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愛的人”寫詩,彌補此生遺憾 ——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甘德線上對談西川、王寅
“我把一生都給了陌生人,沒能給我愛的人。”
——弗羅斯特·甘德
2019年4月15日,美國普利策獎((The Pulitzer Prizes)揭曉,詩人弗羅斯特·甘德(Forest Gander)憑借《相伴》(Be With)獲得詩歌獎。《相伴》由一系列挽歌組成,表達了詩人對亡妻的悼念之情和對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母親的愛。今年年初,該詩集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弗羅斯特·甘德在中國的首個中文譯本。
《相伴》獲獎兩年后,也即2021年4月15日,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和新京報書評周刊·文化客廳特意邀請弗羅斯特·甘德與中國詩人西川、王寅在線上就詩集展開對談,同時也談到當代詩歌的創(chuàng)作、譯介以及當下詩歌與其他藝術結合而新生的表達方式等話題。該活動由《相伴》中文譯者李棟主持。
弗羅斯特·甘德在直播活動中
“時間”和“距離”:
兩把理解甘德詩歌的鑰匙
由于活動安排在北京時間晚七點半,弗羅斯特·甘德為克服時差特意起了個大早。他首先回憶起創(chuàng)作《相伴》的緣由。2016年1月,甘德的妻子去世,這讓他悲痛不已。兩人共同生活35年,妻子的離去讓甘德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誰,有長達一年多的時間沒法寫作。
當他沉靜下來,寫作主題不可能不引向喪妻之痛。與此同時,他也在詩集里重溫了對母親的愛。甘德的母親患有阿爾茨海默癥,在與病中的母親相處的時光中,甘特經(jīng)常覺得母子二人的身份發(fā)生了互換:母親仿佛成了他的“孩子”,他則成了“母親”。
甘德稱寫作《相伴》的過程既痛苦,也很迅速。他在寫作時,嘗試通過找到不同的詞語來表達復雜的感情。詩集里收錄的組詩《水邊域》使用的語言,便介于英語和非英語之間。“翻譯這種私人化的詩歌語言,對譯者也是一種挑戰(zhàn)吧。”甘德說。
西川對此頗有同感,他嘗試過翻譯甘德的詩,明顯感到費力。他覺得,甘德的詩集背后有一本更大的書,他的詩歌像從某首更加龐大的詩作或某部關于詩的書中截取而來。“閱讀甘德的詩,不能放過每一個字,也不敢放過每一個詞,它有一種魔力把人抓住,讓你進入詩歌的空間。這個空間除了一般的詩歌意象,還有各種觀念、意識和想法。”
同時,西川注意到甘德用詞的獨特性,比如詩人偏愛使用一些具體的詞。這些詞匯組合在一起,構成了甘德的寫作意識。“在《相伴》中,甘德用他豐富的語言開拓了一個極大的‘內(nèi)空間’,同時讓人感受到悲傷的孤獨。”
天生遲鈍又
失明,被職責
圈住,意識到
內(nèi)心野獸的
凝視,我
躲在各式
工具般的存在后
就如躲在——廣場的
鱷魚鱗甲后面——
此時氰化物
從云邊飄到
水邊。這里
似乎也能看到
排成的
人行,
又一個親密得
致命的、我們
共生的手勢。
盡管我也把生命
慢慢磨成死亡,我
帶來的丑惡
比我活得長久。
——弗羅斯特·甘德《墓志銘》
《墓志銘》這首詩收尾的段落中,“盡管我也把生命/慢慢磨成死亡”后,緊接著就是“我?guī)淼某髳?比我活得長久”,西川認為這表現(xiàn)出了甘德對生命、死亡與愛的深刻認識,遠非一個詩歌意象或一般的詩歌觀念能夠促成。
王寅認為,甘德在《相伴》中將微小的、日常經(jīng)驗里的片段與超現(xiàn)實場景相結合的寫作手法,是他之前不常使用的。在讀過多遍后,他才有了一些開朗的感覺,找到了理解甘德詩歌的兩把鑰匙:“時間”和“距離”。他注意到,氣候?qū)Ω实碌膶懽魉坪醍a(chǎn)生了某種影響。當甘德從新英格蘭移居到陽光明媚的地方,他慢慢借由寫作從悲傷中掙脫了出來。
《相伴》中文譯本書影
“相伴”與“孤獨”:
生命中難以承受之輕
與“相伴”對應的“孤獨”,成了三位嘉賓談論的焦點。王寅表示,人之所以需要藝術的慰藉,是因為人性本質(zhì)中蘊含著孤獨,而孤獨在社會化過程中被隱藏了起來,不易察覺。“孤獨永遠存在,不可能消失,但孤獨會成為創(chuàng)作的動力和源泉。”因此,從詩歌、音樂、繪畫等藝術中找尋共鳴成了現(xiàn)代人排遣孤獨的方式。
談到孤獨,西川想起了杜甫的詩句“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在西川看來,杜甫在他的時代找不到知音,他身上的孤獨感在詩人大量運用典故的詩歌中得到了體現(xiàn),尤其表現(xiàn)在杜甫臨終前一段時間寫的詩歌中。“用典不純粹是一種寫法,用典實際上是與鬼魂說話,跟過去的人說話。只要一用典,這些鬼魂好像全都來到杜甫的身邊。在孤獨當中,你跟誰說話?跟一個影子說話,還是跟很多影子說話?這很有意思,會在不同作家身上不斷重復。”
甘德把孤獨與閱讀、翻譯聯(lián)系起來。他認為借由翻譯和閱讀,孤獨得到了分享和感知。“閱讀把一個人變成了容器,能在自己的孤獨內(nèi)部承載他人的孤獨。另一個國家的語言所承載的就是另一種孤獨,我們的聲音里同時承載了很多故人的聲音。” 他以葡萄牙語詞匯“追憶過往的時光”為例,說明孤獨如何通過譯介成為了全人類共有的東西。對于葡萄牙人來說,孤獨只屬于他們自己,但通過翻譯,這個詞含括的意思變成了全人類可以共享的情緒。
弗羅斯特·甘德
“軟文學”與“硬文學”:
圖書暢銷之謎并不神秘
在諸種文學類型中,詩歌被認為是最難被準確翻譯的文體。美國詩人弗羅斯特有一句名言,“詩歌是翻譯中丟失的東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說明了這點。那么面對讀者接受上的差異,譯者該如何準確傳達原作者表達的意思呢?
甘德對此很是好奇,因為他覺得人很難與另一個人刻骨的悲痛產(chǎn)生共情。李棟回應到,作為甘德夫婦的朋友,翻譯《相伴》需要的恰好是一種距離感,即不讓自己過分沉浸在痛苦和悲傷的情緒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李棟為自己立下了一個違反常理的翻譯規(guī)則:不問甘德任何問題,即便是翻譯中遇到的,也都盡量自己解決。
西川翻譯過多位外國詩人的作品,他以暢銷與否為標準將文學分為“軟文學”和“硬文學”。在西川看來,暢銷書并不神秘,如果遵循某種規(guī)則,便可被批量制造。“暢銷這個因素,實際上可以通過研究讀者的閱讀心理、接受心理得以實現(xiàn)。對于作家和出版方來說,暢銷這個現(xiàn)象不是太大的秘密。問題是作家們是不是甘心讓文學變成被算計出來的東西。”
他回憶起日本作家井上靖來中國訪問時,曾在飯桌上和中國作家談起他的圖書在中國的發(fā)行量。井上靖對幾萬冊的發(fā)行量并不感冒,他反而認為中國如果有三千位讀者真正讀懂他的書,已經(jīng)算很不錯了。
甘德在“春天詩歌音樂劇場”現(xiàn)場
“詩歌”與“音樂”:
跨界碰撞出火花
王寅一直在上海組織“詩歌來到美術館”活動,根據(jù)他的經(jīng)驗,讀者對新穎的文學活動往往抱有濃厚興趣。只要結果符合他們的預期,活動就能吸引很多人參與。他說,“永遠不要低估讀者和觀眾,他們其實明白得很,知道什么是好的。比如辛波斯卡的詩集在大陸賣了十萬冊,阿多尼斯的詩集也有幾萬冊的銷量,遠遠超過其著作在英語世界和法語世界的銷量。”
王寅在2019年策劃的“春天詩歌音樂劇場”即是一例。該活動共邀請到八個國家的二十位詩人、音樂家參與,其中就有弗羅斯特·甘德。三場結合攝影、音樂、詩歌的活動場場爆滿,顯示出讀者對該活動的熱情。當時甘德誤了飛機,沒趕上開幕式,排練的時間被大大縮減,甚至連正經(jīng)的彩排都沒有。但結果出乎主辦方的意料,在電音的烘托和伴奏下,甘德用強烈的肢體語言“朗讀”詩歌,與他在成都、北京的表現(xiàn)判若兩人。
王寅認為,這個結果得益于甘德和中方團隊在長達半年的時間里反復的溝通。詩歌與音樂結合的新穎形式,讓甘德把詩歌中克制而壓抑的部分釋放了出來。甘德對此回應到,在朗誦表演過程中,用身體展示詩歌確實是該創(chuàng)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詩歌和別的藝術門類,比如攝影、音樂一起玩的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王寅對此顯得信心十足,他認為詩歌發(fā)展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得過于古老,需要新的形式來讓更多人接受。他不太贊成沿用詩歌朗誦會這種老舊的形式,詩人跑到臺上念一通,既沒有感染力,詩人自己也沒有十足的參與熱情。
還有一個例子來自西川。在成都白夜酒吧舉辦的某場活動上,西川用搖滾的方式演繹了杜甫的詩歌。他自己譜曲,放棄杜甫原來的詩句,重新填詞。在王寅看來,這樣的西川便不再只是一位詩人,同時也是歌者。“未來,詩人很有可能不局限在電腦或者紙上創(chuàng)作,也可以有多重身份。為什么詩人不可以是作曲家、歌唱家、當代藝術家呢?隨著科技的發(fā)展,我覺得這完全可能,而且有生之年或許就能看到。”
最后,王寅借用曼·雷的名言,稱這些舉動都類似于“用攝影完成詩歌完成不了的,用詩歌完成攝影完成不了的”,以此強調(diào)詩歌和攝影(其他藝術)的共生關系。
(中國作家網(wǎng)記者 劉鵬波,圖片來自網(wǎng)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