉拉，這與很多文藝和影視作品中出現(xiàn)的人工智能與人類由于權(quán)力不對等而導(dǎo)致的彼此毀滅全然不同。表面上看，作者似乎已經(jīng)接受了AI作為未來社會的一份子而存在，然而事實上，這種存在對一個真正渴望融入人類的AI來說，又是極為殘酷而屈辱的。正如現(xiàn)代人對待寵物的感情，那種貌似的極端付出和無私關(guān)愛不可避免地存在自我中心的一面，這種愛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單向的愛，一種一廂情愿的寄托，甚至還有許多幻覺，其真實性必然會受到質(zhì)疑。反而從克拉拉身上體現(xiàn)出來的那種對人類的理解和向往卻顯得特別單純，甚至表現(xiàn)出一種無目的性。這是因為對它進行價值預(yù)設(shè)的恰恰就是人類，它的全部意義都是人類，也只有人類才能賦予它。

因此，克拉拉在觀看和理解人類時始終帶有一種困惑，但系統(tǒng)又要求她必須帶著“理解和認同”的預(yù)設(shè)來進行思考，這就是說，當克拉拉還未曾真正深入地熟悉并了解人類以前，她已經(jīng)被要求需要盡可能，甚至完全地理解他們、認同他們。這顯然是對人類之間認知過程的某種悖反，在通常的情況下，我們習慣的是先認知后認同的思維方式。這種由強烈的悖謬感而產(chǎn)生的反諷效果使得小說始終帶有一種重審人倫的特質(zhì)，通過對人工智能所寄予的深切期待，它指向的是人類自身的匱乏及愿望，是深藏在我們強烈欲求之下的，那種可悲的矛盾性和荒誕感。這一點在喬西母親的身上表現(xiàn)得尤為淋漓。這位被公認為極度自私與自我中心的母親，一個深陷進化升級的“幸福迷局”從始至終執(zhí)迷不悔的后現(xiàn)代冷酷女性，卻又極其看重甚至依賴她的“女兒”，無論是已經(jīng)去世的姐姐薩爾，還是重病的妹妹喬西，甚至是可能將會替代喬西的克拉拉，這位母親一邊榨取著傳統(tǒng)的血親人倫能帶給她的一切情感需求，一邊又試圖利用高科技將這種情感放置在能夠與自我滿足夠成完美平衡的天平秤上。當她絕望地發(fā)現(xiàn)兩個女兒都因為“提升”技術(shù)而死亡或即將死亡時，她仍然頑固地寄希望于從克拉拉對女兒的“模仿”中獲得一份可以被“模仿”的親情。

其實“提升”技術(shù)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技術(shù)，小說自始至終都沒有展開說明，這使得《克拉拉與太陽》與一般的硬科幻小說有了本質(zhì)上的不同，后者將未解鎖普及的前沿科學作為敘事得以成立的基石，而石黑一雄卻甚至都不關(guān)心科技發(fā)展本身。他只著眼于科技對人類可能產(chǎn)生的后果，它是表現(xiàn)在倫理層面上的，就如安徒生也并不關(guān)心小人魚是如何變身成為人類的，對他來說這是一個魔法就能解決的問題。那么就石黑一雄而言，可能新興科技也就是和魔法差不多的存在，他寧可從一條類似于“神秘主義”的通路去理解它，也不希望將它理解為人類工具理性之下的某一種必然結(jié)果。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作者仍然是一位傳統(tǒng)作家，其價值取向中仍然存留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面對高科技下的人與人之間扭曲的情感關(guān)系，以及對作為悲劇來源的階級躍層的殘酷性，他的否定態(tài)度是明確的。但也像克拉拉貫穿始終的困惑一樣，作者不愿意以批判的視角和書寫方式去對抗這些問題，他的有節(jié)制的反諷和不尖銳的對抗，最終是為了賦予這困惑一些更豐富的內(nèi)容，即為什么人類需要這些東西，在人的深淵一般的內(nèi)心世界里，究竟隱藏著什么樣的欲望和罪惡，使得人甚至愿意成為自己的試驗品和犧牲品。

二

小說名叫《克拉拉與太陽》，側(cè)面說明“太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意象。克拉拉的生命需要太陽的能量來維系，太陽就成了克拉拉心目中的神。當知道喬西的生命即將消逝時，它向它的神禱告，希望神能以一種神秘的力量挽救喬西。這種告求的方式其實是非常古老的。但克拉拉的禱告行為本身，卻讓我們看到了它第一次不再只是一個旁觀者，一個替代品，而是變成了一個主體。通過“禱告”這一方式，克拉拉成為了一個有意志、有獨立思想、有情感和愿望的行動者，它躍出它本來該有的被動屬性，躍出了它作為AI的“種屬”，被賦予了“人”的屬性。如果把太陽理解為一個永恒的自在的存在物，是一切能量、力量和價值的來源，而把克拉拉理解為一個在任何處境下都絕對需要它、依賴它的被造物，那么當后者在向前者祈求的時候，它們彼此“相認”，并產(chǎn)生極為親密的一對一關(guān)系。而作為太陽神秘力量的受惠者，喬西及她代表的人類，雖然在“種屬”方面是絕對高于AI的，卻因為退到了故事的次要位置，他們看似強大、豐富，但在克拉拉和太陽面前，卻仍然是軟弱的。

然而小說最使人哀傷之處亦在這里，克拉拉完成了她的使命，被理所當然地丟棄，等待回收，其實也就是它作為一個AI的死亡。讀者理應(yīng)讀得出克拉拉的全然獻身，它的原型曾多次出現(xiàn)在經(jīng)典的文學作品中，比如安徒生的《海的女兒》或王爾德的《快樂王子》。和這些童話故事一樣，克拉拉也并不是一個真正的“人”，但卻被賦予了人類所不具備的靈魂的純凈性。而這純潔，可能恰恰是人們一直追求卻無法獲得的。當我們厭倦了這個烏七八糟的現(xiàn)實世界，厭倦了連自己都無法解釋清楚的各種讓人窒息的欲望時，我們并非對這種被捆綁和壓抑的不自然狀態(tài)完全沒有警惕與反省，以克拉拉為代表的一系列AI的被造，不正是出于人類想要彌補自身純凈性的缺失這樣一個無奈而悲傷的目的嗎？在這個意義上，任何的“進化”與“提升”也都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對缺陷的彌補，它們共同指向一個虧缺了具體內(nèi)容的“烏托邦”。而那些用來陪伴我們的AI，它們就像一塊塊被女媧用來補天的石頭，因為這個世界的墮落與喪失反而具備了靈性。小人魚為了追求不滅的靈魂變成泡沫，快樂王子則因著那顆無法熔化的鉛心得以回到天堂。當石黑一雄和他的前輩作家們不得不用這些低于人類的造物來構(gòu)建“烏托邦”的具體內(nèi)容時，我們所感慨的其實并不是這些非人的靈魂的可貴，而是人類自己靈魂的虛空。

但也因此，石黑一雄的深刻得以同時覆蓋看上去是處在被批判和諷刺位置上的人類社會，這與他自己作為“旁觀者”的一貫視角是分不開的。在某種程度上，他和克拉拉一樣，都不具備完全融入到一個具體的社會歷史階段的能力。在一則訪談中，他坦言：“我既不是一個英國化的英國人，也不是一個非常日本化的日本人。因此，我并沒有清晰的角色定位，既沒有要代言的社會，也沒有要為之書寫的國家，正因為如此，我才不得不選擇一種國際化的寫作方式來進行寫作。”這可以說是跨文化視角的必然矛盾：沒有辦法純熟地使用傳統(tǒng)的創(chuàng)作價值維度，比如國族、民族、社會、歷史等。但這也使得石黑一雄為自己開拓出了新的價值領(lǐng)域，使他對當代社會的虛無性具備更深刻的洞察力。所謂的“國際化寫作”，其實就是一種“彷徨于無地”的寫作，將寫作者自身的現(xiàn)實負擔降到最低，將寫作的“介入性”和“功能性”降到最低，從而產(chǎn)生一種疏離乃至漠然，而這，同樣也可以導(dǎo)向一種類似的憐憫與同情。事實上，在之前的布克獎得獎作品《長日留痕》中，石黑一雄已經(jīng)借由管家斯蒂文斯這個人物將那種在場同時不在場、介入同時不介入的悖論感發(fā)揮到了極致。和克拉拉一樣，斯蒂文斯觀看一切，但同時，他止步于觀看，止步于自己旁觀者的身份與職責，以一生之力堅守不越雷池一步。由此，他幾乎完美地做到了將整個20世紀的歷史拒之門外，從而完整地把持住了自己的內(nèi)心，即其作為一名管家的職業(yè)價值。在克拉拉身上，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種悲情，它只是陪伴、觀察、理解和模仿，卻從根本上無法真正介入人類的世界。所以，無論克拉拉對人類的愛與理解是多么細致而深刻，它的獻身和代贖行為最終只能以間接的方式惠及到他們。它憐憫他們，愛他們，恰恰是因為它有限、疏離，是一個并不重要的角色。

而黑石一雄自己又何嘗不是在旁觀者/參與者這一充滿了悖論色彩的角色中游弋呢？這或許也是當下這個時代所應(yīng)有的一種寫作姿態(tài)吧。作家從旁審視，同時把握自己的創(chuàng)作，看上去他不再成為自己作品的強勢掌權(quán)者，他的敘述語言低沉、忍耐,帶著一點點漠然；但同時，他又對人類的存在抱有極深切的灰色情感，比起被極大浪漫化了的紅色和充滿絕望色彩的黑色，灰色是充滿了現(xiàn)實感的顏色。顯然，作家不愿意對人類可悲的墮落處境再踏上一腳，但因著一種不合時宜的人道主義的清醒，他也不再可能反身擁抱。于是，他選擇自我放逐，逡巡在人類的現(xiàn)實與太陽的神秘之間，在人性之曖昧與愛之純粹的復(fù)雜性中為自己留下一個不起眼的觀眾席。而書寫，成了最終的驅(qū)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