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終有一死，而他們活得并不幸福”。1944年，25歲的法國作家加繆在《卡利古拉》中寫道。

作為天才型作家，加繆29歲時出版《局外人》，并因此在法國文壇聲名鵲起。44歲時，他憑借《西西弗斯神話》《鼠疫》《反抗者》等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寫作最后一部長篇小說《第一人》時，不幸因為車禍離開人世，當時他年僅47歲。生前，加繆曾在紙上列出一組詞語：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他大半生的關鍵詞。

加繆的作品在中國讀者中擁有廣泛的知名度，而新冠疫情的突然爆發(fā)，也一度讓人們重新審視和閱讀加繆（其中以《鼠疫》為最）。在加繆筆下，暫時結束的鼠疫依舊如同西西弗斯背負的巨石，隨時會再一次從山頂落下，反抗者也依然在承擔著巨石的重負，但每一次他們都竭盡全力把石塊打得粉碎。在這些反抗者身上，涌動著經過痛苦與勇氣磨礪的強勁生命力。

加繆的故事，在他生前與身后都具有傳奇色彩——生前，他因政治立場與薩特決裂，并受到巴黎知識分子界的孤立，直到柏林墻倒塌后才被承認價值；除文學作品之外，他的出眾外表和風流的私人生活也讓這位作家在讀者中擁有極高的關注度。對此，加繆的女兒、也是他文學遺產監(jiān)護人卡特琳娜?加繆坦言：“我并不擔心將父親的脆弱一面展現(xiàn)出來：他作品中的力量正是來源于此，他總是承認自己的弱點。”

最近，隨著《西西弗神話》在中國再版，澎湃新聞記者以書信的形式對話了卡特琳娜。在新書扉頁中，她這樣寄語中國讀者：“我父親的著作是為全人類所寫的，他將所有人看作平等的，并為他們發(fā)聲。雖然他出生于北非的阿爾及利亞，但也深受東方文化影響。”在她看來，“推石上山這場搏斗本身，就足以充實一顆人心”對中國讀者來說有更深的意義。

她也表示：“生命是變化，我愛我自由的父親。我并不擁有關于加繆的真理。一個作家和他的作品活著，僅僅是因為他們對著別人說話，我尊重所有那些對人和作品感興趣的女人和男人的觀點。”卡特琳娜?加繆

卡特琳娜?加繆

澎湃新聞：你提到加繆雖然生于北非的阿爾及利亞，但是他也深受東方文化影響。是否能向我們介紹一下加繆是如何受東方文化影響的，這一點是否有在他的作品中體現(xiàn)？

卡特琳娜：在一封1934年給朋友（Claude de Fréminville）的信件中，父親寫道：歐洲人想要創(chuàng)造時代，但東方人是時代造就的。我覺得父親應該讀過奧義書，他以前跟我們講，當一個人無法改變環(huán)境時，應該試著去適應環(huán)境。

澎湃新聞：2020年爆發(fā)的新冠疫情讓很多人又開始讀起了加繆的《鼠疫》。疫情在法國也非常嚴重。在與疫情抗擊的過程中，我們會對加繆有新的理解嗎，他的作品是如何啟發(fā)我們的？

卡特琳娜：我覺得大家對父親的作品沒有新的理解。但說實話，我不知道。每個讀者都是一個獨特的個體，將他自己的情感和體驗帶入一個作品。但是，通過我收到的信件，以及我在世界各地認識的人，我知道我父親的作品活在讀者的心中。

澎湃新聞：加繆多次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但是他依然被歸于存在主義范疇。你認為這是人們對他的誤解嗎？

卡特琳娜：是的，確實是對他的誤解。所有以“主義”結尾的詞對父親來說都很模糊，因為它們是濃縮的概念。

澎湃新聞：《西西弗神話》是加繆非常重要的一本書，他在其中表達了自己的思想。你是否了解他是在什么情況下創(chuàng)作《西西弗神話》的，又是如何構建起自己的“荒誕”哲學觀的？在創(chuàng)作《西西弗神話》的時候，他是被朋友影響，還是受當時文化環(huán)境影響呢？

卡特琳娜：父親很早就在構思三個主題的寫作，每個主題都要寫一本小說、一本劇本和一本散文：“荒誕”主題：《局外人》《卡里古拉》和《西西弗神話》；“反抗”主題：《鼠疫》《正義者》和《反抗者》；“愛”主題，小說《第一人》、關于復仇女神涅墨西斯的散文，還有關于浮士德的劇本。《西西弗神話》屬于荒誕三部曲，是在1938到1941年間寫成的，地理上也跨越了阿爾及爾、巴黎和奧蘭這三個地方。

在寫作《西西弗神話》的時候，父親還不屬于巴黎文化界。事實上，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正融入過那個圈子。

澎湃新聞：你怎么看待加繆與薩特之間的關系？我們都知道，他們曾經非常親近，但后來因觀念不和而決裂了，你認為是什么導致了他們的決裂？有學者提到薩特不是加繆的靈魂伴侶，他真正的靈魂伴侶是熱內·夏爾（Rene Charles），對此你是如何看待的？

卡特琳娜：據(jù)我所知，他們曾經有一段時間非常親近，而他們的友誼是在《反抗者》一書出版后破滅的。父親認為結果不能決定手段，如果在某些時候暴力是必要的，也絕對不應該是正確的，但薩特持有相反的觀點。如果說熱內·夏爾是父親非常好的一個朋友的話，我覺得他在文人圈里最親密的朋友應該是路易·吉洛（Louis Guilloux）

澎湃新聞：你提到過“加繆在永遠是法國的局外人”。在當時的法國文壇，他非常孤單。你認為，學界是什么時候開始重新審視并認可加繆的成就的？

卡特琳娜：我認為《第一人》出版，以及柏林墻倒塌之后，他的境遇得到了一些改變。但是即便如此，我還是不確定學界是否認可了他的成就。在今天的法國，人們會強制性給人貼標簽，但是這在我父親身上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你沒辦法將他歸類。無論如何，一個作家的價值并不基于學界的認可，而是基于讀者的內心。

澎湃新聞：加繆已出版的作品僅僅是他想表達的一小部分。他的最后一部小說《第一人》經由你編輯后出版。你認為在車禍之后，還有什么是他想要表達但未能表達的？從《局外人》到《第一人》，你認為加繆在創(chuàng)作的不同階段中，是否改變過自己的想法？

卡特琳娜：《第一人》是父親的新系列的第一部作品，這個系列的主題是“愛”。這本應是一部很長的小說，是他的《戰(zhàn)爭與和平》，這話是他自己說的，因為托爾斯泰是他非常崇敬的一位作家。

在上世紀30年代，很早期的時候，在他的筆記里，他就描述過自己的寫作計劃。讓人震驚的是，他后來的寫作與這個計劃非常貼近。對于他想要表達的和想要寫作的東西，他有著非常清晰的計劃。不過雖然如此，他還是對自己的作品和藝術作品常常抱有自我懷疑。

澎湃新聞：讀者們不僅關注到了加繆的作品，也關注到他的長相。有些人甚至將他稱為“最帥的男作家”，你認為加繆出眾的外表會影響人們對他作品的理解嗎？我有點好奇加繆本人私下是否也談論過這個問題。

卡特琳娜：他有一次在一篇訪談中開玩笑稱，自己是法國演員費南戴爾（Fernandel）、美國演員亨弗萊·鮑嘉（Humphrey Bogart）和日本武士的混雜。但他是開玩笑的。因為我認為，僅僅是活著已經很難了，因此，一個人的外表是非常次要的東西。

澎湃新聞：加繆有過許多情人，他和情人瑪利亞之間的信件也是由你編輯后出版的。你在讀這些信件的時候，是否會認為這是對你母親的不忠？你認為出版這些信件是否會將你父親的脆弱一面展現(xiàn)出來？

卡特琳娜：我母親是知道父親與瑪利亞之間的關系的，他確實沒有對我母親一人忠誠。母親絕對從中受到過傷害，但父親總是帶瑪利亞融入到我們的生活之中。我并不擔心將父親的脆弱一面展現(xiàn)出來：他作品中的力量正是來源于此，他總是承認自己的弱點。