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的現實主義觀念及其創(chuàng)作過程始終都在“柳青傳統(tǒng)”的延長線上。新近出版的幾本有關路遙的專著以及路遙的兩篇“軼文”[1]等，從多個角度回應了這個問題。《路遙論》甚至以“柳青的遺產”作為“缺席的在場”，反復對照并剖析路遙的創(chuàng)作細節(jié)， 指出“路遙的價值，就在于他仍試圖不斷從具體的生活故事中建立起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思考，為個人在大歷史中辨識人生方向提供一種感性形式”[2]。本文結合這幾本專著，包括《路遙傳》（厚夫）、《路遙論》（楊曉帆）、《路遙年譜》（王剛）、《路遙的時間》（航宇）和《人生路遙》（海波） 等，通過梳理“柳青遺產”，對比路遙的現實主義觀念及其創(chuàng)作表征，大致從以下三個相互聯系的方面，清理出路遙對柳青的繼承和新變之處。

一、“三個學校”的演繹

1962年，柳青在《二十年的信仰和體會》中提出，作家要進三個學校——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的寫作理念；1978年，柳青晚年寫《生活是創(chuàng)作的基礎》，再次強調“三個學校”的理念，尤其強調“生活的學校”是文學工作的基礎：作家要寫作，先生活。[3]

作家的傾向，是在生活中決定的，不是在寫作時候決定的。作家的風格，是在生活中形成的，不是在寫作時候才形成的。我說的作家的功夫，主要在生活方面，不僅僅表現在他和人民群眾在一塊的時候，而且表現在他寫作的時候。作家在房子里寫作的時候，主要的功夫，是用在研究生活上。他總是要回想過去體驗過的生活，很好地來理解這種生活，然后才能進入表現的階段。而真正用在表現的時候，就是說，要把他所理解的生活表現到紙上的時候，是并不費勁的。[4]

與重視“人民的生活”相呼應，柳青不斷強調作家的天資不是才能，文學天才也要從生活實踐的鍛煉中而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不承認天生的作家；作家的思想、個體、才能、氣質是在社會生活和藝術創(chuàng)造的實踐過程中形成的”。[5]作家的風格就是其思想、個性、才能和氣質結合起來形成的“人的精神面貌，就是整個的人”，這同樣要歸結成一個作家的生活道路問題。[6]

路遙的諸多隨筆和演講也反復強調生活的重要性。《嚴肅地繼承這份寶貴的遺產》（1983年）討論他們這一代作家如何繼承“寶貴的革命傳統(tǒng)和革命的理論遺產”：

我們必須遵照《講話》的精神，深入到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和斗爭中去，深入到他們的心靈中去，永遠和人民群眾的心一起搏動，永遠做普通勞動者中間的一員，書寫他們可歌可泣可敬的歷史——這是我們藝術生命的根。[7]

和柳青一樣，路遙強調“書寫人民”。但是，在路遙這里，一方面，當他提及“人民的生活”時，并不將其作為決定作家個性乃至風格的“實踐基礎”，而是總要滑到對“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的強調上去：

人民是我們的母親，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只有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我們才有可能把握社會歷史進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創(chuàng)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8]

路遙先后在《謙虛謹慎 戒驕戒躁》（1981年）、《作家的勞動》（1982年）、《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1983 年）、《在茅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的致詞》、《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1991年）、《發(fā)自內心的真誠》、《關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廈》，以及《個人小結》等多篇文章中都反復強調“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9]在此基礎上，作家才是一個“個體勞動者”。[10]換言之，路遙強調“生活”的基礎，更強調“人民生活”實踐中的感覺世界，以及與此相關的“體驗”的重要性：

我對深入生活的理解：第一點要廣闊，第二點要體驗，不僅僅是外在形態(tài)的體驗，而更注重心理、情緒、感情上的體驗。既要了解外部生活，又要把它和自己的感情、情緒的體驗結合起來。……不注重自己的體驗和感受，這是不行的。[11]

我不太注重有趣的故事，我注重的是感情的積累……所以，我認為深入生活，必要的采訪是可以的，但重要的是要有感情體驗的積累。[12]

另一方面， 路遙所強調的“生活的學校”，更多地帶有“政治的學校”的色彩。他表示：“我把政治也當作生活，在我筆下，作家應該在駕馭一切，作家應該把政治生活也當作人類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理解”[13]，城鄉(xiāng)差異的歷史背景和“武斗”經歷對路遙的文藝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武斗”經歷之后，路遙的“思想發(fā)生了驟然的變化”[14]。《路遙傳》憶及申沛昌和海波等人對路遙政治才情的肯定。[15]《人生路遙》指出：“綜觀路遙的創(chuàng)作實踐，特別是《驚心動魄的一幕》發(fā)表和獲獎之后的創(chuàng)作實踐，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選擇主題，首先取得高層認可，然后向民間‘倒灌’。”[16]《路遙論》則深入《驚心動魄的一幕》的人物刻畫，討論路遙安排縣委書記作為主角，和周小全式的紅衛(wèi)兵視角，是否可以表征出“武斗”經歷對路遙的多重影響；同時細致地指出，“田曉霞特別啟發(fā)孫少平不能只讀文學書，還要關心政治和國家大事，讀理論書， ……”[17]可見，路遙創(chuàng)作過程中對“政治的學校”的踐行，明顯壓過了他在文學觀念中對“生活的學校”的強調，成為決定其創(chuàng)作傾向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陳忠實曾因短篇小說《信任》獲獎發(fā)表感言《我信服柳青三個學校的主張》（1980年），該文結合《創(chuàng)業(yè)史》的人物刻畫和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強調柳青將“生活的學校”作為作家的第一所學校的深刻性。但是，陳忠實在羅列“三個學校”時將“政治的學校”置于最后：“生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政治的學校”。[18]除了這一次引用柳青“三個學校”，全文再沒有提及“政治” 二字。和路遙時刻散發(fā)出的政治家激情不同，陳忠實一直避免提及“政治”，或是以一些具體事件進行表述。如前所述，“三個學校”的內涵包括其順序排列，對于柳青而言，有著特定的理論意義。因而，從“柳青傳統(tǒng)”來講，無論是堅稱走現實主義道路的路遙，還是早期堅持傳統(tǒng)現實主義的陳忠實，都已走在了分化的道路上。

二、“真實性”之“生活的真實”

路遙在《柳青的遺產》中指出，柳青的作品“不僅顯示了生活細部的逼真精細，同時在總體上又體現出了史詩式的宏大雄偉”；他“能把這樣一些生活的細流，千方百計疏引和匯集到他作品整體結構的寬闊的河床上，使這些看起來似乎平常的生活頓時充滿了一種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歷史的容量”；“只有少數天才才能把這兩個方面統(tǒng)一起來”。[19]在這里，路遙反復提到了“柳青遺產”中的一個重要的現實主義的問題：真實性，并將其和 “史詩性”[20]結合起來。

現實主義理論及其實踐，從恩格斯的提法，到《蘇聯作家協(xié)會章程》的規(guī)定， 再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傳播，在中國經歷了一個“中國化”的成長過程。柳青在《美學筆記》中借助恩格斯的提法，詳細地考察了“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 。[21]恩格斯說，“照我看來，現實主義是除了細節(jié)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性格”[22]。柳青認為，恩格斯的提法是從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再到馬克思主義對文藝的一個經典貢獻，他具體解釋道“細節(jié)的真實”就是“生活的真實”，就是逼真，讓人沒辦法產生懷疑；“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性格”“藝術的真實”，是一種更高的真實。現實主義本質上就是“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之間的關系問題。“典型環(huán)境”就是“典型的矛盾沖突”；“典型性格” 則是具備階級特征（社會意識方面的）、職業(yè)特征（生活方面的）和個性特征三者的融合滲透關系，三者活生生地結合在一起，缺一不可。藝術的創(chuàng)造過程就是人物性格的三個特征的“典型化”的過程。也就是說，小說人物在故事中不應是一個固定的、呆板的、機械的模式，而是有一個成長和發(fā)展的過程， 因而英雄人物的血肉是逐漸豐滿起來的，尤其是農民革命英雄的塑造，應該有一個典型化的成長過程，而且直到小說最后一章才能完成其典型化的塑造過程。[23]

對“真實性”問題（關系）的闡釋是柳青的現實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路遙對“真實性”問題的理解，雖不及柳青的系統(tǒng)和理論化，卻也表現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的敏銳性。首先，是對“柳青遺產”的準確把握。《路遙論》指出，《柳青的遺產》概括了柳青的現實主義文學遺產及其寫作姿態(tài)。[24]不過，《柳青的遺產》一文提及的“生活細部的逼真精細” 和“生活的細流”，更接近恩格斯所說的“細節(jié)的真實”，也就是柳青所講的“生活的真實”。《路遙的時間》回憶清澗縣文化局局長白生川“對號入座”石圪節(jié)書記白明川，或可說明路遙對“生活的真實”的“逼真”把握。[25]其次，是對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認識：

現在提倡寫改革者形象，寫社會主義新人，如何認識社會主義新人呢？我的看法，是不管這人物多么先進，但他的成長是有一個過程的。一個社會先驅，首先要刷新自己才能對社會做出貢獻，而人們往往只看到他與社會的矛盾沖突，而看不到他自身的矛盾沖突，作品應讓讀者看到他們是如何戰(zhàn)勝自己而成為英雄的。認真考慮一下，任何英雄模范都要經歷艱難的歷程：他要現身于社會就要完善自身，而這種完善自身的過程往往是非常艱難的。文學作品中應該揭示的正應該是先進人物的這一過程。[26]

從路遙這段“看法”來看，一方面，路遙確認了柳青所講的“英雄的血肉是逐漸豐滿的”，社會主義新人的成長有其艱難的過程；另一方面，不同于柳青強調的人物性格三個方面共同的“典型化”過程， 路遙更強調三個方面中的人物“自己”和“自身的矛盾沖突”。換言之，路遙和柳青雖然共享了一套“典型化”的理論體系，但是，柳青小心翼翼地注意平衡結構中三個方面的力量，路遙則不憚于打破這種平衡，意欲突出其中一方面的力量，甚至將“人物自身”這一方面的力量作為結構整體。

三、路遙的“傾向性”

路遙對“真實性”問題的看法和他的作家傾向觀是聯系在一起的。“傾向性”問題在恩格斯討論“真實性”前就被提了出來：作家的“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ji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27]；“作者的見解越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越好。我所指的現實主義甚至可以不顧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28]恩格斯認為，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只要能夠描寫出真實的現實關系，即使作者沒有提出什么解決辦法，甚至沒有表明自己的立場，這部小說也算是完成了使命。柳青發(fā)展了這一觀點，他提出作者越隱蔽越好，實際上就是說以人物為主位，表現其心理、思想、感情和情緒，而非敘述；而且作家的技巧本身也應 “隱在生活后面。使技巧不顯眼，人們的全部感覺被生活的氣氛和思想所控制”。[29]路遙早期在各種公開場合討論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時，也認同要隱蔽作家傾向的重要性，并將之應用到構思作品的技術層面：

對于作家的傾向性，咱們已經習慣于看他怎樣赤裸裸地去贊揚什么，批判什么。我認為，一個作家的傾向性應該包含在作品的整體構思中。我的傾向性，表現在《人生》的整體中，而不是在某個地方跳出來，把高加林批評一頓。[30]

好的作品應隱蔽一些，一開始是這樣，中間卻發(fā)生了讀者意料不到的大轉折，而這種變化，你不能讓讀者一開始就感覺到。要善于隱蔽情節(jié)的進展和矛盾沖突的進展，當第一個跌宕完了的時候，讀者的心就要被你完全抓住。[31]

作者是從社會的角度來評判、來檢討的，沒有從個人的好惡出發(fā)去臧否人物，這是一種歷史的俯瞰。……這是很不容易的。[32]

《人生路遙》指出，路遙“認為文學是歷史的鏡子，應該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下構思，不但要反映現實，更要寫出趨勢（傾向性）”[33]。《平凡的世界》之后，路遙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也表示：“作品中將要表露的對某些特定歷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態(tài)度，看似作者的態(tài)度，其實基本應該是那個歷史條件下人物的態(tài)度；作者應該站在歷史的高度上，真正體現巴爾扎克所說的‘書記官’的職能”。但是，路遙又明確表示：“作家……必須作出哲學判斷（即使不準確），并要充滿激情地、真誠地向讀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觀和個性。”[34]

因此，《平凡的世界》的創(chuàng)作過程，和他早先習得的關于作家傾向的現實主義理念之間有著明顯的“裂縫”，作為作家的路遙的傾向性因其極為強烈的情感訴求而沒辦法隱藏起來。不過，路遙既沒有像柳青一樣，逐漸通過人物視角表達作家的情感態(tài)度，也不直接用單數第一人稱“我”來插入作者視角，有時會借助復數第一人稱“我們”來表達其強烈的感情傾向：

……在正常的環(huán)境中，人們一定會把這兩個司機看做是瘋子。可是，我們不愿責怪他們，也不愿嘲笑他們。如果我們自己有過一些生活的閱歷和感情的經歷，我們就會深切地可憐他們、同情他們，并且也能理解他們這種瘋狂而絕望的痛苦……35

以“我們”代替“我”表達作家情感傾向，這樣處理的好處如白燁所言，將讀者由局外引入局內，使得“‘我’（作者）、‘你們’（讀者）和‘他們’（作品人物）都處于身歷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過程中”，使得小說有了“歷史性”和“參與性”。[36]也應看到，“我們”的使用，正是以一種更為顯眼的方式宣告了作家隱藏其傾向性的失敗，也使得路遙的創(chuàng)作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傳統(tǒng)的現實主義理念。結合路遙對“生活的學校”的“感覺（體驗）” 的強調，對“真實性”問題中“人物自身的矛盾沖突”的強調，有助于理解路遙的傾向性為什么會四處流溢。較之以柳青為代表的傳統(tǒng)現實主義作家將作家傾向隱藏于歷史本質的發(fā)展傾向當中，路遙在追求歷史本質的過程中，更強調作家的自我教育、自我反思能力的養(yǎng)成，及其參與歷史發(fā)展的主動姿態(tài)。他在《個人小結》中表示：“我首先看重的不是藝術本身那些所謂技巧，而是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強調自身對這種勞動持正確的態(tài)度。”[37]又如《作家的勞動》中，作家應有進取精神和更為可貴的“自我反省的精神”；[38]再如《早晨從中午開始》中反復提及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教育的細節(jié)。[39]

從以上幾個方面的梳理，可以看出，路遙深諳導師柳青秉持的現實主義理念及其運作機制，卻“故意”張揚他作為作家的情感態(tài)度傾向，展示其積極主動的姿態(tài)。[40]于是，路遙小說在他聲稱堅持“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精神的同時，既顯現出現實主義的開放性和多樣性，又促進了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互動關系。路遙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天然地分為具有和不具有自反精神兩類，他們不再像柳青作品中的人物一樣，出于階級特征、職業(yè)特征和個性特征的綜合考慮，有其自然的動態(tài)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并且為當時的“社會主義改造”留出空間。由于失去這種歷史發(fā)展的連續(xù)性的“質的規(guī)定性”，路遙小說的人物心理開始趨于片段化和碎片化，并且出現了“瘋子”的形象。

前者如田海民老婆銀花的心理刻畫，路遙強調她“天性就是如此”，自己為自己，其他人都是“外人”；并明確表示其作家態(tài)度，“這是農村新萌發(fā)的‘現代意識’”（《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四十一章）。后者則是田二父子。“瘋子”是現代主義的產物，或者說，傳統(tǒng)現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因強調有理有序清晰明了的塑造原則，而無法進入“瘋子”的內心活動，唯其借助現代主義的心理表現才能刻畫“瘋子”的形象。[41]柳青在探索“古典的傳神手法”的過程中，也曾擔心過分使用這種手法不利于水平較低的群眾閱讀，和“群眾化”有距離，因此在使用這種手法表現人物心理時比較節(jié)制和謹慎，并且強調應該讓類似的文學技巧也隱在生活后面。《創(chuàng)業(yè)史》幾個版本的修改過程， 也是主要出于這一方面的考慮。柳青對于洲之內徹所認為的“以心理主義、人物分析為基本創(chuàng)作方法的‘西化’，是文學現代化的‘宿命’”[42]持一種警惕的態(tài)度。路遙則較為開放，他在《人生》之后的演講中提及“現實主義與現代派的問題”時講：“現代派的手法于我們有用的必須吸收。……說不定有一天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會用現代派手法去表現。”[43]《平凡的世界》中已經顯示出了現代主義的創(chuàng)作面向。《平凡的世界》之后， 路遙或許曾設想過要寫一部旗幟鮮明的現代主義小說。[44]

注釋：

[1]參見姜紅偉《〈路遙全集〉遺漏的兩篇重要“軼文”》， 《作家》2019年10月。

[2]楊曉帆：《路遙論》，作家出版社，2018，第193頁。

[3]《柳青傳》中披露，柳青曾因將“生活的學校”而非“政治的學校”置于“三個學校”之首而受到批判，柳青反問“難道沒有生活就有了政治和藝術嗎？”。參見劉可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第455頁。

[4]柳青：《生活是創(chuàng)作的基礎》，《柳青文集》（下），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821頁。

[5]柳青：《美學筆記》，《柳青文集》（下），第766頁。

[6]柳青：《二十年的信仰和體會》，《柳青文集》 （下），第769頁。

[7]路遙：《嚴肅地繼承這份寶貴的遺產》（1983年）， 《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第140頁。

[8]路遙：《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早晨從中午開始》，第91頁。

[9]參見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第 91、93、94、98、191、281 頁；王剛：《路遙年譜》，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 第241頁。

[10]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第96頁。

[11]路遙：《東拉西扯談創(chuàng)作（一）》（1983 年），《早晨從中午開始》，第117頁。《使作品更深刻更寬闊些》 也表示：“我的作品，好多是因為引起了我感情上的強烈震動，我才考慮要把這種感情表現出來，才開始去尋找適合表現我這種感情的方式。” 《文學報》1983年8月25日。

[12]路遙：《東拉西扯談創(chuàng)作 （二）》（1984 年），《早晨從中午開始》，第162-165頁。

[13]參見路遙《文學·人生·精神》（1991 年），《早晨從中午開始》， 第241頁。

[14]路遙：《致劉茵》，《早晨從中午開始》，第572頁。

[15]厚夫：《路遙傳——重新開啟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第101-102頁。

[16]《人生路遙》還回憶道，路遙“熱心政治，從國際大事到國內政情，從地方大員的進退到單位領導的起落，事事留心，將之視為生活中的必需。……他認為作家首先應該是政治家，政治上不敏銳，不正確，不堅定，寫得再好也是雞零狗碎，小兒科……”參見海波《人生路遙》，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第 48174 -175頁。

[17]參見楊曉帆《路遙論》，第 56、164頁。

[18]陳忠實：《我信服柳青三個學校的主張》，《陳忠實文集》（第一卷），廣州出版社，2004，第533 頁。

[19]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第136-137頁。

[20]柳青生前很少討論“史詩”和“史詩性”，他更關注現實主義理論中的“典型論”和“傾向性”等問題。《創(chuàng)業(yè)史》 等“十七年文學”的經典作品被稱為“史詩”，更多是在寫完之后被評論界“追評”出來的。不過，考察柳青的現實主義理論體系包括《創(chuàng)業(yè)史》（第一部）扉頁的“作者說明”，可以發(fā)現他的史詩觀和盧卡奇的認識（“史詩”是一種自我完滿的狀態(tài)）相去不遠。本文出于論證方便和由于篇幅所限，僅提出結論性的討論：路遙在寫作時甚至寫作前是有強烈的“史詩”意識的，他的“史詩”意識一方面外在地追求“全景”“巨大”，另一方面內在地強調作家情感。參見〔匈〕盧卡奇 《小說理論——試從歷史哲學論偉大史詩的諸形式》，燕宏遠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第25頁。

[21]柳青：《美學筆記》，《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277頁。

[2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79頁。

[23]參見柳青：《美學筆記》，《柳青文集》（第四卷），第277頁。

[24]楊曉帆：《路遙論》，第153頁。

[25]航宇：《路遙的時間》，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第69-70頁。

[26]路遙：《東拉西扯談創(chuàng)作（二）》 （1984年），《早晨從中午開始》，第161頁。

[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579頁。

[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590頁。

[29]劉可風：《柳青隨筆錄》，《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２期。

[30]路遙：《關于〈人生〉的對話》（1983年），《早晨從中午開始》， 第147頁。

[31]路遙：《使作品更深刻更寬闊些》，《文學報》1983年8月25日。

[32]路遙：《無聲的洶涌》，《早晨從中午開始》，第213頁。

[33]見海波《人生路遙》， 第175頁。

[34]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第20頁。

[35]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第274頁。

[36]白燁：《力度與深度——評路遙〈平凡的世界〉》，《文藝評論》1991年第4期。《路遙論》 從另一個角度， 結合20世紀90年代個人化寫作潮流，肯定“我們”對“自我”的反撥功能。見楊曉帆《路遙論》，第224-226頁。

[37]三日后， 路遙修改這句話為：“我認識到，文學創(chuàng)作從幼稚趨向成熟，沒有什么便利的那些所謂技巧，而是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強調自身對這種勞動持正確的態(tài)度。”參見厚夫《路遙傳》，第297頁；王剛 《路遙年譜》，第240-241頁。《路遙傳》梳理出路遙在幾個人生轉折階段的自我教育細節(jié)：上延川中學事件后，他明白“自己的事件自己辦，自己命運自己安排”的道理；仕途無望和初戀失敗后，“為自己戴孝”；路遙和林達談戀愛期間，回應海波“一個人要做成點事，就得設計自己，先得確定目標……”。見厚夫《 路遙傳》，第33、64、84頁。

[38]路遙：《作家的勞動》，《早晨從中午開始》，第98頁。

[39]除了八次提及“柳青”，《早晨從中午開始》以更多的次數瑣碎地提到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斗爭（或許和路遙以第一人稱書寫有關）。主要整理如下：

“我們常常看到的一種悲劇是，高官厚祿養(yǎng)尊處優(yōu)以及追名逐利埋葬了多少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生命。當然，有的人天性如此或對人生沒有反省的能力或根本不具有這種悟性，那就另當別論了。動搖是允許的，重要的是最后能不能戰(zhàn)勝自己。”（第9頁）“是的，拳擊臺。對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第32頁）“不允許外來的干擾， 也不允許自己干擾自己。”（第35頁）“認定你在做一件對你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件前無古人的工作。不論實質上是否如此，你就得這樣來認為。……只有在這種‘目中無人’的狀態(tài)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釋放自己的能量。……這樣的時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讓他們安坐在遠方歷史為他們準備的‘先圣祠’中，讓他們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應該是你自己發(fā)出的。……你是作家，也是藝術家；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鑄自己；你有莎士比亞的特性，你也有他筆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第36-38頁）“我悲傷而惆悵地立在煤堆旁。我明白，我來這里是要接某個臆想中的人。……我對自己說：‘我原諒你。’”（第50頁）“要格外珍視自己的工作和勞動。……你沒有繼承誰的壇壇罐罐， 迄今為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勞動所獲。應該為此而欣慰。”（第69頁）“堅持要干的我開始說服猶豫不決的我——不是說服，實際上是‘教導’在這種獨立性很強的工作中，你會遇到許多軟弱動搖甚至企圖‘背叛’自己的時刻。沒有人給你做‘思想工作’，你干與不干，干好干壞都與別人毫不相干。這時候，就得需要分裂出另一個‘我’來教導這一個‘我’。我當時是這樣‘教導’我的：……”（第78頁）“我看見自己淚流滿面。……我向另一個我表達無限的傷心、委屈和兒童一樣的軟弱。而那個父親一樣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導我走出衛(wèi)生間。”（第88頁）另，《路遙論》（第267-268 頁）整理出《早晨從中午開始》5次提及“柳青”之處， 本文翻閱到尚有其他3處，分別見 《早晨從中午開始》 第28、46、78頁。

[40]路遙自稱：“……我認為我的生活底子，我的語言能力，我的理論基礎按說是很厚實的。特別是在理論方面，要比同時代的作家扎實得多……”王作人：《難忘路遙》，《路遙傳》，第330頁。

[41]“憨漢”田二父子除了“瘋癲”，父親還具有“預言”功能：世事要變了；兒子只說“爸爸爸”。韓少功《爸爸爸》中丙崽也說“爸爸爸”。《爸爸爸》 發(fā)表于《人民文學》1985年第6期，描寫田二父子的《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發(fā)表于《花城》1986年第6期。

[42]洪子誠：《文學史中的柳青和趙樹理（1949-1970）》，《文藝爭鳴》2018年第1期。

[43]路遙：《東拉西扯談創(chuàng)作（一）》 （1983年），《早晨從中午開始》，第123頁。

[44]路遙《業(yè)務自傳》（1989年1月5日）提及：“今后準備繼續(xù)深入到生活之中，同時集中一段時間，更深入地研究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廣泛地研究西方現代派藝術的源流，在此基礎上確立自己的‘第三段創(chuàng)作’。”見厚夫《路遙傳——重新開啟平凡的世界》，第297 頁。另，2017年11月延安大學“路遙會”上，海波提道，路遙曾對他說，《平凡的世界》之后，如果要創(chuàng)作下一部長篇小說，就是現代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