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在蘇聯(lián)出席共產(chǎn)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時的李大釗

1920年3月，由李大釗發(fā)起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圖為部分會員合影。

五四運動后，以北大學生為核心，少年中國學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先后在北京成立，1920年10月北京共產(chǎn)主義小組成立，不久小組又改組為中國共產(chǎn)黨北京支部，同時還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黨在北京的早期組織真正建立了起來。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李大釗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從1916年北上辦報到1927年慷慨就義，除卻出訪和避難，李大釗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也是最為濃墨重彩的十年都是在北京度過的。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之際，讓我們穿行在北京的街市胡同里，尋訪李大釗的紅色遺跡。

“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

1903年，22歲的魯迅吟得“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自題小像》）。1916年，20歲的郁達夫口占道“茫茫煙水回頭望，也為神州淚暗彈”（《席間口占》）。他們?yōu)槊褡濉业那巴径械缴钌畹貞n慮。同時代正值青春的李大釗在想什么、做什么呢？

1916年7月，剛剛從日本歸國、時年28歲的李大釗應朋友的邀約北上進京辦報，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休整之后先在皮褲胡同安頓下來。今天知道皮褲胡同的人恐怕不會太多，而曾經(jīng)路過皮褲胡同的人想必不在少數(shù)，試問北京城里誰沒有去過西單的君太百貨和大悅城呢，皮褲胡同就夾在這兩座商城之間，而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知道李大釗曾暫住在皮褲胡同的恐怕是寥若晨星。的確，因為大規(guī)模的城市改造，現(xiàn)在人們已經(jīng)無法確定李大釗是住在皮褲胡同的哪個宅門里了。

李大釗被捕地遺址位于北京東交民巷內(nèi)

此番進京，李大釗似乎顯得躊躇滿志，他將新生的報紙命名為“晨鐘”。在報紙的創(chuàng)刊號上，和許多熱忱的愛國者一樣，李大釗寫道：“外人之詆吾者，輒曰：中華之國家，待亡之國家也；中華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過去之中華，老輩所有之中華，歷史之中華，墳墓中之中華也。”而“今日之中華，猶是老輩把持之中華也，古董陳列之中華也”。李大釗將振興國家命運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他說“中華自身無所謂命運也，而以青年之命運為命運”，“青年不死，即中華不亡”，“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他熱切地期待著“振此‘晨鐘’”，“發(fā)新中華青春中應發(fā)之曙光”，“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 （李大釗：《〈晨鐘〉之使命》）。在兩個月的時間里，李大釗寫了許多以“青春”“青年”為關(guān)鍵詞的文章，例如《青春》《〈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chuàng)建》《新生命誕孕之努力》《奮斗之青年》，這與陳獨秀創(chuàng)辦的《新青年》是聲氣相通的，更與他初次進京時的幻滅、憂慮形成鮮明的對比。

其實早在清帝退位不久的1912年至1913年間，李大釗便曾為尋求報國之路而幾次進京。或許是因為“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局使然，或許是因為法政專業(yè)的熏陶使然，從早期的詩文創(chuàng)作來看，李大釗對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體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民國初年黨派林立，李大釗一度還曾加入過中國社會黨。然而僅僅過了半年多，身邊的好友慘遭殺害，投身的政黨也被查禁解散，李大釗也不禁感到彷徨、失落而“羨慕一種適于出世思想的凈土社會生活”（李大釗：《我的自傳》），這同李大釗一貫的氣質(zhì)、作風是極不相符的，可謂是心情極其低落的表現(xiàn)。1913年，李大釗開始籌劃東渡日本求學，啟程前夕孫中山、黃興發(fā)動了“二次革命”，李大釗憂心忡忡地寫道：“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去國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說岳家軍。風塵河北音書斷，戎馬江南羽檄紛。無限傷心劫后話，連天烽火獨思君。”（李大釗：《南天動亂，適將去國，憶天問軍中》）憂國憂民之情與風華正茂的魯迅、郁達夫如出一轍。旅居日本期間，李大釗一方面積極探索救國真理，另一方面堅持從事反袁斗爭，并且因此耽誤了學習被早稻田大學以“長期欠席”為由除名。

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初，李大釗曾在東京郊外高田村的月印精舍住過一段時間，巧的是1921年田漢也住進了這里。我在東京時對現(xiàn)代旅日文人的歷史遺跡很感興趣，曾專門到過去的高田村、現(xiàn)在的高田馬場一帶去尋訪、憑吊一番，然而和在皮褲胡同里一樣一無所獲。是意料之中的失落嗎？那一刻我也說不清，只是不由得想起陶淵明的名句：“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前輩同胞的行跡已經(jīng)煙消云散，但是他們救亡圖存、矢志報國的氣場卻似乎還盤亙在歷史的角落之中。

“什么是新文學”

北京地鐵四號線菜市口站東南出口背后有一座非常殘破的二層小樓，有資料說這里是民國時期老便宜坊所在地。搬進皮褲胡同的當天，李大釗約了幾位朋友相聚在老便宜坊，一來算是慶祝喬遷之喜，二來也討論一下下一步的生計。和今天許多初到北京的年輕人們相似，李大釗的生活委實不易。因為人事方面的原因，李大釗在《晨鐘》報的工作并沒有持續(xù)多久，后來他又相繼參與過《憲法公言》和《甲寅》，直到1918年元月接替章士釗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生計才逐漸穩(wěn)定下來。另一方面，9月7日住進皮褲胡同，10月30日便又到現(xiàn)在的光明胡同一帶看房，看來皮褲胡同并不相宜。轉(zhuǎn)過年來，李大釗在朝陽門的竹竿巷度過了春節(jié)，因為張勛復辟，1917年7月李大釗避居上海，直到11月才返回北京，這時竹竿巷的房子里已經(jīng)搬來了新房客——胡適。待到在北大任職之后，李大釗把妻兒也接到北京，一家人團圓在回回營2號。現(xiàn)如今，竹竿巷、回回營也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了。

李大釗文華胡同堂屋

兩年的時間里，李大釗在北大聲譽日隆。1920年7月李大釗被聘為教授，10月份進入北大的領(lǐng)導核心——校評議會，評議員由教授們互相推選產(chǎn)生，人數(shù)不多，且每年改選，李大釗連續(xù)4年當選，票數(shù)逐年增加，到1923年時，所獲的票數(shù)比名滿天下的胡適還多出11張。而回想剛到北大任職時，因為沒有完成早稻田大學的學業(yè)，李大釗曾受到一些守舊學究的輕視，章士釗回憶說“淺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噲視守常”（章士釗：《李大釗先生傳·序》）。假如不是時任校長蔡元培力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李大釗恐怕是難以進入北大的。也同樣是因為蔡元培的開放和寬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nóng)以及魯迅等新文學的干將先后加盟北大，使得北大成為引領(lǐng)新文學風氣之先的堡壘。李大釗早年用文言寫得一手好文章，章士釗曾盛贊為“溫文醇懿，神似歐公”。受到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影響，從1918年開始李大釗改用白話文寫作。李大釗與《新青年》同仁的關(guān)系非常密切、融洽。魯迅曾回憶說李大釗留給他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來，絕對的不是”（魯迅：《〈守常全集〉題記》）。李大釗雖然并不專事文學，但從1918年開始他也發(fā)表了一些白話短詩。并且，他還在文章中提出“什么是新文學？”在他看來，“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不是為個人造名的文學；是以博愛心為基礎(chǔ)的文學，不是以好名心為基礎(chǔ)的文學；是為文學而創(chuàng)作的文學，不是為文學本身以外的什么東西而創(chuàng)作的文學”（李大釗：《什么是新文學》）。李大釗講“為文學而創(chuàng)作的文學”，并不是像唯美主義那樣主張生活應該模仿藝術(shù)，而是他秉持啟蒙主義立場，非常看重文學介入現(xiàn)實的能力。人力車夫是當時社會常見的行當，胡適、沈尹默、魯迅、郁達夫、聞一多等都寫過表現(xiàn)人力車夫悲慘生活的作品，但大多并未深入到這些引車賣漿者之流的實際生活中去，1938年何其芳在《坐人力車有感》中便寫道：“坐在車子上，讓別人彎著背流著汗地拉著走，卻還有什么感想，而且要把它寫出來——真是可恥笑的事。”比新文學同仁都要早，在1917年2月李大釗便發(fā)表過一篇《可憐之人力車夫》，除了憐憫體恤之外，李大釗提出了不少切實的措施來保護人力車夫，可以說正是李大釗啟蒙主義文學觀的體現(xiàn)。

李大釗民主主義的思想底色以及他對青春中華的熱切期盼都使他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重要的助產(chǎn)士。李大釗自幼便受到儒家學說的熏染，在日本留學時又受到大正時期民本主義思潮的影響，民國初年動蕩的時局使李大釗對平民大眾苦難的生活有著更加真切的體會與同情。《民彝與政治》是1916年李大釗歸國前完成的一篇代表性論文。“彝”者“宗廟常器”也，《詩經(jīng)·大雅·烝民》里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民彝”就是“民法”“民綱”的意思。李大釗認為為治之道應該順應、尊重民彝，統(tǒng)治者絕不能出于自信而越俎代庖替民眾做出選擇，否則就會動搖民本。李大釗的“民彝政治”體現(xiàn)了他對現(xiàn)代民主精神的追求，但在肯定民眾的主體地位時，李大釗是從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來尋找理論依據(jù)的，而不是復述照搬西方的政治理念。這其實體現(xiàn)了他將現(xiàn)代政治理論中國化的意識。李大釗引用《尚書》強調(diào)民彝是民憲的基礎(chǔ)，信任民彝、昭彰民彝是時代的精神，其精髓則是“惟民主義”。惟民主義是由張東蓀在《甲寅》上較早提出來用以翻譯Democracy（今譯“民主”）的。由此也可見李大釗關(guān)于民彝政治的理想和“五四”信奉“德先生”的價值立場是深深相通的。

“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天安門西側(cè)的中山公園原叫“中央公園”，為了紀念孫中山，1925年改名為“中山公園”。當時，中央公園是群眾聚會、文人雅集常去的地方，李大釗也曾多次造訪。

出于對底層民眾的體恤，李大釗特別關(guān)注飽受戰(zhàn)亂之苦的勞苦大眾。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中國以戰(zhàn)勝國的身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歡騰之中。李大釗在中央公園演講時則冷靜地反思道：“我們慶祝，究竟是為哪個慶祝？”（李大釗：《庶民的勝利》）他指出，大戰(zhàn)的勝利是專制與強權(quán)的失敗，是資本主義的失敗，是民主主義、勞工主義的勝利，是全世界的“庶民的勝利”！他號召人們要積極創(chuàng)造勞工世界，主導世界的新潮流。也許是覺得演講時的表達不夠細致周全，很快李大釗又發(fā)表了《Bolshevism 的勝利》（Bolshevism，今譯作“布爾什維主義”），將歐戰(zhàn)的勝利歸結(jié)為是人道主義、平和思想、公理、自由、民主主義、社會主義、Bolshevism、赤旗、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他把匈牙利、奧地利、德國、保加利亞的革命以及荷蘭、瑞典、西班牙革命社會黨的積極活動都看作是俄國式的革命。被“赤色旗到處翻飛，勞工會紛紛成立”的景象所鼓舞，李大釗以前不久贊頌Democracy的心情預言道：“由今而后，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zhàn)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xiàn)了！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釗被捕地遺址：蘇聯(lián)豁子

1918年10月，北大紅樓落成，圖書館也隨之遷往新址，整個一層幾乎全被圖書館占去，21個書庫，6個閱覽室，足見規(guī)模之大。一層東南角連通的兩間房是圖書館主任室，外間是會議室，里間則是李大釗日常辦公的所在。也就在這個月，經(jīng)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和李大釗一起工作了四個多月。在《西行漫記》中，毛澤東還專門談道：“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fā)展。”（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

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號上連載發(fā)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他指出社會主義經(jīng)濟學優(yōu)于個人主義經(jīng)濟學和人道主義經(jīng)濟學，“馬克思是社會主義經(jīng)濟學的學祖，現(xiàn)在正是社會主義經(jīng)濟學改造世界的新紀元”。他把馬克思主義拆分成歷史論、經(jīng)濟論、政策論三個部分，認為各個部分對應的社會組織進化論、資本主義經(jīng)濟論、社會主義運動論分別是關(guān)于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的科學理論。他還較為詳細地討論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和剩余價值理論。這是中國第一篇較為系統(tǒng)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而且也是李大釗從民主主義者成長、蛻變?yōu)轳R克思主義者的思想證明。

1920年初，經(jīng)李大釗的介紹，毛澤東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同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秘密組織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期，“平民教育演講團”也受到李大釗號召知識分子到工農(nóng)中去的影響，決定除城市之外要重視到鄉(xiāng)村和工廠去開展活動，不久便選定了長辛店作為固定的活動地點。在李大釗的組織帶動下，北大已經(jīng)成為探索馬克思主義的橋頭堡。

在北大校外，石駙馬大街后閘35號則成為進步青年們時時向往的地方。1919年，李大釗的第三個孩子炎華出生，一家五口擠在回回營的房子里非常不便，于是在1920年9月搬到了石駙馬大街，并一直住到1924年。石駙馬指的是明朝順德公主的丈夫石璟，他的官邸當年就在這一帶。駙馬府南門東西向的大街當時叫石駙馬大街，民國時許廣平、劉和珍等就讀的“京師女子師范學堂”就在大街東頭；北門的街道叫作石駙馬后閘，宣統(tǒng)年間改叫“后宅”。20世紀60年代中期北京整頓地名，為了紀念新文化運動，石駙馬大街改為新文化街，石駙馬后宅改稱文華胡同。現(xiàn)在文華胡同24號院是北京城里唯一保留下來并且以李大釗故居命名的院落。院子在路南，所以在西北角開門，院子里沒有南房，正房堂屋北墻上掛著李大釗手書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正房東屋是李大釗、趙紉蘭夫婦的臥室，為了適應趙紉蘭的習慣，屋里還特意盤了炕。東廂房主要用作客房，瞿秋白、鄧中夏、陳喬年、趙世炎、高君宇、張?zhí)住⑶氐戮榷荚谶@里借住。

院子里最重要的恐怕要屬西廂房，那里是李大釗的書房兼會客室。1920年10月，北京共產(chǎn)主義小組在李大釗的辦公室宣告成立。同年11月底，北京共產(chǎn)主義小組改組為中國共產(chǎn)黨北京支部，李大釗擔任書記，并且根據(jù)上海黨組織的經(jīng)驗和要求，李大釗還指導建立了黨的外圍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黨組織建立以后，李大釗多次在家中的西廂房召集會議，指導大家創(chuàng)辦報刊宣傳馬克思主義、舉辦工人補習學校、成立工會性質(zhì)的工人俱樂部，派人到鄭州、天津、唐山、濟南等地組織開展工人運動并建立共產(chǎn)主義小組，領(lǐng)導發(fā)動北方工農(nóng)運動。據(jù)說開會期間，李大釗不準家人出入西廂房，唯有夫人趙紉蘭被允許在正房窗戶上觀望西廂房里的情形，酌機進去添些茶水。

“國民革命的事業(yè)，便是我們的事業(yè)”

孫中山畢生致力于中國民主革命事業(yè)，但一次一次的失敗，特別是護法運動的失敗使他深刻地意識到帝國主義列強和國內(nèi)的軍閥都無法成為依靠的對象，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則為他帶來了啟示與鼓舞，1918年孫中山親自向蘇聯(lián)和列寧表示了極大的敬意。據(jù)宋慶齡說，孫中山在1919年對李大釗就有所了解（宋慶齡：《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chǎn)黨的合作》，收入尚明軒、王學莊、陳崧編：《孫中山生平事業(yè)追憶錄》）。陳炯明叛變之后，孫中山與蘇俄、中共合作的愿望進一步加強，但由于政治理念的巨大差異，國共之間關(guān)于合作的具體方式還有不小的分歧。李大釗在促成國共合作上發(fā)揮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1922年8月，他赴杭州參加中央全會，會議上馬林關(guān)于共產(chǎn)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提議遭到了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的反對，是李大釗冷靜、細致的分析使得會談免于破裂，最終協(xié)商一致，確定了國共合作的方針。緊接著，李大釗到上海同孫中山會面，“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李大釗：《獄中自述》），談得非常投機，由孫中山親自主盟，介紹李大釗加入了國民黨，并在日后委以一系列高級職務。在李大釗的帶動下，陳獨秀、蔡和森、張?zhí)住垏鵂c也相繼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盡管如此，在共產(chǎn)黨內(nèi)和國民黨內(nèi)仍有人反對國共合作，有的報以疑慮，有的甚至施以挖苦、諷刺，有的時候搞得李大釗也非常惱火。但他仍然堅守初心，做了大量思想、組織工作。1924年，在國民黨一大會議上，李大釗表示共產(chǎn)黨員加入國民黨是為“貢獻于國民革命事業(yè)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運作共產(chǎn)黨而來的。”“國民革命是我民族惟一的生路，所以國民革命的事業(yè)，便是我們的事業(yè)”。李大釗的發(fā)言直率、誠懇而嚴謹，共產(chǎn)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為的是國民革命事業(yè)，而非出于私心，且有孫中山的支持。最終，反對跨黨的提案被大會否決，北京翠花胡同8號設(shè)立了國民黨北京執(zhí)行部和北京市黨部，李大釗任執(zhí)行部的負責人，勉力維系著國共合作，同破壞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西山會議派進行堅決的斗爭，一直到1926年3月國民黨“二大”之后決議取消執(zhí)行部。所以翠花胡同也是北京城里李大釗頻頻出入的地方。

早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前后，李大釗就深入到鐵路工人中做了大量工作。1921年3月，李大釗到赴鄭州開展工人運動，他在工人夜校的黑板上寫了個“工”字又在下面寫了個“人”字，說兩個字連起來就是“天”字，勉勵工人們前途遠大、好好努力。到1922年年底，京漢鐵路沿線工會組織已經(jīng)遍及全國，在此基礎(chǔ)上，黨組織決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鄭州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但卻遭到軍閥吳佩孚的武力禁止，為此全路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這是黨領(lǐng)導下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吳佩孚大開殺戒，釀成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北京政府發(fā)布了對李大釗等領(lǐng)導同志的通緝令。盡管當時李大釗人在武漢、上海講學，但他在石駙馬大街的住宅則遭到特務暗探的監(jiān)視、騷擾。1924年2月，一家人不堪其擾，被迫告別了石駙馬大街寬敞的院落，搬到了南邊不遠的銅幌子胡同甲3號。5月21日張國燾違背李大釗迅速躲避的指示以致被捕，旋即鷹犬爪牙們撲到銅幌子胡同去抓人，好在李大釗一家已提前撤回河北，6月份李大釗啟程去蘇聯(lián)出席共產(chǎn)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9月份開學之際，為了不耽誤子女的學業(yè)，夫人趙紉蘭帶著孩子們搬到西單附近的邱祖胡同。10月，馮玉祥在北京發(fā)動政變，北方的形勢朝著有利于革命的方向發(fā)展，李大釗在黨的指示下回到北京迎接孫中山，一家人又團圓在府右街后坑朝陽里4號。現(xiàn)如今，銅幌子胡同已改為同光胡同，只剩下短短一截，邱祖胡同和朝陽里則已經(jīng)淹沒在歷史記憶中了。

大名鼎鼎的東交民巷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一條網(wǎng)紅街道，許多年輕人到這里打卡拍照，殊不知這里是李大釗在北京的第八個、也是最后一個棲身之所。1926年“三·一八”慘案之后，段祺瑞政府對李大釗發(fā)布通緝令，李大釗率領(lǐng)革命同志躲入蘇聯(lián)大使館西院的舊兵營內(nèi)，轉(zhuǎn)為地下工作。很快，段祺瑞政府被民怨掀翻，奉系軍閥借機入主北京。血腥鎮(zhèn)壓之下的北京已經(jīng)難以開展群眾工作，李大釗“因不得穩(wěn)妥出京之道路”被困在北京。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悍然闖入蘇聯(lián)大使館院內(nèi)拘捕了李大釗。今天沿著東交民巷西口往東，在最高人民法院西側(cè)有一條小巷子，巷口西側(cè)的墻上還保留著一塊路牌，上面寫著“USSR ENBASSY COMPOUND LANE”（蘇聯(lián)使館內(nèi)部道路），下面是中文“蘇聯(lián)豁子”，“蘇聯(lián)”二字已經(jīng)漫漶不清。李大釗就是在這附近被擄走的。李大釗被捕之后，社會各界營救未果，4月28日，在西交民巷的京師看守所內(nèi)，李大釗“首登絞刑臺”，“神色未變，從容就義”（《北京各同志被害詳情》，《民國日報》，1927年5月12日。轉(zhuǎn)引自王學珍、張萬倉：《北京高等教育文獻資料選編1861—1948》）。

現(xiàn)在，東交民巷、西交民巷之間早已辟為天安門廣場，站在開闊的廣場上，對李大釗的尋訪可以暫告一段落了。說實話，閱讀李大釗相關(guān)資料的感受遠比閱讀一般作家要沉重，頭緒紛雜、經(jīng)歷曲折、意義重大，在歷史和現(xiàn)實之間尋訪李大釗的蹤跡也更讓人感到疲憊。“江山依舊是，風景已全非”（李大釗：《歲晚寄友》）。今天，在人們盤點“京畿紅跡”時都會把李大釗在文華胡同的故居納入其中，然而回溯李大釗的一生便會意識到，其實北京城里許許多多的胡同、公園都曾見證了早期革命者們的艱辛和執(zhí)著，只不過它們有的被較為完好地保存下來，有的則漸漸沉淀在北京城市記憶的深處。因此北京城內(nèi)，其實處處紅跡，而“李大釗”則正是北京文學地圖內(nèi)一條熠熠生輝的路線！

（作者：馮雷，系北方工業(yè)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