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成為經(jīng)典而被反復凝視的時候，走進他的世界，自然有不同的方式。證之于魯迅研究史，就有不少方法論的經(jīng)驗。如今與魯迅對話者多是自愿的選擇，閱讀文本的過程越來越帶有個體生命的印記。在許多時候，一些走紅的理論家們是不太愿意談論魯迅的，他們以為這個人物已經(jīng)被過度闡釋，變得不可親近。這自然與流行語境有關，實則是我們的語言方式與五四那代人隔膜過久。雖說那代人已經(jīng)被談論得很多，但在一些研究者看來，還有許多尚未敲開的精神之門，關于文本和時代的認識，依然存在著盲區(qū)。我們今天的單一知識結構似乎難以應對其豐富的遺存，近些年來的研究也在說明，面對一個有難度的存在，不斷凝視與反觀并非都是重復的勞作。

魯迅生前不太喜歡學院派的一些話語方式，但在今天，描述他最多的恰是學院派，闡釋文本的知識人一直與其存在著語境的差異。進入21世紀，其顯學地位因了大學學科的固化越發(fā)明顯，也導致了象牙塔化的傾向。這既推動了思考的細化，也相對弱化了與時代對話的功能。不過象牙塔之外的魯迅研究，一直以野性的力量顯示著自己的意義，非學院派的聲音，也為經(jīng)典的傳播作了不小的貢獻。魯迅研究在今天被分化為多種形態(tài)散落在不同領域，細細考量，都非書齋中人可以簡單想象的。

作為一種學術形態(tài)，今天的魯迅研究格局是在20世紀80年代被重新建構起來的。在唐弢、王瑤、李何林、陳涌之后，學術言說匯入了諸多時代語境。其中康德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思潮都進入學界的思考里，我們在許多著述里，看到了那時候的風氣。林非、劉再復、孫玉石、張恩和、王得后、袁良駿、錢理群、王富仁、汪暉、王曉明、王乾坤等人的學術研究曾引領了新的路徑，其特點是在大的文化背景里思考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tǒng)，探討中國新文學的基本問題。20世紀90年代后，錢理群、王富仁、王得后的研究持續(xù)關注知識分子的話語方式以及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間的難題，汪暉則從魯迅那里借用“反現(xiàn)代性的現(xiàn)代性”的資源，轉(zhuǎn)入思想史研究的領域。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探索方式在他們那里雖然有所調(diào)整，但對于這一經(jīng)典的基本認知，還在大致相近的邏輯鏈條里，這些一直輻射到近年的學術形態(tài)里。對此，張夢陽《新世紀中國魯迅學的進展與特點》（《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張福貴《魯迅研究的三種范式與當下的價值選擇》（《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劉增人等主編的《魯迅研究年鑒》都有過認真的描述。

在隨后的時光里，一批新人的研究開始引起學界的注意。高遠東、郜元寶、王彬彬等人的思考已經(jīng)與20世紀80年代的重要學者有了一定區(qū)別，他們在沉思里帶有較為豐富的知識結構，而趙京華、董炳月、李冬木、黃喬生翻譯域外學術著作的經(jīng)驗，也促進了自己的寫作，格局大不相同了。高遠東《現(xiàn)代如何“拿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對于魯迅現(xiàn)代性的理解，以及古今之變的認識，已經(jīng)有了深的體味。他后來提出的“互為主體”的觀念，在思維方式上告別了上一代人的單向價值判斷。郜元寶《魯迅六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在沉思中帶出海德格爾式的某些意蘊，目光所及，見出銳氣。王彬彬《魯迅內(nèi)外》（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的述學文體里有雜文的智慧，激活了沉靜的遺跡。活躍的中青年學者們擅長發(fā)現(xiàn)歷史個案，在理論的筆觸與嚴明的史料勾勒之間，難掩鋒芒。

上述諸人的論文與著述無疑都屬于“有思想的學問”，他們從知識譜系的復雜性和問題的多樣性中理出了線索，為深入思考文學史提供了參照。與他們同時活躍的研究者，也不同程度參與了相關話題的討論，一些論著較之過去的書寫有所深化。據(jù)我的淺見，可以從如下五個方面來看大致的情形：

一是新舊文明觀研究。新世紀以來國學大熱，質(zhì)疑魯迅與五四的思潮常常可見。梳理魯迅與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問題意識里有對于國學熱的回應。王得后《魯迅與孔子》（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筆鋒縱橫，辭章毫不溫吞，回答了新儒家對于五四精神的某些詰問。王富仁《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點染出新文化對于舊文明的超越的意義，酣暢淋漓的表述直指精神的暗區(qū)。這些與王元化對于五四的反省不在一個維度上，眾人一直恪守著《新青年》同人當年的基本底線，他們認為反思五四固然重要，但魯迅精神在民國殘酷的環(huán)境里是有特定指向的，離開時代性批評魯迅可能存在問題。在一些學者看來，從大的文化生態(tài)里反觀五四新文人的存在，可以避免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陳平原在書寫現(xiàn)代學術史的時候，雖然從章太炎、胡適出發(fā)建立自己的認知模式，但依然借用著魯迅的資源。魯迅與傳統(tǒng)的關系，并非像新儒家和新派知識人想象得那么簡單，他的超越性思維是不能以流行的觀點簡單歸納的。人們在思考這一現(xiàn)象時，都注意到魯迅言說的特定語境，離開這些語境，不能見到全貌。年輕一代學者更注意具體的話題，田剛《魯迅與中國士人傳統(tǒ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鄭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編〉詩學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鮑國華《魯迅小說史學研究》（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版），對于古代文明的認識與現(xiàn)代性的感悟，討論的對象更為微觀，為重新打量文本注入鮮活之氣。不過這種新舊研究，在現(xiàn)有學科體制里可能存在局限。楊義等人早就看到了這一缺陷，認為目前人們的思考大多是在現(xiàn)當代文學二級學科內(nèi)進行的，與魯迅駁雜的知識結構相比，還略顯單一，因而提出“大文學觀”的研究理念。確實，能夠像徐梵澄那樣以古典學眼光審視新舊文明的學者，還很少見到。

二是中外對比研究。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魯迅研究曾受到蘇俄文學理論的影響，流行本質(zhì)主義的模式。新世紀后，日本左翼思想的參照性凸顯出來。丸山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與孫玉石、王得后、高遠東的互動中，也催生了關于中國左翼文化的反省文章。董炳月《魯迅形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趙京華《周氏兄弟與日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都具有前沿意識，把東亞視角引入文本中，新的研究風氣由此暗生。李冬木《魯迅精神史探源：“進化”與“國民”》（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靳叢林、李明暉等《日本魯迅研究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都透出思維的活躍。

歐美思潮下的魯迅審美世界，也是許多人關注的一隅，魏韶華《“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魯迅與克爾凱郭爾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和劉青漢《跨文化魯迅論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具備了先前論者的不同背景；梁展《顛覆與生存——德國思想與魯迅前期的自我觀念（1906—1927）》（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7年版）打開了另一種空間。此外，我們還看到了張鐵榮《比較文化研究中的魯迅》（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崔云偉《魯迅與西方表現(xiàn)主義美術》（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等著作，不同背景里的沉思擺脫了學科的一些慣性，這些恰是人們感興趣的地方。彭小燕討論存在主義下的作家寫作，深化了該題目的思考；范國富在中俄文學比較里，發(fā)現(xiàn)了晚清重要資料，對于魯迅與托爾斯泰的關系作了有深度的解釋；王家平關于魯迅翻譯思想的著作《〈魯迅譯文全集〉翻譯狀況與文本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多了思考的系統(tǒng)性，魯迅思想的敏感部分被一一聚焦在筆下。

魯迅與蘇俄的關系，也是有難度的話題，近年對于其中的審美與價值取向的研究有所深化。李今等人關于翻譯的歷史考辨文章，發(fā)現(xiàn)魯迅思考的問題焦點多在列寧時期之前的藝術，所譯介的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著作與后來流行的波格丹諾夫的思想是不同的。張直心《晚鐘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對于蘇俄文學如何進入左翼作家的視野，有精致的論述。李春林繼《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之后，主編《魯迅與外國文學關系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書。顧鈞《魯迅翻譯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楊姿《“同路人”之上——魯迅后期思想、文學與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9年版）等，都回答了對于那個時代的諸種追問。

三是魯迅傳統(tǒng)研究。在史料、傳記的延長線上，魯迅遺風成為許多人思考的對象。從身后的歷史反觀魯迅，看到了現(xiàn)當代文學走向。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透露出20世紀40年代后的知識群落的行跡，引起爭議的同時，拽出歷史深處的悖論。姚錫佩《風定落花——品三代文化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0年版），所述聶紺弩、樓適夷、徐梵澄，魯迅之影歷歷，儒雅里不乏憂思。周燕芬筆下的胡風、張業(yè)松眼里的路翎、姬學友描繪的李何林，散著“魯迅學”的熱度。魯迅傳統(tǒng)在當代文化里的折射，是重要的現(xiàn)象，許多人走進其間，因了個體生命的經(jīng)驗，或是時代的因緣。相關的書籍無意中也解釋了其間的疑問。值得一提的是周令飛主編《魯迅社會影響調(diào)查報告》（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版）、袁盛勇《當代魯迅現(xiàn)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徐妍《新時期以來魯迅形象的重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在傳播史思考方面各有會心之語。李新宇《愧對魯迅》（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版）是帶有強烈的自我追問意識的，王學謙、李繼凱考察魯迅對于莫言等人的影響，陳國恩、李林榮思考當代文學背后的歷史基因，都是打開審美空間的一次次努力。從一個重要的存在的背影里，看文化起落間的思想生成，也矯正著某些流行的思想。五四之后的文化史，增長了什么，遺失了什么，都刺激著人們將目光投向時光的深處。

但這種思考大多還在專業(yè)圈子里，與時代對話的空間其實很廣，人們大都尚未跨出象牙塔的大門。近年來，一些人對于魯迅傳統(tǒng)是否有新的價值是持懷疑態(tài)度的，有的認為魯迅已經(jīng)過時，現(xiàn)在進入了胡適時代。謝泳編《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便含著一種價值取舍，以為相比于魯迅，胡適的意義更大。高遠東則認為這種非此即彼的認識還是舊式的專斷思維，他將魯迅比作“藥”，形容胡適是“飯”1，就是一種綜合性的判斷，也是其“互為主體”觀念的現(xiàn)實運用。但許多研究者面對新思潮的挑戰(zhàn)，不都能有類似的回應能力，魯迅當年的論辯精神，在當下學者那里普遍是弱化的。

四是文本細讀。二十年間，學界對于魯迅作品的解析，有頗可夸耀的成績。嚴家炎、吳曉東發(fā)現(xiàn)了《吶喊》《彷徨》的復調(diào)性，王風在文本里讀出文章之道，張麗華從《吶喊》覓出現(xiàn)代小說起源之徑；李國華討論《在酒樓上》，孟慶澍解析《阿金》對文本后的指涉讓人豁然開朗；劉彬?qū)τ凇冻ㄏκ啊返慕馕觯谟奈⑻庨W動著暖意之光；鄧小燕從博物學視角思考魯迅，是跨學科的介入；張全之論述《阿Q正傳》的文章，有文章學的背景，在詞語間覓出敘述策略；同樣是面對《阿Q正傳》，汪暉有另一番筆觸，于人物的瞬間讀出幽暗里的靈思……這些人的筆觸在知識論的層面有著豐富的彈性，魯迅作品自身的經(jīng)典意義不僅僅在精神哲學的層面啟示著后人，也帶有知識譜系上難盡的話題。比如對于《野草》的研究，汪衛(wèi)東《探尋“詩心”：〈野草〉的整體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張潔宇《獨醒者與他的燈：魯迅〈野草〉細讀與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朱崇科《〈野草〉文本心詮》（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各自角度不同，卻共同拓展了話語的表述空間。

五是史料研究。在各類敘述文本里，博物館系統(tǒng)的研究方式別具一格。與學院派不同的是，博物館系統(tǒng)的研究更為注重歷史細節(jié)與基本問題。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與紹興魯迅紀念館都有一批扎實的成果問世。葉淑穗、王得后、陳漱渝、李允經(jīng)、姚錫佩、張杰、周楠本、黃喬生、姜異新、王錫榮、李浩、樂融、喬麗華、裘士雄等從獨特的角度出發(fā)還原歷史的場景。黃喬生《八道灣十一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勾勒周氏兄弟的日常生活，一些罕見的資料指示了歷史幽微的一頁。張杰《魯迅雜考》（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周楠本《我注魯迅》（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關于歷史細節(jié)的陳述，是沉浸在時光深處的獨語。王錫榮《魯迅生平疑案》（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版）、喬麗華《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都有先前不被人注意的文獻，有的是前人未做的工作。這些學者從前輩那里得到的暗示，延伸了舊學的治學遺風，勤于考辨，敏乎辭章，林辰、唐弢的筆法隱約可見。《魯迅研究月刊》對于研究的推動不可忽略，史料鉤沉與學術爭鳴，在當代學術史上是有痕跡的。博物館推出的系列資料集，一直被人們關注，其中《魯迅藏拓本全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版）、《魯迅編印版畫全集》（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等都拓展了人們的閱讀視野。

國內(nèi)的史料研究早就形成了傳統(tǒng)，我們時常還是能夠從一些學者筆下見到新的文獻。概括起來不過兩點，一是解決了一些懸案，比如早期魯迅知識背景的形成，日本學者曾有過考證，宋聲泉從大量日文文獻閱讀中，發(fā)現(xiàn)了《科學史教篇》的來源，其《〈科學史教篇〉藍本考略》（《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期）一文解決了多年模糊不清的難題。倪墨炎、陳子善、陳福康、劉運峰、符杰祥、侯桂新在文本研究中都有一些新的發(fā)現(xiàn)，于書籍的叢林里覓出進入歷史的新徑，他們的筆下，偶見古風。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與古代文學文獻學之間，有了邏輯上的連接。二是回應了對于魯迅思想的某些質(zhì)疑，當不同思想對峙的時候，正是事實的梳理解決了某些爭論的難點。比如有學者認為魯迅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有親日的傾向，但王錫榮等人組織的關于魯迅與抗戰(zhàn)的展覽，就以豐富的史料回擊了種種謬論，王彬彬在《魯迅有關抗日問題的若干言論詮釋》（《西北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里詳盡的陳述也使質(zhì)疑者理屈詞窮。陳漱渝在《魯迅為何未去蘇聯(lián)考察療養(yǎng)？》（《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4期）中以細致的筆調(diào)澄清了20世紀30年代歷史的某些表述，對于理解魯迅晚年提供了可信的資料。

與史料鉤沉相呼應的是傳記的寫作。2004年，王世家編輯出版了林辰的《魯迅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其扎實的史家之筆，讓我們讀出老一代人的學識與見識。朱正修訂本《魯迅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較先前的傳記多了新的視角。陳漱渝《搏擊暗夜——魯迅傳》（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有紛紜復雜里的清晰，依然以史料梳理取勝。張夢陽《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華文出版社2016年版）則顯示了深深的愛意，內(nèi)容豐贍而駁雜。魯迅去世后，關于他的生平的描述已經(jīng)構成一道風景，從王士菁、曹聚仁、唐弢、林非、劉再復幾代人的書寫里看出，敘述這個非凡的人物，并非易事。傳記寫作涉及詩與史的平衡、思與識的鋒芒，人們雖不滿意于先前的各種記錄，但大凡做此嘗試者，也多少帶有突圍舊我的努力。

上述幾個方面，僅僅是二十年間“魯迅學”發(fā)展的略影，可注意的學者甚多，我們從朱壽桐、高旭東、黃健、王本朝、何錫章、楊劍龍、楊聯(lián)芬、呂周聚、田建民、李怡、邵寧寧、許祖華、王曉初、陳力君、遲蕊、于小植等人的言說方式里，都或多或少感到一代人的心結。許多人的成果尚未進入我的閱讀視線，故不能一一言之。

如何評價如此豐富的成果，學界有不同的聲音。張全之就認為，從整體來看，還缺乏有深度的著述。他說：“新世紀以來的魯迅研究雖不乏創(chuàng)新成果，但突破性成果卻難得一見。”2王彬彬?qū)τ谘芯糠绞降陌斯苫岢鲞^警告，他是業(yè)內(nèi)最有批評勇氣的學者，顯示了學人自省的力量。郜元寶就指出魯迅研究界畫地為牢的現(xiàn)象，希望人們能夠在豐富的視域中與經(jīng)典對話。張旭東從更開闊的馬克思主義背景梳理文學現(xiàn)象，對于批判精神的提倡都有針對性。譚桂林與汪暉商榷的文字，是學界內(nèi)部爭論的一部分，學人間的分歧也推動了某些話題的深入思考。這種不滿與提示，也激勵著更多的青年人，保持研究中的個性。畢竟，沒有對話、交鋒的學術場域，色調(diào)是貧乏的。

伴隨著各種批評，學術界也發(fā)生著悄悄的變化。不斷有新的面孔走進學界，比如，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學者基本是博士出身，他們對于文學史與作家文本的描述，更為專業(yè)。張克、崔云偉主編的《70后魯迅研究學人論文集》（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4年版），內(nèi)收鮑國華、邱煥星、姜異新、劉春勇、齊宏偉、梁展、曹清華、賈振勇、袁盛勇、符杰祥、李林榮、朱崇科、張潔宇、程桂婷、崔云偉、程振興、潘磊、古大勇、陳潔、張克二十位青年學者的論文。一代人的審美方式與思維方式得以集中亮相，精神是開放的。青年學者試圖在更新的層面思考文學史與現(xiàn)代史，也提出了諸多新思路：姜異新關于啟蒙的探索、陳潔對于北京時期魯迅知識分子身份的打量、劉春勇對“多疑魯迅”的闡釋、鐘誠“政治魯迅”的觀念的提出，都是引入不同知識譜系后的種種心得。邱煥星在討論鐘誠、李瑋的新作時，也透露出這一代研究者希望另辟蹊徑的心音。

二十年間，國內(nèi)魯迅著作出版與研究叢書的出版，都刺激了魯迅學的發(fā)展。2005年，新版《魯迅全集》問世，這是一個標志性的成果，幾代人的注釋、思考，都映現(xiàn)在這套全集中，這為研究提供了權威的版本。2008年，《魯迅譯文全集》問世，此套著作糾正了20世紀50年代版本里的錯誤，填補了多年的空白。國內(nèi)各大出版社關于魯迅的書籍，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對于思想的普及都功不可沒。與此相對應的是研究著作與叢書的出版。2004年，青島大學推出了姜振昌等主編的“中國新文學研究書系”，關于魯迅研究的著作就有六本；2006年，黃旭、肖振鳴策劃了“而已叢書”，推出了十一本新著；2013年，葛濤主編“中國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叢書”問世，這些多被譯介到了韓國；2018年，譚桂林主編的“魯迅與20世紀中國研究叢書”亮相，對魯迅遺產(chǎn)作了全景審視。此外，我們還看到了《韓國魯迅研究精選集》《日本魯迅研究精選集》等域外研究者的論集，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的互動，在今天都值得深深回味。

不同群落的知識人對于經(jīng)典的思考，也看出文化傳播的豐富性。與各種專業(yè)研究對應的是，民間魯迅研究一直是活躍的。自20世紀80年代，非專業(yè)化的魯迅書寫一直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典型的例子是陳丹青、林賢治、房向東等，他們以靈動的筆觸表達自己的認識，沒有學科的邊界的禁錮，筆觸溢出野性的審美之維。2005年，陳丹青在魯迅博物館作了《笑談大先生》的演講，全無以往魯迅研究的腔調(diào)，以畫家的眼光發(fā)現(xiàn)了魯迅審美的底色和思想的調(diào)式。陳氏的魯迅觀，有著一般知識人少有的介入文本的感受，將閱讀的內(nèi)覺和個體生命的呼應以詩意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錢理群將此看成當年魯迅研究重要的收獲，也嗅出了另外一種氣息。對于民間的各種研究，錢理群給予了大力支持，他為一些漂泊在都市里的魯迅迷的著述寫的推薦語與序跋，都看出象牙塔內(nèi)外的互動。

魯迅研究日趨專業(yè)化的時候，學科內(nèi)部的研究帶來了某些自閉性。倒是一些作家的介入，將話題的凝固性消解了。朱正、邵燕祥編著的《重讀魯迅》（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有著憂思的涌動，毫無流行的八股氣；莫言討論魯迅《故事新編》的方式，在發(fā)散的思維里帶出生猛的意象；在《小說課》里，畢飛宇解讀《故鄉(xiāng)》則道出一般學者沒有的體驗；小說家張煒與余華關于魯迅的描述，也說出學界少見的體味，他們以自己的寫作經(jīng)驗對應《吶喊》《彷徨》時的感嘆，許多也隱含著可以深挖的學術話題。

細說起來，國內(nèi)學風的變化，也得益于多國學者間的互動。海外魯迅研究者們一直與國內(nèi)同行有著頻繁的交往，對話打破了隔膜。近二十年國際交往增加，許多國家舉行過與魯迅相關的會議。繼1981年在美國召開第一次魯迅研討會后，2009年2月，劉禾在哥倫比亞大學主持了“多媒體魯迅：現(xiàn)代中國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許多有分量的題目在會議上亮相。2013年4月，在哈佛大學召開了“魯迅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王德威、藤井省三、樸宰雨、寇志明、張旭東等人的發(fā)言都具有新的維度，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聚集在一起，碰出諸多火花，許多論文也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后，在韓國、印度、尼泊爾、法國、德國、印度尼西亞等國也多次舉行研討會，每一次題旨都有較豐富的內(nèi)涵，學者的隊伍也日趨壯大。

從來沒有一個作家的遺產(chǎn)在今天輻射到如此廣泛的領域。民國期間的魯迅受到讀者的喜愛，以及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與新文化建設和反抗壓迫的關系甚深，這也是中國現(xiàn)代史的一道風景。新中國之后，特別是進入新世紀，關于魯迅遺產(chǎn)的闡釋，依然糾纏著知識分子話題、民族性與世界主義的話題，只是這樣的討論漸漸不再有劇烈的意識形態(tài)的沖突，而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與學術現(xiàn)象。不過，僅僅看專業(yè)內(nèi)的文字，自然存在一些弱點，主要是主題和思路的重復。這里，有兩位學者值得注意，一是批評家黃子平的許多批評文本，是以魯迅為方法的，收在《文本及其不滿》（譯林出版社2020年版）的《魯迅的文化研究》一文，顯示出比許多同代的魯迅研究者更為深切的視野與情懷，在福柯與德里達的映照下，魯迅的意義變得更為非同尋常了。另一位學者尤西林是知識分子研究的專家，他的學術研究與康德學術關系甚深，其《闡釋并守護世界意義的人——人文知識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在面對中國問題時以魯迅為參照，具有很深的價值。從不同精神資源回到魯迅，就有了一般中文專業(yè)的學者所沒有的另類氣象。

顯然，對于魯迅的不同言說方式，源于對應其文本的一種必要呼應。那些本于心性的言說，流露的是讀書人的閱讀心態(tài)，更帶有精神的原色。木心敘述魯迅的文體，靈光閃動中，有詩化哲學之影，閱之余味回旋。閻晶明的著作《魯迅還在》（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箭正離弦：〈野草〉全景觀》（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是一種批評與散文式的表達，其直接與明快消解了學院派的枯澀。李靜借著劇本《大先生》的對答，直指一個幽深之所。鄭欣淼《魯迅是一種力量》（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一書，告訴世人魯迅資源如何成為文物研究工作者的參照。有些學者雖然并不在學界，但他們以魯迅為方法所作的學術思考，顯示了豐富的內(nèi)力。王培元關于延安魯藝和人民文學出版社歷史的描述，就常常有《且介亭雜文》式的情思在。這些與學院派形成了一種差異的表達，但未嘗沒有學問的深度。

二十年僅為一瞬，但人們卻續(xù)寫了精神史的長卷。翻檢那些熟悉與不熟悉的學者與作家的文字，會發(fā)現(xiàn)幾代人的背影里，延續(xù)著精神自新的夢。看到那些從心靈里流出的文字，便覺得，雖然有著一種視野的限定，有時不能從容往來于那個闊大的精神時空，但不斷求索的心，是熱的。或許，錢理群以下的話，說出了幾代研究者的心音：

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是一個矛盾重重，問題重重，空前復雜的中國與世界。我自己就多次發(fā)出感慨：我們已經(jīng)失去了認識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堅持處處要求“站隊”的傳統(tǒng)，這就使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陷入了難以言說的困境，同時也就產(chǎn)生了要從根本上跳出“二元對立”模式的內(nèi)在要求。我以為，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魯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的立場，對一切問題都采取更為復雜的纏繞的分析態(tài)度，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意義。而魯迅的思想與文學的獨立自主性，無以歸類性，由此決定的他的思想與文學的超時代性，也就使得我們今天面對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并試圖尋求新的解決時，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或許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和重視的精神資源。3

今天一些象牙塔里的學人越來越脫離這樣的傳統(tǒng)，生存狀態(tài)的變化與表達的變化，將有血有肉的精神存在凝成了冷冷的數(shù)據(jù)。但那些不安于固定的人依然行走著，他們面對魯迅，不僅僅因了那曾帶痛感的軀體流出的愛意，還有創(chuàng)造新生活的渴念。這是魯迅與別的作家不同的地方，也是“魯迅學”持續(xù)存在的魅力所在。魯迅研究，其實是不斷自省的民族精神的尋路，那些具有“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nèi)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4的學者，那些參與到改革社會的忘我的知識人，可能對魯迅的理解更為深切。而他們留下的思考性的文字，都值得珍視、感念。

2020年12月22日

注釋：

1 高遠東：《記念丸山昇先生——關于他及當代中國思想》，《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2期。

2 張全之：《新世紀以來魯迅研究的困境與“政治魯迅”的突圍——對近年來魯迅研究一種新動向的考察》，《東岳論叢》2020年第7期。

3 錢理群：《魯迅九講》，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頁。

4 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