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林，魯迅研究界一位普遍被人尊重的前輩，我的老師兼領導，八十五歲因骶骨癌去世。他臨終前寫了一份自評，認為自己一生主要有兩方面貢獻：一是為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培養(yǎng)了一批學生；二是當魯迅受到污蔑詆毀時保衛(wèi)了魯迅。

“保衛(wèi)魯迅”，我記得是李何林先生的主張，這也貫串了他的整個研究生涯。一九二九年，他選編了魯迅在《三閑集·序言》中提及過的《中國文藝論戰(zhàn)》和《魯迅論》。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在魯迅去世后發(fā)表了一則短文，攻擊魯迅“那刻薄尖酸的筆調(diào)”，“給青年不少的不良影響”，李何林即在《北平新報》發(fā)文予以駁斥，題為《為悼念魯迅先生——對大公報“短評”記者及其儕輩的憤言》。“儕輩”就是“一伙人”，說明自魯迅作品問世以來，被歪曲和詆毀就成了一種社會現(xiàn)象。因為魯迅作品帶有鮮明的傾向性，不可能獲得社會上各色人物的普遍認可。“憤言”，表明的是李何林的情感傾向。他對魯迅死后被人謬托知己的命運是感到“痛憤”的。一九七五年底，黨和國家決定在魯迅博物館增設魯迅研究室，李何林成為第一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室被賦予了七項任務，其中第三項就是對國內(nèi)外“歪曲魯迅的作品進行批判”。當時李何林已經(jīng)七十多歲，仍親自撰寫了為魯迅、馮雪峰辯誣的文章。據(jù)我所知，魯迅研究界的人士并不認同李何林的所有觀點，但絕大部分人對他的人格風骨都表示敬重。

李何林去世之后，魯迅研究界的狀況發(fā)生了或明或隱的變化。“保衛(wèi)魯迅”的口號受到了公開質疑。主要理由是：魯迅本身是一棵參天大樹，無懼批評搖撼。如果魯迅還需要別人去“保衛(wèi)”，那魯迅也就不成其為魯迅了。唐代杜甫《戲為六絕句》中寫道：“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就是說，歷史上的所有經(jīng)典作家和經(jīng)典作品，都能夠經(jīng)受起歷史考驗，不僅指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這“唐初四杰”。再說，魯迅跟其他經(jīng)典作家一樣，也有著自己的弱點、缺點和歷史局限性，不能夠一有人批評就火冒三丈。魯迅本人希望有個狙擊手能擊中他的要害，希望有個大夫能診斷出他的真癥候。

今天看來，“保衛(wèi)魯迅”這個口號的確顯得火藥味太濃。批評的一方容易有意無意之間把自己視為“嫡傳正宗”，而將所有持不同意見者一律視為“異端邪說”。但是，在多元并存的語境中并不是不需要輿論引導，關鍵在于能否準確區(qū)分正常的學術之爭跟造謠誣陷、惡意詆毀的界限。魯迅是被譽為“空前的民族英雄”的文化巨人，面對他被惡搞、被曲解、被顛覆的現(xiàn)象，是不應該保持緘默的。魯迅并不是不能批評，但應該堅持他所代表的中國先進文化的發(fā)展方向。

在反對“保衛(wèi)魯迅”口號的同時，一些學者又提出要以“平常心”對待魯迅研究領域產(chǎn)生的各種現(xiàn)象。有一次某學會召開學術研討會，中心議題是“魯迅研究熱點問題”。為了引導與會者深入討論，暢所欲言，主持人客觀列舉了當時關于魯迅的一些不同觀點。語猶未盡就有人插話：“看來‘敵情’還是蠻嚴重的嘛！”會場中頓時爆發(fā)了一片笑聲，討論隨之也就在“哈哈”之聲中結束。

什么叫“平常心”呢？有關學者在當時和事后并沒有在發(fā)言或文章中系統(tǒng)加以闡釋，準確界定，所以也還有討論的空間。據(jù)我所知，“平常心”這個概念原來是佛教用語，要求教徒在一切環(huán)境、一切行為當中都不起“分別執(zhí)著”：不生憎愛，亦無取舍，安閑恬靜，虛融淡泊。當然，不同人援引“平常心”這個概念時也可能有自己的理解與申發(fā)。魯迅研究不能不受政治因素影響，但歸根結底還是個學術問題，應該允許各抒己見，進行個性化和開放式的研究。所以，應該把魯迅研究領域出現(xiàn)不同見解視為一種“常態(tài)”，能從容淡定地看待，有寬厚包容的氣度。如果從這種意義上理解“平常心”，那是有積極意義和合理因素的。但如果把“平常心”理解為是非不分，對一切不良傾向都可以聽之任之，那恐怕就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了。比如近期網(wǎng)絡上出現(xiàn)了一系列流言，如魯迅贊美袁世凱，不反蔣介石，與日本間諜為友，跟蕭紅關系曖昧，個人生活鋪張奢侈，等等。如果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既對輿論生態(tài)不利，也必然產(chǎn)生不良的社會效應。

在為譯文集《思想·山水·人物》所作的“題記”中，魯迅寫道：“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人的也就有限。”任何杰出的歷史人物都是人，不是神，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弱點、缺點和局限性。這一點也適合于魯迅本人。所以，不存在不允許對歷史人物進行學理性分析的問題。不過，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必然有其特定的本質屬性，有其不能為他人取代的歷史貢獻。比如章太炎先生晚年與時代隔絕，粹然成為儒宗，為同時代人詬病，但魯迅在《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雖批評了章太炎先生脫離民眾、漸入頹唐，但綜觀其一生，仍不失為“有學問的革命家”，那些缺點不過是白圭之玷。這就是取其大而略其小的研究方法。劉半農(nóng)，后期在學界身居要津，“做打油詩，弄爛古文”，跟魯迅產(chǎn)生了隔膜。但當一群“陷沙鬼”（按：指惡意誣陷他人的人）要將劉半農(nóng)拖進爛泥潭時，魯迅即用憤火照出了劉半農(nóng)在五四文學革命中的戰(zhàn)績，肯定他當年“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孫中山先生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但也有其歷史局限。孫中山先生去世之后也遭受政敵攻擊。魯迅挺身而出，肯定“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于全部是革命”（《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魯迅還創(chuàng)作了《戰(zhàn)士與蒼蠅》一文，把中山先生譽為戰(zhàn)士，把攻擊他的人斥為蒼蠅：“然而，有缺點的戰(zhàn)士終究是戰(zhàn)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究不過是蒼蠅。”我不知道魯迅的上述做法是否就叫作“保衛(wèi)章太炎”，“保衛(wèi)劉半農(nóng)”，“保衛(wèi)孫中山”，但是卻從中感到，維護杰出人物的正確方面是正當防衛(wèi)，如果他們被褻瀆和玷污時“群體失聲”，那倒是一種不正常現(xiàn)象。

談到是非觀，首先會遇到一個是否存在“是”與“非”的問題。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則復雜。古今中外哲學家掰扯了上千年，越扯越令人糊涂。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本是無窮盡的，所以很難說某人已經(jīng)窮盡了絕對真理，能夠回答所有終極性問題。客觀事物又是不斷發(fā)展的，所以彼時的“是”，有可能會成為此時的“非”。比如人類在遠古存在過亂婚（雜婚）、血親群婚的時代，這個曾經(jīng)的“是”，發(fā)展到“一夫一妻制”的現(xiàn)代法治社會，也就變成了“非”。對于偉人的思想和經(jīng)典作品的理解，也必然會因為接受群體的差異而見仁見智。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魯迅在上海立達學園發(fā)表了一篇演講，題為《偉人與化石》。他舉例說，釋迦牟尼涅槃時，留下了“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弟子們聽后的表情似乎皆有所悟，其實各門派的領悟和解釋并不相同。在為陳夢韶改編的《絳洞花主》所作的“小引”中魯迅又寫道：“《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xù)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jīng)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不過，佛祖之所以留下“六字真言”而不是“五字”或“七字”，必然有他自己的斟酌。正如研究者對魯迅散文詩《野草》中的意象眾說紛紜，但魯迅在《〈野草〉英文譯本序》中，對書中很多篇什的主題都有著十分明確的提示。《紅樓夢》研究雖說有不同學派，但這部古典杰作畢竟不是“《易》”，不是“淫”，不是“排滿”，不是“秘事”；雖有“纏綿”，也不是一百二十回從頭至尾纏綿到底，對這一點恐怕也已經(jīng)取得了共識。

我沒有研究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相對主義，熟悉的是“涇渭分明”“水火不容”“冰炭不同爐”“忠奸不并立”這些成語和說法。對于西方的相對主義哲學和相對主義史學我更加隔膜。這種哲學也許對絕對主義和形而上學有所沖擊，但如果發(fā)展到“不可知論”，恐怕就會成為另一種片面性。

根據(jù)我的膚淺認識，任何事物都會有其質的規(guī)律性，比如水這種液體雖然跟氣（氣體）和冰（固體）有相通之處，但水在零攝氏度之下才會凝結為冰，一百攝氏度以上才會蒸發(fā)為氣。所以相對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有限的；絕對是無條件的、永恒的、無限的。絕對存在于相對之中，并通過無數(shù)相對體現(xiàn)出來。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也是絕對和相對的統(tǒng)一。

讀魯迅作品，我認為他是是非分明的。《故事新編》中的《起死》一文，嘲諷的就是莊子的相對主義觀點。作品中的莊子說：“鳥有羽，獸有毛，然而黃瓜茄子赤條條。此所謂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但在事實上，飛禽就是飛禽，走獸就是走獸，不能因有羽或有毛而混為一談。茄子就是茄子，黃瓜就是黃瓜，雖然它們都沒有其他的外包裝。當莊子不承認穿衣跟不穿衣有區(qū)分時，那剛還魂的五百年前的骷髏立即動手，要剝掉莊子的道袍，嚇得莊子趕緊報警求救。因為莊子要到楚國去發(fā)財，而楚國并不是一個大澡堂，可以到處赤條條上陣。這就通過一件生活細事，用作品中莊子言行的矛盾，駁倒了這種相對主義哲學。在《三論“文人相輕”》這篇雜文當中，魯迅講得更加明確：“似是之非”就是“非”，“似非而是”就是“是”。雖然黑暗之中總有萬分之一的亮光，但畢竟光明就是光明，黑暗就是黑暗。我想，如果沒有明確的是非觀，也就不會產(chǎn)生魯迅的經(jīng)典之作——特別是那批作為投槍匕首的雜文。

說魯迅有明確的是非觀，那他判斷是非的基本準則是什么呢？眾所周知，魯迅所處的社會，是一個寶塔形的等級制社會，所以在魯迅的眼中，社會上的人群基本上可以分為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上等人與下等人，奴隸主與奴隸，治者與被治者，吃人者與被吃者……他一貫站在后者的立場，根據(jù)后者的現(xiàn)實利益來判斷是非，決定取舍。有人認為人可分為三種，有一種即不胖不瘦型。但魯迅不以為然，認為這“第三種人”或傾向胖，或傾向瘦，不會像騎上一道矮墻，雙腳著地，不偏不倚，左右穩(wěn)妥。總而言之，于工農(nóng)大眾有利之事，為現(xiàn)代中國人的生存和發(fā)展而流血奮斗者，魯迅認為是“是”；反之，那些損人利己的事情，那些在人肉筵宴上的嗜血者，魯迅都認為是“非”，是魯迅抨擊的對象。

正因為魯迅“愛在大眾”，所以他摯愛那些為民請命、舍身求法、初心在民的革命前驅。李大釗烈士，中國共產(chǎn)黨的締造人之一，三十八歲死于奉系軍閥張作霖的絞刑。魯迅印象中，他誠實、謙和、儒雅、質樸，圓圓的臉，中國式的下垂的黑胡子，絕不是喜歡明爭暗斗的人。據(jù)魯迅日記，魯迅致李大釗信十封，收到復信兩封。一九三三年四月北京民眾為李大釗舉行公葬時，魯迅不僅捐贈五十元，而且為《守常全集》撰寫序言，指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chǎn)，革命史上的豐碑”。

柔石，左聯(lián)五烈士之一，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上海龍華就義時身中十彈，年僅二十九歲。他既是魯迅的學生，又是魯迅的戰(zhàn)友，曾共同創(chuàng)辦朝花社，致力于介紹版畫和弱小國家文學；又協(xié)助魯迅編輯《萌芽》月刊，共同參與左翼文化活動。柔石犧牲之后，魯迅不僅以不同方式公開悼念，而且捐資百元資助柔石的子女。在那篇情文并茂、膾炙人口的《為了忘卻的記念》中，魯迅特別贊揚了柔石“損己利人”的精神，亦即把有利于國家、民族、社會、他人的擔子都主動扛在自己肩上。前些年，有人公開嘲笑這種“損己利人”的精神，認為這是扭曲人性。我想，在現(xiàn)階段，公民行為的底線是遵紀守法，當然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做到“損己利人”。但“損己利人”卻是從古至今作為“中國脊梁”的仁人志士的道德情操，也必須成為中國當下“人民公仆”共同的精神追求。

魯迅跟瞿秋白烈士的“知己之情”更是廣為人知。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后，受王明排斥的瞿秋白在上海臨時中央局宣傳部工作，經(jīng)馮雪峰聯(lián)系跟魯迅交往，曾四次在魯迅寓所避難。一九三五年初，瞿秋白長征途中在福建長汀不幸被捕，魯迅曾多方設法營救。同年六月十八日瞿秋白英勇就義，魯迅極為悲憤，認為瞿秋白翻譯水平“信而且達，并世無兩”，僅此一點，即“足判殺人者為罪大惡極”（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致蕭軍信）。魯迅抱病編輯瞿秋白的譯文《海上述林》，共兩卷，集資自費在日本印刷裝訂，用的是綠天鵝絨豪華裝幀。全書洋洋大觀，校樣陸續(xù)付排，魯迅一個人斷斷續(xù)續(xù)審讀三遍校樣，以致有時客人來訪，魯迅仍一邊校對一邊聽客人說話。

魯迅的愛是大愛，神圣的愛。魯迅的憎是“公仇”，絕非“私怨”。因為摯愛李大釗，所以他憎恨勾結帝國主義的北洋軍閥。歷史的進程證明：“危害民國”的并不是李大釗，而是“斷送民國的四省”的軍閥。因為摯愛柔石、瞿秋白為代表的先烈，所以他憎恨“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法西斯暴政。此外，那些以“正人君子”自居的“做戲的虛無黨”，那些當昔日的戰(zhàn)友被送上絞架時還拉著他的腿往下拽的革命營壘的“蛀蟲”，那些對闊人無不馴良而專對窮人狂吠的走狗，那些專門在戰(zhàn)士的傷痕上嘬著、營營叫著的蒼蠅，那些像白蟻一樣一路吃過去，只留下了一條糞便的營私利己者……通通都是魯迅憎惡的對象。“創(chuàng)作總植根于愛”，魯迅的創(chuàng)作同時也植根于“憎”！

有人說，紀念一個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帶著他的精神走下去。那么，學習魯迅、紀念魯迅，請不要忘記了魯迅這段名言：“文學的修養(yǎng)，決不能使人變成木石，所以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不過我在這里，并非主張文人應該傲慢，或不妨傲慢，只是說，文人不應該隨和；而且文人也不會隨和，會隨和的，只有和事老，但這不隨和，卻又并非回避，只是唱著所是，頌著所愛，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aeus）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且介亭雜文二集·再論“文人相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